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体育界出了件荒谬事。傅园慧在全国游泳冠军预赛上取得女子100米仰泳第一名，却无法进入决赛，原因是体测成绩不够，而体测的项目竟然是短跑(30米冲刺)、长跑(3000米)、跳高(垂直纵跳)、坐位体前屈、卧推和引体向上。
大家深扒之下才发现，原来这是今年2月总局的新规定，说是为了备战东京奥运会，让运动员们恶补体能“短板”。只有在体能测试进入前8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进入决赛。正因为是“补短板”，所以这个测试的项目，对所有运动员都一样，甚至连棋类运动员也必须参加。
吐槽此事的时候一些网友发现，多年前郑渊洁有部小说竟然写到了类似的情节。
这已经不是郑渊洁第一次预测现实了。为什么作为一个童话作家(而非专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人民的童话大王。
任何不好的事情，总是最先作用于最普通的人民群众，而他们的遭遇，又往往是最后一个被报道，甚至不被报道。多年后，当一件事的恶果逐渐在各个阶层显露，或已经严重到不得不被主流媒介重视的时候，当初秉持“人民立场”的作品就仿佛成了精准的预言。
举个例子。
这几年“慕洋犬”现象在网络上被大规模曝光、声讨。热点话题比如留学生问题，外国人能够以极低的要求上清北等名校;在中国学生宿舍紧缺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住最好的留学生宿舍，还能拿到大把补贴，更不必说某些世界一流大学要给外国学生配备女“伴读”这种恶心事。还有老生常谈的，外宾丢了东西集中警力24小时内归还，我国公民则由于数额不够不予立案，等等。
图为浙大留学生宿舍，单人间仅60元一天含水电费。所有信息均来自浙大官网
于是，大量在本国混不下去的“洋垃圾”来中国轻松圈钱把妹上名校，只凭一身白皮或黑皮就能享受各种特权。
早在80年代，郑渊洁就精准地描绘了这番图景。1986年他发表了小说“闪电!闪电!”：
皮皮鲁无意中获得了身体带电的特异功能，炫耀了一番后就遭到绑架。绑架者的目的只是把他献给外宾，以获得自己出国的机会。皮皮鲁发现，这人为了能“出国”无所不用其极。他挖苦说“你爸爸在国外吧?”，对方竟听不出来讽刺，反而感叹“我爸爸在国外就好喽”，并羡慕皮皮鲁，自己下了这么大功夫才能出国，而皮皮鲁小小年纪就能出去。
皮皮鲁靠着特异功能击伤层层守卫得以逃脱，郑渊洁专门写了一句“外国人被送往第一流的医院。中国人被送往一般的医院。”
眼看皮皮鲁逃走了，外宾反而不慌不忙，下面我直接摘录原文：
“现在好办了，我让官方自己给我送来。”史密斯冷笑了一下。
他拿起电话。
“喂，我是×国××跨国公司总裁，我向贵国提出强烈抗议。我的雇员在贵国的领土上受到凶手袭击。我请求贵国立即捉拿凶手!”
史密斯一字一板地说。他很清楚，这几句话足以弄得中国有关部门几天几夜睡不着觉。
史密斯放下电话。
“好了，现在我们就等着官方把那个男孩子送来吧。”史密斯得意地说。他觉得在中国比在他自己的国家更可以随心所欲。他是到中国以后才认识到自己的价值的。在本国时，没人拿正眼瞧他。
“国外是天堂”、“出国=成功”的神话在近十年来已经破灭(现在甚至出现一小股相反的无脑吹捧中国强于外国的风潮，这也不好)，但是“一等洋人”的现象在今天依然广泛存在，郑渊洁对洋垃圾来中国摇身一变成贵宾的描绘，更是生动，三十多年过去了毫不违和。
这个短篇童话不仅仅是讽刺了“慕洋犬”，我们接着看故事。
外宾来中国的真正目的是出口10万台冒牌彩电，而这个过程简单到连他自己都震惊。只需要两步，首先联系到熟悉中国情况的中间人“环球公司”正副经理，然后这俩中国人贿赂外贸局的罗副局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协议书上签字。完事。
这个过程中，搞定环球公司正副经理只需要从中抽一点好处并让他们出国，而搞定罗副局长则仅仅需要5台名牌录像机——和10万台冒牌彩电的利润相比，这成本低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尝到甜头的外商立刻就开始打算再搞10万台冒牌冰箱过来。
而罗副局长呢?他不承担任何风险。直接引述原文
