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正让位于一个新的生命科学
作者：乔纳森·莱瑟姆博士；翻译：晴朗的美，jrry86
https://www.independentsciencenews.org/health/genetics-is-giving-way-to-a-new-science-of-life/
要检验你对生命世界的了解只需要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所有生命体中都存在的生物分子是什么?如果你的答案是“DNA”，那你就错了。不过这个错误可以原谅，标准的以英语教学的生物学将DNA(脱氧核糖核酸)塑造成了生命的主要分子，协调并控制了大多数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生命功能。这种主要分子的概念很普遍，它貌似有理，而每所大学和高中都是这么教的。但这是错误的，DNA不是主要控制者，它甚至不是生物学的中心。反而，科学压倒性地显示生命是自我组织的，因此综合所有信息，生物学需要来一次彻底的典范转移(译注：典范转移指在科学范畴里，在基本理论上对根本假设作出改变)。
DNA的神话
一些备受尊敬的科学家也强势宣称DNA的能力。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凯利·穆利斯的自传中，他将之称为“分子之王”和“至大者”。也许他读过一本科普书“DNA：生命的秘密”，该书宣称“DNA是解开生命体终极本质的钥匙”。其作者很知名，即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DNA结构的发现者之一。甚至一些研究院也对DNA持有强烈的立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网站上就宣称“基因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所有一切的核心”。
而我拥有的那版“生命的秘密”的封底人物则是埃里克·兰德。兰德是现代人类基因学背后的最强大脑，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院的院长，在他的简介中，兰德为“生命的秘密”这个比喻背书。而在封底上他的正下方，则是基因学教授玛丽-克莱尔·金，她写道：“这是关于DNA的故事，因此也是关于生命、性、金钱、药物以及尚未明了的秘密的故事。”按照金教授的说法，DNA是生命。
沃森对基因的看法也占据了教育领域。我们拥有的1997年版美国高中标准生物课本“生命”所阐述的生物学，整个都是围绕着DNA的，因而赋予了其生命核心的生化地位。
与此同时，国立卫生院的长期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则出版了一些畅销著作，诸如“生命的语言”和“上帝的语言”。所以一点也不奇怪，DNA是个主要分子、这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观点之一。
一些生物学家会说这些观点太偏激，不具有代表性。确实如此，本文也将部分解释为什么关于DNA的极端观点会占据公众话语，但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将几乎所有生物学家对DNA的描述、与他们对其它生物分子的狭隘的科学视角，来作一个比较。人类的存在也取决于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RNA(核糖核酸)，但是却没有人会说“它是我的蛋白质”。然而这就是问题所在：说某个东西“存在于我的DNA中”是否在科学上就比较不荒谬呢? 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DNA有任何权力处于掌控地位么?或者处于生物体系的中心么?
答案就是，DNA不是沃森、兰德和柯林斯所宣称的那些东西，甚至连生物学家所持有的对生命的既标准又有细微差异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有很多方法可以证明这点，但主要是由一个曾经几乎默默无闻而如今崭露头角的新的生命科学所证实的。这个新科学以富有成效的新方法解释了生命体的特征，而这是以DNA为中心的、遗传决定论者和生物学所没做到的，也无法做到的。DNA不是上帝的语言，它甚至不是生物学的语言。
生物体是个系统
DNA不是生物控制者的证据首先就是：生物体是复杂的系统。在生物学之外，当我们考虑任何复杂的体系（例如气候、计算机或经济）时，我们通常不会问出是否某个组成部分比所有其它组分更优先这样的问题。我们会认为很明显的是，复杂系统由许多子系统构成，每一个都是更大的整体所必需的。每个子系统都有其特定的位置，但是没有一个子系统在因果关系上具有特权级别。
对生命体来说是一样的。在一个生物个体的生理水平上，我们不会赋予心脏、肝脏、皮肤或大脑一个排他性的或特殊的因果作用，因为身体是一个系统，所有部分都是必需的。
