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再谈我们的主席与总理

　　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一个改天换地的转折点，中国人民第一次站立起来，挺直了腰杆，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新中国第一任国家元首，党和国家的领袖毛主席，和第一任国家事务总管，国务院首脑周总理，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从此，“我们的主席”、“我们的总理”，就成为这两位伟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和言谈中的专有名词，不仅一直持续到1976年他们的离世，而且在他们离世后几十年后，依然如此。

　　我们知道，在创建新中国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经历了长期共同战斗中的互相了解，互相磨合的过程，进而相互选择，结合成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才达到珠联璧合的合作。这个过程，是在中国国情的特定条件下，在没有现成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的过程。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有分歧，有意见交锋，甚至有误解，但就是在不同意见的碰撞中，点亮了真理的火花，并最终达到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奠定了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这个国家，如何在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尽快改变落后面貌，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同样要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这个探索过程同样是十分艰难的，免不了曲折和失误，也免不了不同意见的交锋和碰撞。

　　在两位伟人1976年逝世后，理论界，学术界，党史研究领域围绕毛周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一个焦点是1956年至1958年反冒进与反反冒进的分歧，即周总理提出反对经济工作的冒进，毛主席批评反冒进口号的意见交锋。不少文章以一种很为周总理打抱不平的口气渲染这场分歧，在言辞之间颇有一点扬周抑毛的意味。然而，这种观点，是用庸人之见去评论伟人，他们没有看到这是两位伟人为了一个共同的伟大理想，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中相互切磋的过程。

　　我们来看看两位伟人这段时间的讲话，就可以意识到两者在观察事物的视角，考虑问题的重心以及处事风格上的差异。

　　在农村合作化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伟大胜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进展的鼓舞下，对新中国的未来怀着辉煌理想的毛主席讲了许多气势宏伟，意气风发的话，以满腔的热情和灼热的语言号召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去创建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你听：

　　——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

　　——憋口气有好处。十年搞一亿吨钢，卫星上天。人家能做到的你也应该做到，人能也，我亦能也。等我们年产一亿吨钢，看得起的看得起，看不起的也要看得起。

　　——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而作为负责具体管理经济工作的周总理，关注重心放在经济工作的协调安排上，以高度的责任感，时刻防止具体工作的偏差与失误。他说：

　　——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3000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2000万到2500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能定到3000万吨。因为定到3000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

　　——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显然，一个是从大的方向和战略为新中国的未来设计宏伟蓝图，一个是着眼于具体的工作步骤，精心安排稳妥的实施计划。这是从不同的角度和着眼点看问题的差异。另一方面，从两人的个性特点来看，这也许是一位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理想主义者与一位以精细踏实，注重稳妥为特点的实干家在思维方法上的差异。

　　这种差异确实造成了冲突。体现周总理想法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但把重点放在反冒进。这自然不合毛主席的想法。以毛主席的个性，他接到此稿就批了3个字：“不看了”。

　　直接的面对面的交锋发生在1956年4月关于基本建设投资的争论。毛主席主张追加20亿，周总理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等一系列困难而不赞成。两人争论得很厉害，周总理甚至说了“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样的重话。这种情形在两人交往四十多年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那么，两人是如何对待这场分歧的呢？

　　从毛主席这方面看，他认为经济状况“冒是有一点冒”，“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给群众积极性“泼冷水”；他“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他说“我所反对的是公开在群众中间，在报纸上‘反冒进’”，这样做“使6亿人民泄气”，因而“是政治性、方针性问题”。但他认为周总理是“好人犯个别错误”，是在思想方法上“不自觉”地犯了“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的错误；“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基于这个看法，毛主席并未对周总理的工作加以直接干预，周总理按照自己积极稳妥的思路，领导编制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得到了中共八大和毛主席的认可。

　　在周总理这方面来看，对于毛主席的批评，经过相当艰难的思想斗争而做了几次检讨。这种思想斗争既有他一贯的“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想努力地跟上毛主席的思想。他的检讨，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过多从战术上考虑问题”。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的分析，这个话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以往多少次历史经验使他相信，主席比他看得准，看得远。

　　不管分歧如何，两位伟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初衷是完全一致的。毛主席之所以不喜欢“反冒进”的口号，在于迫切地期望中国能够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因此他一直期待中国实现“大跃进”。周总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其实，“跃进”这个词最早就是周总理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来的。毛主席对这个报告十分赞许，对“跃进”这个口号大加赞赏，称应授予“跃进”口号发明者“一号博士头衔”。

