《芳华》从投拍到推广，从改档到上映，在媒体上就一直呈现乱哄哄的状态。各种媒体表现是故意的、被迫的，无奈的、炒作的，叫好的、痛斥的……这部电影在媒体上一团乱麻的表现，源自于这部电影本身的一团乱麻。申明一下，我是自己花钱买票看的电影。
《芳华》让我想起很多往事。我从小学三、四年级起就开始上台演出，其实我唱歌、跳舞、打快板都不好。后来老师让我报幕，让我讲《水浒》故事。后来我学吹竹笛，很快超过所有师兄。高中时，我是校乐队第一笛子手，我不愿去，老师还得哄着我。我小时候没见过文艺女兵，只见过装束与文艺女兵差不多的中学红卫兵演出队。我到部队驻地表演过，印象最深的，一是白米饭随便吃，二是战士看演出很认真，哪怕只是我们这些毛孩子的演出。
1979年上半年，我还在劳改农场读初三。那时老师让我负责广播室，每天早上先播早新闻，然后播广播体操。课间播眼保健操，晚上再播新闻联播。这让我从那时起就脱离群众，不用和大家一起做操，一起自习，自己有个小办公室的钥匙。我记得很清楚，1979年3月的某一天清晨，我像平常一样独自来到广播室，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新闻转到大喇叭里。我听到很严肃的声音：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我那时不知道这场战争的意义，也没人告诉我。
2个月后的某一天，老师把我喊出教室，说我父亲的朋友要带我去上海，让我赶紧去宿舍收拾东西。那一天，我永远离开了劳改农场，至今再也没有回去过。那一天，我生平第一次坐上军用吉普车，跟着两个不认识的叔叔，驱车200多公里。途中还到宜兴善卷洞玩了一趟。然后我到了上海的亲戚家，进了上海的一所初中。2个月后考高中，我进了上海中学。我不知道那是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我父母当时还在劳改农场忙着平反，我在上海只能寄住在亲戚家。上海中学像我在劳改农场时的初中一样，是寄宿的。没有大人管，父母觉得让我在寄宿学校，他们可以放心些。
我说这一段是想说明，1979年，对于我个人是一个重大转折。同样，1979年对于我们国家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说是在1978年召开，实际上是在年底，真正的影响都从1979年开始呈现。电影《芳华》中，1979年也是重要的节点、转折点。影片里男女主角的命运在那一年发生了重大改变。此外还有大量的中国人像电影里的人物一样，像我一样，在那一年被彻底改变了命运。其中也包括这部电影的小说原著者、导演等。这成为我们理解这部电影的一个时代背景。
如果在1979年之前，中国的艺术家要表现一个故事，会有一套模式，后人称之为“脸谱化”、“高大全”等。对于那些艺术生命成熟期在1979年之前的艺术家来说，这很正常。对于艺术生命的成熟在1979年以后的艺术家来说，例如一些80后红人(姑且也把他们算作艺术家吧)，他们会把姚文元派到延安去整风，很可能也会把那场边境战争搬到诺曼底去，让刘峰变成米国大兵瑞恩的指导员。他们根本就没有那段经历，恶搞一下，甚至连恶搞的兴趣都没有，直接在“小时代”里倒灶，仿佛1979年以前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或者只把历史当成恶搞的素材。
然而，《芳华》的主创人员跨越了两个时代，虽然这电影的上映离1979年已38年，但是，在两个时代的碰撞日益频繁的今天，这些跨时代的创作者，既不能像1979年前的老艺术家那样坚定不改，又不能像80后位艺术家那样轻浮不恭，却能以亲历者加思想者的身份，貌似深刻地以个人回忆的方式再现历史，无意中将两个时代烙印统统带上，变成一团乱麻的源头。事实上，电影情节是否真实并不重要。说历史的人，目的都是说今天，更何况那是艺术创作。
《芳华》里显然有大量对改开之前的中国社会的否定。说实话都快40年了，那些否定毛泽东时代的观点、否定的角度、否定的手法，还是那么一成不变，还是我18岁时就已熟悉的味道。这些观点已经被批驳过无数次，但每次乔装打扮再出现，仍然被当成是宇宙新发现，一副思想发明家的厚脸皮，让人生厌。不得不说，否定前三十年的某些人，可能终老也不会再进步了。
然而，《芳华》里显然还有不少对1979年之前岁月的留恋和怀念。不管有人说是白花花的大腿胸脯，还是湿漉漉的澡堂、更衣室、游泳池，哪怕说它是冯小刚梦中的“大观园”，《芳华》的怀旧情结终归是很明显的。例如让何小婷恢复正常的那段夜幕下的疯子独舞，那场泣不成声、通宵达旦，让人觉得唐突的散伙饭等。影院里有人被感动，很正常，很可能就像我，看电影时，想起很多自己的往事。我不认为冯小刚的恋旧、怀念是虚假的感情。但这就形成了这部电影的麻烦——观念上是否定历史的陈词滥调，感情上却有对那段历史无法割舍的依恋，这是影片的内乱。再与社会上的外乱结合在一起，一小团乱麻就成了一大团乱麻。谁有所谓快刀呢?
