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时代，伟大的顶顶层设计！
曾飞
对于笔者《三大死结：高价楼市、经济依附、奴化教育》一文关于依附于美国是一个死结的论说，网友wuyaping818不赞同。他评论说：“列举事实而已，结论站不住，不可靠。这与你的狭隘有关。学习美国有什么错吗？关键是要学精髓，而不是表面。你一股脑的把人家好的也否掉了。为什么人家美国没有掠夺百姓？我们学习了就掠夺百姓了？深层的原因是什么？”不盲从，敢于独立思考，很好，当今的中国就缺这个。“学习美国有什么错吗？关键是要学精髓，而不是表面。你一股脑的把人家好的也否掉了”。很对，但美国好的绝对不是“没有掠夺百姓”，美国的霸权红利占GDP的60%，中国的GDP50%被美国掠夺。这不是掠夺百姓？难道世界的其他居民，包括中国居民都不算百姓?W兄的意思恐怕是没有掠夺美国本国的百姓。但这也不对。不掠夺本国百姓会有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吗?美国只不过是掠夺他国比掠夺本国百姓更加凶残而已。有时候也把掠夺别国的财富分一点来提高工资和稳定本国物价，那不过是为了“维稳”而已，并没有立地成佛，放弃剥削；没有剥削，就没有资本主义。
如今伟大的理论家说了，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简单劳动不值钱，无足轻重，是科技创造财富，所以没有剥削。可惜科技也是劳动，高级的劳动而已。然而科技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依然被资本剥夺，这难道不是剥削?请看一个实例，人们每天离不开的电视技术，由美国法恩斯沃斯在贝尔德机械电视发明的基础上研制出机电式彩色电视系统。按照西方理论家哈贝马斯的理论，法恩斯沃斯本该是个大富豪——他的“科技进步成了剩余价值的一种独立来源”，他理当拥有这些剩余价值而成为特大富翁。但事实是，他是个穷光蛋。他还是被资本盘剥得一光二尽。有关资料这样描述道：“当美国专利局终于认定法恩斯沃斯应该是电视的所有主要专利的持有者时，已经到了30年代后期，这对法恩斯沃斯已太迟了，他的资金差不多耗尽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逼近，联邦政府不久即宣布暂停发展电视工业。这样一来，不得不推延到1946年，电视才有可能合法地开始制造，到那时法恩斯沃斯的专利已超过了保护期限。法恩斯沃斯历经艰辛发明了电视，自己在个人收益上却一无所获。1969年7月，已近高龄的法恩斯沃斯与妻子埃尔玛在他们缅因州家中看电视，屏幕上正播放着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表面的实况。他平静地对妻子说道：‘你知道，为了今天，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不久后，费罗·法恩斯沃斯患了肺炎，于1971年6月去世。”电视机电系统发明者法恩斯沃斯不可能拥有理论上属于他的财富，对于他来讲只有被“高尚”了的一句辛酸的话语：“你知道，为了今天，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终于在穷困潦倒，贫病交加中死去。因此而暴富的却是那些垄断着这些“剩余价值”所有权的资本。这就是无情的现实——美国不可能没有掠夺百姓。
但这还不是主要话题，主要话题是美国“好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当年美国的当权者不肯依附英国，敢于拒绝按照英国的顶顶层设计来执行，而是专注于自主发展，结果很快就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重要的是“人家好的”、“人家的精髓”中国的某些执政者真的不敢学。
关于美国的这一点好，笔者在《林毅夫新结构主义与中美国新阶段》一文中已经详细描述了相关的论述：
十七世纪初期,英国人开始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殖民地。到了18世纪30年代，英国沿北美洲东岸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居民除英国移民和土著印第安人外,还有来自欧洲其它国家的人，以及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每个殖民地都由英国派来的总督统治。殖民地已经开发了大量的种植园，建立了纺织、炼铁、采矿等多种工业，经济比较繁荣。北美洲东岸的英属殖民地，都由宗主国英国委任总督管治。表面上各殖民地都设有自己的议会，由当地居民推选议员，但议员通过的法律必须由英国国会审批，才能正式生效。随着殖民地的不断开发，开始寻求独立发展，以减少对英国本土的依赖。然而，这却引起了英国当局的不满，因为英国当局希望北美殖民地能继续充当其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的市场，英国当局采取高压政策遏止殖民地经济的自由发展。自十七世纪中期始，英国政府在重商主义的政策引领下，颁布了一系列“航海法案”条款，用来管理殖民地事务。这一政策引起了北美殖民地自由革命风潮。最终爆发革命，诞生了美国。……
正当英国人为了维系其日不落帝国的霸权地位，表面上洋洋得意，实际上疲于奔命时，美国人把全副心思放在有利国计民生的研发和创新上。不到半世纪，产生了数量惊人的发明和专利，包括许多崭新的制造方法与生产流程-从1879年托马斯·爱迪生的白炽电灯泡、1894年尼古拉·特斯拉的交流电、1895年金·吉勒特的一次性剃刀、到1908年全世界首度量产的亨利·福特T型车等，在在都是物美价廉、改善生计的实用商品，而非抽象空泛的理论。结果，不但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崛起，更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富裕与繁荣。
