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逝世后，有人以“事后诸葛亮”的腔调追究建国前三十年在艰辛探索中走过的弯路和遭到的挫折，有的人甚至用一个“左”字全盘否定前三十年，尤其抓住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不仅上纲上线，还全部推到伟人一个人头上。比较公道的，承认当年大家头脑都热，不能把责任推到一个人头上。然而，仅仅这么讲，还是不够全面的，因为，是谁最早起来纠正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现在已经披露的大量档案材料，充分证明，是毛泽东最早发觉运动中的问题，最早起来着手解决过左的做法。从这些材料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开始以鲜明的态度纠“左”时，从中央决策层内的其他人到各省市封疆大吏，基本上都还没有从头脑发热状态清醒过来。不讲清楚这一点，就不能对历史作出全面客观的评述。
《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3期刊登的“谢华访谈录”谈了当时毛泽东纠“左的一些情况。谢华长期担任农村领导工作， 1958-59年那段时间他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一些重要会议，有亲身记忆。下面记录他讲述的有关片段：
1958年8月至9月一些公社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毛主席针对这种情况连续组织调查和召开不同规模的座谈会。当年11月在郑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针对“共产风”，特别强调要认识商品生产的作用，不能取消商品生产。紧接着，1958年12月武昌会议，强调要分清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界限。1959年2月底至3月初，中央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对“一平二调”批评得很尖锐。他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至于一平、二调、三收款，根本就是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会影响军心的”。“我看，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从中央到公社，要搞个楼梯，这个楼梯就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在生产队的所有制。”
第二次郑州会议，我是随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去的工作人员。据舒同讲，主席对着到会的省委书记一个个地问，为什么这样严重的问题(指“共产风"、“浮夸风”)不向中央报告？会议期间各省正在遵照中央《党内通信》召开六级干部会。一天接到几个电报，都是汇报各地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毛主席隔几个小时就有一个批示，指出一些做法对不对。毛主席通宵达旦地工作，作出批示有的是在凌晨2点，有的是在凌晨5点。会议中间，要求刮“共产风”上缴的财物全部退赔。一定要退回去，各省必须开退赔的六级(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干部会。毛主席抓得可紧了。当时有些干部也认识到错了，但希望不算旧账，不退赔。毛主席坚决不同意，严厉批评这种错误的想法。
1959年4月上海会议，毛主席再次有针对性地讲：旧账一定要算，要彻底退赔，并且批转了湖北麻城全部退赔的经验。要求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每一级都派不同意见的两个人参加，持不同意见的人都来了，相互辩论，说服教育，每一级都全部退赔。听中央办公厅同志说，问题不解决不落实，毛主席睡不着觉。
逄先知的《毛泽东传》关于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描述，与谢华的讲述互相印证，充分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尚不清醒的情况下坚持纠“左”的态度。有关片段如下：
2月28日，毛泽东跟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这一天的会开得不大顺利，不少人思想上没有准备，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套主张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当天对毛泽东谈话的感受：“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 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3月2日，毛泽东说：“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3月5日，毛泽东又说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简直是不留余地的话，强烈地表达他纠正“共产风”的决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在郑州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到纠正错误、扭转局势之中。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中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的前列。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红歌会网 SZHG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