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闭关锁国”的话题我在红坛已发表了N篇了，再说有点烦，不过还想说一说。那N篇由四根主线串起来。
一根主线是：锁国不锁国的事不能囫囵吞枣说，他是分层分类的，是不同样式不同方面的，依我的看法，他至少涵盖这样三个层次，器物的、制度的、精神层面的，或者说是经济物质方面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文化精神方面的。
比如有清一朝对于西方的自鸣钟、望远镜、火器之类器物是极感兴趣的，康熙等多朝皇帝甚至亲历亲为进行研究，康熙本人就下苦功学习过物理、化学、数学、几何、绘画等，当时有考试的话不亚于现在的学霸。
这是利马窦、汤若望一帮传教士的诱饵之计，通过这些精巧器物引诱而达到传教目的，也有徐光启一批士大夫被收纳入毂的，但总体目的未达成，有清一朝精英对这批传教士的小把戏心知肚明，双方小心翼翼在器物的可用与精神抵制之间寻找平衡。直至清末西洋势力进一步坐大，威胁到满清的政治生命，借“礼仪之争”彻底关闭国门，包括器物的、制度的、精神的统统不许进来；以后双方就来硬的了，那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了，所说满清“闭关锁国”很可能专指这段历史。
第二根主线是：锁国不锁国的事是曲折多变的，是个多变过程，需要有时间连续意识；
中国文化既有“包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一面，也的确有“闭关锁国”一面，他是经常随时代而变的。汉唐号称中国最最“包容并蓄、海纳百川”年代，可仔细研究的话，他俩简直天地两付面孔，唐其实“闭”的厉害，子民外出与外国进入的严厉控制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不过唐的“开”与“闭”有了制度化，哪怕我们今天“包容并蓄”也好，“闭关锁国”也罢，制度性的东西都能从唐朝那儿找到相似的对应物，而汉时思想性发达，制度并不完备，仅仅盐、铁、马等可数对象性的罗列几条制度。
中国对外部事物的接受或拒绝，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化现象出现，并不是自古就然，确实有个发端，以我的看法可以有两个参照，一个是“明末清初”传教士大量涌入，另一个是1840年“鸦片战争”――这本身也构成了我“三千年大变局”的一个话术。至于究竟哪一个为准，我也说不清，我并非这方面研究者，没有资料，听的看的多了，就以那个为准罢了。
这个话题以前（这两个时点以前）并非不存在，而是说不曾凸显为中国的一个文化事物、主导中华文明进程，以前也有，大都作为政治军事的吸附，比如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鄙视链，更象是“阵前谩骂”；因为那时中原是“天下之中”，一切以中原为准，“包容并蓄”或“闭关锁国”一切随政治军事进程而变，没有他自己的文化本性。
第三根主线是：锁国不锁国的事有轻重缓急程度不同。就好比黑与白是两个极端，那么在黑与白的中间地带是一片灰色，白到黑或者黑到白是个连续过渡。
这个道理太简单，绝对的“开”或“闭”是不存在的，谁都明白，但在实际话术中很难彰显这个道理，总得给某朝、某时代、某对象框定一下，开放焉？锁国焉？事实上这儿开放那儿锁国。加权平均再下结论如何？有数理统计专家加入史学行列，问题不全在这儿，而是需要正确的话术引导――我们今天的话术就是游荡在“包容并蓄”、“闭关锁国”两个极端。
第四根主线：中国地域辽阔广大，各地情况不一样，锁国不锁国的事需要分片看。
比如明末清初西方势力大举进入华土，传教士一波接一波向东传教，但依我读史观察，这股势力始终被挡在了长江以南。明末清初天主教刚来时，连偷看一眼华土都不行，被挡在公海拒绝入关，不得不在海上过夜；后来快饿死人了，怪可怜，皇恩浩荡，勉强在香港、澳门几个小地方找个落脚点，然后这些势力才寻机慢慢向北传教布道的。但是依我的看法，这股势力始终在长江以南游荡，并未真正跨越长江到达过中国文化核心区。虽也有几小股跨越过，甚至到达过皇城根下，比如天主教在皇亲国戚中培养信徒，甚至皇宫内妃子中也有信徒，上海、山东等省会大城市也有信徒势力和宏大教堂，但总体影响和规模不如长江以南盛大。
为何会有长江这根“线”？我的看法或猜想：中国南方自古就是多神万物有灵世界，上帝、天神、地祗、人鬼、娘娘公公、牛鬼蛇神再加儒释道，一应俱全各显神通，多一个少一个不碍谁的事；似乎从来没有过一个主宰的，给钱办事，多给多办，多多益善。中国北方则不同，中国虽说无神论国家，但北方其实是“准一神教”地区，一个有吸引力的宗教往往会抑制其他宗教或学说思想，甚至很短时间内就会形成“宗教垄断”、“一股独大”――这很容易对皇权构成威胁。
这根“线”似乎真的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宗教宽松后这根“线”再现，同样是天主教繁荣，但是南北表现截然迥异――这个时期已有专门研究，我的观察不知对否。统治阶级也许基于这个认识，策略也是不同的，长江以南宗教策略比较宽松，多一个神多一种混战而已，而长江以北则比较收紧，就怕某个“神”坐大闹事。
这在东正教对华关系上亦有表现：东正教俄罗斯紧挨华土，几百年来就梦想进入华土，可他几乎未曾跨出过黑土地，只在哈尔滨等孤零零几座城市有过发展，他的影响似乎不及几百年后东正教牧首的一次访华：2013年5月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访华，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基里尔――这可能是东正教在东亚首次被最高接见。
因此中国各地情况差异巨大，所谓“闭关锁国”的各地表现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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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N篇以后我象甩了个心思，很少这方面思考，可最近各论坛逛了几次街，觉得心事重重，不同意一些朋友的看法。
有朋友就前三十年所谓“闭关锁国”进行了批驳，我完全同意，哪怕这类批驳稍许“矫枉过正”，那也是允许的。我的观察，我们80后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知晓要比我们那会儿强多了，这很可能得益于网络传媒的发达；但有个奇怪现象，越是以往的知晓越多，对贴近的历史（或者说是前三十年）反而越是模糊，他们普遍认为前三十年是“闭关锁国”的――这或许就是“改革开放”的法理依据吧？
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批驳或许针对此而来，因此“矫枉过正”也属情有可原，非此我们的后代将与我们有不一样的历史，这是可怕的。
有些朋友立意更高，就中华文明整体上的“包容并蓄、海纳百川”进行叙说，对“闭关锁国”论进行批驳，这也是对的，哪怕矫枉过正。
但有一种叙说我不太同意，认为满清的闭关锁国也是妄言，甚至认为是帝国主义和汉奸强加的不实之词，是为帝国主义殖民入侵寻找根据。这个“矫枉过正”太“过”了，我不太同意，是故撰写此文，强调一次我的“四根主线”的看法。
反对帝国主义是我们一贯的政治正确，无论三十年前还是三十年后，今后还将坚持这项政治正确，否则1949年合法基础将会受到损害，但并不因此否认中国近现代史上存在过“闭关锁国”这个事实。至于满清的“闭关锁国”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因果性，任何人以“闭关锁国”为帝国主义入侵招魂游说，我想一定会受到强力反击的，大雁飞过与石头落下是否有关，总有人会去探究，那就由他们去吧，最好局限在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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