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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武:秦始皇犯了错误,大一统没错

2021-01-13 11:05:22  来源: 熏烟字篓   作者:萧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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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大秦赋》下线了,但对秦始皇的讨论却越来越热。不仅网上不少人大肆抨击,一些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也亲自下场。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武汉大学的冯天瑜教授。

  冯天瑜教授的文章,题为《“史剧”与“史观”》,全文洋洋洒洒几千字,怒斥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将“杀人如麻的独夫民贼秦王,盛赞为绝世英雄”。

  冯教授认为,《大秦赋》中的秦始皇力行东出,扫六合,一天下,是为了解万民于倒悬,但统一的过程中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动辄屠城,扭曲历史,为秦廷君臣涂脂抹粉,给狡诈、暴虐的秦政乔装打扮,为一部鲜血淋漓的绞肉机披挂粉色锦缎。

  冯天瑜虽然也承认大一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这篇文章的核心,其实是在批判秦始皇奠定的君主专制,在文明转型的近现代为君主专制大唱赞歌,把秦始皇抬到德越三皇、功过五帝的位置,让今人对其顶礼膜拜,是莫大错误。

  同时,冯天瑜也反对把大一统的价值绝对化,举例说大一统的沙俄帝国充当欧洲警察,而一些西欧分治小国则是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如荷兰、芬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等等。

  在文末,冯教授更是点题: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冯教授的观点。

  在《历史五味》第14期中,我也谈过《大秦赋》,主要内容是认为,大一统本身没错,但在统一之后,秦始皇没有及时调整政策,与民休息,反而滥用民力,导致秦朝二世而亡。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肯定秦朝的政治制度,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发展方向,一方面也要批评秦始皇在统一之后滥用民力。

  但在这一轮对秦始皇的批判中,许多人明显是在夹带私货,表面上是在批判秦始皇,实际上是在批判君主专制,批判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这就偏离了批评秦始皇的正常轨道。

  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从部落联盟制进入分封制,再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这也是客观发展规律,只是有的地区发展比较快一些,有些地区发展比较慢一些。正是因此,我在《历史五味》第15期讲过,从商朝到周朝,从部落联盟到分封制,这也是历史的进步,分封制也曾经是先进制度。

  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制度出现以来,君主专制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君主制并不是从一开始出现就落后,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君主制也曾经是先进制度,曾经发挥过进步作用。

  我们知道,与分封制相对应的是奴隶制,在中国历史上,对应着的就是井田制的时代。而到春秋晚期,井田制的崩溃已经势不可挡,从鲁税亩开始,各国都进行了制度调整,就是为了适应新出现的地主所有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

  在进入战国时期之后,各国纷纷“变法”,比如李悝在魏国、申不害在韩国、吴起在楚国,都进行了变法。变法的核心都是两个,削弱和打压贵族势力,加强君主集权,同时改革军队制度,提高国家的军事能力。

  在这一轮变法中,秦国并不领先,反而是后发制人。因为变法更晚,所以更加彻底,也就是商鞅变法。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才开始崛起。这也就是《大秦帝国》系列第一部的一开始的历史背景,当时的秦国,各方面都非常落后,已经被关东各国视为夷狄,面对魏国的进攻,只能割地求和。

  正因为秦国当时仍然十分落后,所以秦国的改革更加强调“顶层设计”,更加需要借鉴关东各国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也就是摸着关东六国的石头过河。秦国的变法也并非一帆风顺,同样经历了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攻,商鞅之死就是保守派反扑导致的结果。

  同时,各国也都在打压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集权,各国宗室的势力整体上都在逐步削弱。但相比之下,秦国的改革更为彻底,推行军功爵制度,让各国的能人异士纷纷前往秦国,寻找实现个人成功的机会。

  军功爵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普通人提供了阶级流动的通道,一方面是打压了宗室贵族的政治地位,将公族逐步边缘化。

  就像曾经有一个时期,各国的人才纷纷前往美国,去寻找美国梦,在战国时代,各国沉沦下寮的人才,都怀揣着秦国梦,到了秦国,为秦国崛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如二战中率领美军打败德国的艾森豪威尔是德国裔,魏国来的张仪帮助秦国打败了魏国,赵国来的吕不韦帮助秦国打败了赵国。即便是商鞅、张仪、吕不韦等人先后惨死,但秦国的大门仍然敞开着,各国人才仍然在持续流入秦国。

  在分封制的时代,虽然君主无法集权,王权受到贵族的制约,但在贵族之下的奴隶,却并没有什么权利。到了中央集权的时代,虽然君主集权,但君主之下,社会等级远不如奴隶制的时代森严,尤其是大量奴隶逐步变为自耕农,拥有了比奴隶制时代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这也同样是历史的进步。

  比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观念就只能出现在君主集权的时代,而不可能出现在分封制的时代。

  当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资产阶级逐步出现,并且有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诉求,才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制度,君主制才落后了,成为了历史发展的阻力。但即便如此,君主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是先进的,完成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仍然是进入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

