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于《红星照耀中国》，这是最直接、最真实的红军长征回忆录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90年间，长征的故事是怎样流传于世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认为始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

　　事实上，1936年斯诺在陕北采访期间，毛泽东便亲自发起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征文活动，号召红军将士撰写回忆长征的文章，不久后形成了《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文章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这本书是最早、最直接、最真实的红军长征回忆录，是迄今为止所有关于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

　　然而，《红军长征记》编辑完成后，尘封数年才在延安内部发行，且印数寥寥，在国内一度难觅其踪。直到2002年，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重新发现了这本书，关于它的“长征”故事，终于被揭开。

　　1936年，红一军团在宁夏。埃德加·斯诺摄

　　1936年，斯诺（右）在陕北采访途中。 新华社资料图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红军长征记》朱德签名本。

　　1936年7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征文启事》。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沈津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办公室。 受访者供图

　　参加过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新华社资料图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川康边界的夹金山。

　　《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原样。

　　2006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记》。

　　董必武《出发前》手稿。

　　朱德的亲笔签名

　　2002年，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哈佛燕京”）善本室，原善本室主任沈津像往常一样，把书架上的书一本本拿下来“乱翻”。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沈津突然看到一个牛皮纸大信封，“比16开大一点，静静躺在那里，看起来从来没有人翻过。”

　　沈津“好奇心强”，打开大信封一看，里面装着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命令》、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布告》等，“都是革命文献，纸张是粗糙的土纸，草木纤维还在里面，印刷质量也不是很好。”

　　作为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和书打了几十年交道，经眼的图书数以万计。他称自己“不只是在线装书里翻过来滚过去”，对革命文献也不陌生。

　　这些革命文献，主要指红色出版物，包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报纸、杂志、图书等。

　　从1960年开始，沈津初中毕业，便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跟随著名图书馆事业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学习古籍整理、编目和鉴定。上海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省市级图书馆，不仅有丰富的善本书、线装书，还收藏了不少珍贵的革命文献。

　　“很多都是在上海‘孤岛’时期，顾先生参与筹办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前身），冒着极大风险收集的。”沈津在上海图书馆工作30年期间，把馆藏的一万四千部善本，“差不多都翻了一遍”。

　　他深知，“当年延安条件艰苦，很多党的重要文件都通过刻钢板油印，或者用手抄复写纸复印，在高级干部中传阅执行。”这些文件印数本身不多，加上行军打仗过程中很多文件、书刊带不走都处理了，留下来的弥足珍贵。

　　在“哈佛燕京”发现革命文献，让沈津倍感意外。更让他惊喜的是，在牛皮纸大信封旁边，还有一部《红军长征记》，上下两册，32开大小，封面右下角赫然写着朱德的名字。

　　“过去，我学的就是鉴定，包括名人书法的鉴定。朱老总的亲笔签名潇洒、流畅，一气呵成。”沈津一眼认定，是朱德的真迹。

　　“哈佛燕京”，为什么会有朱德签名的革命文献呢？

　　其实，“哈佛燕京”和中国有很深的渊源。1928年，在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霍尔的基金资助下，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联合创立了哈佛燕京学社，致力于研究中国及东亚文明。学社总部设在哈佛，同时建立了一个图书馆，专门收藏中文、日文、韩文等东亚典籍。

　　当时，哈佛燕京学社在北平设立了办事处，由燕京大学的学者，在琉璃厂、隆福寺等地书肆，“代购”善本古籍、地方志等。“我的老师顾廷龙先生早年在燕大图书馆工作时，就帮‘哈佛燕京’买过书。”沈津说。

　　这些革命文献，会不会和燕京大学有关系？

　　沈津又仔细翻阅了牛皮纸袋里的资料，在一张类似目录的清单上，找到了答案。清单上用英文写着：“这是通过费正清教授转来的埃德加·斯诺赠送的资料”，中文注明：“施乐先生送来中共延安时代史料”。

　　“施乐”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中文名。1936年，斯诺突破重重封锁，深入陕甘宁地区，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重要领袖，撰写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成为最早向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真实情况的西方记者。

　　斯诺在陕北采访时，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作为其写作素材。他离开中国时，把这些资料都带回了美国。1957年，他担任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特别顾问期间，将其中六七十份资料送给了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

　　费正清是“头号中国通”，自然知道这批资料的重要价值，于是将它们转赠给了“哈佛燕京”。他给该馆馆长裘开明写信建议：“对它们进行一些特殊处理，也许可以将它们装进箱子里以防止损坏。”

　　裘开明把斯诺的这批资料，列入善本，存放在善本室的大保险箱里，后来又摄制成胶卷保存。

　　或许是藏得太隐蔽，沈津自1992年执掌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以来，一直在和几位同事整理除地方志之外的中文古籍，撰写了数百万字善本书志。但他不曾听说过，善本室里还有斯诺捐赠的革命文献。

