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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粮安天下:农业生产中的“收、储、运”

2016-11-13 10:52:11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蒋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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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的各种创造活动中,农业是十分辛苦且十分重要的,是最基础的劳动。作为灵长类的高等动物,只有人这种动物可以依靠别人提供的食物来养活自己,大部分的动物、微生物乃至植物,都是终其一生在觅食或寻找营养。人类发明了农业,使得人类在同一块土地上不断获得食物,并保障土地持续的生产力,即不能“杀鸡取卵”。这个过程从最初的耕地开始,期间经过整地、除草、追肥、灌溉,庄稼不断长大,然后经过收获,晾晒、储藏,直到运输到所需要食物的人群那里才结束。储藏的种子,优中选优来年可以继续使用。周而复始,人类不断重复这样的劳作,有了农民收获的食物,满足了人类基本的能量需求,工匠、作家、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商人,才得以生存,人类通过不同的劳动实现了精诚合作,创造了灿烂的物质与精神文明。

  一、粮食收获

  收获的原意是收割和获取农作物的可食部分。地里的庄稼成熟了,收到家里心中才不慌张。汉荀悦《汉纪·文帝纪八》这样描述收获:“力耕数芸,收获如寇盗之至。”,那意思分明有与盗贼夺粮的意思。《后汉书·章帝纪》:“车驾行秋稼,观收获。”,说明当时的统治者是十分重视收获这个过程的。明代孔贞运《明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迨秋奴复至,南卫收获,大肆侵略。公(袁克立)命将设伏,乘风纵火刍茭,糗粮尽归一炬。” 战争期间,收获的重要性有就更重要了,晚收或不收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早期的收获是一种苦力活。收麦和收稻收获多用镰刀,因此也叫割麦或割稻;对于玉米、花生、红薯等,分别用手掰、撅头刨,这些都需要用大量人工;近代人类发明了联合收割机,已实现了对小麦、玉米、花生、红薯、甚至棉花等大部分农作物的收获,大大减少了劳动强度。

  传统的收获需要大量劳动力,那个时候一家人都要下地干活。人民公社时期,小学、初中和高中生都要参加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补充劳动力。当时的农村学校专门有麦假和秋假两个特殊的假期,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和中学生们回家帮助集体收获。孩子们力气小,但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如麦收期间捡拾起落在地里的麦穗,秋收期间从地里用小撅头重新从地里刨出落在土壤里的花生或红薯。“手拿小镰刀,身背小竹篮,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那首脍炙人口的《我是公社小社员》,描述的就是小学生帮助大人收获的劳作场面。

  (一)打麦场上的劳作

  无论麦收还是秋收,都需要一个特殊的场地才能完成收获,这个场地就是打麦场或秋收晒场。在漫长农耕时代,打麦场或秋晒场都是在农田找一片空地,浇上水,用碌碌压实就可以开展晾晒、脱粒、扬场等作业了。场地用完后耕起来,还可种植下茬作物,但这种做法很麻烦,利用效率低。到了人民公社时期,有了固定的打麦场,不仅打麦场固定了,连秋季晾晒花生、大豆的场地也都固定了。这样的打麦场虽然有些季节是闲置的,但在夏季却是农民晚上乘凉、休闲、集会的好去处,更是孩子们的乐园。有时候,打麦场春季还种植一些小白菜,以充分利用地力。

  下面就以麦子收获为例,简要说明传统麦子脱粒与收获过程。麦子运到打麦场,要抓紧抢晒。这时候最怕的就是下雨,如果连下三天雨,成熟的麦子就发芽了,收成就算完了。这时候,农活要安排得井井有条,大小劳力要分配得人尽其才。精壮劳力割麦子,小伙子们抛捆子,学生娃娃拉车子,小朋友们拾穗子。当年由于没有收割机,麦子割下来了,先用麦秸做成的简易草绳(俗称腰子,yao, 读四声)捆好放在地里,再用各种车辆运回麦场上。几百亩地的麦捆一下子全摆在麦场肯定是放不下的,要先垛起来,等夏种结束以后再慢慢碾打。