  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处于藩镇林立的分裂割据状态,进入近代之后的第一步就是尊王,统一全国。在德国,也是先由普鲁士完成统一,然后才开始进入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在意大利,也是先由撒丁王国完成意大利的统一,资本主义才开始发展。

  所以,秦朝虽然二世而亡,但这只是秦朝的政策的失败,秦法、秦制却仍然保留下来了,并在汉朝逐步落实,从而奠定了之后中国的政治模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百代都行秦政法。

  对于大一统的评价,理论上说,冯教授说得没错,不能把大一统绝对化。尤其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大一统的国家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的时候,打破它就是合理的。

  比如在晚清时期,革命派与保皇派辩论时,保皇派反对革命的一个理由就是,革命会导致边疆地区脱离中国,整个国家分崩离析。进入民国之后,因为宋教仁被刺杀,南方国民党控制的省份宣布脱离北洋政府,发生了战争,之后长期处在南北对立的状态。袁世凯称帝之后,南方各省组织护法运动,脱离并讨伐北洋政府,全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

  但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即便是在分裂割据时期,也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这个大框架,只是在争夺下一次统一的主导权。

  比如东汉末年全国混战,进入三国时期,但曹魏和蜀汉都宣称自己是正统,拒绝承认对方的合法性,就是都在争夺统一的主导权,称对方为“贼”。这也就是诸葛村夫所说的,“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刘备在成都称帝,是为了延续汉朝的法统,目的是为了北伐中原,还于旧都,而不是满足于割据西南,偏安一隅。

  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出现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次大分裂,但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方的各个政权,在称帝之后,也都把自己视为正统,将其他政权视为敌人,而不是可以平等交往的主体。西北各个政权或者称王,或者称公,但也经常派人向南朝称臣。

  安史之乱之后,淮河以北,潼关以东的华北地区,基本上都陷入了藩镇割据,甚至出现过几个藩镇联合,自己称王的情况,但每个藩镇都没有完全脱离朝廷,即便是在与朝廷军队打仗的时候,也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并不明确反对唐朝中央政府。

  到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王朝历经五代,南方出现了多个分裂政权,有的称王,有的称帝,但绝大多数仍然奉中原政权正朔,视为宗主。那些称帝的政权,也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的打算。

  《三国演义》开篇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表面看,中国并不是一直大一统,而是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但每一次分裂,都是在为下一次更大范围的统一做准备。

  虽然早在秦汉时期,南方各地就已被纳入版图,但因为人口较少,开发程度不足,朝廷的实际控制能力有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汉族人口大量南迁,加快了南方各地的开发。

  东吴到南朝在东南,蜀汉在西南,都在努力地将当地的少数民族逐步同化,将他们从化外之人变成编户齐民。在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虽然造成了持续的战乱,但也加快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进入中原地区的五胡民族,到隋朝统一时,都已经变成了“汉人”。所以,在唐朝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将领,比如契苾何力、阿史那大奈等等。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出现了多个割据政权,但为了生存,这些政权都在本地进行了大量的深入开发。比如福建,在汉朝时期,只设置了一个县,在五代十国之前,都没有什么存在感,但在五代十国时期,却出现了一个割据政权,说明唐朝中后期福建正在加速发展。进入宋朝之后,福建和江西出现了多位状元宰相,比如王安石是江西人,他变法时的主要助手吕惠卿、章惇都是福建人。

  而且,秦汉以来,出现了三次大分裂,但每次分裂持续的时间,都比前一次短。三国两晋南北朝持续了三百多年,五代十国只持续了五十年。此后,虽然元朝末期和明朝末期都出现了短暂的分裂割据,但持续的时间都很短,就又统一了。一直到清朝灭亡,才又一次出现了全国性的分裂割据。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分裂与统一时中国历史上辩证统一的一对矛盾,但始终服务于同样一个目标,也就是大一统国家。如果没有大一统时期的人口和技术积累,分裂时期各个政权也很难开发边远地区;如果没有分裂时期的开发和准备,中国也没有今天的广大版图,和众多人口。

  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受益于大一统留下的遗产。比如在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因为中国是大一统国家,才能从全国各地抽调医护人员,在武汉打一场对疫情的围歼战。因为有中央进行协调,才能将围歼疫情的战场放在武汉。

  欧洲则因为四分五裂,各扫门前雪,病毒才能将欧洲各国各个击破,意大利、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国在疫情严重时,向欧盟成员国求救,但其他各国只是作壁上观,没有假以援手。反而是中国,刚控制住疫情,就派出医疗队,远赴欧洲,增援意大利。

  而且,欧洲虽然小国林立,但并不是不希望统一,只是做不到而已。否则,也不会有拿破仑、希特勒了,更不会有欧盟。正因为在疫情冲击之下,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塞尔维亚总统才公开说,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能帮助我们的,只有遥远的中国。

  所以,我们可以批评历代统一战争中的战争和杀戮,尤其是针对平民的屠杀,是必须要谴责的,但我们不能否定大一统的历史方向。而且,中国走向大一统,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战国晚期,统一是必然趋势,问题只在于由谁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秦国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开创了大一统的传统,这是秦朝的贡献。但秦朝二世而亡,留下的深刻教训,也必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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