“他心里毫不怀疑，昨晚那个男孩子说的是实话，十万台彩电均为冒牌货。但他更清楚，只要他的大名落在合同书上，这10万台家彩电就进定了。即使将来发现是假的，他只要说“咱们被外商骗了，损失就算交学费了”就行了，乌纱帽照样带。倒霉的是那10万个家庭，至于他罗副局长，干赚了5台正宗的名牌录像机。”
1986年的中国，录像机是妥妥的奢侈品，罗副局长血赚。
至于环球公司，这笔买卖做成后很快就会成为知名外贸企业，重点扶持对象，而那二位正副经理，就会成为知名企业家，通过个人努力致富的典型，收到各方顶礼膜拜。将来花点钱出本自传，搞不好那些精心剪辑编造过的创业故事还能写进商科教材。
所有环节的政商精英们都名利兼收且几乎不承担任何风险，倒霉的只有那10万个普通家庭。
在小说中，皮皮鲁得知这是冒牌货后直接去找罗副局长说明真相，他相信对方之前一定是被蒙在鼓里，得知真相后必定会予以重视取消交易。因为皮皮鲁记得自己家为了攒钱买电视，足足几个月没吃肉。10万个家庭的幸福，罗副局长怎么可能为了5台录像机就出卖呢?可罗副局长转头就打电话给环球公司，斥责他们太笨了，连个小孩子都看不住，赶紧过来抓人。坑了10万个家庭，他心里没有一点愧疚。
当然，童话故事的结局总是美好的，在皮皮鲁的努力下，坏人最终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现实呢?
很多读者认为这部小说应该归为反腐小说，考虑到它的创作时间(1986年)，不得不感慨郑渊洁的敏感性和前瞻性。在主流文学界，反腐小说是90年代才开始兴起的，大家熟知的周梅森是最早一批作者之一，96年才发表他的第一部反腐小说《人间正道》。
以及，这部小说对外宾形象的解构——80年代是我国5000年历史中，外国人在中国形象最正面的一个时期，这也反映在文艺作品中。举一个大家都有感受的例子，80年代以来我国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凡是出现外国人(除了日本鬼子这种)，全部都是正面形象，集合各种优良品质于一身，而且大部分故事还都是编出来的(比如地震中的父与子，中奖那天，石油大王哈默的故事，等等)。
到了90年代，我国文艺作品中的外国人才有了负面的形象。这主要归因于中产阶级有条件出国了，发现海外对他们而言并非天堂，为了一张绿卡生活得很辛苦，还受尽白眼。但这时的负面形象，也主要是表现白人的傲慢无礼。
再以及，对外贸企业及企业家们光辉形象的解构，等等。这些内容在九十年代末以后，都比较频繁地出现于文学作品中。但郑渊洁写这个可是在1986年，正是这些形象最正面最辉煌的时候。
还是那句话，普通人民总是最早受到伤害的，但又是最晚被发现的。只有持人民立场的文艺工作者们才能敏感地在第一时间把这些内容表达出来。
还有个细节。罗副局长最终坐上囚车，他的孙女罗莎哭了。她明明记得爷爷曾经是个好官，做了不少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她还想起爷爷曾经无比珍视的，用红绸子包起来的勋章。可是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呢?
再想想这篇小说发表的时间，答案呼之欲出。
我说郑渊洁是“人民的童话大王”，还有很多依据。我们再来看一个鲁西西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冷门，可能许多郑渊洁的老读者都没看过。
说某天早上，鲁西西去天坛公园晨练，偶然间听到回音壁上有声音。
她自己并没讲话，而由于时间很早，整个天坛也只有她一个人。鲁西西附耳过去一听才知道，这竟然是明代的两位建筑工人在谈话。原来，回音壁不只有回音功能，还有录音功能，只是平常游客太多而这声音太弱，所以没人发现。
后面我直接引用原文：
鲁西西激动地听明朝人说话。
“李虎，你说咱们建的这座回音壁能留多少年?”
“要是没有意外，留个千八百年没问题。”
“后人能知道是咱们亲手建造的吗?”
“会知道吧，那民工花名册上有咱俩的名字。”
“这就好。人活一世，总得留个名。”
“要是五百年以后，咱俩的后代能来回音壁听听声音，多有意思，是他的祖宗建造的。”
“那我张全死也瞑目了。”
鲁西西一口气跑到天坛公园门口，来到“天坛简介”那块大牌子跟前，找李虎和张全的名字。
没有。“简介”上只有“明朝××皇帝修建天坛”的字样。
鲁西西替这两位民工伤心。她又来到回音壁，把嘴贴近回音壁，大声说：“我是你们五百年以后的后代，我来回音壁听到你们的声音了。我知道回音壁是你们民工修建的，不是皇帝修建的。你们听见了吗?”