在较小一级的器官这个生物标度上也是如此，不同的细胞类型维持、运作、修复自身和彼此。类似的，在细胞水平上，人人都会认为细胞器以及其它分子结构是相互作用的、而不是作为整体的独立的部分。
但是在大分子水平上却发生了稀奇古怪的事情，生物学家完全摒弃了系统思维。相反，我们推崇著名的生物学中心法则，即DNA制造RNA进而制造蛋白质（克里克，1970），这公式创造了一个以DNA为起点的起源故事。
但是这个法则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所谓的“中心”。如果器官是一个系统，那么就不存在中心。第二个错误是，上述路径事实上是不正确的。这个路径应该是个闭合环，因为DNA不可能来自虚无：制造每个DNA分子都需要蛋白质、RNA和DNA。更广义地说，如果没有完整的细胞，DNA就不能合成，这就像合成任何RNA或蛋白质也都需要完整的细胞一样。
如果我们想要表达得更准确一些，我们可以说需要一个完整的器官来产生每一个这些成分。可即使这种说法也是不全面的，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实际上需要的是一个生态系统，而对人类来说，还包括了肠道菌群和食品供应。所以中心法则的完整公式应该是一个嵌入网络中的环路。但是每年给数以百万计的学生传授中心法则时，却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知识路径。它首先将环路断开、其次将中心法则放在起始位置，从而武断地将中心法则置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因此中心法则仅仅是通过任意划定边界而形成的一种表象，它并不是生物学本质。
遗传学家、有时还有其他生物学家使得这种线性解释看上去貌似有理，当然不是通过实验(因为他们的实验结果与之矛盾)，而是在提及DNA的言论中使用高度主动的动词。按照他们的说法，DNA“控制”、“主导”和“调控”细胞过程，同时还常常使用“表达”这类名词来把各种功能归功于DNA。因此生物学家赋予DNA以主动性和随心所欲的超级能力，最终这导致了循环论证，DNA控制了胚胎生长或生物体健康，因为基因表达了它们自身。证毕。
但是并没有特定的科学证明DNA起到了那些词语所暗示的主导作用。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例如，最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细胞的很多蛋白质组分受转录变异的影响不大，这正在成为共识”，即免受基因直接的定量的影响(奇克等，2016)。这种缓冲作用被许多试验完美地证明，其中的一个演示了细菌的生理节律可以在缺失任何DNA的情况下，仅仅通过在试管中混合三种蛋白质而被重现，这个节律维持了三天，甚至是在温度变化的情况下(中岛等，2005)。
自然而然的，任何用来描述DNA的词语都必然应该是比喻性的，也只会是有限度的准确，但是诸如“主导”和“控制”这类词语则文学性的虚构了DNA的属性(诺伯，2003)。一个更精确的对DNA的比喻应该是将它与国会图书馆相比拟，因为细胞主要把DNA当成信息仓库。想想看，生物学家可以使用更中性的像“使用”这样的动词，例如“细胞使用DNA来创造蛋白质”。如果是这样的话，DNA将会是处于完全不同的状态(译注：而不是像目前这样被神化)，只有那些图书管理员才会穿着写有“它存在于我的DNA中”的体恤。
如果我们抛弃那些狂热的比喻和中心法则，就会出现一个更准确的思考生物学的方式。如果不论尺度大小，每一个分子和每一个子系统都能限制和增强其它部分，那么就没有必要推定有一个中央控制者。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合理的反馈系统和新生特性的复杂互动模式，来取代以DNA为中心的模式，而DNA库则只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模式中，RNA仅仅是制造蛋白质必要的输入之一，而DNA则仅仅是制造RNA必要的输入之一，等等。与中心法则不一样的是，这种见解与已知的生物学事实相符。
这样一来，由中心法则和生物学教科书所包装出来的公式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它们就是微生物学家卡尔·沃瑟所说的“还原论原教旨主义”的一个经典例子。还原论原教旨主义与简单的还原论不一样，后者是一个有效的科学方法，前者则是主观地倾向于简单化的解释，而不顾有证据较好地支持更具完整性的解释。具体到生物学的情况，就是人为赋予DNA以超级能力，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生物活性，而实际上更好的解释是接受很多生化过程具有多种原因和促成因素。牛津生理学家丹尼斯·诺伯把这种谬误描述为赋予DNA以“因果关系上的特权级别”。
如果不是DNA的话，那么存在“生命的分子”么?