同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学术界基础和实用性研究也做了重大投资。事实上，今天我们耳熟能祥的麻省理工学院、柏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许多的美国顶尖研究性大学，都是那段时间在联邦和州政府对研究经费的资助下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与成型的。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更为专注，先后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 和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加码对产、学界的研发创新提供每年近100亿美元的支援－绝大多数美国高等学府的理、工科研究生，不论本国或外国人，都是此类经费的受惠人。50多年来，二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繁多，包括微电子、互联网等有名、成功的商业化实例，成就辉煌，有目共睹，并早已成为其他国家政府资助研发所模拟的标准样板模式。
美国在研发创新上的另一巨大优势是其开放的移民政策，尤其是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前面提到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研究资助极为慷慨，对受惠研究生的国籍，也不分彼此。全球各地优秀的本科毕业生，相对本国节节高升的研究所教育费用，美国学府的一流水平和研究奖学金，往往成为不可抗拒的磁铁。再者，美国移民法鼓励高等人才的就业移民，只要雇主赞助，不难取得工作签证，若干年后可再转为通称绿卡的永久居留，楚才晋用，莫过于此。许多楚才在美国创业，前仆后继：上述尼古拉·特斯拉是塞尔维亚移民、英特尔的创办人安迪·葛洛夫来自匈牙利、谷歌共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出生于俄罗斯、雅虎的杨致远10岁才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类似的移民创业成功案例，多如过江之鲫，不胜繁举，对造就美国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和技术领先提供了难以衡量的价值。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尤其是美国人当年把全副心思放在有利国计民生的研发和创新上等历史经验更值得注意。中国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不独立自主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发展自己的科技，吸引科技人才（按：北京的沙暴和雾霾反而赶走了现有的国际人才），进行创新，大力投资高端工农业，夯实自己的经济实力，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富裕与繁荣，中国就会失去最宝贵的历史机会。作为执政的政治家或者为民族的兴起发力，成为民族的英雄，或者投靠美国谋取私利，成为遗臭万年的汉奸卖国贼。
中国的某些执政者学习了“人家的精髓”了吗？没有，反而是奴性十足地按照主子的命令行事。主子能为奴才“设计”出好的主意来让奴才超过他？美国是世界级的雷锋，专门利人毫不利己？不过如此想法确实符合中国官僚的逻辑，通俗讲就是广东商人的逻辑“自己能赚就好，不管别人赚去了多少”。按此逻辑，我们处于一个空前的“盛世”，一个“辉煌”的时代。
何以如今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呢？正是因为有了伟大的顶顶层设计。你信不？请看：
2011年12月01日，改革的智胆吴敬琏老先生宣称：“我们站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不仅要改革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改革的‘顶顶层设计’，确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重启改革议程”。
2013年3月25日四月网席亚洲《世行指导中国铁路改革报告原文近日曝光》：近日，一份发表于两年前的世行关于铁路改革的中文研究报告被广泛关注。舆论认为，近期两会推出的铁道部改革方案思路与该报告有高度重合。这份标注为2011年2月授权向公众发布的报告刊登在名为China Transport Topics No.02的卷宗里。《21世纪经济报道》曾报道过该报告（《世行支招铁路改革：铁道部并入大交通部》）。报告的作者是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
在数年前，《华尔街日报：让私有为中国铁路建设加速》就已经发出了指令：“为了吸引足够的民间投资，中国需要在铁路系统引进私有化。世界有50多个国家这么做了。就在上周，印度尼西亚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案，允许私营企业投资铁路，从而结束了国家对铁路的垄断。柬埔寨很快就将允许私营企业申请铁路运营特许权，以此让该国几近荒废的铁路系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铁路私有化的作法是行得通的。”