  芒种过去后,社员们才能腾出时间开始碾打麦子。“碾打五字场,摊碾翻抖扬”。原先堆起来的麦积子,又要一捆一捆的拆卸下来摊在场上。摊场也讲究技术,不能乱摊。把麦穗先朝一个方向成一排摆开,依此一排一排的摊开。阳光下面灿灿的麦浪象金色波涛一样让人尝到丰收的喜悦。

  碾场最有趣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没有出现电碌碡,都是用牲口拉着碌碡碾压。一个麦场上十几头牲口拉着几套碌碡奔跑,赶牲口的把鞭子甩得脆响,引来一阵阵观看着的喝彩。到了七八十年代,有人在碌碡上面焊个铁架子,装上马达。用电带起了碌碡,比牲口跑快多了,有的还干脆在上面安装个方向盘,坐在上面开起了“电碌碡”。

  经上述压力脱粒后,秸秆盖上面,麦粒在下面,这时候需要翻场,就是上面碾压好了再把底下的麦子翻过来放在上面继续碾。麦子碾脱粒了,但是麦粒和麦秸还混在一起,得把它们分开,这就叫做翻场。翻场的工具是木叉,有三四个齿不等,由白蜡树的天然树杈制作而来。在麦场的边缘一字排开抖场。前面的人抖场,后面的人就要收拾麦秸,只见社员们推着一辆辆象古战场上铧车一样的工具挑推麦秸。这种工具叫尖叉,由好几段组成,每段宽约两米,一字排开,下面装上两个轮子,可以推行。

  麦秸除净了,剩下的就是厚厚的一层麦糠和麦子的混合物。这时候,饱满的麦粒已经看得见了,紧跟着需要扬场。扬场的工具是木锨,“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现在很多年轻人知道这个歇后语,但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木锨。等到傍晚东南风刮起的时候,人们扬完场,麦粒们和麦糠分开以后,装在麻袋里,然后运到到粮库里储藏。

  (二)打麦场消失后的隐忧

  打麦场给当年的小伙伴们很多美好的记忆。晚上,孩子们在场里捉迷藏,聊天拉呱,或者听老人们讲故事,无非是些神话传说,村里人的传奇,还有一些战斗故事——有些是真事,有些是读小说来的。好玩的小伙伴们,在明亮如水的月光下打扑克。单是那庄稼散发的清香就令人陶醉。打麦场还是村里恋人们喜欢去的地方。国外也如此,记得读大学时看到一幅油画:温馨的麦秸垛前,小伙子躺着姑娘的怀中,安静地享受收获的喜悦。

  科技的力量是无穷的,如今没有人再从事打场这样的劳动了,转而依靠科技脱粒与脱水。除草剂竟然可以让作物早熟、干燥,有助于收获,可大大减少人工。如某品牌除草剂可催熟水稻。据介绍,该除草剂对成熟迟的水稻,在临近收获前喷施,能加快谁打谷米谷粒脱水,便于收获。该药为非选择性触杀型除草剂,可作为种子干燥剂,也可作为马铃薯、棉花、大豆、亚麻、向日葵、玉米、高粱等作物催枯剂。

  能够消灭杂草的东西,还能够在收获时派上用场,这样的技术肯定用不到什么打麦场了。然而,我们担心的是,方便到方便了,农药残留怎么办?这时候的除草剂,又是喷洒在籽粒附近的,不可能在短期内降解吧?据了解有些地方开始用这样的技术了。打麦场消失之后,一些劳动力不用费了,但是如果是用除草剂协助收获的,那就有风险了。

  在科技如此发达加上市场经济盛行的今天,不怕你没有技术,就拍你敢不敢用了。到时候,还会有所谓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鼓励你放心使用,正如今天面粉加工中的防腐剂等添加剂使用一样。

  二、粮食储藏

  储藏,本意指把一样东西长久的保管起来,对于农作物则是将食物经过简单的处理保存起来,如储藏粮食、坚果、蔬菜、肉、蛋、奶等。

  (一)古代粮仓

  食物是社会稳定器。为防青黄不接,农户会采用一些简便易行的办法储藏粮食和种子。对于城市人群和不从事农业人群的食物需求,历代统治者是通过粮仓制度来实现的。我国农业启蒙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于新时期时代(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粮食储藏技术是伴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的,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粮食出现了剩余,才逐渐由粮食加工发展到储藏。