许多感染植物的病毒没有DNA，它们的生命周期是以蛋白质为基础的，它们用RNA作为遗传物质。
还有一些称作类病毒的植物病原体，它们没有DNA和蛋白质。类病毒完全是由非编码的RNA构成。因此生命可以以不需要DNA或蛋白质的形式而存在，但是没有一个生命形式缺少RNA。
因此，开头提到的那个“哪种生物分子是所有生命体都拥有的”问题的答案是RNA。RNA是核糖核酸的缩写，有很多理由使之成为比DNA更合适的通用生物分子的代表。
RNA和DNA在化学上很相似，甚至连科学家都会把它们搞混淆，但是它们之间不大的的化学区别却带来了很不一样的性质。RNA结构上很灵活(易弯曲)，而DNA则是高度不可变;RNA不稳定，具有化学活性，而DNA则是高度惰性。一个关键的区别是细胞对它们的四个碱基所能做的化学修饰的数目。对于DNA(其碱基是A，C，G和T)，大多数细胞中只可能有两种化学修饰，这些修饰被称为甲基化和乙酰化，这两种修饰改变了DNA碱基的性质，它们是时髦的表观遗传学的主要基础。
RNA也有四个碱基(A，C，G和U)，但是细胞可以对它们做上百个类似的化学修饰。这些修饰的作用基本上还是个谜，但据信它们可以帮助RNA执行它的很多细胞任务。
RNA也被误解了，在一个典型的人类细胞中，只有少于1%的RNA制造蛋白质，剩下的99%具有大量不同的结构、调控和酶促功能。但是大多数生物学家可能是中心法则的信徒，他们认为RNA只是DNA和蛋白质之间的中介。只是到近期，RNA才从DNA的阴影下浮现出来，成为一个极为有意思的分子。
对这些分子差别的深度阐释是，RNA在DNA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RNA甚至可能比细胞的出现还要早，它非常古老。结果，它深深地从结构上融入生命体系中，很难研究。因此我们对RNA反而知之不多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与DNA不同，RNA对细胞的功能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随意愿而有选择地移除(译注：指难以有选择地将RNA从系统中独立出来加以研究）。
因此，为了符合当前对进化的认知，我们应该颠覆标准的教学内容，主张对待DNA的正确方式是：它只是RNA的一个特殊形式。DNA进化出结构刚性和化学惰性，以使自身成为更保守的图书馆员，来安全地储存遗传信息。
因此，随着进化演变，DNA被选择成为更好的图书馆员(这个图书馆的比喻是由科林·塔奇在他的大作《为什么DNA并不自私而人们则很善良》中首先提出的);而蛋白质是化学反应的超级催化剂;但是RNA更可能是生命真正的赖以形成的生物分子。然而RNA并不比DNA更能成为一个控制者。
围绕DNA而构建生物学的常见的一个理由，是由教科书《生命》的作者提出来的，即DNA被认为在进化理论中起着作用。但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这种解释是高度可疑的，这两个原因都是对进化理论的普遍误解的范例，其中一个误解是夸大了达尔文理论的重要性，而另一个则是再次给予DNA不应有的信誉。
第一个误解是假定进化理论是对生命的一个阐释。但是生命在达尔文进化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而且就我们目前所知，它的某些基本形式(细胞、蛋白质、能量代谢)也是在DNA变成遗传分子之前很久就出现了(卡特，2016)。这种差别是很重要的，例如在一本关于“生命”的教科书中，理应将生命的起源与生命的维系区分开来，这样才能避免对达尔文理论阐述的内容作出无所助益的夸张(即混淆);但是“生命”这本教科书却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它只是反映出了大多数生物学家的误解。
第二，感谢复杂体系具有新生特性和自我组织特性这个事实(译注：新生特性是个专有名词，意指多个组分结合形成完整的系统时，出现了各组分单独存在时所不具有的特点和性质，举个例子以帮助理解：心脏细胞独立存在时不具有泵血功能，但很多心脏细胞组合在一起形成心脏后，则具有了这一功能)，在达尔文之前细胞生命和代谢就出现了(例如考夫曼，1993;卡特，2016)。而当DNA出现在这些体系中，则使得达尔文进化加速，但它并没有根除新生特性和自我组织特性。相反，它与它们结合在一起，并帮助产生新的特性，这意味着这些特性是对大部分生物学最可能的解释。“自我组织这个特性推崇那些被自然选择所摒弃掉的”，这就是巴滕和他的同事们对标准的进化理论之外的替代理论所作的别出心裁的总结，而标准的进化理论则基本上是僵化的遗传决定论(巴滕等，2008)。