2012年01月1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孙春芳《世行支招铁路改革：铁道部并入大交通部》曰：近日，世界银行发布《铁路行业管理体制的三大支柱》专题论文，建议铁道部并入大交通运输部，成为这一大部下的国家铁路管理局，负责制定铁路政策和技术与安全法规。同时，铁道部作为所有铁路资产所有者的角色也应终止，新成立的铁路管理局将只有监管职能，作为企业的运营职能将剥离给一些铁路公司。这篇由世行驻华代表处的保罗·阿莫斯和理查德·布洛克撰写的报告，通过对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八个国家铁路行业的研究，发现这些铁路大国在铁路运行体制上的一些共同因素，并建议中国根据自身的特点借鉴上述国家的铁路运行体制，结束目前这种政企不分的状况。论文认为这八个国家的铁路管理体制具有一些共性的特征，包括：都有一个交通运输部，负责管理和制定统筹多种运输方式的综合交通运输政策；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规管职能与铁路服务的商业运营分离；无论民营国有，均普遍采取公司化治理结构来提供铁路服务；同时有多个服务提供商；客货运业务在部门或制度上分离。
2013年03月31日每经网《刘世锦：铁路改革成功前提在于外资投资者进入》：“第二届岭南论坛”于3月31日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发言，他在谈及本次铁道部政企分离改革时称，铁路方面改革的核心，是看外部的投资者能不能，愿意不愿意进入（按：最大的期盼就是华尔街垄断资本的进入并最后垄断路权），改革是否成功就看这个指标。
2013年3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的博客《高清组图:西安民众愤怒声讨铁路私有化卖国罪行》：3月23日，西安部分群众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铁路私有化愤慨。他们强调：“铁路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官僚买办的！强烈反对推行私有化、殖民化！”“坚决捍卫共和国宪法，开展全民保路爱国运动，粉碎美帝搞垮中国的罪恶阴谋，严惩汉奸卖国贼！”“卖国贼搞铁路私有化，公然践踏宪法是犯罪。”
什么是顶顶层设计？这就是。美国佬通过美国政客、专家或以《世行》等御用机构的名义发布“顶顶层设计”，中国代理人以“顶层设计”的具体方案执行之。中国人民呢？有权围观。但“理性爱国”就要做好本职工作，执行决定胜负。于是，中国进入了空前的盛世，出现了辉煌的时代：中国身家10亿美元富豪排名世界第一。其背后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更大的辉煌：“美国通过霸权红利所得，将近GDP的60%，中国通过霸权红利损失了GDP的50%”（《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之所以如此辉煌是因为双赢。然而，如果邓爷还在世的话，就会说，摸着石头过河，共同富裕嘛！也会有人说三赢不是更好吗？不可能。智者厉以宁说了：“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三赢也就是让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也富起来，这就破坏了“现在的状态”，双赢就泡汤了。所以郑必坚怒火中燃拍案而起：“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搞亡国之道的薄熙来当然必须绳之于法，让其死无葬身之地。因为这些都是可怕的“民粹主义”，会要了顶层和顶顶层的小命的，必须坚决反对。这就是“政治智慧”。
中国代理人真的要全面执行美国的中国铁路改革设计吗？当然要执行，因为它是顶顶层设计，它确认了改革路线，何况中国官僚的红利大大的。铁路私有化，华尔街通过自由贸易必然一步步垄断中国的路权，那就是“顶顶层设计”的最终归宿。如今全中国庞大的铁路资产才估值4.3万亿。为何如此低估？准备私有化贱卖呗！中国官僚自己能赚就好，不管美国佬赚去了多少。双赢嘛！精英的“改革开放”就是如此，把国民从国民党官僚资本没收得来了国有资产私有化了，贱卖了，那就是“改革红利”。中国于是有了一堆官富，改朝换代，有了新官僚资本；“开放”给了美国，于是有“中美国”的狼狈为奸。
有如此好事，中国代理人全面执行美国的顶顶层设计早就不会是什么“中国梦”了，而是不可以明说的铁的现实。
请看一二：
其一，中央国企改革。
2012年02月24日人民网《美国媒体：中国需要改革大型国企》：《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认为，世界银行在中国广受尊重，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则是直接为高层提供咨询的政府智囊，由这两个机构合作而写的报告相当具有权威性。据称，这份报告旨在影响即将上台的新一任领导层。这份名叫“中国2030”的报告指出，中国应该进行深度经济改革，削减大型国企的规模，让其按照商业公司的模式运转，否则，中国将有面临经济危机的危险。而类似经济危机在高度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中是有先例可循的。当巴西和墨西哥的发展达到一定收入水准之后，出现了经济学家称之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现象，即经济增长速度在没有太多预警的情况下突然放缓。而中国目前就面临这种可能。
2012年12月31日中国青年报《国资委：2013年制定深化国企改革意见》：“改革是我们可以用好的最大红利。国有企业经过多年改革，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很大变化，极大激发了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但改革仍处于过程之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很多，难度也越来越大。”在近日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如是说。……王勇认为，深化改革是中央企业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动力。他提到，2013年，中央企业要在如下方面推进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首先是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积极深化并不断完善中央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推进有条件的企业整体上市，继续利用好境内外股票市场、产权市场和债券市场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更多地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企业改制重组。