(引文完)
小学2年级时候，从表哥那里得到一本泛黄的《皮皮鲁和鲁西西》，这书出版于1989年，年纪比我都大不少。拿到后就爱不释手，翻来覆去不知读了多少遍。最痴迷的时候，就把这本书放在床头，以便早上一睁眼就能开始看。
就是这本，不知有没有读者也看过
当时的出版商很良心，字体和行间距都不大，插图也不多，一本书装了长长短短的30个故事，而且都没有题目，只是用第N个故事做标题。第一个故事前两年被翻拍成短片《驯兔记》，评价很好。除此外还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罐头小人、红沙发音乐城、309密室等等。也包括上面这一篇鲁西西在天坛公园。
《在天坛》是全书最短的一个故事，只有一页，而且当时看得我有些莫名其妙，不知它想表达什么，所以没有再读第二遍。说来也奇怪，这个读不懂的故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十几年之后的某一天突然想了起来，然后感动得几乎落泪。
80年代的文艺，是怎么个情形?工业题材的作品倒是还有不少，可工人早已经不是主角。著名的工业题材作品《乔厂长上任记》，主角是被重新启用的锐意改革的老干部乔光朴，担任厂长后他大刀阔斧地改革，搞利润挂帅。工人们成为面目模糊的服从者，或者是改革的反面，不懂科学，消极怠工不愿接受考核等。
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品《沉重的翅膀》，主角和反派都是重工业部的部长副部长司长这样省部级厅局级的人物，以及汽车制造厂厂长陈咏明。工人们在小说中同样是工具人，要么被坏官欺负，要么被好官感动。
其实78年以后，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文艺作品中，历史的实际创造者已经变成老干部、科学家、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普通的工人农民则成为不明真相的无知群众，偶尔再出一两个刁民。全球范围内其实也在发生变化，从那时候开始，“企业家精神”成为创造世界历史的原动力，而劳动者则成为累赘。是企业家养活了工人，工人不创造任何价值，没有企业家其他人都得饿死。
《乔》的艺术水平其实比较一般，但在推动工厂管理的“一长制”(而非教员时代的“三结合”)方面意义重大，因此地位很高，很快就被拍成电影
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渊洁用一篇非常微型的童话，借鲁西西之口明确地讲出“我知道回音壁是你们民工修建的，不是皇帝修建的。你们听见了吗?”其人民立场，难能可贵。
中国主流文学开始关注农民工，那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21世纪初达到高潮。这些作品对农民工同情、替他们发声的也有不少，但主题基本上仍是乡下人进城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像《鲁西西在天坛》这样明确树立“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少之又少。
所以，再重申一下那个结论。不是郑渊洁能预测什么，而是他愿意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人民群众暴露在最外层没有任何保护，他们总是先感受到什么，而他们的感受总是最后才被注意，甚至永远不被关注。
最后说一段八卦。郑渊洁的父亲曾披露过一段往事。1986年，郑渊洁受邀主编一套儿童文学丛书，他向出版社社长推荐了几位作家作为其他分卷的主编。没想到其中一位作者不仅没有表达感谢，还不愿与郑渊洁共事，并且，在他的建议下，社长悄悄取消了郑渊洁主编的位置。
该作家瞧不上郑渊洁的原因竟然是，郑渊洁是工人出身，才疏学浅，没有创作潜力。他还让一名从没写过童话的，刚毕业的女大学生代替郑渊洁的主编位置。
后有网友扒出，此人正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安徒生奖”获得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曹教授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要让孩子们读有“高贵血统”的书，并痛心疾首地指出，孩子们现在读的很多书都没有高贵血统。
(网友扒出的过程详见：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0257083/answer/1276588033)
书也要分血统，作家好不好也要看出身，是不是有保X派内味儿了?
而郑渊洁的经历——小学4年级肄业文化水平，识字靠的是家里翻出来的一本《共产党宣言》。后来当过兵，当过工人，没有任何专业的文学训练，纯靠自学和实践，写成了最畅销的童话作家。
如果你熟悉毛教员的教育理论，就会觉得这个经历简直是按照教员的理想模板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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