　　经过几年的实践，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让两位伟人达到了共识。

　　大跃进中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让毛主席有切肤之痛。他在1960年写的《十年总结》中承认：“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并且深有感触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这既是对周总理积极稳妥思想的肯定，也是一种自我批评。后来在1965年讨论“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时，他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由此可以看到，毛主席充分吸取了周总理对于经济工作的合理思想。

　　毛主席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等急于求成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几次在党的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并且要求党组织把他的检讨传达到基层，“不能隐瞒”。周总理则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制定并有效地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克服了暂时的经济困难。

　　然而，毛主席绝不放弃大跃进的核心思想，那就是——　破除迷信，依靠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中国在西方封锁而苏联撤销援助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多方面的突破，这也是实践所证明了的。如果不是坚持大跃进的这个核心思想，就没有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就没有大庆油田（由此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改变了能源上被人卡脖子的被动状况），更不可能有两弹一星的成功。

　　周总理完全赞同毛主席的这个思想，他以热情赞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方式，弘扬大跃进的革命精神。周总理在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了毛主席关于大跃进的核心思想：“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两位伟人达成了共识——既要坚持大跃进的核心思想与奋斗目标，又要克服具体工作中不符合实际的高指标与急于求成。这个共识凝聚成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总结的一句纲领性目标——“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此，“四个现代化”就成为全中国人民为之共同奋斗的最响亮的口号。

　　在两位伟人逝世后，在学界对毛周关系的研究中，有些人突出反冒进问题，渲染建国后两人的矛盾。然而，毛主席晚年在与自己的侄子谈话中谈到对周总理的评价，恰恰是对总理建国后的工作评价最高。他说：“进城以后，总理的功劳大，内政外交，国民经济，他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话虽不多，却充满褒扬之意。这个表扬显然也包含对当年关于反冒进争论的反思。

　　“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毛主席的这个评价也是全国人民对总理的评价，是人们每当提到总理总是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形象。1965年3月，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总理也在座。客人表示，主席这么忙，还抽出宝贵时间接见他，既感荣幸，亦感歉疚。毛主席看着坐在身边的周总理笑着说：“我们国家最忙的是这位总理，他什么都得管，把我该办的事都办了，我也就清闲多了。”这是毛主席内心感受的真情流露。

　　几十年共同奋斗的经历，让毛主席对总理建立了高度的信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十年的复杂局面中，凡是关键时刻，包括9·13那样的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毛主席都是全权委托总理去处理。

　　说到这里，人们常有一个疑问，既然毛主席这么信任总理，那为什么毛主席从来没有把总理列为接班人呢？

　　关于这一点，涉及总理个性的一个特点，叫做“举轻若重”，即事无巨细，必自躬亲。其优点在于处理事情煞费苦心，做到异常的精细具体、周密入微，能够取得常人难以达到的效果，毛主席称赞他“非常精明强干”，“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举轻若重”也容易陷入在细节问题上作过多的纠缠而忽视大方向的把握。而毛主席的特点则是“举重若轻”，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方向、抓大事、抓关键、抓主要矛盾上，其它枝节问题则迎刃而解。毛主席选择接班人，也希望具有“举重若轻”的特质。但这一点，总理坦诚地剖析自己：“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所以，在主席晚年重病在身，由总理主持全面工作时，毛主席也提醒他，‌“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是会犯方向错误的。

　　周总理很清楚自己的优点和弱点，他在正确地选择毛主席为全党最高领袖的同时，明智地把握自己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角色，准确地把握自己在与主席合作中的位置，充分发挥自己“举轻若重”的优势，成为主席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人，终于在成就中国革命大业的同时，也成就了他自己在历史上的不朽地位。

　　最后，我们再来听听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对毛周两人关系的评论：

　　——我读过不少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文章，有一个感觉，就是毛重在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那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周的讲话和文章更多地给我的感觉是细致周密，入情入理。所以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地负责执行和落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也是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周恩来从国家和革命事业全局的利益出发，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而他内心确实钦佩毛泽东，相信毛泽东考虑这些更大的问题要比自己高明。

　　——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当然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这是事实。

　　——对毛泽东，正如陈云所说，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相得益彰。

　　（注：我国钢产量，1978年：3178万吨；1996年‌：首次突破1亿吨，正式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