其二，GDP疯狂和幸福。
2012年《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司长：中国如何统计GDP》：1985年，我国统计部门建立了国家和省两级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制度。1993年，国家统计局正式取消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90年代初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在逐步向最新国际标准——联合国1993年SNA转换。
据国外媒体昨日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阿马蒂亚·森表示，幸福指数可对经济决策发挥重要作用。他说，“以美国当前的情况为例，该国GDP已停止下滑、开始增长……但只要失业状况继续恶化，很多美国人的生活仍岌岌可危。因此，我们必须减少对GDP的关注，转向其他对民众失业等困境更敏感的指标。”早在2006年7月，“幸福感”调查就在中国启动。今年8月的调查结果显示，以100分为满分，31.6%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幸福感在90分以上；认为幸福感在60-89分的被访者有61.1%；幸福感在60分以下的仅有7.3%。（编译/王进雨记者林晨音）
“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
2011年05月10日莱芜日报《全国294个城市幸福感指数调查 莱芜市排名第六》：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有关城市竞争力的报告称，在294个城市中，石家庄市居民幸福感排名第一，莱芜市位居第六，其余的分别是临沂、扬州、承德、滨州、鹤壁、包头、北京、新竹等地。这是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首次尝试对294个城市进行“幸福感指数”的调查和排名。
2012年11月15日《“你幸福吗”调查神回复集锦》：双节期间，央视推出了特别调查节目。记者们走向街头巷尾，用同样的问题向人们发问——“你幸福吗?你认为幸福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千差万别，有人坦承有人犹疑，甚至出现了诸如“我姓曾”这样的“神回复”，一时间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2013年03月29日《李克强：稳中求进的“进”不是片面追求GDP》：李克强总理在上海召开的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指出，稳中求进，稳是基础，但这就和骑自行车一样，老在原地打转转是稳不住的，还要往前进，进快进慢都要进，进才能稳得住，这个进不是要片面追求GDP增长，而是要考虑经济的整体素质，通过依靠改革推进转型。
其三，军队国家化。
2009年9月9日《美国媒体：中国军队又有大动作！》：近期有关中共军队改革的风声，越刮越响，各类媒体议论纷纷，众多网民加入战围，最后是新登台的国防部网站也要发表总部负责人谈话澄清。事实上，中共军队的改革不仅势在必行，且已摆上议事日程，只是大方案仍未到拍板阶段，要分阶段而行。过去十来年间，中共军事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但中共军队的改革，一直在争论之中。所谓军事改革，主要是指军队的管理方法、作训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是在现有大框架下规模不等的调整。而中共军队的改革，则涉及到军队的性质、军队体制、军事机构的设置、指挥体系的变更等等，十多年来争论激烈。最尖锐的争论，就是军队是否要由中共党的“解放军”变为国家的“国防军”？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对中国军队国家化的一个体察》：围绕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中国“军队国家化”最近成了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海外，有人认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是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最主要障碍。因此，中国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军队的国家化。……在中国，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本质还是文人政府对军队的控制。自九十年代以来，在加强文人政府控制军队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具有数十年的军事生涯，和军队具有一种有机关系。他们在世时，人们并不担心文人政府对军队的领导。但在老一代革命家过去之后，中国的文人政府仍然有能力掌控对军队的领导权吗？