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经济学领域曾有很多耀眼的“破”与“立”，其中突出的一个，就是对“计划经济”一窝风的批判，曾几何时，一些中国人一哄而上，把“计划经济”从思想理论到制度体制一棒子打死，没有进行任何意义上的辩证分析，统统予以彻底的否定。
但是，中国持之以恒不断推进的“五年规划”却令人对此勾当的正确与否产生很大的疑问，尤其是最新推出的“十四五”规划，更把“计划经济”曾经有过的诸多理念再次彰显起来，比如加强党的领导，明确今后十五年即到2035年的发展目标等，无不显露出浓重的“计划”性质。既然这样，人们不禁要深刻地反思，那个一窝风般的“计划经济僵死论”真的能确凿成立吗?
常识告诉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进行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计划经济”这个特定产物也不例外，对它也要进行辩证的分析研判。
首先，在理论逻辑上，“计划经济”并非“僵死”
众所周知，“计划经济”理论发肇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以及由此产生剧烈危机周期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社会可以在经济活动中实行有计划地自觉地组织生产的思想，“有计划地自觉地组织生产”将使社会化大生产更加有序、更加高效，从而避免盲目性，随时随地解决生产过程与市场过程所产生的各种矛盾与问题，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的积极性与活力。应该说，这是人的高度自由解放在物质生产与商品交换领域的直接反映，“灵活性”恰恰是其本质属性与基本特征，在理论逻辑上没有任何僵死与僵化可言。
其次，在实践结果上，计划经济并非“僵化”
“计划经济”从天上掉到地上，从理论设想演变为社会实践，首先是在苏联发生的，延续时间从1928年一直到1991年，大致60余年的历史。批评其“僵化”与“僵死”的人，只抓住其后期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前期历史中，“计划经济”焕发出惊人的能量，展现巨大的爆发力，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苏联改变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工业强国，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后来苏联之所以能成为同美国并驾齐驱全球大国，UI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争霸，“计划经济”可谓居功至伟。
中国也是这样。1949年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现代制造业，同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距离工业化有着时代之差，如果遵循一般的发展路径，中国赶上和达到西方工业化的水平，大概需要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光。但是，借助于甚至比苏联还更高水平的“计划经济”，中国在建国后短短的二十年间就实现了初步工业化。笔者记忆，在1971年的时候，中国第二产业产值就超过了第一产业产值，这是实现工业化的第一个台阶，也是初始阶段。重要的是，这个“工业化”还是在极度贫穷基础上实现的，其经济与技术起点要比当年的苏联还低得多。完成这样的壮举靠的也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在中国同样爆发出超常的能量与活力。中国的“计划经济”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生产基础，为后来的市场经济提供了物质前提，否则，所谓的“改革”与“市场”就要成为一场水中捞月的“画饼”游戏。
最后，展望未来，计划经济仍有价值、仍有空间、仍然大有可为
世事翻覆，犹如白云苍狗。经济制度也是这样，被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宣判死刑的“计划经济”，现如今居然还越来越鬼影曈曈地闪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居然越来越多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办法与方式，这都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在现代经济技术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生产与经营不能不强调计划性，高新技术的生产开发离不开严密的分工协作与坚定不移的长期计划，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正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大量使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甚至比计划经济更加野蛮粗暴，美国特朗普所推行的制造业回归与广泛打贸易战的做法，比之计划经济更加僵化与强硬，等等。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在捞救命稻草的时候不仅在向“计划经济”求援求助，而且气急败坏之下连起码的规矩与道义都弃之不顾。
由此可知，在人类经济生活的未来前景中，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号称自由的市场经济需要计划经济当救世主，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如果这样，这将又是一副怎样的历史滑稽剧呢?
当然，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发展到后来，“计划经济”确实暴露出一系列突出问题。在计划经济的名义下，官僚集团们从政治教条而不是从社会实际出发，垄断一切资源，几乎把一切都“计划”了，覆盖到衣食住行所有生活领域，把“计划”加以绝对化，使“计划经济”走向了反面。哲学上说，“绝对化”必然导致“反面化”，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这样去搞“计划经济”，结果必然导致“计划经济”的衰落、僵死，但这主要应归咎于人的问题而不是“计划经济”本身的问题，应该从中寻找的是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计划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原因，所以长期以来，那个人所共知的阵营从未放松对“计划经济”的抨击鞭笞，因为只有坚决抨击“计划经济”，才能有力打击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否定“前三十年”，可以说，埋葬“计划经济”是埋葬“前三十年”历史与政治合法性具体的内容之，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他们所指向、所关心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其政治意义。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在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基础薄弱和落后的国家搞现代化，“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有效，更能适应帝国主义封锁遏制条件下的发展建设。与此相对应的是，如今资本主义化的俄罗斯也好，市场经济下的中国也罢，却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资本主义了，都正饱受来自西方来自资本主义的制裁与惩罚。
之所以发生这样事情并非偶然与意外，历史早有预言和预警。坊间传闻称，1965年毛主席在重上井冈山时说，“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重温这段话，难道不足以发人深省吗?
现在，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又出台问世了，如果追问其政治意义的话，那就是又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重温了“计划经济”的精神，令人不免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慨。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现如今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知道，打破那个喧嚣不已的“华盛顿共识”，摆脱对美依赖，争取自主自立，中国亟须多一点计划，少一点自由化;政治上是这样，经济与技术发展上恐怕也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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