新生特性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蛋白质的折叠。DNA编码了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的线性次序，但是每个蛋白质都具有一个（或者通常是多个）高度复杂的三维形态（曼森等，1996），这些形态、以及电荷和溶解度基本决定了蛋白质的性质。通常会习惯性地、但也是懒惰地假定DNA包含了形成蛋白质所需要的所有信息，然而这是错误的。所有蛋白质的形态还取决于多种来源的信息的整合，这些来源包括温度、其它细胞内分子如水和矿物离子、pH值、能量分子如ATP、称为辅基的蛋白质折叠辅助物等等。除此之外，许多蛋白质具有的功能（例如作为分子通道或分子泵），只有在较高结构水平才能形成，例如在其它蛋白质存在的情况下。
因此，DNA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决定蛋白质和它们的功能。你可以忽略所有这些非基因贡献而把蛋白质或一个过程(或整个生物体)的所有性质归功于DNA，大多数科学家都这样做，但这是一个超级决定论者的立场，它把新生特性(例如蛋白质折叠)，完全摒弃在生命运行之外，这仍然是赋予了DNA它所不具备的超级能力。
新生特性还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了为什么DNA与进化之间的关系要比通常所描述的脆弱得多。剑桥大学的帕特里克·贝特森的视角就不是新生特性，而是动物行为，他对进化的解释比大多数人都准确，他写道：“完整生物体的生存和繁殖具有差异，胜者携带了其基因型。这就是达尔文进化的发动机。”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查尔斯·达尔文甚至还不知道DNA的存在就发明了进化论，因为即使是为了进化，DNA也不是“至大者”，但是生物学家的标准做法却是传授：对于进化来说，DNA比任何其它生命体的组分更重要。
解释基因中心生物学
当多萝西旅行到翡翠城的时候，她发现奥兹国的魔法师(译注：美国童话书)仅是一个“普通人”，他没有魔力，不能帮助她的朋友们。但是在假象后面至少还存在一些东西，对DNA来说，这也是一样的。
大多数细胞内分子是具有高度活性和瞬息万变的化学物质，这意味着它们很难被提取出来，因此也难以研究，对RNA和蛋白质来说也是如此。
但是在生物学中，DNA则是更加切实可行的介入点，它稳定而坚固，足够简单，能够可重复地被分离出来，并能精确复制。只要经过一小时的训练，高中生都可以做到，再经过多一点的训练，DNA就可被修改，甚至在某些物种中，可被取代。因此需要对车库内操弄DNA保持警惕(译注：意指要警惕业余生物学家在自家车库内对DNA进行不怀好意的操作)。
一言以蔽之，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对基因调控网络的理解远远超出我们对生物学其它范畴的理解，就是因为DNA是生物学这棵树上悬挂着的较低的果实。
围绕DNA的科学异议
据说数学生物学家罗伯特·罗森说过：“通过新陈代谢、复制和修复，人体的组成物质大约每8个星期完全更新一次。然而，你还是你——拥有你所有的记忆，你的个性。。。如果科学坚持追逐基本粒子，那么属于你的这些将跟随它们直接穿过一个生物体，而完全错过这个生物体。”实际上，检查任何多细胞生物，隐藏在其相对平静的表面之下的是循环系统、蠕动的胃、淋巴系统、电脉冲、生物分子器官等等。
这些系统使生物体的每一部分不断运动、收缩、扭曲、振动、拉紧和生长。归根到底，定义生命体的是它们动态的和有生气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想知道一个生物体在法律意义上是否死亡时，我们不检查它的DNA，而是测它的心跳或大脑功能。生命的特性需要有生气的组分，如RNA和蛋白质。
然而，生物学家却奇怪地相中了DNA这个细胞的组成部分，并主要围绕着DNA来构建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回想一下玛丽 - 克莱尔·金的《DNA就是生命》)，而它可能是对生命的动态本质最不具备代表性的。
因此，生物学中有一些持不同意见者。有的很著名，也有的默默无闻。他们都曾怀疑过，生物学比我们目前基于DNA的架构所能创造的空间更加复杂有趣(例如，考夫曼，1993;斯特罗曼，1997;罗斯，1999;沃斯，2004;安妮拉和贝弗斯托克，2014;弗利斯顿等，2015)。
例如这些异议者乐于指出，继对人类基因组测序和对人类DNA片段进行更细微的分析之后，医学科学仍然普遍缺少突破(尤安尼迪斯，2007;德尔米察斯基和克拉克，2009;马诺利奥等，2009)。
有些人的批评比其他人更进了一大步。卡尔·沃瑟也许是自巴斯德以来最著名的细菌学家，他临死前就认为，遗传决定论是一个死胡同，它对生物学的看法已是“强弩之末”(沃瑟，2004)。