这是外界一直所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针对新的情况，中国领导层在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对军队的领导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实行党的总书记也同时是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三合一”制度。同时，军人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中间开始淡出。在政治局常委层面，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军人的面孔。随着军人职业化建设的推进，军人的政治色彩实际上已经大大减低。在法律层面，九十年代后期通过了《国防法》。这个法律的政治意义就是把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法律化，从而为“依法治军”提供了法律根据。
2013年03月14日李奉先《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究竟有何重大区别？》：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早在去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一中全会决定习近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与今日将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有何不同？两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前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其主要职能是直接领导全国武装力量。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军队中党的组织体制和机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作出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则是国家机构之一，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宪法》规定，全国人大选举中央军委主席，同时根据中央军委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委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而全国人大也有权罢免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央军委其他组成人员。中央军委主席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负责。1982年制定的宪法，即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委员若干人组成，实行主席负责制。设立国家军委，是中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体制和军队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浦兴祖教授解释说，之所以设立国家军委，是考虑到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构成，是国家权力的后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军队、警察等保障，国家权力和法律才有强制力”。而中共中央军委则体现着军队是由中共缔造并直接指挥。
2009年05月07日《解放军报：为什么要坚决抵制“军队国家化”》：敌对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对我鼓噪“军队国家化”，既没有理论支撑，也没有社会基础，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其根本目的就是企图在我党与军队的关系上打开缺口，挑动军队脱离党的领导，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军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从根本上搞垮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
2013年03月05日《中国国防经费增10.7％ 维稳经费增8.7％》：中国政府于3月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国防预算较去年增长10.7％，达7406亿元。用于维持国内治安等的公共安全预算较去年增长8.7％，“维稳经费”将达7690亿元。（按：2013年中国的维稳经费超过国防预算284亿元）
1983年4月5日，以维护境内社会治安为主要职责的武装警察部队建立。新华网北京7月25日电（李宣良、张汨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简称武警部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1995年3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规定武警部队属于国务院编制序列，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实行统一领导管理与分级指挥相结合的体制。——在高达7690亿元维稳经费的养育下，国家军队，职业化的常备军正在暗中成长。而马克思主张“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旧的国家机器”特指官僚政治下的官僚制和常备军。官僚制与普选制相对立；常备军制与全民武装相排斥。