  储藏粮食最常用的器物是粮仓。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杆栏式”粮仓,仓中还盛有稻谷,据考证距今已有七千年,是至今发现的南方最早的储粮设施。规模较大、年代较早的地上粮仓,还有甘肃省大方盘城发掘的“大方盘”粮仓。大方盘城也称河仓城,距敦煌市60公里,距玉门关约20公里。此仓始建于汉代,直到魏晋一直是西部边防的军需仓库。该古代粮仓为长方形,东西走向,东西长132米,南北宽17米,现存墙最高处为6.7米,仓基建在比当地河床高2米多的自然土台上。

  在一些墓穴出土文物中,可见平房仓还有楼房仓、圆仓的痕迹,陪葬品中的粮仓,多为陶制,也有木制的。陶制粮仓,绝大多数系汉代文物。多年来出土的冥器粮仓除制作材料及形状不同外,绝大多数均有完整的门窗、通气孔、出粮口、防鼠结构、防潮结构等。另外,在一些出土的石刻或砖刻上也发现过一些粮仓造型。

  地下粮仓是从地下窑发展起来的。从汉代在北方地区开始采用,到隋唐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地下仓的形状主要有方仓和圆仓两种。河南洛阳曾发掘过汉代及隋唐时期的地下方仓及地下圆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隋唐时期的含嘉仓,仓区东西长612米,南北宽750米,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共有地下圆仓259个。仓身的结构非常讲究,土坑挖好后,先用柴火将四壁烧烤,以干燥土壁,然后再铺上草束、木板、苇席、谷糠等多种隔热防潮材料,以确保储粮安全。

  (二)近代粮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粮库建设中引进了苏联的机械化房式仓,即“苏式仓”。该仓型在全国普遍推广建设,砖墙高5米,3米开间,廒间长54米,檐墙堆粮高2-2.5米,斜堆,廒间仓容2500吨(当时号称500万斤大仓),沥青砂地面,墙刷热沥青防潮,砂浆抹面。标准的“苏式仓”是考虑了机械化作业的,木屋架中部留有地沟,内装出粮皮带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备战备荒为人民”。根据战备的要求,粮库的建设应以“隐蔽、分散、靠山、机动”为建设方针,在一些山区、偏僻地域建设了一批粮仓。同时在全国也建造了一些小型的砖木结构房式仓和“土圆仓”。在河南、陕西、山西、内蒙等黄土高原区,修建了一批地下喇叭仓、窑洞仓,这些地下仓因地制宜,造价低,储粮安全稳定,形成了我国储粮仓型的一大特色。

  目前,我国共进行了1000多亿斤仓容的中央直属储备库建设,是空前的大规模储备粮库建设。新建建仓以房式仓为主,其他仓型有浅圆仓和立筒仓。

  古代民间储藏粮食的各种器具至今还在使用。在民间,农民还保留储备粮食的简易办法,多为泥烧制品,在北方叫瓮,现代有用镀锌板、彩涂板做的粮仓。

  三、粮食运输

  食物生产出来,或经历了储藏与加工,最终还是要送到消费者那里,这个食物路程才算走完。食物生产地与消费者越远,花费的功夫就越多,反正则非常省力。为了满足食物供应,尤其远离乡村的城市需求,食物运输的各种运输工具被发明出来。古代,我国粮食主产区一般是位于水热条件的江南地区,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但要将江南的粮食运输到大量消耗粮食的都市尤其历代皇城,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粮食运输就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战争期间的粮草保障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其中,漕运的出现就是为满足粮食运输应运而生的。

  (一)漕运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历代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水路不通时则辅以陆运,多用车载或用人畜驮运,称为“转漕”或“漕辇”。这样运输的粮食为漕粮,漕粮运输称漕运。广义的漕运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并沟通天然河道转运漕粮做法。

