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强兵”——这样的历史主题仍须继续
——今年“九一八”纪念日之所想
张志坤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延续，当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一脉相承，这里所谓的“一脉”，就是有那么一条历史主线贯穿始终，这条主线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赶上并屹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潮头，简单地形容就是“富国强兵”，这是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主题，依然也是今天中国的历史主题。
古代中国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在历史上的多数时候，中国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生产大国，用一种时髦的表达方式就是，GDP占全世界很大部分。这方面有许多具体的数据支撑，是国内外学者们对古代中国世界地位现代方式的一种考证。对此，大多数国人的感知是，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历史，基本上是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技术、文化输出的历史。这是建立在先进而强大生产能力上的必然结果，这使得中国不但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生产与财富源地，而且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制度与文化的源地。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吸收、融合了很多的外来文化，但主要的是输出，正是因为这种输出，所以中国才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居于世界东方文明中心的地位不动摇，没有人能替代中国在人类世界文明中心的位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生产与财富源地的地位每况愈下，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经济体系在西方工业生产面前不堪一击，一方面则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不能应对近代西方的文明体制，两者结合起来，中国的遭遇就是不但国穷民穷，且屡屡挨打，历史在下坡路上急遽下滑，直至到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
所以，历史研究都把1840年——1949年这百年间的历史主题定位于“救亡图存”，这完全是正确的。因为“救亡图存”，所以才先后发生了洋务运动、改良维新以及造反革命，才引进大量的西方思想与西方制度，才对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明做颠覆性改造与重塑。在这个长达百年的历史时期里，“富国强兵”不过是梦想，很少有人将其作为历史主题提出。
“富国强兵”真正开始其历史进程是在1949年以后。新中国建立，对内开展疾风暴雨般的建设，以只争朝夕和大跃进的精神去建设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与现代农业体系，对外走出国门，敢于在自己战略利益边界处同对手较量高低胜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许多严重失误，所付出的代价也很惊人，以至于很多人被这一阶段的历史浪潮所颠沛所吞噬，问题与情绪遗留至今，使一些人直到今天说起这段历史还咬牙切齿。但不管怎么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是战略实力与全球地位直线上升的历史，如果有谁从历史的九霄云外加以俯瞰，而不是计较算计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恩怨情仇与鸡虫得失，那么这个阶段最鲜明的历史主题就是“富国强兵”。
前面有“救亡图存”，后面接下来是“富国强兵”，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逻辑联系吗?
笔者以为，这是一个“二而一，一而二”的问题，二者同质而异表，只不过是一前一后、一低一高而已，“救亡图存”是前期铺垫，是“富国强兵”的前提与基础;而“富国强兵”则是“救亡图存”的高级发展阶段，是“救亡图存”所追求的目标和所要达成的任务。
现如今应该如何评价“救亡图存”与“富国强兵”目标实现与任务完成的情况呢?
应该说“救亡图存”基本上已经完成，现如今的中国并没有亡国灭种现实而直接的危险，但“富国强兵”只是部分地完成，甚至说才刚刚有个起步。就富国富民而言，现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与财政实力不可小觑，但如果因此就说已经是一个富国，恐怕还难堪其实，因为人均财力毕竟有限，建设与发展项目有时还捉襟见肘，至于富民，现在确实是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与此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更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相对贫困人口，所以任何公允的评价都是，中国富民之路道阻且长，任务依然艰巨;在“强兵”方面，众所周知，这是要用实际战果来说话、做实证的，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遂行了抗美援朝，之后又进行了抗美援越等斗争，“强兵”有了良好的起步与开端，遗憾只是仅此而已，后来远未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甚至可以说是浅尝辄止了。所以就总体而言，“富国强兵”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未来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这也就意味着，“救亡图存”只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还没有取得全过程的结果，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仍然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体现着一种历史的责任与延续，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共和国缔造者的远见与卓识。
既然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得出关于中国历史未来指向的结论来。
有关未来中国的道路应该指向何方，今后历史主题应该是什么，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一些中国人认为，中国须赶紧离开现有的政治道路，应该取道西方，向西方靠拢，实现西方化。他们认为，西方化是“根”，现代化是“表”，实现了西方化也就等于是实现了现代化;而没有实现西方化，即使中国在经济技术上怎样发达，不管GDP多大，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都难免于封建、专制、独裁、阴暗、落后诸般罪过。在这些人看来，前苏联显然不如菲律宾，这些人宁要菲律宾式的西方发展，宁要伊拉克式的政治框架与社会状态，也不要现如今中国这个样子，他们认为，中国建立自己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根本没有必要，而只要依托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体系，自己只搞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了，只需做“国际社会”的一个卒子或一个零件就乐不可支了。所以，从根本上说，他们事实上是全面否定中国近现代以来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完全不认可中华民族从1840年直到1949年间救亡图存的历史奋斗，他们认为把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赶走不是胜利而是莫大的悲哀。这些人也更彻底地否定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一切社会构建，在这些人看来，如果赫德的海关总税务司一直延续至今，美国的军事顾问一直把持中国的军队，这样的中国才像一个现代化中国的样子。所以，这些人坚定地认为，未来中国的历史的主题就是西化，这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而具体办法就是对现有的中国进行颠覆性的改造。
但是，笔者以为，不管上述这些人为他们的理论营造怎样华丽的逻辑关系，也不管这些人为他们的理论渲染出多么热闹的舆论围场，但事实上都缺乏起码的历史依据，或者干脆一点说，在历史事实面前不堪一击。事实上，从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任务完成的情况看，中国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是基本正确的，作为现代国家的共和国，其制度框架是基本合理的，因为如果道路不正确，就不可能完成救亡图存的任务，从而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如果基本制度框架不合理，中国就不可能有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大发展，就不可能有事实上长达60多年的历史上升期，而且预计今后还将持续地上升。所以，现如今中国的问题在于“政”而不在于“制”，就像柳宗元评价历史上秦朝那样，所失在“政”而不在于“制”，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也是这样。
现如今的中国不能搞历史颠覆、社会再造与制度重塑，而应该沿着现有的历史轨迹继续发展中国，在现有的基本制度框架内继续发展中国。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中国搞起来再折腾一番，出现这样的进程，那么将谁也无法把握和驾驭中国，其结果更是无法预知。这等于是把中国置于非常危险的地位，中华民族的发展有可能因此而中道崩殂。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国内“左”“右”两派最大的区别在于，“左”派瞄准的是“政”，而“右”所瞄准的是“制”，这才是当代中国政治的要害之所在。
所以，完成“富国强兵”的任务，这仍然是中国今后历史的主题。实现这一主题的具体办法就是推动国家的进一步现代化，既要进一步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现代化，使之具有强大的体系力量，也要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使之从农业社会经过短时期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过渡而达成现代模式的新型社会，从而在社会模式上同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看齐，也要实现治理现代化，在中国东方政治伦理及文化架构的基础上，通过对“政”的不断打扫与涤荡，完善并发展现有的政治制度，使现有的治理体系在未来臻于成熟。
一句话，中国的力量还在积累发展，这样的中国需要“善政”而并非另起炉灶，任何推到重来的想法和打算，都是不负责任的历史无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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