对此，也许没有比组织工程领域更好的例子。组织工程师声称，在体外构建整套人体器官用于移植和其他医疗用途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但这些器官都是没有功能的(巴蒂拉克，2016)。它们没有血管，没有免疫系统，也没有神经网络，它们只是存在于耳状或手形支架上的人类细胞，所以它们有许多缺陷，包括短命，因为它们没有再生性。
许多生物学家至少怀疑这种典范问题的某些部分，但他们很少采取行动。对于生命体是高度复杂系统这一明显事实，唯一可见的官方回应是给“系统生物学”研究方向拨出不多的资金。
人们必然会注意到，即使是这个系统生物学也很少是研究系统的。生物学家们没有把系统生物学的基金用于进一步了解这些复杂的系统，而是绝大部分用来升级并装备他们的还原论。
因此，没有哪个科学专业或机构明确说出，将生物体视为一些基因调控网络的集合体有着意义深远的缺陷，他们更没有试图去发展可用来替代这一观念的其它典范(斯特罗曼，1997)。
然而，这种知识上接近真空的状态正在被个别科学家用大有前途甚至是革命性的理论发展和实验结果稳步填充(主要在边界上)，这些理论和实验以超越遗传学的方法解释生物现象。
其它生命典范的简短指南
亥姆霍兹机器是一种感觉装置，它可以对现实进行预测，并将预测和现实进行交叉对比，然后估计两者的差异。而贝叶斯统计学则是用于同样目的的一种数学方法：估测期望值与现实之间的差异。
而一个被称为贝叶斯大脑理论的新的神经生物学理论则提出，大脑是生物学上的感觉器(克拉克，2013)。大脑进行预测，并衡量与其期望不匹配的地方，再将那些不匹配的信息传递给更高一级的神经回路。这些更高级的回路会重复这个过程，如果仍然不匹配，这些还将会被传递到“更高级的”脑力层面。
贝叶斯大脑假说是相当新颖的，神经细胞起预测作用表面看起来或许是不可能的，但这个假设似乎解释了大脑结构和脑功能的许多方面;例如，大脑本质上可以用相同的神经机制和结构来处理多种不同的刺激(视觉，感觉，味觉，听觉等)。它似乎还显示了大脑如何整合动作和知觉。这一理论也为学习提供了实质性的解释：学习是对预测模型的更新。贝叶斯大脑假说甚至可以解释大脑如何在进化时期进化出更高层次的意识：通过增加新的预测层级。
贝叶斯大脑假说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与灵长类大脑皮层中的神经元的实际空间组织相对应，其中“预测”神经元和“感觉”神经元向相反方向发出信号，这使得它们相互抵消(除不匹配之外)。
贝叶斯大脑假说提出的基于结构的预测学习系统在这里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将许多现象(可以说包括所有意识)的详细遗传解释降格到边缘地位(弗里斯顿，2010)。基因和蛋白质可能会填补细节，但大脑功能的许多关键要素——学习、行动和感知，主要来自结构本身。也就是说它们是生物体的新生特性，就像蛋白折叠一样。
新生特性在生物学的其他领域同样重要。一个例子就是植物的脉管系统。树木可以将水从不饱和源头输送到几百英尺外的空气中。它叫蒸腾，不需要能量输入。相反，它完全利用亲水的木质组织(管)的纯物理性质和水本身的性质。没有蒸腾，植物的高度不会超过两英寸，也不能忍受干燥条件，虽然土壤中也具有非常微弱的蒸腾作用(惠勒和斯特洛克，2008)。因此，对水的简单物理性质的巧妙利用，是植物的定性特征(除了光合作用之外)。
另一个例子是人类的足弓。这是由骨骼和结缔组织构成的纵向和横向的隔膜，它们的新生特性是消散冲击力，并像弹簧一样将能量从冲击转化为向前运动。足弓可以减少行走或奔跑所需的能量。
在生物化学学科中，一个最新的发展是提出了代谢区室的存在。代谢区室是多种酶的三维空间排列。代谢区室解释了表面上微小的代谢途径的产物是如何构成幼苗重量的30%，从而赶走害虫(劳尔森等，2017)。
生物学中发现的一种更常规的自我组织特性是自我平衡的反馈循环。它们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基因功能之外的现象，在解释生命体的活动和性质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之前提到的可以重现细菌昼夜节律的三种蛋白质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中岛等, 2005)。
