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妈妈从大巴山走来
美丽巍峨险峻的大巴山，蜿蜒千里屹立在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边境，是陕南进川的一道巨大天然屏障。在大巴山系米仓山南麓，四川省东北部的是人口107万的平昌县。
大巴山脉
平昌县现归巴中市管辖，位于巴中市的东南。早在公元280年西晋时设置为平周县，公元564年北周更名同昌县。后取“平州”、“同昌”首尾各一字命名，于1948年变为平昌县。
在该县城江口镇北面42公里处，是得胜镇。得胜镇古代名为南北场，当时是因场头、场尾有南山、北山而得名，是通往陕西汉中的咽喉，素有天险之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平昌县得胜乡
1800年清朝嘉庆五年，清军重兵在南北场击败反清的白莲教起义军，而将“南北场”改名为“得胜场”至今。民国2年，即1913年设得胜乡，这是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1933年红四方面军在此设立苏维埃政府，全区有3000多人参加红军。红军在此地曾三进三出，与敌战斗三十余次。
从山上俯瞰得胜场镇
得胜乡地处大巴山系低山深丘区，得胜镇坐落在一小片山地的坝子上，周围是海拔700米左右的大山，一条小河从镇旁流过。北山高峰北山寺主峰是全镇最高峰，海拔860米左右。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发动了著名的“宣达战役”，其作战计划就是于10月上旬，由方面军总部在该镇北山寺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制定的，爸爸王宏坤作为红四军军长出席了此会，现该地还保存有遗址。其下辖的红四军十一师政治部在此驻扎，现有碑明示。
得胜乡北山寺
1933年10月北山寺会议旧址展板
北山寺会议旧址室内
北山寺会议与红四军十一师政治部旧址碑
1916年5月2日，我的妈妈冯明英就出生在得胜乡一个贫农家里。妈妈刚出生不几天，她的母亲就病故了，由父亲带着她。到她1岁多时，父亲还未来得及给她起名字，也病故了，由其堂哥抚养。她没有正名，只有个小名叫“青伢子”，直到参加革命才有了“冯明英”这个大名。
妈妈堂哥家十分贫穷，为了生存，七八岁便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旧社会童养媳在主人家就是变相的小女奴隶，不但要干家务活，还要种地，主人家稍不满意就是拳打脚踢，吃的也是主人家的残渣剩饭，经常吃不饱，穿的也是破烂不堪，受尽了欺凌。
妈妈家乡所在的川北大巴山区都是大山，交通不便很封闭，各方面非常落后，虽然已是国民政府时期，但封建残余在当地还是十分浓厚，男人大都抽大烟(鸦片)，不干活。更有甚者，当地妇女还保留着几千年裹小脚的封建习俗，小女孩从四、五岁就被强迫缠足，直到了成年骨骼定型后才将缠脚布解开。可见，川北地区的妇女要忍受多大痛苦啊!她们除了干家务活，还要下田种地，还要忍受裹脚肉体的痛苦与折磨。由于当地十分贫穷，自家孩子养不活，女孩子当童养媳非常普遍。她们不仅受到三座大山，还有夫权、封建礼教等更多大山的压迫和剥削。
妈妈也是这样，在收养她的堂哥家长到3、4岁时，其堂嫂按着封建习俗也强迫给她用裹脚布缠上了双足。妈妈疼的又哭又叫，堂哥看得十分心疼，到晚上背着堂嫂把妈妈的裹脚布偷偷放开。白天，堂嫂又给妈妈缠上，堂哥晚上就给放开，一来二去，堂嫂无奈只好放弃了，妈妈的脚才得以幸免。在红军来之前，妈妈受的苦远不止这些，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从小就得干苦力活，稍不如意就要遭主人的训斥和打骂，直到红军来。
50年代初舅舅与舅妈按着当地的习俗头上缠着长帕合影
据乡志记载，1932年12月20日，由程世才团长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红十一师三十三团，最先到达妈妈家乡得胜乡。
现今妈妈老家四川省平昌县得胜镇街景
红军一到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革命道理。尤其是女红军组成的宣传队走街串村的宣传，对那些深受压迫其害的农村妇女更是极大的震撼。老百姓唱起山歌赞颂红军：
红军一到得胜山，
先打土豪后分田，
百姓个个都喜欢，依呦唉唉呦，
百姓个个都喜欢。
红军一到驷马门，
成群结队来欢迎，
红军才是大救星，依呦唉唉呦，
红军才是大救星。
妈妈刚一看到这些女红军，也非常新鲜，这是她们第一次见到女兵，还是女红军，更觉得好奇，和那些女孩子们一起跟着女红军，听她们宣传。女红军们宣传的方式也挺多，又唱歌、又跳舞，用浅显的语言讲解妇女要翻身解放，只有跟着红军闹革命，打倒地主老财才能有饭吃有衣穿。她们的宣传深深地吸引着妈妈，妈妈常常跑去听，使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和兴奋，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光明。妈妈的心里涌动着一股要强烈挣脱封建枷锁，求解放闹革命的激情。
终于有一天，她鼓足了勇气向女红军问到：“我也能像你们一样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吗?”
妈妈的大胆问话，吸引了女红军的注意。她注意到眼前这个小姑娘，她的个在当地妇女中还算是高的，虽然穿着破烂却收拾的干净利落，破衣服掩盖不了她皮肤的白皙，虽然人瘦营养不良，却掩饰不住她的漂亮，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显示出妈妈的精明能干。
看着妈妈，女红军问到：“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出身呀?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我叫青伢子，没有父母，是童养媳。”
“你也是苦出身，当然能参加革命，参加红军!”
“太好了!我回去就跟主人说我要参加革命。”说完，妈妈还没等女红军反应过来，一转身高兴的就往主人家跑去。
这一举动，使女红军愣住了，她忙问周围的女孩子们：“刚才那个叫青伢子的小姑娘家里什么情况?”
“她很苦，主人家待她不好，常打骂她。”
“她从小没爹娘，是她堂舅代养了她几年，因太穷养不起，为了糊口几岁时就送去当了童养媳”大家七嘴八舌的告诉女红军。
听到这里，带队的红军与女红军议论起来，觉得事情不那么容易，便让一个知道妈妈住处的小姑娘领着，前往主人家。
妈妈跑回主人家，把她少得可伶的破衣烂衫收拾好，找了一块破布包好揹上就往外走。
“站住!你要上哪儿去?”主人恶狠狠地吼道。
“我要参加革命，要去当红军!”妈妈理直气壮的回道。
“你休想!”主人说完，不由分说就把妈妈的包袱一把抢下来，扔到一边。身高力大的主人用力把妈妈的双手扣住，推回屋里，找了根绳子把妈妈捆了起来，体弱力小的妈妈如何挣扎都没有用。
主人喝问到：“怎么样，你还跑不跑?还要当红军吗?”
“我就要跑，就要当红军!你拦不住我!”
“好，我让你跑!我把你吊起来看你怎么跑?”主人气的咆哮着，把妈妈吊到房梁上。
妈妈倔强的喊着：“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跑，去参加红军!”
主人看这样也不能使妈妈屈服，气急败坏的要对她下毒手：“你还想跑是吧?好，我把你的腿搞残了，看你还能跑?!”
说完，他把妈妈的裤腿卷了上去，找了把刀，端了碗盐走向她，对着她的腿举起刀，要把她的腿割开口子撒上盐折磨她，让她疼不欲生......
“住手!”一声大喝，吓得主人愣住了。回头看，不知何时进来了一群红军。
红军队长抢进身，一把夺过主人手里的刀，女红军急忙放下吊着妈妈的绳索，解开捆绑妈妈的绳子，扶住妈妈。队长厉声警告主人：“你想干什么?这里已经解放了，受苦的人民当家做主了，你还想欺负她，办不到!”
主人哪见过这架势，躲到一边直哆嗦。
妈妈对女红军说：“我要跟你们走，参加红军!”