其四，打击重庆共同富裕模式，南方系组阁，全面推行广东两极分化模式。
2011年09月19日重庆日报《基辛格再访重庆心受震撼 与重庆定下"百岁约定"》：基辛格分别在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光国、市政协主席邢元敏等陪同下参观考察，对重庆的印象可以用“震撼”来形容。他不仅称重庆是“一个奇迹般变化的地方”，给予重庆公租房建设、“唱读讲传”活动以很高的评价，而且还说“在重庆我看到了新的发展理念”，“当年上海浦东的成功将复制到重庆”。
2012年3月19日四月网基辛格秘密报告《可怕的重庆模式，中美新世纪对决》：基辛格《可怕的重庆模式，中美新世纪对决》的秘密报告指出，中美军事冲突最不可把握，但是美国需要打击可怕中国执政当局期待的国有化与重庆模式，我们不能保证西方人民用选票选举一个共产党上台，因为他们厌恶贪婪的华尔街资本家们，这将掀起发展中国家的效仿，但无疑我们可以动用在中国的资源，悄悄地配合国际打击重庆模式。……中国执政当局总把美国当傻子，以为一个妩媚的南方系足够可以让我们放心中国不会挑战美国利益，虽然我感觉中国的传统侵略性不强，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侵蚀，扶持的媒体人、律师、艺术家、作家、部分企业家、投资家、贪婪的权力者，他们都不发挥一下作用，恐怕他们未来就没有机会。为了美国利益，他们必须站起来，至于他们的利益，我们可以照顾，但是要保护美国利益为先，中国人的缺陷就是内斗内行，没有多少人知道，打击重庆，是我们的战略，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军事冲突是危险的，但是无疑中国上层的团结，重庆模式是可怕的。
2012年09月28日新华网《薄熙来被开除党籍、公职 称其与多名女性有染》：新华网北京9月28日电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1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对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王立军事件）调查和对薄谷开来（薄熙来之妻）涉嫌投毒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案件复查情况的汇报。鉴于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件中的错误和责任，且在上述两起案件（事件）调查和复查过程中还发现了薄熙来的其他违纪线索，中央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由中央纪委对其立案检查。——由王立军和薄谷开来而遭到株连，推行重庆模式的薄熙来锒铛入狱，美国基辛格顶顶层设计被执行。
2012年03月22日共识网《肖滨：重庆模式没有广东模式有生命力》：本报专访了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肖滨长期在广东从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他指出，距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还有一年多时间，关于两种模式的争论，不仅为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埋下伏笔，也将影响中共高层对下一步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和确立，为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节奏的调整提供选择空间。肖滨不排除短期内重庆模式可能会因为特殊或暂时原因占据上风，但他对广东模式持有更坚定的信心：“这是更能体现市场经济逻辑的发展模式，长远来看，无疑更具有生命力”。
2012年10月17日网易《萧功秦：从薄熙来事件到中国的再改革》：2012年5月，萧功秦拜访纽约，再度阐述了他对重庆模式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把重庆模式与薄熙来事件作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薄熙来下台前，在重庆老百姓中有相当的支持度，萧功秦指出，薄熙来出事，重庆人感情上觉得薄熙来仍是不错的，一方面，薄熙来用特立独行的方式把重庆搞大，另一方面，薄熙来与刑事犯罪事件又有不可否认的关联，所以重庆普罗大众也陷入两难。说实在话，薄熙来未必真要搞文革那一套，说他掌了权就一定会有计划地搞“文革复辟”，那是言过其实，人们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实际上也是薄熙来所信赖的极左派如张宏良、孔庆东造势有关。但问题的关键是，薄熙来一旦得势，他在未来越来越左的可能性会很高，这是因为，首先，他已经习惯了用“左”的手段借力发力，习惯用左的民粹主义方式来提升人气，获得更大权力，从大搞广场式的形式主义的唱红就可以看出来，看到过他手持小红旗在主席台是挥舞的相片的中老年人，会立即想起文革当时的景象。（注：萧功秦，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预测”专家）
2012年11月08日财经网《张德江：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重庆模式》：张德江：“第一，薄熙来什么时间审判，我不知道，这是司法问题，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第二，重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第三，所谓的重庆模式，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重庆模式。”
