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的话语陷阱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一连串失败和屈辱的起点。正是因为鸦片战争，中国从此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国家民族迭遭外辱内患，战乱频仍，人民饱受屈辱、苦难深重，肇始于鸦片战争。

　　事实上，受历史学的辉格解释影响，100多年来关于鸦片战争的解读和近代中国落后都是用“闭关锁国”来解释，这种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叙事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好在，西方主导历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还。从经济学角度解读会发现，近代中国的市场远比英国发达，近代中国也没有闭关锁国，否则怎会有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

　　最早用“锁国”一词描述清朝中国的中文文献，目前能查到的是始于汪精卫。1906年，汪精卫在《民报》刊发文章《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其中有云：“盖我国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无过，而厉行锁国主义，鼓舞排外思想，见靡外侮，驯致于危亡，犹复调唆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使势力平均主义亦将不能维持者，实惟满洲政府独任其咎……”

　　随着此文被大加引用，“闭关锁国”即逐渐被广泛接受并成为诠释清朝落后的标准范式。特别要提醒的是，汪精卫用锁国描述清朝中国，并非首出于己见，而是受西方话语的影响。因为近代中国的“锁国”状态，其实最初都是出自西方对中国的感受。以西观中，以西方的立场和对错尺度看待和判断它者，从而割裂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与外界产生的关系，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说成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者。

　　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常常以西方之是为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人穷志短，缺乏自信，往往拿西方话语做真理，引用“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久而久之也渐渐认同了这一逻辑。因此，汪精卫虽然显示出“睁眼看世界”的视野，但是却不免落入了西方话语的陷阱。

　　应该说闭关锁国的印象，最初来源于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下西洋开历史之先，早于哥伦布航行世界一个世纪。有人说，如果不是明朝的过早海禁，世界历史会重新改写，东西方的大分流也不会出现，可能今天的中国会是另一番景象。事实上，后来的清朝海禁政策，并不是源于中国主动关闭通往西方的大门，而是因为倭寇泛滥而实施的海防政策。

　　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明代禁海时期约占75%，开海时期约占25%。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禁海时期约占15%，开海时期约占85%。单凭这个数据就可以打破和颠覆我们之前所有的固有片面观点了，也说明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并不是闭关锁国。乾隆帝在《敕谕英吉利国王书》中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又曾说“民俗易器，洋商杂处，必致滋事”。乾隆此说不能作为闭关锁国的证据，而是表明大清物产丰富，自给自足，充满自信。只是这种盲目自信，今天来看更有点妄自尊大。

　　另一个典型事例就是这个时期来华并不幸沉没的瑞典著名商船哥德堡号。250年后，当人们从哥德堡沉船里打捞出大量的瓷器和茶叶。人们都无不惊叹其数量之庞大，货物之珍贵，价格之昂贵。由此可见，即使在清朝时，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布匹、漆器、藤器，仍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同时外国的香料、染料、金银、玻璃瓶、珠宝、药材、印花布、羽毛、兽皮、钟表也纷纷进口到广州，然后流传至全国。

　　著名史学家李伯重在其新作《火枪与账簿》中谈到全球化时说：“传统的‘明清闭关自守’论，今天已经过时。只有摒弃了这种陈说的束缚，才可以实实在在地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事实上，早在16世纪之前很久，中国就一直在亚洲东部和印度洋东部经济圈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到了16世纪，欧洲人从海路到达中国之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东部地区和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掀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的大潮。”

　　由此可见，清朝并非完全闭关锁国，其贸易量与宋朝明朝相比也毫不逊色。更有意思的是，到达广州口岸的外国商船中，英国船只最多，平均占总数的70%—80%。也就是说，英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830年，连英国下议院对在广州从事贸易的各国商人进行调查后，也得出结论说：“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由此，我们丝毫不能得出清朝是“闭关锁国”的结论。但是，英国人罔顾事实，出尔反尔，指责中国闭关锁国最凶的就是英国，用武力打破中国大门的也是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