“她不能走，她是我们家的童养媳，是我们把她养大的，她要走就必须把在我们家吃的、穿的、用的钱还上。”
红军看这情况想一下把妈妈带走还有困难，女红军搂着妈妈安慰道：“青伢子，从今后你再不用怕他了，有红军给你撑腰。你现在年纪还小，等你再大些我们会带你走的。”
女红军说完对着主人家训斥道：“以后你们再也不许欺负她，若让我们发现会好好收拾你的。”
主人唯唯诺诺的应道：“是，是，今后不敢，不敢。”
红军见没事便离开了。
主人家虽然不敢再吊打妈妈了，但对她依然不好，反而更加想法折磨她，让她干更重的苦力活，给的剩饭也少了许多。他们越这样对待妈妈，却更加坚定了她出走参加革命的决心。为此，妈妈出逃过几次，可惜都失败被主人抓了回去，就这样抓了逃，逃了抓。终于有一天，妈妈趁着主人不在家，只有那个八、九岁的“小丈夫”在家玩的时候，妈妈又一次溜出了家门。不幸，还是被“小丈夫”发现，他紧紧的追在妈妈身后。为了参加革命，彻底摆脱压迫，妈妈已顾不得哪许多了，猛地转过身，使劲一把，将那“小丈夫”推进了很浅的小水沟，才得以摆脱追赶，找到了红军，至此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妈妈也第一次有了大名“冯明英”。
红军救妈妈的故事是她亲口所讲，可惜不知是谁救的她。
川妹子的特点在妈妈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她心直口快、泼辣、敢于反抗压迫，勇于参加革命，也源于她胆大。妈妈就曾跟我说过：“我胆大，不怕鬼、不怕黑夜，夜里走坟地都不怕。”
1932年12月下旬，在红四方面军进川不几天后，16岁的妈妈成了在当地第一批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并在川陕根据地小有名气。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曾看到一篇报纸上刊登的一位川陕时期领导者回忆文章，专门讲述川陕根据地的妇女工作，提到当时比较有名的女同志，妈妈是榜上有名。
妈妈在平昌县志榜上有名
红四方面军占领川北地区后，首要工作就是建立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主力红军都在前方开疆辟土，与川军激战，后方建立政权的工作急需大批当地人员来进行，再加上开始还没有大批招女兵，妈妈便被留在地方政府工作。开始，她先在平昌县元氏乡苏维埃政府当宣传员。那时的宣传工作形式，一是走街串巷，深入农户家中宣传;二是在大街上先利用唱歌的形式把群众吸引过来，对围观者宣传、宣讲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在当地，女孩子们受世代的影响和传承都会唱山歌，妈妈也不例外，会唱一些当地的山歌。记得我四五岁，家中还没有添弟弟妹妹时，我经常在家里守着妈妈，她一边织着毛衣，一边哼着小曲。有一次，妈妈穿着布拉吉(连衣裙)，辫子盘在头上，小声地对我唱起来：
太阳出来呦噢，
喜洋洋噢，
挑起扁担郎朗淬，哐淬，
上山岗呦噢。
我眨巴着小眼睛，盯着妈妈，静静地听着，陶醉在妈妈第一次用四川方言唱的民歌里，觉得那么好听，在歌声的衬托下妈妈是那样美。从此，这首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不忘。只要想起这首歌，和妈妈在一起的温馨场面就会出现在我眼前，就会浮现出当初妈妈当宣传员时，唱这支歌的身影。
1933年3月初，巴中县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会期7天，与会代表200多人。尽管妈妈当时还不是党员，但由于她工作大胆、泼辣、果断、积极上进，成了组织培养的对象，让她也参加了这次党代会。大会最后选举了余洪远、冯明英等30人组成了中共巴中县委员会，由余洪远任县委书记，妈妈任妇女部长。可见当时太缺地方干部，更缺妇女工作干部，也说明妈妈的表现优秀和能力突出。
《川陕》苏区一书中刊登的余洪远文章中提到妈妈的章节
1933年7月，妈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组织送她到中共川陕省委训练班学习培养，使妈妈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学习后，任命她为省委宣传队队长。10月，爸爸虽然到了妈妈老家得胜乡北山寺，参加方面军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但因妈妈已离开了得胜在省委工作，使她二人还无缘相识。1934年8月，调妈妈到苍溪县任县妇女部长。
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方面军各军和总部及省委机关等大批地方干部十万余人先后渡过嘉陵江，开始了伟大的长征。妈妈也奉命随队长征，参加开辟新区的地方工作。妈妈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吃尽了苦。
红军长征图
川西北地区多深山峡谷，河流湍急，两岸多是铁索桥相连，好的还有木板铺垫，有些就是几根铁索在河面上晃荡，行走起来十分惊险。妈妈很少讲她的历程，问她也不愿跟我们讲，可能是过去的经历太过艰苦，不堪回首的缘故吧。但是，长征的艰难给她留下的印象太深，偶尔不经意间她还是流露出一两句当时的情况：“过铁索桥挺怕人的，抓着铁索腿都颤悠，很危险根本立不住，许多次都是爬着过去的。”
“过草地，我是牵着马尾巴过来的。”
过草地太艰难，人极端虚弱，若不是马拉着妈妈过草地，她八成走不出来了。
从妈妈长征的经历看，她们地方政府人员也是分配到各军，随着各军行动的。每当部队打下某地，她们马上就开始创建地方政府，行使政府职能，妈妈是做妇女工作。长征这一路，妈妈主要是随红四军一起行军，开展地方工作的。
1936年4月5日，红四军进驻甘孜瞻化(今新龙县)县城，妈妈也随红四军到了瞻化，任中共西康省瞻化县少共妇女部长。红四方面军为了等红二方面军会合北上，在草地边缘的甘孜一带休整了两个月左右。这期间，妈妈在地方工作，而地方工作是归红四军民运部长周干民领导。于是，他把妈妈介绍给了时任红四军军长的爸爸王宏坤，不久就嫁给了爸爸。
周干民原名周百根，安徽金寨汤家汇人。1929年17岁的他参加红军，改名周干民。1946年6月，组织调他到苏军占领的旅大地区，任市公安局总局长，由于当时共产党不能暴露真实身份，遂改名周光。他还曾任副市长，沈阳军区公安军副司令员，长春市市长、书记、吉林省副省长。受1959年彭黄问题株连的洪学智将军，被贬到吉林省成了局长。这位曾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期，因肃反救过他的老上级，反倒成了他的下级。但他不忘洪将军的救命之恩，对洪将军很是关照。
当时红四方面军总部规定只有军以上干部才可以结婚，估计是否因考虑当时几乎天天打仗，条件艰苦，不能带家眷，师以下的干部都战斗在最前线，牺牲的概率较大，而军以上干部职务高身先士卒的机会相对要少些，存活率高有关吧。
1961年冬妈妈与爸爸合影
妈妈和爸爸于1936年4月13日，在四军军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军参谋长陈伯钧在他当天的日记里作了记载：“是晚，宏坤同志与办事处之冯明英同志正式结婚，我们也趁此机会大笑一场。”
爸爸来自大别山，妈妈来自大巴山，他们从不同的大山走来，缘分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的结合，也是鄂豫皖根据地与川陕根据地，两大红色根据地的结合。从此，开始了他们一起长达57年的风雨路。
这段时间，也是长征以来红四军相对轻松、休整的一个阶段，四军几个军领导也先后结了婚。军参谋长陈伯钧与红四军供给部的何克春喜结良缘，军政委王建安也结了婚。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在一次看女兵表演节目时，看上了军供给部的女兵张文，便由妈妈和爸爸出面介绍，他们在6月1日结了婚。
2017年9月3日上午，我们去拜访探望洪学智将军98岁高龄的夫人张文阿姨时，她老人家用四川普通话深情地对我说：“我跟你洪伯伯结婚之前呐，还是你妈介绍的。哎呀，那时我可怜，结婚的时候没有一件好衣服。老头(洪学智)告诉我，叫我打扮打扮。我打扮啥?我衣服都没有(指新衣服)。结婚那天，我借得我们排长的一件衣服穿。”
2017年9月3日作者拜访洪学智将军夫人红四军老红军张文阿姨
谈到我妈妈时张阿姨回忆道：“我们行军，第二天要翻夹金山，我走到半坡上突然心慌，哎呀!眼睛发花，还是你妈呀，牵着我胳膊，我才上了夹金山的山顶。”
张阿姨谈到我父母结婚时的情况说：“哎呀!你妈妈可好讲究，跟你爸爸结婚以后，你爸爸给了个手枪，给她个小骡子。给她个手枪，(她)那么挎着，(枪)把上还有这么长个绿绸子穂。”
“你妈妈那时候，她经常到我们供给部去玩，供给部有八十多人，女同志很多，我们行军都在一起走。我记得，我们在草地，有一天行军休息，走到那个半坡上。由于你妈妈她是地方政府的，她到我们那儿去半坡上休息。见了我们老头啊，不知道谈什么，谈着谈着就流泪了。她老跟我们一起走，每天行军都跟我们一起走。”
红四军当时供给部与军、师医院，加上宣传队也有数百女红军，后来长征结束，红四方面军为执行宁夏战役准备西渡黄河前，从各军抽调了部分女红军补充给总部的妇女独立团，这些被抽走的人参加了西路军，结局都很凄惨。
由于考虑张阿姨身体不能太疲劳，我们大约只采访了20分钟左右，时间虽短，却了解到妈妈过草地时的宝贵信息，十分难得。张文阿姨谈到我妈妈“讲究”，她没有解释，我们分析，一个穷孤儿再讲究也没好衣服穿，在红军时期也没新衣服、高级衣服穿，也就是一身普通的、旧的补着补丁的粗布衣服而已，也没有条件梳妆打扮。而妈妈，我们子女最了解的是，她最爱的是干净，哪怕她病重起不来身，她身上也是要保持干干净净的，头发也要梳理好的躺在病床上。因此，在红军时她的“讲究”，也只能是自己的穿着比别人整齐干净一些罢了。这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比较难得的，所以给张阿姨留下了深刻印象。
爸爸给妈妈一把小手枪，是考虑到妈妈做地方干部，又是一个女同志，在少数民族地区没有防身武器是很危险的，出于关心和爱护她所为。妈妈在地方工作是没有牲口骑的，行走、出行很不方便，很辛苦，爸爸心疼她，才给了妈妈一头小骡子。这些都让女兵们看着很羡慕，张阿姨对此记忆犹新。
2016年10月2日，我在北京拜访曾任红四军电台台长，104岁的秦华礼老人时，我问他在红四军对我妈妈的映象，他说：“我是在草地认识你妈妈的，她年轻，长得漂亮，我们叫她大姐。”
2016年10月2日秦华礼老人与作者合影
妈妈的流泪，在我的印象中大约有四次。
第一次母亲流泪，应是1951年左右，我还未上幼儿园时，有一天，我看到妈妈一个人在屋里悄悄地流泪，问到：“妈妈，你怎么哭了?”