　　机缘巧合，才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翻开《红军长征记》，沈津看到里面不少文章作者，都是党的重要干部，进一步查资料发现，这本书是最早、最直接、最真实的红军长征回忆录。

　　“这或许是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史上，在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由众多军队作者围绕一个专题，从不同角度创作出的唯一著作。”沈津意识到，这本书“意义重大”，于是写了一篇介绍文章，发给了国内的《收藏》杂志。

　　“文章很快就发表了，当时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原来，这本《红军长征记》，国内学者已经苦苦找了几十年。

　　毛泽东发起征文

　　其实，《红军长征记》的缘起，和斯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1935年秋，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总算在陕北站稳了脚跟。但那时候，除了中国共产党人之外，人们对这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军队，满是猜忌和误解。

　　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密不透风，“赤匪”“流寇”的污名铺天盖地。关于长征，外界更是一无所知，“毛泽东、朱德被打死”之类的假新闻，在各大报刊上发布过多次。谣言满天飞。

　　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写文章讽刺：“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长征，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话里话外，笑话红军“大老粗”，连自己的历史都写不成。

　　把红军的历史写出来，势在必行。

　　1936年初，红一方面军开始征集战史资料，计划把能找到的文件、日记归拢归拢，找几个“笔杆子”集中写一本书。但由于东征战事趋紧，指定的人都抽不开身，拖了几个月没动静。

　　就在这时，斯诺在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下，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中共中央意识到，这是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国际宣传“极好的机会”，于是改变计划——发动所有走过长征的人，集体写回忆文章。

　　1936年7月21日，红军总政治部发了一份《征文启事》。“斯诺的牛皮纸信封里，就有这份启事原件，国内外估计仅此一纸，别的地方找不到，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记者采访时，沈津首次向媒体公开了原件照片。

　　只见一张红油纸上，有十几行竖排繁体字，手写的字体，方正硬朗。启事言简意赅：为搜集红军战史材料起见，举行征文。征文范围，“限于远征、南征、东征三个时期。”

　　“这说明‘长征’的概念，当时还没有被中共中央和红军部队统一、广泛使用。”沈津说。

　　长征是由毛泽东命名的。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了对长征伟大意义的著名论断——“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但长征的概念，其实是逐渐被人们接受的。

　　这次征文，除了征集日记、战闻记载、行军描写、民情风俗的记述等，还包括照片和纪念物。总政治部特意强调，“凡是采用的稿子，一律由本部给以酬金。”

　　酬金按等级分三种：甲种每千字半元，乙种每千字三角，丙种每千字二角。特别好的稿子，给以更高的酬金。照片和纪念物也“酌给酬金”。

　　这些酬金什么概念？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用的是苏维埃纸币，即苏币。据时任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副行长曹菊如回忆，“1936年7月西北分行刚到保安时，一元苏币可以买一只羊。”可见，征文活动的稿酬不算低。

　　毛泽东对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征文活动，非常重视。半个月后的8月5日，他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给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了一份正式的征稿信：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毛泽东同时给各部队首长发电报说：“望各首长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莫忽视。”

　　红军总政治部很快成立了编委会，由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牵头。

　　徐梦秋是安徽人，1923年在上海入党，1927年受派到苏联学习。从苏联回国后，他在苏区担任军委秘书长，是有名的“笔杆子”，人称“红色历史学家”。长征途中，他翻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由马海德主刀给他做了截肢。毛泽东、周恩来对此十分痛惜，对他格外关照。

　　作家丁玲、“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成仿吾等先后参与了编辑工作。最初，几位编辑都有同样的担心：天天在枪林弹雨里滚爬的将士，拿枪比拿笔顺手多了，能写出像样的文章吗？

　　反响却远超大家的预期。

　　从8月中旬开始，稿件从四面八方涌向保安。几百里、上千里外，甚至远至沙漠边缘的三边地区，都有稿件寄来。

　　丁玲生动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一些用蜡光洋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灰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字的，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

　　这些红红绿绿的稿子，来自董必武、李富春、徐特立这样的老同志，也来自彭雪枫、杨成武、耿飚这样的指挥员，还有普通士兵、卫生员、炊事员。其中，三分之一是做文化工作的，剩下三分之二都是拿枪的人，还有刚扫盲的战士。

　　童小鹏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当时正在红军大学学习。收到征稿信后难掩兴奋，他在日记里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斯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

　　童小鹏一口气写了7篇稿件。和他同期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张爱萍，写稿更积极，用“艾平”“斯顿”两个笔名，前后共写了18篇稿件。

　　短短两个月，编委会总共收到200多篇稿件，总计50余万字。

　　未完待续（全文见此处）

　　参考资料：丁玲主编，董必武、陆定一、舒同等著《红军长征记》；埃德加·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丁晓平著《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王婉迪著《沈津乐道：八十忆往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