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在中共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营垒——中央高级党校（前身为马列学院）里围绕着一个哲学问题发生了分歧，很快引起了激烈的争辩，并且发展为全国性的公开争论，其论战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实属罕见。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学习马列主义的高潮中。马列学院有学员在学习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对其中一段话感到疑惑。这段话在该书专门讨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一节中。恩格斯在以思维与存在何为“本原”的问题（中国哲学家一般提为哪个是“第一性”）界定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之后，讲了以下这段话：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形式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对于该段中提到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是黑格尔的语言还是恩格斯的语言，学员要求教师做出明确说明。时任马列学院副院长的杨献珍认为，这是个唯心主义的命题，是黑格尔的语点，不是恩格斯的语言；但是，时任哲学教研室主任的艾思奇则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这个命题是恩格斯的语言。
由于杨献珍和艾思奇都是中共党内负有盛名的大哲学家，因此，这场分歧很快就演变成席卷整个中国哲学界的大争论，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现在回过头去看，其实，争论的前提从一开始就被搞模糊了。所谓“同一性”，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把“同一”理解为“等同”，那就是说，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用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的典型说法来表达，就是“对象和感觉是同一个东西”，那当然是唯心主义的。在早就以马克思主义为全党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中，有谁会坚持这个观点呢？何况还是在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的学府中。党校中主张“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人，他们所说的“同一性”显然不是“等同”。既然这样，把“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当做“思维和存在等同论”来批判，岂不是无的放矢？而前提都不确定就大篇大篇的文章又怎么能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讨论呢？
所以，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同一性”。按照形而上学观点，同就是同，异就是异，既然同一，就非差异，更不是对立了。但是，以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同一性”。就不是这样。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是这样讲矛盾的同一性的：《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因此，这场哲学的争论要有意义地开展，必须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所讨论的是辩证法的同一性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同一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事物，其内在的对立双方都有同一性？在这个问题上，就不是那么容易统一了。毛泽东的《矛盾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包括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这些看起来是根本对立的，互不相容的现象。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受到斯大林的质疑。1954年，苏联哲学家秉承斯大林的意思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中，不指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的观点。它说：“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怎么说的。就以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来说吧，《矛盾论》（写于1937年）说：“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毛泽东的观点很清楚：承认对立双方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就是同一性的表现。
后来，毛泽东直接回应了苏联方面的质疑。他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毛泽东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解说有力地驳斥了斯大林的观点。比如，关于“生与死”，他说：“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普遍认同了辩证法的同一性。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辩证法的同一性当然也适用于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其实，只要认真思考恩格斯关于思维和存在相互关系的那段话，不难理解他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肯定人类的思维可以认识客观世界，与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在这种形势下，原来否定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那些人把争论说成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分歧，只承认后一种表述而仍坚称前一种表述是唯心主义，这实际上陷入了文字与概念游戏。
毛泽东开始并没有介入这场争论，直到争论大体上有了共识，他才在内部谈了自己的看法。1960年他在同陈伯达、胡乔木等人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被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应该是有了结论了吧，可是，在毛泽东过世后，这个问题重新被提出，还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原来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人不仅再次重申这个观点，而且把它说成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口号的理论基础，把批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提升到“反对建国以来‘左倾’指导思想”的政治高度。这股思潮进一步引申到对毛泽东“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观点（哲学界称之为“两变”命题）的质疑，认为这不是一个科学命题。他们认为：物质和精神二者是根本不能互“变”的。
既然问题已经被提到如此高度，我们就不能不完整地看一看毛泽东的“两变”命题是怎么说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这段话是对思维（精神）和存在（物质）同一性最清晰明白而易于被人民群众理解的完整表述，也是对这个问题哲学界长期的争论不休最明确而雄辩的回答和总结。
把这段话套上什么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之类的帽子，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试问，如果否认“物质变精神”，那么“精神”从何而来？难道精神（正确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否定“物质变精神”才是唯心主义。当然，物质变精神，是需要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实践”。如文中所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样明确的语言就与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事实上，这段话是毛泽东在1963年5月讲的，就在此讲话的前后，毛泽东关于违背客观规律会受到惩罚，关于缺乏调查研究而对实际情况“不甚了了”，带领全党作了多少次深刻的反思，这段话正是他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重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之后所做的一个哲学概括。
然而，这段话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实践中认识和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形成“正确思想”，从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精神变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也早就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如果不讲这个变化（一个意义更加伟大的飞跃），人类在客观世界面前无所作为，那么这种哲学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呢？如果面对一个落后的旧世界，人们只能认识它而不能改造它，那还需要革命党吗？所以，毛泽东强调说：“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正是基于这一点，毛泽东对于那种经院式的哲学研究并没有多大兴趣。从概念到概念，甚至咬文嚼字，尽管引经据典，洋洋洒洒，但对革命，对人民能有什么好处呢？因此，就在上述那段话后面，他特地呼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并非无的放矢。百年前，正是由于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些都是“精神变物质”的生动体现。今天，要捍卫和扩大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同样离不开正确思想的指导——这就是被以往的实践证明了的、并在新的实践中经受了检验的毛泽东思想。能否坚持和弘扬毛泽东思想，将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只要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就必将转化为新时代继续沿正确航向前进的巨大物质力量。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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