妈妈伤心地说：“我出来这么久了，也没回过老家，想你舅舅了。”
这时，我才知道妈妈还有个堂哥，她是堂哥带养的。那时我小，整天缠着妈妈，要跟妈妈睡一起。直到有一天早晨我醒来，一摸旁边妈妈没了，爬起来满屋找不到，大哭找妈妈。后来才知道，妈妈为了甩掉我这个小尾巴，早早就起身坐火车到四川看舅舅了。
1955年妈妈与舅舅、舅妈合影
1955年冬，妈妈汇钱给舅舅、舅妈，让他们坐火车从大巴山来到北京，我们仅这次才见到他们。妈妈与舅舅和舅妈在北京照相馆第一次拍了合影，也成了她们三个一起唯一的留影。尽管舅妈曾给妈妈裹过小脚，使妈妈很小就遭受皮肉之苦，又因生活所迫把妈妈送出去当童养媳，但妈妈见到舅妈并没有忌恨、指责和埋怨她，还是很高兴、很热情的接待她，尊敬她，并让我们热情地喊她：“舅妈好!”
自从妈妈到北京与舅舅他们联系上后，虽然我们家人口多，花销大，她也要从她的工资里挤出些钱，几乎每个月都要给他们汇款，资助他们。舅舅不在了，妈妈照样给舅妈寄钱，直到舅妈病故。
妈妈的老家实在穷，在80年代中期，她的几个侄孙子为了温饱，先后来到北京家中找到妈妈，妈妈一如既往热情接待他们，通过她的战友帮他们解决了工作。他们穷到什么程度?妈妈其中的一个侄孙子，在那时11月左右到了北京。北京已经冷了，他却衣着单薄，没有鞋穿，居然赤着脚，忍饥耐寒地从大巴山出来找到妈妈。妈妈心疼的马上找来一双军用胶鞋让他穿上，又给了他一套海军旧军装和绒衣换上。他在我们家住了几个月，临走时，妈妈又给了他几双鞋和衣服，给了些钱。他回到老家不久就当了兵，小伙子挺争气，在部队表现不错，考上军校，提了干。
第二次是在1953年，我爷爷在老家湖北麻城石槽冲村病故，父母带着我与二姐，在湖北军区派的一个警卫班的护送下回到老家奔丧。
在下葬那天，妈妈穿着白色的海军军上衣格外严肃，站在爸爸旁边看着爷爷的灵柩慢慢放入坟中。我那时也不懂事，边好奇的看着一群妇女坐在坟边上哭泣，边紧紧的拉着妈妈的手，抬头看到妈妈正拿着手绢擦眼泪。
1926年10月，爷爷在他堂侄王树声的引导下与爸爸一道参加了革命，加入农会打土豪分田地。1928年底，又随王树声参加了红军，入了党。后来，因违反政策，处于对敌人的仇恨杀了俘虏，受处分离开了部队。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根据地沦陷，爷爷作为红军家属在敌人的追捕下，只能带着奶奶与两个小儿子(我的四叔、五叔)背井离乡，四处要饭为生。那年大年三十，奶奶因讨不到饭饥寒交迫而亡。爷爷的另外两个儿子，我的二叔、三叔为了革命都在红军牺牲了，即使这样，爷爷对革命的信仰也未动摇。抗战爆发，1938年他收到爸爸从延安的来信后，即带着我的五叔到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让他到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而爷爷直到1949年老家解放，才脱离了苦海。
1951年8月，王树声任中央慰问老区访问团鄂豫皖分团团长，专程到老家看望了爷爷。
1951年8月王树声大将任中央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长在老家慰问他的堂叔，我爷爷王泽崇。
1950年4月15日，我们全家因父亲调任海军第一副司令员，一起从武汉到了北京。后来爷爷也到北京来看过爸爸，我们都有印象。妈妈与爷爷相处的日子虽然很短，本想多留爷爷住在北京，她好尽儿媳妇的孝道，无奈爷爷住了一阵因不习惯，非要回去，只好作罢。爷爷回老家直到病故，他的一生基本没有享受过多长好日子。妈妈也是苦出身，深知爷爷所受疾苦，她肯定是想起这些，才潸然泪下。
第三次，是听妹妹京利提起。在1960年，因自然灾害舅舅饿死了，妈妈收到舅妈的信后，伤心的留下了眼泪，因相比较而言，她娘家人舅舅对他最好，感情最深。
第四次，是1993年8月20日爸爸病故，妈妈流下了她最伤心的泪，这泪水是父母相濡与沫57年的情感，包含着他们共同经历的红军长征雪山草地的艰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枪林弹雨的血洗，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政治斗争的沧桑和磨难，他们风雨同舟，携手共进，岁月流失之泪;又是他们三世同堂，家庭和谐、幸福美满，如今离别之苦的泪。 爸爸虽然离去，为了怀念爸爸，把来自大别山的爸爸留在妈妈的故乡大巴山，与她、与我们子孙永远在一起，妈妈出资在四川巴中市的南龛山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立下了碑。
1936年6月时，妈妈结婚不久，在第三次过草地前，妈妈由地方转为红军，正式加入了红军。可能是因此故，后来有人采访爸爸时，爸爸才当着妈妈的面得意地说：“她是我带出来的。”
妈妈马上声明：“才不是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妈妈在巴中市将帅碑林立的碑
可不是吗，妈妈参加革命之处并不在爸爸的管辖之地，爸爸虽然到过得胜乡，但那时缘分未到，只能与妈妈失之交臂。
1937年，妈妈生下我们的大姐，由于是在长征路上怀的，所以叫长生。大姐一岁半时就夭折了。那时，爸爸在抗战的冀南前线，妈妈又有工作，大姐很小就送进了延安保育院。但是，在她一岁半时，她与保育院的十几个孩子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其中还有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大姐她们是被潜伏在延安保育院的一个男特务，借口给孩子们打防疫针为名，给他们注射的是霉菌。刚注射完的孩子们表面看没事，不久就会因霉菌感染逐渐而亡，家长们并不知情。
保育院是寄宿制，周末家长才能接孩子回家。到周末，妈妈把大姐长生从保育院接出来，长生握着妈妈的手蹒跚的走着。走着，走着，妈妈觉得长生越走越沉，要倒下去了，忙把她抱了起来，发现人蔫了。回到家，妈妈觉得不对劲，一摸头，发了烧，便抱她上了卫生所，开了退烧药喂上。但在家里烧退不下来，身上还长了许多脓包，淌着脓水，皮肤溃烂，长生难受的又哭又闹，惨不忍睹，妈妈十分心疼。当时条件差，医生看后也束手无策。长生身体越来越弱，没几天就因霉菌感染，撒手人寰了。
妈妈看着自己第一个孩子就这样被折磨的痛苦死去，无论如何是接受不了的，伤心欲绝。
当天被注射过的孩子，除了几个大点的孩子，因抵抗力强幸免于难，而十几个小些的孩子则无一幸免的故去，这才事发东窗。可恨的是，特务打完毒针就逃之夭夭，而未抓到。从此，大姐的被害成了妈妈爸爸心中永远的痛!
由此可见，国民党反动派是多么的残忍，他们不但对革命者动手，居然丧尽天良的对他们弱小的子女也痛下杀手，毫不放过，要斩草除根。
我曾经问过妈妈：“爸爸喜欢大姐吗?”