2013年03月17日新华网《新华社刊文介绍新任国务院副总理及国务委员》：新华网北京3月17日电 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6日根据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提名，决定了4位副总理，他们分别是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
2013年03月15日新华社《两会授权发布：国务院总理简历》：[摘要]李克强，2005－2007年,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2013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副书记。
2013年03月17日新华社《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简历》：[摘要]张高丽，2000－2001年，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洋2005－2006年，重庆市委书记，2007－2012，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马凯，2003－2008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按：南方系组阁，广东模式占据上风）
2013年03月网上广为流传《主席是虚职 总理行实权》：在我国，国家主席无实质、独立的权力，是“虚位”国家元首。而国务院总理是国务院，也就是中央政府的最高首脑。
2013年4月04日余罘《关注民意：网民对两任总理的表态》：本人经常上网，喜欢阅读时政类的信息和文章，发现网民对近几届的大管家多有微词，嘲笑般引述他们的“经典语言”，并送一些外号。不能确定是否有偏见，不予引述，但可以肯定于国于民决非福音，会影响形成民族凝聚力。此外，通过某网站，我特别注意到，在一些报道或文章后面的“顶”和“踩”，应该是民意的真实表达：
新华头条：《求是》刊发温家宝文章 总结十年经验 取得巨大成绩 来源： 新华网 时间：2013年2月01日
顶：7（1%）；踩：641（99%）
温家宝讲话：2012取得重大成就 2013充满希望的春天正走来（全） 来源： 央视网 时间：2013年2月08日
顶：6（2%）；踩：378（98%）
李克强总理记者会全程实录 来源： 新华网 时间：2013年3月17日
顶：4（4%）；踩：99（96%）
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 来源：新华网 时间：2013年3月17日
顶：4（4%）；踩：110（96%）
中国的民心向背可见一斑。
其五，美国科技创新，中国城镇化。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断言：美国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镇化，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员。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提出经济全球化的观点。他还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独家专访。记者：有人说中国城镇化和美国高科技将会是21世纪全球经济的“两大引擎”。请问，您认为中国新一轮城镇化进程有哪些特点？保尔森：中国成功的城镇化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实现城镇化进程中可持续的经济繁荣具有巨大的意义。
2012年12月11日《厉以宁点题新城镇化：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提要]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三部分构成。中国不能学西欧，走反城市化道路；最重要的是推进土地确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三权三证。即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农民在宅基地上所盖的房屋的房产权，然后给三权发证。厉以宁是李克强在北大念博士时的导师，此番点题，可谓意味深长。
2013年01月09日人民日报《林毅夫：城镇化，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林毅夫：好的城镇化进程，首先要有就业，而且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就业。这一发展方式就是最近我在《新结构经济学》里面所讲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2012年10月26日《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重大战略选择》：李克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大战略、大问题。
2013年03月07日国际在线《韩媒：李克强“新城镇化”政策是中国两会核心热点》：国际在线专稿：据韩国《亚洲经济》3月6日报道，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发展面临城市病等问题，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提出的“新城镇化”政策是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中国“两会”的核心热点之一。