  漕运起源很早。春秋前期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穆公下令从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用庞大船队通过渭河、黄河、汾河,运送几千吨粮食到晋国都城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是为泛舟之役。秦始皇北征匈奴,曾自山东沿海一带运军粮抵于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发邗沟沟通长江和淮河:从扬州引入长江水经过樊梁湖、博芝湖、射阳湖到淮安入淮河,从水路调兵运粮。三年后,吴王夫差扩展邗沟,开荷水运河,接通泗水,以运输粮食。

  西汉定都长安后,每年需从关东运输大量谷物,以满足关中地区贵族、官吏和军队的需求。当时的漕船要经过黄河,漕转关中费用浩大,需时很长,动员人力很多。

  隋初除自东向西调运外,还从长江流域转漕北上。隋炀帝动员大量人力开凿通济渠,联结河、淮、江三大水系,形成沟通南北的新的漕运通道,奠定了现代大运河的基础。

  唐、宋、元、明、清历代均重视漕运。为此,疏通了南粮北调所需的网道,建立了漕运仓储制度。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运河浅梗,河运日益困难,随商品经济发展,漕运已非必需;光绪27年(1901)清政府遂令停止漕运。历代漕运保证了京师和北方军民所需粮食,有利于国家统一,并因运粮兼带商货,有利于沟通南北经济和商品流通。

  (二)木牛流马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考验的不仅仅是双方的勇敢与智慧,更是考验战争双方食物的供应能力。古代运粮,主要靠牲畜力与人力,在在崎岖的山道上,马车是用不上的。于是,人力车就发明出来了。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发明的运输工具,分为木牛与流马,在北伐时广泛使用。其载重量为“一岁粮”,大约四百斤以上,每日行程为“特行者数十里,群行三十里”,为蜀国十万大军提供粮食。

  诸葛亮发明的木马流车,由于没有实物留世,很多考古学者对其研究,只能根据文字记载甚至文学作品推测。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是一种山路上用的带有摆动货箱的运送粮食等颗粒货物的木制人力步行车。

  木牛流马究竟是带轮子的还是四条腿的呢?北宋的陈师道有下面一段文字记载:“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宋代高承写的《事物纪原》中也有记载:“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清代满族水利专家麟庆也把当时水利工程中使用的土车说是陈师道记载的木牛流马:“土车,独轮料土,兼载稗编。蜀相诸葛亮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饷。今之土车独推,犹存储葛遗制。”由此可以看出,木牛是有前辕的独轮车,流马是没有前辕的独推小车。

  关于木牛流马,还有一种说法,它们可能就是当今少数民族地区依然采用的溜索。蜀汉位于今四川,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蜀道道路崎岖,多为盘山道,在直线距离并不远的山与山之间走盘山道即远且难,架设绞盘和索道无疑是一种快捷便利的好办法。如今四川、云南的山区,索道还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山民出山赶场还要靠它。诸葛亮在出祁山之前,曾南征孟获,对于广泛应用于云贵高原的索道应有所闻。诸葛亮是否从中得到灵感设计了木牛流马呢?至今各种猜测依然存在,但木牛流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运输军粮,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三)淮海战役的小推车

  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末的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是役于1948年11月6日开始,1949年1月10日结束,国民党56个师及一个绥靖区共55.5万人被消灭及改编,而解放军总共伤亡13.4万人。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

  淮海战役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与后勤保障有极大的关系。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并没有现代化手段保障战役后勤,但把人力保障发挥到了极致。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有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老区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担任淮海战役的总指挥之一的陈毅元帅,后来回忆淮海战役,无不感慨地说道:“淮海战役是民工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笔者上初中时,看到的一场电影,至今记忆犹新,这就是《车轮滚滚》。故事梗概如下:1948年冬,胶东解放区的一支民工小车队赶到了淮海战场。在老民工耿东山及其养女——指导员耿春梅的带领下,民工们冒着枪林弹雨,把弹药直接送到以雷鸣为连长的我军某连阵地,保证了阻击战的胜利进行。渡江战役开始后,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耿东山和他带领的小车队全体民工又积极地参加了水手连,同雷鸣、耿春梅一起,随大军渡江南下。在追击敌人的时候,春梅协助耿东山亲手击毙了垂死挣扎的敌人郑子成。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在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援和配合下,攻克了南京,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电影里的手推车还是木制的,这是不是诸葛丞相当年发明的运粮工具呢?我们不得而知,近代这种手推车已经换成了胶皮充气轮胎,推起来省力了,但依然运输力有限,这种运输工具已经快要进入历史博物馆了。