妈妈说：“当然喜欢，每次大姐从保育院接回家，你爸爸就高兴地抱着她，逗她。”
2017年11月5日，在我们开的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子弟研讨会上，爸爸过草地时的警卫员邱阜之子邱英汉，就对我讲到他父亲曾跟他说过，在延安时，他父亲就常骑着马抱着大姐长生，这可能是他人对我死去的大姐唯一的回忆和印象吧。
1971年4月北京时任湘潭军分区政委的邱阜与妈妈爸爸在家中院子合影
之二、妈妈从硝烟中走来
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妈妈于1937年2月由少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延安后方政治部做机要工作。10月，妈妈进入延安“抗大”学习，担任三大队第五区队区队长。
1939年1月，妈妈生下了二姐，因那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便给二姐取名叫相持。因我们大姐去世早，我们后面出生的这几个都未见过她 ，对她没有印象，父母又绝少提起她，致使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个早已过世的大姐，所以就习惯把二姐当做大姐叫了，我们后面几个也以此排序了。
当年3月，妈妈任延安军委家属队队长。
爸爸于1938年10月，离开延安奔赴抗日前线，12月来到华北抗日前线，任冀南军区副司令员，主管军区的军事。妈妈在1939年秋天，也追随父亲来到了冀南军区，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这次，妈妈是带上了大姐相持一起去前往冀南根据地。按总部命令，家属离开延安前往敌后根据地，为了孩子们的安全，也为了使他们不至于拖累大人，是不允许带孩子前往，孩子要留在延安。妈妈鉴于半年多前因狗特务的毒手，而痛失长女长生血的教训，这次上前线，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让第二个女儿与其分开，哪怕死也要将相持带在身边。
妈妈便用长女被敌特害死为由，向总部请求坚持要带相持走。总部考虑到妈妈丧女的情况比较特殊，最终同意了她的请求，让妈妈带着相持离开了延安。
这次到敌后，妈妈一路上抱着二女儿不分离，不放手。警卫战士看她这样抱着太累、太辛苦，想替她抱女儿，妈妈坚不撒手。大姐相持也很配合，紧紧搂着妈妈，任谁都不行。谁要伸手抱她，尽管她还不会说话，却也撅着小嘴，生气的咕嘟着，怒视着要抱她的人。为了不分离，这一路母女二人受了不少苦。
从此，大姐与妈妈都经历了日本鬼子的扫荡，国名党军对解放区进攻的敌后残酷、艰苦的磨难，她是我们几个子女受苦最多的一个。大姐曾清楚地记得：她们为躲避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经常要到麦田或玉米地里躲藏。敌机很猖狂，飞的很低，有时都能清楚的看见飞行员。正因妈妈坚持把大姐带到敌后，使她也跟着妈妈冒着生死穿越了多道封锁线，一路上担惊受怕才到达冀南根据地，与爸爸团聚在一起。
据妈妈讲，最惊险的是过平汉线铁路。铁路线是日本鬼子封锁的重点，铁路沿线鬼子据点林立，封锁严密，许多穿越平汉线的八路军倒在了这里。这天晚上，妈妈骑着马抱着八九个月大的大姐，随队伍来到了平汉铁路附近。敌人据点的机枪封锁着铁路线，密集的子弹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亮光，十分吓人。妈妈的坐骑被枪声、爆炸声惊吓的不敢前行，搞得妈妈也十分紧张，紧紧的抱着大姐，生怕她失落。如果不冲过去，天一亮就得死，冲就随时有被子弹击中的危险。在马匹踌躅不前的危急时刻，后面的人猛拍了一下马屁股，马受刺激，一下就向前奔去，跨过了平汉铁路，这道最大的封锁线。
尽管大姐受了不少苦，但她还是幸运的，没有被父母丢失。有些留在延安的子女，父母在前线的，只好送给了当地人寄养，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后丢失了。
正因大姐从小就遭受了战争之苦，妈妈总觉得亏欠她太多，后来我们才明白大姐从“哈军工”大学毕业后，妈妈为啥要把她留在北京，留在身边的苦心了。
1940年2月，妈妈任冀南军区三分区政治部组织干事。8月，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干事。
冀南地区一马平川，没有地形掩护，利于日本鬼子大部队扫荡，再加之到处是封锁沟，据点的分割，使八路军游击战争很艰难。在这种危险局势下，妈妈带着一岁左右的大姐很难随部队行动。无奈，妈妈与爸爸商量，只能把大姐相持暂时寄养在当地人家中，等局势好了再接回来。为了保险，必须找个放心的好人家。正好，冀南行署秘书长刘铁之是当地人，其夫人是农村妇女，住在乡下，把大姐放在他家是最安全保险的。这样，大姐就放在了刘铁之农村的家里寄养。
刘铁之是河北清河人，1935年的老党员。1942年5月，他去参加北方局太行山山西辽县(现左权县)麻田党校学习途中，正遭日寇对麻田八路军总部扫荡合围，不幸牺牲，年仅28岁。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也是在这次大合围中牺牲的。
刘铁之牺牲后，留下了独子刘凯如。全国解放后，他上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作为烈士的遗孤，他经常到我们家来，妈妈爸爸非常关心、关照他。在妈妈爸爸的照顾下，还带他与我们全家一同到大连度假。刘凯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工作，把他的母亲也接到天津与他一起过。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表达感谢抗战时，他们家对我大姐寄养他家的照顾，妈妈爸爸还专门让他母亲，刘铁之的遗孀住在我们家好几天，来招待她，使她非常高兴、满意。
1941年11月左起刘伯承元帅夫人汪荣华与怀抱大姐相持的妈妈合影
长征是异常艰苦，抗日战争则是非常残酷，尤其是八路军开展的敌后平原游击战，鬼子不时的扫荡，烧杀抢掠，危险随处所在。1942年又进入了抗战最艰难时期，鬼子的扫荡更加频繁，规模也最大。最著名的就是“5.1”大扫荡，使平原地区根据地遭受了巨大损失，抗战进入了低潮。而冀南地区鬼子的大扫荡更早了两天，始于4月29日,史称“4.29大合围”。侵华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经过一个多月的策划和准备，利用这天是日本的“天长节”，即日本天皇诞辰纪念日，为其生日献礼，拿冀南军民的血肉作祭品。4月下旬，冀南区党政军机关转移到武城县郑口西南的兀兰屯附近，被武城县伪县长、汉奸、特务吴寄朴(日本投降后，他畏罪毁容潜逃至东北，1948年被我公安发现逮捕，公判后处决)得知后，向德州日军告密，最后报到在天津的冈村宁次，其便利用这天，派出了日军驻山东主力第十二军的五十九师团，及河北的独立混成第一、第七、第八三个混成旅团1万余人，伪军2万余人，在飞机、坦克、骑兵配合下，从六十里外分三层向冀南军区机关所在地，六分区的武城西北、枣强以南、清河以北地区铁壁合围过来，妄图一举歼灭我冀南区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冀南区机关是28日晚转移到武官寨地区，没想到第二天便成了冀南军民最黑暗、最残酷的一天。这些情况当时并不知晓，有些从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透露而知，此次日军行动，是执行当年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消灭冀南抗日力量的《十二号作战命令》。
爸爸在外地视察时，于4月28日中午，得知德州日军5000余人已向军区驻地奔来，便向军区发电报告知。但是，军区29日上午9点才收到。此时，日军已经向军区机关驻地合围而来。妈妈这时也在军区机关驻地，且已有身孕怀着我大哥新中。军区领导考虑她跟随机关突围行动不方便，怕她掉队更危险，便将她安排疏散到老百姓家中隐蔽起来。但在鬼子和伪军的反复搜查下，妈妈还是被敌人发现抓捕到枣强县城。
爸爸回到军区机关，得知妈妈不幸被俘的消息后，抱着大姐相持，默默地流下了伤心的泪。
妈妈被捕后，敌人对她进行了拷问，她面对凶残的敌人坚贞不屈，严守机密，与敌人周旋。开始，敌人并不知道她的身份，不久，敌人还是从其他被俘者口中得知妈妈是冀南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的妻子。敌人知道了她这个身份，企图利用她来做爸爸的工作，便把她从监狱里提出来。妈妈曾跟我大哥新中说：敌人将她单独关在城外伪军司令小老婆家里软禁起来，企图软化她。让她与那个小老婆睡在一个屋，那女人睡在南炕，妈妈睡在北炕，北炕紧靠着北窗，那女人负责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自住进这里后，妈妈就开始寻找机会想法逃跑。经过观察她发现住的这屋子，北面的窗户推开后就是田野，周围没有敌人的哨兵，现在只是等待时机。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深夜她趁那女人深深入睡，悄悄打开了窗户，雨声掩盖了她的动静，翻身越过窗户跳到户外，趁着夜色的掩护消失在田野里。妈妈冒着大雨跑了几十里路，天亮前回到了根据地。庆幸的是，淋着大雨的妈妈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甚至因天黑路滑跌到一处沟里，遭了这样的大难居然没流产，保住了大哥。大哥新中每每谈到此事，总是心有余悸的说：“老妈是怀着我逃出来的，要不就没我了，更没你们几个小的了!”