在更基本和普遍的生命水平上，是统一的细胞和新陈代谢理论，其中许多理论将生命与基本物理力量的运作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理论的首创者可以说是尼古拉斯·拉舍夫斯基，他于1972年去世。他的学生罗伯特·罗森和AH·路易继承了他的衣钵。其他人包括物理学家、《生命是什么?》的作者欧文·施罗丁格;《秩序的起源》作者斯图尔特·考夫曼(1993);《生命线：超越决定论的生物学》的作者史蒂芬·罗斯(1997);《基因艺术》的作者恩里科·科恩(1999);《生命的音乐》(2003)和《舞出生命之主题：生物相对论》(2017)的作者丹尼斯·诺布尔;以及认为生命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必然产物的阿尼拉和比弗斯托克(阿尼拉和比弗斯托克，2014;弗里斯顿等，2015)。他们以及其他被忽略的思想家在为一场科学革命汇集潜在原始材料的路上走得很远。这场革命使得基因调控网络的框架结构远远落在后面。
而所有这些理论中，最能决定性地否定将遗传决定论作为生命中心概念的，是把新陈代谢置于中心位置的关于生命本源的理论。
读者可能对RNA世界的概念很熟悉，这一理论的建立被认为早于所谓的“现代DNA世界”。而比RNA世界更有说服力、但仍缺少证据的，是一种新的理论，即肽-RNA世界。
肽-RNA起源论的核心证据是(卡特，2016)：如今将RNA与蛋白质联系起来、从而将RNA世界与蛋白质世界相连的那种酶(称为氨酰基 - tRNA合成酶)有两种基本形态(在所有生物体中)。然而，这两种形态的进化起源(被称为I类酶和II类酶)却是奇怪地不可调和。I类和II类分子具有几乎相同的功能(尽管其氨基酸组成不同)，但在结构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有一点除外，它们最保守的位于活性催化中心的氨基酸序列，可以衍生自同样的小RNA分子的相反的链(卡特，2016)。换句话说，能让RNA制造所有现代蛋白的这两种蛋白质，来自于同一个非常原始的小RNA分子的相反的两条链，并都由该小RNA分子编码。
这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意味着，在生命起源的很早期阶段，新陈代谢和复制就紧密相连。RNA是原始蛋白质的组装者，这些蛋白质的目的是催化，即引导和促进新陈代谢。因此，肽-RNA起源论所做的，就是用代谢优先的理论取代RNA世界——后者是复制优先的理论，而在代谢优先的理论中，RNA的作用是增强早于它的新陈代谢。
DNA和政治
“人类生物学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每个人都会谈到他们从父母那里获得的具有这个或那个特性的基因。但实际上，这些基因对生活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我们的生物学太复杂了，涉及到成千上万的独立因素。基因绝对不是我们的命运，它们可以给我们提供关于疾病风险增加的有用信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无法确定疾病的确切诱因，也不能确定人罹患它的实际发生率。生物学的大部分将来自受环境因素影响的所有蛋白质和细胞的复杂相互作用，而不是由遗传密码直接驱动。”(阿南德等，2008)
这段话是由克雷格·文特尔说的(并非书面)，他是神话般的基因组测序者，这些话表明，甚至许多遗传学家暗地里也意识到了对替代典范的明确需求。
同时，文特尔的话引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如果生物体是生物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对它们的起源和运作的标准解释在科学上又是如此无力，以至于必须赋予DNA以想象出来的超级“ 表达”和“控制”能力来掩盖认知断裂的话，科学家们却仍然坚持如此，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
拉舍夫斯基、考夫曼、诺布尔等人是确立必要的并可能是硕果累累的统一典范的先驱，但主流生物学界却忽视而不是赞美并资助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
遗传决定论的强大吸引力是什么?
对生物学表现出来的这种偏执，有一个令人信服和非直观的解释，这将会在另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中阐述，文章的标题是《生命的含义》。它的阐述需要去除科学的乔装打扮，审视它在现代政治体制中同权力之间活跃与共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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