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旦华，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夫人，毛远新的母亲；经历过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监狱生活的考验。毛泽民于1943年被盛世才杀害。1946年，朱旦华在党中央营救下回到延安，后与在新疆监狱中任秘密党支部书记、同被营救回延安的方志纯（方志敏烈士的堂弟）结为夫妇。解放后，夫妇二人都任职于江西省。文革中二人都受到群众运动的冲击，特别是在“新疆叛徒集团”的冤假错案中受到隔离审查等不公正待遇，直到1975年此案才得到澄清。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马社香执笔）一书中记录了朱旦华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其中有些观点在他们那一代革命者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对我们后来者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由于文革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特别是“新疆叛徒集团”的冤案对自己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这里顺便提一句，朱旦华并没有因为是毛泽民的夫人而在群众运动中得到特别的照顾和保护），亲身经历或目睹文革中出现的局面混乱，逼供信，人身伤害等现象，在文革结束后十多年朱旦华对“文化大革命”一直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不过，她与当时党内外有些人把文革归结为毛泽东与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之间个人恩怨的观点不同，尤其不同意把文革归结于毛泽东搞个人迷信，独裁专制的说法。朱旦华说：“理由很简单，如果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由于与其他领导人的个人恩怨、搞个人独裁，他何苦在全国发动群众起来，造执政党的反，夺各级政府的权？这个执政党和政府，不都是在他领导下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吗？”朱旦华反对“妖魔化”，她认为问题出在毛泽东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一直强调：“在中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反映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中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朱旦华认为毛泽东的这个分析“把党内国内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脱离了实际”。
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以及随后发生的东欧剧变如同炸弹爆炸，在朱旦华思想上造成极大的震动，也由此促使她进入深入的思考。她清楚地记得，毛泽东早在60年代就预言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眼前竟然成为现实。“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垮掉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崩溃了”，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震惊之强烈，到了使她“睡不着觉”的程度。朱旦华说“不要说我，就连康大姐(朱德夫人康克清)听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都惊呆了，从此一病不起。” 一批老革命和朱旦华一样，思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苏联共产党垮在哪里？”接着则是——“我们党呢？怎么避免苏联的覆辙？”
随着思考的深入，逻辑自然会引伸下去：如朱旦华所说，“我和许多老同志一样，不由自主重新思考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到底是毛主席对形势真的估计错了，还是他想到了看到了更深远的问题。”
由此，朱旦华联想到1962年陪同朱德、康克清上井冈山时朱德对她讲过的话。那天，“天气很冷，朱老总披着大衣，双手叉着腰，一动不动，久久凝视着前方”，沉思的朱德对朱旦华深怀感慨地说：“我一直在想，当年井冈山会师才几千人，主席就提出‘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红军的任务不仅仅是作战，同时要作宣传队工作队，帮助建立地方政权；摸索出‘十六字’作战方针……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条都很深远呐。在井冈山和转战赣南闽西时，开始我并不信服主席，他没有学过军事，我带兵打仗多年。但实践证明，主席是正确的，他看得想得比我深远。得到这个‘证明’，我党我军付出了很大代价，流了很多血，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朱旦华深切感受到：朱德是“从心里信服主席。这种信服，并不像有些人所说，是盲目的迷信和个人崇拜，而是由血的历史反复证明了，毛主席总是能从更高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他比我们看得要深远一些。”
苏联解体后，朱旦华经常思考朱德这些话。她想：“如果说，当年在井冈山巴掌大的地方，几千人的队伍，毛主席就考虑到为了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应该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样如此深远关键的问题，那么，1966年毛主席在大多数干部很不理解的情况下，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定也有他的战略思考，也可能我们这一代人近期不能很好理解。”
中国的现实情况让朱旦华的思考更深一步了，特别是反腐败斗争揭露出一批党内，特别是高层的腐败分子，惊心动魄的腐败现象促使朱旦华向自己发问：“中国共产党内，现在党内腐败分子为什么越来越多？两极分化为什么越来越严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出现了问题，我党会不会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她向采访者袒露自己的内心：对于这种情况，“我很担心，非常担心。”
对于毛泽东所指出而曾经长期不为朱旦华及大多数党内干部所理解的论断——“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朱旦华也有了新的认识。她说：“现在党内腐败分子揪了一批又一批，不能不令人想到更多，包括重新思考毛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未雨绸缪，也可能是对抑制和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深远的战略性思考和布局。”接着她对采访者说：“现在每年都揪出来不少腐败分子，事实上他们一个个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最后一句引用毛泽东的话，朱旦华是一个字一个字咬定地说的，那种神态给采访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读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害怕毛泽东，害怕人民群众怀念毛主席，千方百计想要抹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就是因为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打中了他们的要害。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一个照妖镜，使得这些企图把中国拖向资本主义的腐败分子无处遁形；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他们睡不好觉，深怀随时可能被人民群众揪出来的恐惧。
凡是坚持不忘初心的党内干部，即使在文革中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之后，都会像朱旦华那样“出于公心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只计较个人所受到的委屈”，并且会努力“从战略高度去思考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许多曾经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老革命，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回顾跟着毛泽东干革命的经历，都发出了和朱旦华同样的感慨。
经过这样一个思考过程，朱旦华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她说：“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受到冲击，长远地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可以为我党群众监督干部制度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长期战略上，也可能是以一种短期的代价博弈一种新制度新尝试。从这一点出发，毛主席作为开国领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家，必须思考和探索执政党如何建设，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受到群众的有效监督，才不会走向人民群众的反面。”她深有体会地对采访者说：“你想想，如果今天还能鼓励群众起来监督我们党的干部，使各级干部夹着尾巴做人，联系群众，艰苦朴素，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腐败分子呢？”
“以一种短期的代价博弈一种新制度新尝试”，“探索执政党如何建设，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受到群众的有效监督”，这是一个老革命站在如何使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永不变色的高度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所作的深刻思考，给人以极大的启示。发动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势必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然而，相比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前途命运，“短期的代价”又应该如何评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在下决心发动这个运动之前经过了长时间艰难的权衡酝酿；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在运动后期，要求全党全国对这个运动进行认真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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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旦华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批老革命、老干部的思想。但是，肯定也会有一些老干部不认同她的看法。这里，关键是能不能“出于公心”去面对历史。朱旦华在生前的2005年10月15日给党组织写过一封信，可以看作她的遗嘱。此信已存入江西省政协的档案。从这封信可以了解这位老革命的为人和品格。
朱旦华、毛泽民夫妇与毛远新的合影（资料图）
信里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我一九三七年只身从上海去延安参加革命，在将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坐过敌人的监牢，也被下放劳改过。但我从不后悔，只觉得自己为党和人民所作的贡献太少。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方志纯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们永远是我也是我的子女们学习的榜样。我已九十多岁了，我死后，房子交公。我还有一点存钱，交给我的大儿子，全部用于我的后事开销，尽量不要再给组织增加负担。我认为，毛泽民烈士和方志纯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格，是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遗产。
信中还特别谈道：“最近得知，省委要以低廉的价格为一些老同志，包括我，提供新房子，我理解并感谢省委对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关心和照顾”，“趁我现在头脑还清楚，正式向领导表明：我不要买新房子，请组织上把这个指标留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老同志吧！同时，也请领导监督，不许任何亲属打我的旗号，利用这个指标。”
信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我认真思考后作的决定。也是我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遗嘱。”
【文/林辛之，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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