像妈妈怀孕时，有惊无险的事还有一次。那是在妈妈怀着二姐黎利期间，，她不小心被牲口踢了肚子一下，居然也没流产。说明妈妈年轻时身体好，也皮实。
妈妈能较顺利的从敌人的狼窝里逃出来，应该是得到了地下党的帮助才可行的。比如让妈妈住在城外那个伪军司令小老婆家，给她创造了逃脱的条件，很有可能就是地下党故意想法安排的，但她当时并不知晓。后来我偶然查到了有关线索，虽然文字不多，还是透露了些蛛丝马迹。说这个帮助并救过我妈妈的人叫郑润之，是枣强县城关人，1938年入党。曾在南关抗日小学当教员，任过县政府司法科科员，是枣强县敌工站站长。1939年春，日军占领枣强后，他们全家迁至城外，后根据党组织安排，其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打入伪警察局，郑润之任司法股股员，在敌后潜伏了六七年。他曾成功营救出包括妈妈在内的五六十名被捕八路军，但具体如何救的没有讲到。此人的结局却很悲剧，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在文化革命期间，冤死在了自己人的监狱里。
妈妈逃离敌口，回到根据地，转眼到了1942年秋。妈妈怀着大哥已经六个月了，巧的是冀南军区政委宋任穷的爱人钟月林也怀孕六个月了。但是，这也是抗日战争最艰难和残酷的时候，根据地日益被压缩，已无安全之处，我军区与机关只能不断地转移、游击、战斗，风险随时随地无处不在。这种情势下，妈妈与钟阿姨已不适宜再随队行动。鉴于此，军区党委为了她们及未出生的孩子们的平安，决定将她们暂时隐蔽到农村，待孩子们出生后再返回部队。
冀南军区敌工部把掩护她们的任务，布置给中共冀南三分区地委敌工部副部长兼馆陶县委副书记孙建功负责落实。孙建功想到，他的学生肖永茂曾任过四区、八区区委书记，在这一带有许多敌伪社会关系和堡垒户，便把此事当成一件特殊任务交给了家在毛圈村的县敌工站干部肖永茂(1945年10月后任县公安局股长，1949年5月任馆陶县公安局局长)。
他对肖永茂交代道：“因现在环境恶劣，条件困难，为确保她们的安全，尽可能保密、慎重，减少知情面，由你负责具体安排。”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敌营历险记》一书中对这件事情的描述
面对如此特殊的任务，肖永茂思考再三，决定去找自己的朋友和内线关系郭绍周、郭绍庭兄弟。这二人出身地主家庭，自幼读书，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当时，郭绍周任馆陶县伪政府秘书，深得伪县长吴作修的信任，人称“二县长”。而郭绍庭则与伪警备司令王来贤关系密切，后又成了儿女亲家，在县城南关开了一家油行当经理，十分精明能干。这两个人是肖永茂长期工作争取的统战关系，曾为抗日政府提供过一些有关伪军出动的时间、线路，日伪军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方面的重要情报。经过他长期观察考验，认为二人确实已成为抗日政府的内线人物比较可靠，正好利用他们结交面广，便于掩护和隐蔽。当夜，肖永茂出发绕过敌人的炮楼，过河去找郭氏兄弟详密协商，进行安排。
刚开始，郭氏兄弟一听肖永茂说此事，又吓又紧张。郭绍庭说;“这事可不敢接。别人生孩子还好说，可这是军区司令、政委家的事，万一走漏了风声，让王来贤知道了，咱没保护好，把人家大人孩子失掉了，可是天大的事，是要掉脑袋的......”边说边拿手巾擦着一头冷汗。
肖永茂知道这是件难事，给他们开导说：“我并不想难为你们，可正是因为这件事困难很大，我反复慎重考虑也只有你们哥俩有条件能做这件事，才来找你们的，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
第一、有你哥，你仁兄弟都在敌人县、区做事，发生点事，谁能咋着你?第二，你住在县城里，她们住在农村，谁不知道农村三天两头‘扫荡’。谁生孩子能在今天跑，明天藏的地方呆着?都要找个安定的地方。你家住两个亲戚生孩子，谁也不会怀疑啥的。加上你为人忠厚老实，在村里人缘好，谁没事吃饱撑的瞎给你找麻烦?”
郭绍庭还是有些担心地说：“肖同志，说实话，区部、县上倒没啥，就是伪军到我家来也没事，就怕鬼子哪天来到我们村，万一发现就没办法了。”
“风险可能会有，只要我们做好充分准备和沉着的应对，凭着你的关系和人缘，我相信你一定能对付过去的。你不用怕，我们也会在暗中帮助你的。”
肖永茂沉思了一下又说：“你现在在日伪占领区混的不错，但鬼子能在这里多久?他们早晚要滚蛋，鬼子一走，不就是八路的地面了吗?今天你为八路做了好事，八路是不会忘记你的。”
话说到这份上，郭绍庭顾虑也打消了，说道：“你把两位首长夫人托付给我们哥俩，是你肖同志看得起我们，是八路那边信得过我们，就凭这个，请放心，我们一定把她们安排好，保证她们母子完好无损交给八路。”终于接下这件特殊的任务。
虽然郭氏兄弟接下了任务，但如何接送二位夫人呢?此事肖永茂早已考虑好，由前时玉村任伪军小队长的沈福尧来接送。沈福尧是肖永茂策反多年的对象，为八路军作了一些工作，加之其弟沈福起与肖永茂是同学，肖永茂任四区区委书记时，沈福起任区队长，完全可以信任。而且，沈福尧曾在1938年11月，日军占领了聊城，范筑先殉国，被其收编的土匪出身的王来贤一路军退到曲周县东目寨。八路军要将他们解决，王来贤逃到馆陶的前时玉村，被沈福尧藏匿逃过抓捕，被王来贤视为救命恩人，而让一般的敌伪军不敢小看和招惹他。有了这层关系，让他接送掩护过敌伪关卡、岗哨是再合适没有的不二人选了。肖永茂直接找到沈福尧，让其用牛车把妈妈和钟月林阿姨送往离县城5里路的郭氏兄弟的家大郭庄。
他们轻松地应对了敌人马头渡口伪军岗楼的问话，渡过河，一路上比较顺利，没有再受到敌人刁难，可见当时八路军的敌工工作是相当到家。
到了大郭庄，沈福尧把妈妈和钟阿姨交给了郭氏兄弟，受到郭家的热情接待。郭氏兄弟二位的妻子是善良、热情的妯娌俩，她们把妈妈和钟阿姨当成她们的亲姐妹般看待，照顾的无微不至，使妈妈她们十分感动。她们二人都住在后院的西屋里，分睡南北两个炕上。郭家因离县城近，平时都是到县城买菜。
郭氏兄弟时刻都把妈妈她们的安危放在心上，安排两个他们稍大的孩子，身藏手枪，每天日夜轮班担任警戒，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多次化险为夷。
期间，曾有日本浪人拿着刀枪闲逛到大郭庄，来到郭家。郭绍庭知道后急忙赶回家，镇静巧妙地应付他们，把浪人引进前院堂屋，好吃好喝地恭候着他们。这帮浪人吃饱喝足了，起身踉踉跄跄就回县城了，这是最惊险的一次。
1943年2月初，在郭家的掩护下，妈妈在郭家人接生下，生下了大哥新中，十天后钟月林阿姨生下了二女儿宋小平。钟月林阿姨是由军区派来的一位女军医接生的，她是山西的大学生。郭绍庭的妻子和她嫂子跑前跑后，尽心地照顾她们，还给两个出生的娃娃做了两双虎头鞋，带铃铛的小花帽。
有趣的是坐月子时，这郭家人因封建传统观念蛮深，重男轻女，见妈妈生了个男孩，每天不是炖鸡就是炖猪肘子给她补，月子坐完，妈妈和大哥都给养的白白胖胖的。但郭家因钟阿姨生了个女孩，给她坐月子的待遇就不一样了。妈妈与钟阿姨同住在老乡家生孩子、坐月子，组织上都是给了郭家钱的，不是白住白吃的，结果因生下的孩子男女有别，待遇也有别了。
钟阿姨生前就曾给大哥亲口说：“你妈生男娃喝鸡汤，我生女娃喝米汤。”
两个娃娃顺利出生的喜讯，郭家通过沈富尧、肖永茂、孙建功等一层层地报了上去，爸爸和宋任穷伯伯知道后十分高兴。尤其爸爸终于有了儿子，更是喜上眉梢。据大哥新中说：“因为前面妈妈生了两个女儿，十分盼望有个儿子，所以爸爸对妈妈开玩笑说，这次要再生个女儿就把妈妈辞了。”
妈妈她们在郭家一直住了四五个月，到2月中旬才又由沈富尧赶着大车把她们平安送回冀南军区司令部驻地，曲周县东目寨。
解放后在镇反时，由于郭氏兄弟出身和历史问题，差点被枪毙，其家人找到宋任穷，由他出了证明，才平安无事了。
几十年过去了，大哥新中念念不忘这家人，一直惦记着他的出生之处和这家人。没有郭家的掩护和照顾，就不可能有妈妈和他的平安与降生，郭家也算是他们的恩人了。所以他有个心愿，找机会一定回去看看他们。2004年和2014年，大哥两次利用机会到了大郭庄，来到了郭家。老主人郭绍庭已做古，他的儿子郭洪海热情地接待了大哥，双方见面十分亲切。
2014年4月24日在郭家庄郭家旧址盖的新房子中左起大哥与郭洪海合影
大哥向他们家表示了深切地感谢!郭洪海1929年出生，比我哥大14岁，对当年我哥出生之事记忆犹新，他给我哥热情讲了上述有趣的细节。
闲聊时大哥问他们：“我妈妈她们两个谁漂亮?”