其六，发展中国家教育筛选论。
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Hypothesis)筛选假设理论简称筛选理论，又叫做文凭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和罗伯特·索洛(RobertMertonSolow）等。他们指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扩展并未加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使受教育者大量失业，这说明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能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教育的作用主要不在于提高人的认知水平，而是对具有不同能力的人进行筛选。
“据不完全统计，拥有北大教育背景（曾在北大就读的本科生、研究生等）、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57人，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5月25日，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0中国亿万富豪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在上榜的亿万富豪中，北京大学造就和培养的亿万富豪人数最多，高达63人，雄居“2010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榜首，是我国“造富能力”最强的大学。”（6月2日2010年06月03日新华网《培养富豪和高官最多是北大的荣耀吗》）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教授说：中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相比之下太轻松了，我们总是说，中国的孩子为了高考受了多少苦，其实，在美国一些著名的中学里，高中的学习同样是很苦的。我的孩子上中学的时候，也经常学到半夜。在美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加大学习的任务。到了大学时是最苦的，所有的精英教育全都必须是吃苦的。而中国的孩子到了大学，却一下子放松下来了。他们放松的4年，恰好是美国大学生最勤奋的4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所以，美国的高科技人才一直是世界最多的。我们国内的一些重点大学很难让人感受到哈佛那样的学习气氛和探究氛围，到了哈佛，你才知道真正的精英并不是天才，都是要付出更多努力的人。……很多学者用金字塔来形容中美学生的学习能力。差别在于，中国孩子的学习能力是正金字塔，年纪越大学习的空间越小。而美国学生的学习是倒金字塔，他们学会的是持续学习的能力。中国学生的学习动力，还有大学的严进宽出的教育体制，都让他们觉得上大学是无比轻松的一件事情。从自身到外在都没有敦促他们学习的力量，于是，放松成为一种普遍的状态，都在讨回他们前12年被克扣的休闲时间，尽情地休闲。中国学生是刻苦学习12年，到大学休闲。美国学生是“休闲”12年，大学开始刻苦学习，玩命的学。这是走向社会前，最有价值的黄金学习阶段，这4年，他们在本领与情商的提高上会有质的飞跃。（李尚利《谁该为“北大校长糟蹋美国教育”平反？》）
这很明显地体现出了中美教育的差别。中国通过资源不公平的基础教育、分数主义和文凭主义，实现了“精英筛选”，被选入高校，特别是名校的学生，在筛选中过关了，当然要松口气。他们当中国的精英或者被送往美国培养成美国所需要的高端人才已经不可逆转，中国教育以此实现了“出人头地”和“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格言，出色地实现了精英层与贱民层分离的筛选功能。而美国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比较放松，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符合人格成长的规律性，最后通过高等教育的剧烈竞争和严格训练产生有专长的劳动力，或者各种（不只是当官一种）专门人才，资本需要高智慧的，有专门技能的劳动力，包括能为他们管理企业的高管、科技开发人才和治理国家的官员（他们也是资本的雇员，并不是真正的主人）。——他们贯彻一种双重标准的教育理论：发达国家教育促进科技创新，发展中国家教育进行人力的筛选。中国的重点学校也就成了美国高校的预备学校，每年为美国筛选一大批适宜继续培养的后备人才，用中国百姓的钱为美国培养高端人才做贡献。就这样来适应“美国高科技和中国城镇化”的战略设计：中国永久地为美国打工。
这些只是美国顶顶层设计，中国执行的诺干实例而已。其余的网友们和官僚们都心知肚明。可悲的是和当年美国反抗英国的顶顶层设计不同，中国早已被美国霸主及其顶顶层设计玩弄于股掌之中了。
中国许多官员为何心甘情愿地追随美国，乖乖地执行美国的顶顶层设计而出卖中国呢？就因为这些官员私欲无法遏制，为政不清明，为利而无良无耻。可怜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古时候开明的君主如晋文公，还知道常把介子推“勤政清明复清明”的血书袖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佑铭，而勤政清明，励精图治，努力把国家治理好。如今一个号称人民中国的某些执政者，难道连古代的介子推和晋文公都不如吗？实在令人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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