举个例子。刘峰在海南被联防队员打，昔日文工团女战友路过，情急大骂：CNM，你们居然敢打伤残军人、战斗英雄!且不管情节是否真实，只是判断一下，冯小刚用这段台词的心态，是真情还是假意?我认为这是冯小刚真实的心情，它并没什么错。社会的确应该尊重军人，更何况是伤残军人、战斗英雄。但是，如果要嘲笑一个雷锋式的人物没有好下场，何必还要用资本家慷慨解囊的方式同情他、帮助他?甚至要求社会尊重他、回报他?如果说这个情节是为了体现新兴资产阶级的善良，反衬中国政府的冷漠，那么，面对现实中的确存在对伤残军人的冷漠，我们是否该问一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毛泽东时代遗留下的传统吗?难道不是“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反共思潮的结果?所以，用新兴资本家的视角去批判对共产党军队战斗英雄的冷漠，不觉得滑稽吗?连同影片最后旁白中对刘峰、何小婷普通、平淡生活的羡慕，虚伪与真实搅拌在一起，显示出创作者在影片内部留下的混乱。
我看到一些竭力夸赞这段情节的言论。夸赞者在别的地方一直是抹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为何在这里，他们变为同情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的角色?换句话说，当某些人昨天还在嘲笑、挖苦黄继光、邱少云，今天却在同情刘峰，你不觉得是拿错剧本了?他们是真的同情雷锋式的英雄，还是假装同情、别有所图、欲语还休呢?我相信，这种外部错乱，冯小刚本人也未必能搞清究竟为何会出现。当文工团院门口的毛主席画像变成了可口可乐的巨幅广告，冯小刚是拍手称快还是若有所失?
中共十八大以后，有一个观点已经广为人知，即“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而《芳华》中重要的1979年，恰恰在两个三十年的分割线上。当年令人羡慕的绿军装与喇叭裤、录音机、邓丽君一起出现时，当枯燥的排练与考大学、跨国婚姻都成为选项时，它究竟是属于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它们究竟是互相否定还是互相肯定?或者是互相无关?就像金庸笔下的老顽童周伯通自身左右手互搏，电影创作者乱了，观众也乱了，电影评论者更乱。虽然中央高层的声音是“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但是，有多少人同意、接受?或者说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同意、接受的往往都沉默不语，大声嚷嚷的大都是不真正同意的。当今天的中国对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争论不休的时候，电影《芳华》的内乱，与全社会的外乱结合在一起，最终变成了一场喋喋不休的撕扯，同时成为今天中国舆论圈的缩影。
对于《芳华》，赞美与批判意义都不大。如果社会不能形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历的共识，如果艺术工作者只是展现自己对各种流俗观念的附庸，对于这部电影的赞美与批判无非是其他所有领域的争吵转移了阵地，借着这部电影的话头，把所有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把曾经吵过的架再吵一边。曾经吵翻天的言论，没有结论的依然没有结论。否定前三十年的，没什么改变。否定后三十年的，也没什么新意。这个一团乱麻的电影，在一团乱麻的舆论中，热闹一阵后，终究会被忘记。
2017、12、24
【刘仰，察网专栏学者，著名作家、评论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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