“当然是你妈妈漂亮啦，再加上又生了你这么一个男孩，我们家人自然对你妈妈和钟阿姨就不一样了。”说完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
图为赵晓舟将军
妈妈带着大哥回到根据地后，因条件差营养跟不上，妈妈奶水不足，只好托人在附近给大哥寻找奶妈。不久，由时任冀南军区作战科长的赵晓舟(开国少将，曾任海军装备部部长)找到一位老家离郭家庄37里处(这是我大哥拜访了郭家后，才知这两家原来离得这么近，就此把两家联系上。)，后因饥荒逃到军区驻地附近嫁人，刚生了孩子不长时间的妇女。此人名叫武明，大哥后来一直称她为“娘”。说来也巧，她后来竟成了我们的婶婶，真应了那句“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1949年在武汉，经王树声大将的夫人，我杨炬大妈介绍，她与我四叔王宏清喜结良缘，这又是一段佳话了。
1942年11月，妈妈参加了在太行山山西境内麻田附近的中共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学习。那时的整风因受左倾思想影响，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妈妈因前期鬼子大扫荡时被俘过，她在地下人员帮助下逃脱敌窝，回到根据地后早已如实将详情汇报被审查过，经敌工部门证明她在敌人面前是坚强的，没有问题。但是，在党校整风中，因此事又成了妈妈重点交代的重大问题，而照挨整不误，并未因爸爸是军区副司令员而沾光。就这样妈妈被反复交代，反复检查，整了好几个月，也没查出问题，这才罢手，宣布妈妈过关。
1944年5月，爸爸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妈妈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干事。随爸爸，带着大姐、大哥先是来到冀鲁豫区平原分局党校驻地河南林县的一个村庄养病。到了这年冬天随着爸爸身体的好转，在一个大雪天，爸爸和妈妈及全家人经河南辉县、滑县，来到河南濮阳市东北七八十里处的清丰县单拐村陈家大院军区机关驻地，受到宋任穷、杨勇等军区领导在村外的迎接，被安排住进一个叫陈淑贞的房东家里。
2016年10月7日河南濮阳市清丰县单拐村陈家大院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遗址
河南濮阳市清丰县单拐村爸爸旧居
1945年6月初，妈妈生下我的二姐黎利。妈妈在房东家坐月子时，因当地的风俗还发生了一件“净庄基”的故事。其风俗“净庄基”就是生儿生女必须在丈夫的家里，如果女人在别人或亲戚家里过月子，就得放鞭炮、跑纸马。女房东为此闷闷不乐，爸爸了解此事后，为尊重当地的风俗，特意给其做了“净庄基”，使女房东很高兴、很满意，给妈妈拿来自家鸡下的蛋，并照顾妈妈坐月子。事情虽小，但通过此事的园满解决加深了两家的关系，也加深了军民关系，充分体现了军民鱼水情。
解放战争时期的妈妈在邯郸地区
1945年10月，邯郸城被爸爸他们打下，但晋冀鲁豫军区机关驻地还在邯郸城西60公里处武安市冶陶镇的冶陶村，没有进驻邯郸。1946年12月底，妈妈在这里生下了我。过去妈妈告我是在邯郸冶陶出生的，但是因冶陶是个小地方一般的地图上查不到，一直搞不清它的具体位置，直到近几年我才知道。
1946年冬在邯郸市武安县冶陶镇，左起长女相持、长子新中、次女黎利与妈妈
1947年夏河北邯郸市武安县冶陶镇左起妈妈、次子伟伟、宋任穷夫人钟月林、陈再道夫人张双群，前排左起长子新中、次女黎利、宋任穷之子宋克荒。
1947年，大姐相持已经8岁，到了上学年龄，大哥新中也4岁，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可邯郸冶陶晋冀鲁豫军区机关驻地没有子弟学校和幼儿园。为了让他们早受教育，再加上妈妈身边又多了我和二姐黎利，爸爸要指挥部队打仗，妈妈也有工作，这么多孩子在身边实在不方便，正好华北地区，只有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在西柏坡附近山里农村，有唯一一所“荣臻子弟学校”，妈妈便把大姐和大哥送到该校，大姐上小学，大哥上幼儿园。
大哥新中小时候是出了名的调皮鬼，没少让妈妈操心。
1951年左起大哥新中、徐深吉之子徐渭河(趴地者)、爸爸合影。此图可见他淘气样
他刚去幼儿园一个月，就抱着自己的被子出逃。他淘到啥程度?自己跑就算了，竟然还拐带了一名小女生一起出逃，而且还是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解先，他的胆子也太大了。幸亏被学校找了回来，学校一看管不住他，不敢留他了，报告给妈妈。 妈妈只好让警卫员骑着大白马把他接回了冶陶镇，只留下大姐继续在那里上学。
大哥回到冶陶后，正是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时，国民党军飞机时常飞到冶陶镇上空轰炸、侦查。为了躲避敌机，警卫员一手拉着大哥新中，一手拉着二姐黎利，妈妈和大哥的奶娘，我们的老武婶抱着我，一起跑到村外的玉米地躲起来，就这样担惊受怕的防着敌机。
1947年12月，为支援刘邓大军，爸爸受命为十纵司令员率新成立的十纵南下，冲破国民党军层层封锁到达河南的桐柏地区，创建了桐柏根据地，任桐柏军区司令员。
图中左一站立者军区政治部总务科长刘天明、左四爸爸怀抱长子新中、右一妈妈怀抱次子伟伟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各解放区越来越壮大，逐步连成了一片，解放军不断主动向敌人发起攻势，国民党军逐渐采取了守势。形势安全后，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子女也南下到了桐柏根据地找到爸爸，妈妈任桐柏军区司令部队列科参谋。
大哥新中至今还清楚的记得，那时妈妈带着我们离开邯郸地区驻地冶陶南下前往河南桐柏时，是与卓琳阿姨带着邓小平的家眷，分乘两辆卡车一同启程的。大哥说，邓家做的卡车车头有两个灯，我们家坐的车车头只有一个灯。当时，有意思的是他由此得出结论，两车灯的这家官大。
他们的车并不是直接南下走的，因途中有些还是国统区，只能绕道山路，从陈赓领导的太岳区过去，然后，与邓家分手。我们到了桐柏根据地，邓家到了河南永东、商丘一带，与邓小平会合。
1949年春妈妈在武汉
1949年5月下旬，成立了湖北军区，爸爸任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负责组建军区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爸爸是带着大姐先于我们进的武汉。不久，妈妈才带着我们三个子女，与老武婶坐着马车离开桐柏前往武汉。在过了一条河后，乘上爸爸派来的一辆吉普车进了武汉，全家人才聚在了一起。妈妈也随着进入湖北军区，任湖北军区司令部协理员。
1949年夏在武汉，左起妈妈、次子伟伟、次女黎利、武明婶婶、后排中间长女相持。
之三、妈妈从新中国走来
1950年4月中旬，爸爸王宏坤调到北京，参加海军的创建工作，妈妈也随之调到海军司令部工作，任海政保卫部侦查科助理员。
1950年春妈妈与次女黎利在武昌
1951年的妈妈
1951年冬妈妈与魏涛阿姨在上海江南造船厂
1951年妈妈与王树声大将夫人堂嫂杨炬(左)合影
妈妈参加革命前不识字，后在部队中才学了些文化，她深感这些文化知识是不能适应新军种的工作，便积极报名参加了海军机关举办的速成中学学习。妈妈的文化底子差，学起来比较吃力，但她凭着“川妹子”不服输的倔强精神，刻苦学习，硬是完成了学业，自此妈妈也落下了高血压的病。
1951年夏妈妈与陈赓大将夫人傅涯(左)在大连
1952年的妈妈
1953年的妈妈
妈妈1953年佩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标
1953年5月在北京雅宝路住所院中妈妈(后排)与海军航空兵司令员顿星云(前排右)、爸爸在解放战争时的秘书刘树(前排中)等人合影。