  (四)食物公里

  数历代粮食运输能力,当属今天,不要说汽运、轨道运、航运、海运,连空运都出现了,食物运输的距离原来越远,不仅仅是为了战争需要,更是和平年代常见的经济行为了,已经实现了食物的全球一体化。然而,这种食物全球化隐藏的背后危机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人类正面临工业化农业的严重挑战,资本黑手将轻易打乱国家的战略平衡,最终控制人类。

  某禽肉世界食品加工业,拥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肉类生产设备、强大的研发和市场推进支持。为全球超过80个国家的消费者提供便利和新鲜食品。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全产业链的垄断,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人类与食物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

  为说明人类食物供应链的变化,这里我们特提出食物公里概念:即食物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空间距离,以公里为最基本的计量单位。这个食物公里,最近十公里之内,最远则接近2万公里。当今人类无法解决的食物长距离运输问题,今天在资本与科技推动下,轻易实现了。当年的提法是百里不运草,而今连美国生产的转基因苜蓿也不远万里(1.2万公里)运输到中国来。

  要实现上述第成本运输,海运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上海港吞吐量由2.04亿吨上升为5.31亿吨,于2005年跃居世界第一大港。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2615万标准箱,首次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新加坡。中国沿海矿、煤、油、箱、粮五大运输系统基本建立,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五年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巴西、阿根廷来的转基因大豆,都是经过海运不远万里进入中国的。

  克服了食物空间距离障碍,加上我们不设防,国际粮商才得以在中国从容布局。ABCD四大粮商,指的是美国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四大跨国公司。四大粮商都是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跨国粮商,目前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都垄断性地控制在这四大粮商手中。目前,全球前10位的谷物出口国中,四大粮商占据主导地位的就有9个。它们从种子、饲料、化肥这些最初环节直到产、供、销一条龙经营,在市场几乎每一个层面都占据绝对优势。

  进入中国市场较晚的邦吉,在全世界32个国家拥有450多个工厂,在四大粮商中,以注重从农场到终端的产业链完整性而著名。在自由贸易体系下,资本渗透进农业,攫取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在全球推销低价粮食,打压他们农民种粮积极性,中国农民深受其害。各消费国在低价粮食的倾销之下,逐渐丧失粮食自主权。美国粮食巨头和美国国家政权结合成“粮食帝国”,掌控了全球的粮食主权。

  目前,中国已经沦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每年的进口量达到全球总进口量的1/3。海关总署统计,2015年大豆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8169万吨。中国大豆沦陷已成事实,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也慢慢落入外资布好的局。早在十年前,外资就开始在东北布局水稻全产业链,从种子、种植、仓储,直到加工,无一遗漏。

  遗憾的是,外资在中国粮食主产区大肆收购国有粮库,布局全产业链时,却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2008年,益海粮油以极低的门槛收购了黑龙江富锦九粮库和黑龙江省绥化第四粮库,用于水稻加工和稻壳发电,以及依托当地丰富的农产品资源,进行大规模的粮食精深加工。不仅在东北,益海集团已经在全国各地与地方粮库合作,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等地的县粮食局直属国有粮库都和益海集团开展了所谓的“合作”。

  在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区,跨国粮商对县级粮库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除了益海集团,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都通过类似途径,渗透到中国粮食流通市场的广大领域,进一步控制中国粮食市场。

  资本缩短了食物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距离,但又拉大了消费者与食物安全之间的距离。作为13亿人口大国的中国,我们吃的粮食,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还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感吗?随着食物公里数的不断延长,地球承载力也在下降,生物多样性降低、气候变暖、人类健康面临挑战,粮食进口国被控后政局面临动荡危机,乃至潜在的战争灾难。人类为此所所付出的上述巨大代价,那些国际大粮商他们会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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