彭德怀当国防部长时，国防部1955年1月发布的一道命令《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让10万女军人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军装，妈妈也被迫离开了她心爱的军队。尽管当时爸爸是海军第一副司令员，妈妈又是个老红军，但爸爸为了起表率作用，依然没有把妈妈留在军队，反而动员她带头转业到地方工作，妈妈就这样转业到了北京市量具刃具厂任保卫科长。
妈妈转业到地方工作后，继续保持老红军的本色，勤勤恳恳的工作，努力学习业务。1957年6月18日，妈妈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1957年的妈妈
1957年6月18日妈妈被国家授予三枚三级勋章
199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妈妈佩戴她的三枚三级勋章留影
1957年妈妈(三排左二)与在北京的部分红四方面军女红军及其他高级将领的夫人合影。前排左二谭政大将夫人王长德、左三王宏坤幼女王京利。二排左一董必武夫人何莲芝、左二陶万荣(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左三湖北省军区副参谋长乐军夫人吴朝祥。三排左一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左三魏涛阿姨、左四肖向荣中将夫人余慎。后排左一罗荣桓元帅夫人林月琴、左三肖华上将夫人王新兰。
1958年妈妈(前排中)与参加北京市人委行政干校人事班的同事合影。
1959年的妈妈
1959年“三八妇女节”在人大会堂妈妈(二排左七)和在北京的部分长征女红军合影。一排左一洪学智上将夫人张文、左二徐海东大将夫人周东屏、左四李基少将夫人权卫华、左六老红军刘凤林夫人贺林生，二排左二王定国、左三邓颖超、左四蔡畅、左五李贞少将、左六贺诚中将夫人周越华。三排左一张令彬中将夫人李玉兰、左二张汝光少将夫人何曼秋、左三袁渊少将夫人余光、左七孙仪之少将夫人秦仪华、左八饶正锡中将夫人戴觉敏、左十一老红军徐士凯夫人史群英。
1962年的妈妈
1960年，随着批判彭德怀的展开，军队又允许曾经转业到地方的部分女红军可以回到军队，恢复军籍，妈妈在当年12月，又回到海军，任海军直属政治部群工处副处长。1962年2月，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按妈妈的资历完全可以评为上校，她早在红军时期就曾任县级干部，县妇女部长，但却被父亲卡了下来，说是为了影响，为了起带头作用。妈妈的军衔被爸爸压低了一级，行政级别也就低了一级，定为14级了。但是，妈妈为了支持爸爸的工作，欣然接受。妈妈组织观念很强，无论红军时期她在地方工作，职务如何变动，从当县妇女部长，还是当县少共妇女部长，以致以后到部队工作，频繁调动，她都是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任劳任怨，识大体、顾大局，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妈妈(二排右一)与在北京的部分老红军合影
由于爸爸是我军的高级干部，妈妈处处都在维护爸爸的形象，积极支持配合他的工作，起表率作用。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行了债券，妈妈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购买。当时国家建设缺资金，只好发行债券,不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买国库卷，是为了想要那点高利息。那时工资都低，但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只好靠节衣缩食，节约下来的一点钱去买。
1961年冬妈妈与爸爸在家中院子合影
1958年中国有了自己的国产电视机，海司管理处给海军首长每家都送了一台北京牌电视机，并没说要钱，但妈妈配合爸爸，二话没说拿出500元交给了管理处，成了海军首长家极少交钱的人，此事在海军大院成了美谈。
妈妈从大巴山的农村走来，她一直保持着农民本色，热爱劳动，勤俭持家。她虽然身体不好有高血压、心脏病，但无论家搬到哪里，只要院子有空地，她都闲不住，领着父亲的工作人员开个小荒，亲自动手种花、种菜。她种的菜可以保证全家吃一个夏天，都不用上街买了。她看我们放假没事，就让我们与她一起种菜，教我们认识菜的品种，从小培养我们爱劳动的品质，让我们不忘本。
妈妈一生艰苦朴素，对我们子女也是言传身教，教育我们要节约，不能浪费，不许乱花钱，要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五十年代，我以上四个兄弟姐妹，都曾在还是远郊的海淀八一小学上学住校，每个星期六才能回家一次，星期天又得返校。可我们家住在离建国门不远的雅宝路，相距十几公里路，坐公共汽车倒好几趟，妈妈为了让我们几个养成良好的习惯，不大手大脚花钱，严格控制我们的路费，每次来回每人就给5角钱，多一分都不给，平时不给我们钱买零食。为了解馋路上吃个冰棍啥的，我们只好自己步行往家走，把省下的车票钱节约下来买零食。
1961年冬全家人在家合影，前排左起妈妈、幼子燕京、幼女京利、爸爸，后排左起次子伟伟、侄女素香、次女黎利、长女相持、长子新中。
衣服也是省着穿，大哥长大了，大人衣服能撑起来了，就把爸爸的旧军服给他穿。可我小，个子不高捡不了大人的衣服，妈妈就亲自给我做棉衣、棉裤。爸爸爱穿布鞋，妈妈就和保姆一起亲手给他做。我现在穿的两条夏天用睡裤，还是妈妈八九十年代用缝纫机缝制的，上面的针针线线都沁透着妈妈对儿子浓浓的深情，让我不忍丢弃。妈妈不但让我们生活上艰苦补素，她和爸爸也是这样始终保持着老红军的本色。爸爸平时穿的衬衣领口、袖口也都是妈妈给补的补丁，一穿就是多年，很少买新衣服。
妈妈还是我们这个家的管家，爸爸的工资都是由公务员领回来后交给妈妈，由她来安排一个月的花销。家里人口多，除了我们六个子女，还有在老家务农的我五叔的女儿(我的堂姐)住我们家里，从小学到高中也由父母抚养。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爸爸调进北京后，几个在外地工作或休养的老战友也都把他们的孩子寄养在我们家，像徐海东的长子徐文伯、宋任穷的长女宋勤都在我们家住过好一阵子才离开。
1951年7月大连后排左起徐海东大将夫人老红军周东屏、妈妈，中排左起徐海东大将、爸爸，前排左起徐海东之子徐文连、作者。
原北海舰队参谋长赵北原的女儿赵春秀，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在我们家长大，也成了爸爸、妈妈的养女，连她的爱人都是妈妈托人介绍的。他们与我们一起同吃、同住、同玩耍，妈妈、爸爸把他们都视为亲生儿女一般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他们，亲如一家，视如己出，他们也都亲热的“妈妈、爸爸”的叫着，家里好不热闹。
1953年北京，前排左起次子伟伟、妈妈和怀抱的幼女京利，后排左起长子新中、养女赵春秀、长女相持合影。
这些孩子，再加上六个子女开销比较大，妈妈就亲自记账，精打细算，从不乱花钱，把家里安排的顺顺当当。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爸爸退下来，在干休所，每天上午都要推着小孙女(我的女儿)到小卖部去给孙女买点吃的，他兜里最多只揣有10元钱，多余的妈妈都不给，钱不够还得给妈妈要。这事还是我爱人陪着爸爸买东西时才知道。爸爸平时是不花钱的，就是疼孙女，给孙女买吃的才用点。
妈妈不但在生活上严格要求我们，政治上也是如此，不许我们子女特殊化，吹嘘父母，我们住校每星期回来一次，虽然距离远，但从不让我们用爸爸的车接送，平时也不许随便坐。1955年9月部队实行军衔制，有些同学的父亲授了这个将、哪个将，我们很好奇，忍不住问妈妈：“爸爸授的什么将?”
妈妈说：“是黄酱”。
因那时小，不懂什么是黄酱，还真以为是个什么军衔呢，搞得一头雾水。妈妈的用心就是不让我们去与别人的父母攀比，就是要我们与大家打成一片。妈妈爸爸没有架子，很随和，在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们也都很随和，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此后来见面时还夸我们不像高干子弟。
1965年妈妈在院子中看报纸
我们后来在外地上大学，当兵，与家里的联系都是靠给妈妈写信，爸爸工作忙没时间管这些。那时写信比较单一，就是给妈妈汇报在外学习、工作的情况，每次信的开头就是“亲爱的妈妈”，落款“儿子XXX”。在部队基层当兵，条件比较艰苦，想家是常事，有时难免会提出想回北京，每当此时，妈妈在信中不是训斥，而是淳淳教诲，引导我，告知家里都安好，要我好好安心在部队干，不要想太多，要注意影响之类的话。接到妈妈的信，我那浮躁的心就平静了。
1966年1月妈妈与从“哈军工”放寒假回京探亲的作者合影
妈妈对我们子女严格要求，但对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却是关怀备至。平时对他们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生活，有困难主动帮助他们解决。每年过春节，就把司机、警卫员、秘书、炊事员都召集在一起与我们全家人吃团圆饭，一起包饺子。还给他们每人送肥皂、手套和毛巾。这些物品现在看很不起眼，但在那个物资匮乏,肥皂等日用品还要靠票证的年代,这些用品对工作人员来说都算是好的礼物了,肥皂是按户口本上人口数发下来的,我们子女多,票就相对多,妈妈节省下来买了肥皂送给他们。
妈妈也非常好客，来了客人，不论职务高低都热情接待，留他们在家吃饭，对基层来的人更是热情。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东海舰队护六支队131号导弹驱逐舰当枪炮导弹队副教导员，我们队枪炮长施守清到北京出差，我顺便让他给我妈妈捎封信。施枪炮长是我们支队60年代少有的战斗功臣，1964年7月11日，在打击台湾国民党袭扰大陆特务船《满庆盛》、《满庆升》号的战斗中，他作为我们东海舰队护六支队《衡阳》号护卫舰(弦号207)中主炮炮长，冒着生命危险跳帮(海军专业术语，指两船靠近时，在没有跳板的情况下，从一船跳到另一船上。是个危险动作，跳不好会掉到海里，或被两船挤住。)到《满庆盛》号船上，缴获敌特装有密电码等重要文件的公文包，战后荣立一等功。但是此事信里，我并未告知妈妈。
八十年代中期的施守清
妈妈见到她后十分热情，问长问短，当得知他从海岛来京，一路上舟船、火车倒来倒去，风尘仆仆很辛苦疲惫，估计他还没洗过澡，也没等他提出来，便吩咐工作人员为他专门烧热水。因为我们家有单独锅炉供暖，便安排他在家里洗了澡。洗完澡，又按排他吃了饭。枪炮长回舰后，高兴得告诉了我，听的我都嫉妒。心想，我每次从部队回家探亲，也没享受过被单独烧热水洗澡的待遇呀，可见妈妈对下面来人多热情吧。
施枪炮长近日对我说起这段往事还是挺感慨，他原以为爸爸身为海军第二政委，官那么大，架子一定很大，妈妈作为首长夫人，也会如此。所以，刚开始他还有些紧张、拘束，没想到，一见到妈妈爸爸，居然一点架子都没有，十分平易近人、朴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1965年的妈妈
1965年的妈妈
1969年的妈妈
1970年妈妈在含饴弄孙与长孙一起
妈妈待人直爽、热情、谦和、平易近人，没有首长夫人的架子。凡是到过我们家的同学、朋友，海军大院熟悉她的的家属们对此都是有口皆碑，家里的工作人员对妈妈的反映也很好。首长家的工作人员除了做好对首长的服务外，日常打交道最多的就是首长的夫人了，与她们打交道也是一项不可避免的工作。因夫人们不同的特性，工作人员的反映也是不同，有些相处容易，有少数让人为难。每家夫人什么特点，首长们的警卫员、公务员，私下都门清，有了比较。爸爸的几个警卫员就多次对我说过：“对我们这些首长的工作人员而言，你妈妈在海军首长的夫人里，是最好相处的。她平等待人，对我们从不颐指气使。”
正是妈妈爸爸这样的为人，家里的工作人员对他们才十分敬重，有着深厚的感情，把他们都看成是自己的父母一般。爸爸的警卫员李振海、小冯等一谈起妈妈爸爸都充满了深情。在妈妈爸爸病逝多年后，70年代的警卫员小陆、小王曾多次对我说过：“我又梦见首长和老太太了，太想他们了!”
这些警卫员们，每当谈起他们总是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
“老太太”这个称呼，是家里工作人员背着妈妈对她长期的一种昵称，当她面是不敢公开这样叫的，还是称官名“冯处长”。
在我印象里，工作人员对妈妈称“老太太”，大约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全家从东城雅宝路搬进海军大院不久。那时，妈妈并不老，也就40多岁，而工作人员都是20岁左右来自农村的小伙子，妈妈年龄比他们大了20多岁，在那个年代可能他们觉得就不小了，就像他们的妈妈一样，于是不知谁按农村的习惯就“老太太”的叫上了。他们可能认为只有这样称呼，才是他们对妈妈的一种尊重、一种亲昵、一种热爱最好的表达吧。这一叫，不得了，工作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妈妈的“老太太”爱称也一代代传了下来，至今如此。
我们子女在工作人员的影响和“腐蚀”下，背着妈妈“老太太”的称呼也成了顺口溜，不可自拔。习惯成自然，以至于好几次我在妈妈面前说漏嘴，说出了“老太太”。妈妈开始并不理解大家为何这样称呼她，所以她不接受“老太太”的“头衔”，冲我说：“我还没老呐!”吓得我扭头就跑。岁月不饶人，随着妈妈白发上头逐渐老去，她也逐渐接受了这个称呼，对“老太太”的称呼习以为常了。这其实是大家对她的一种尊称，一种爱。
妈妈不仅自己带头尊重工作人员，还常教育我们要尊重他们，让我们尊重他们打扫卫生、做饭的辛劳，有时还让我们帮助他们干活。妈妈不许我们子女指使他们给自己干事，要与他们和睦相处，不能怠慢，不许与他们耍脾气吵架，把他们当下人看。所以，在妈妈爸爸的言教下，我们与家里的工作人员相处的十分融洽，在家里房间不够住时，我还经常与他们同住。至今，我们与他们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妈妈一生经历了战争的生死考验，党内数次运动斗争的风险，她与爸爸荣辱与共，不惧权势，敢于斗争、对党忠诚。妈妈由于长期患病不能再坚持工作，于1978年9月离职休养。 不久，海军在某人的指使下强行违法抄了我们家，把我们全家驱赶到别的楼，一个混居单元六间房子中的两间屋子临时落脚，这个单元在原住户的基础上提前安排住进了一户，专门负责监视我们家。就是这样的两间屋子，这些人也不想让我们住，还想驱赶妈妈和全家到外地去。面对这样的威胁，如此大的压力，妈妈毫不畏惧、不妥协，与他们做坚决抗争。她给海军党委写信申诉道：“我是个老红军，我又没有犯错误，凭什么让我走?我不走!”
1985年的妈妈
199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的大会上，妈妈(左十一)与到场的女红军们在军旗上的签字。
1997年10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在京部分女红军合影，第三排右三为妈妈。
2006年10月集邮总公司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发行了《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邮册，妈妈(第二行左一)也在其上，妈妈与爸爸相濡与沫，共同携手走过了57个风雨春秋，俱荣俱损，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这就是我们的妈妈。
1988年，妈妈被授予二级红星勋章。
1951年春妈妈与爸爸在颐和园合影
1958年妈妈、爸爸与幼女京利、幼子燕京合影
1964年妈妈和爸爸
1965年妈妈与爸爸
1969年妈妈与爸爸
1976年冬妈妈和爸爸
1977年妈妈和爸爸
1982年妈妈和爸爸
1984年妈妈与爸爸在北京西山干休所合影
1992年妈妈和爸爸与幼女京利
1998年5月1日在北京海军总医院全家人与妈妈合影前排左起幼子燕京、妈妈、次女黎利，后排左起次子伟伟、长子新中、幼女京利。
妈妈为革命，为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也为这个家，为我们这些子女，从出生、上学、工作，到结婚生子，操碎了心。这一生令妈妈最痛彻心扉的，一是在妈妈年轻的22岁时，就因特务毒手失去了一岁半的大女儿长生;二是在妈妈老年82岁时，1998年4月失去了在家陪护她，因脑溢血半夜过世，59岁的二女儿相持。这两个女儿，都是妈妈亲眼看着走的，可见对她打击有多大。相持走的那天，妈妈也因此犯心脏病住进了海军医院，就再也没有回到家。
1999年3月26日下午，妈妈终因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83岁。妈妈的离去使我们悲痛万分!俗话说“妈在家在”，妈妈走了，这个大家就散了，只剩下了我们各自的小家。
当年清明时节，我们把妈妈的骨灰送到爸爸的故乡大别山，与爸爸合葬一处。妈妈从川北的大巴山走来，最终来到鄂东北的大别山，留在了那里，与爸爸永远的相聚在一起!
2015年6月子女给爸爸妈妈新立的墓碑
到2017年妈妈已离开我们18年有余，但她的身影却一直在我眼前闪耀。
只见妈妈身着红军装，斜跨着爸爸送她的手枪，枪把上绿色的绸子枪穗随风飘荡，骑着小骡子英姿飒爽的从大巴山走来。
只见妈妈身着八路军、解放军军装，腰里别着手枪英姿勃发，身后跟着我们已经过世的大姐长生、二姐相持，从战火的硝烟中走来。
只见妈妈身着上白下兰的海军军装，在和平的年代里，身边簇拥着她养育过的子孙们，和蔼可亲、慈善祥和的走来，走来......
亲爱的妈妈我们想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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