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经的自然观，为啥“唯物”?
据我观察，除了把量子力学曲解为“不可知论”的半吊子哲学爱好者以外，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在自然观(或“世界观”)上，大抵还是比较沾地气的。也就是说，他们大抵上，还是接受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性”原则滴。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果，而是因为科学对理论要求的结果。就科学对理论的要求而言，西方经济学若拒不接受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那就没办法做实证，就没办法证明自己理论的“科学性”。
道理很简单：任何实证，都必须以承认客观实在具有“先在性”为前提，即必须承认“客观实在先于主观意识”——承认“物质先于意识”。否则的话，一切实证的努力(即“实际的证明”)，就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可笑之举，就是“没事找事”。
换言之，既然“跑数据”的实证性被西经吹得如此神乎其神，那西经就必须承认，这些数据是先于人的认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并不是捏造出来的——尽管不少数据的来源非常可疑。
如果否认这些数据是先于人的认识的客观实在，那么“跑数据”岂不是在“无中生有”，何来的实证性可言?
承认“客观实在先于主观意识而存在”，这是唯物主义的逻辑;否认“客观实在先于主观意识而存在”，这是唯心主义的逻辑。
不言而喻：唯心主义的逻辑与实证(“跑数据”)的逻辑，是自相矛盾滴，是不能相容滴，是要天天打架滴。
奇葩的是，在“科学划界”的语境中(即衡量某种理论是否科学)，不仅唯物主义者天然地强调要有实证检验，就连唯心主义者也强烈要求必须实证检验。这真是没法子的事情，不这样你如何才能证明自己理论的科学性呢?
所以，面对要不要实证的问题，唯心主义者也开始“唯物”起来，这就叫“咸于唯物”咯!
问题在于，唯心主义“意识先在”的逻辑，怎么才能与“物质第一性”的实证逻辑保持一致呢?
在哲学史上，英国大主教贝克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认识论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虽然这个命题在本体论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却为实证工作提供了一个比较“唯物”的认识论依据。
按照“存在就是被感知”来进行实证，唯心主义者要么避而不谈唯心的本体论(把本体论“悬置”了)，要么偷偷默认“物质优先于意识”的唯物的本体论假设。
所以，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在进行实证工作的时候，不“唯物”是不行滴;至少在“跑数据”的时候，他必须是唯物主义者。
不然的话，你叫他怎么干活，怎么“跑数据”?
“跑数据”的初衷，必须“唯物”，也不得不“唯物”。
(二)西经的历史观，为啥“唯心”?
众所周知，唯物主义者都“不语怪力乱神”，也就是说，都强调实证精神。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只要你在自然观上“唯物”，那么你在历史观上也一定是“唯物”滴。
比如，有一种唯物主义叫“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也称“旧唯物主义”)，就是“二皮脸”的唯物主义：它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可是在历史观上却是唯心主义的。
换言之，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虽然讲“实证”，却不能在历史观上讲“实证”。
恩格斯在批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时说：
【“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
由于缺乏辩证思维，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能将唯物的实证逻辑贯彻到人类历史领域中去。
比如，以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作为方法论的西方经济学，在自然观上虽然“唯物”，可最后却不得不在“观念”和“心理”中去寻找经济行为的根源(参：赵磊《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唯心论抑或唯物论》，《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7期)。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
【“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有彻底和全面地贯彻发展的观点。”】
面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异质性”(这是现代经济学最最酷爱的一个说法，意为“区别”)，西方经济学也就不能给出唯物的或实证的解释了。
换言之，面对人的行为如此具有的“随机性”(“不确定性”)，西方经济学无法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逻辑中给出“一致性”的解释。于是，他们只好把原因归结为人的意识和心理，而这种意识和心理，最终又被归结为永恒不变的“人性”使然。
结果，在西方经济学那里，唯物主义的实证精神在人类社会领域遭到了唯心史观的否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
【“在他那里，唯物主义与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于是我们看到，“跑数据”从“唯物”的初衷出发，最终却走上了“唯心”的不归路。这个逻辑虽然有点奇葩，却也是必然的。
这就是西经为什么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最后却导致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原因所在。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
【“在这种情况下，从人的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人中能引申出人们的一切关系, 也就很自然了。”】
(三)唯物史观具有彻底的实证性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证性质，不仅在于其自然观或世界观是“唯物”的(即辩证唯物主义)，更在于其历史观也是“唯物”的(即历史唯物主义)。
这是为什么呢?我请列宁同志来解释一下其中的“为什么”吧：
【“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
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用“唯心”的逻辑去解释人类社会不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用“唯物”的逻辑去解释人类社会，其原因就在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同，它有着如下特质：
(1)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机械地去看问题，而是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问题;
(2)与“头脚倒置”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用脚站立”的辩证法。
所以，马克思主义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人类社会，必然将唯物主义的逻辑贯彻到底，从而形成唯物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实证性质就在于，它不是从观念、心理或意识出发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而是从物质生产以及社会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心理以及意识的形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说：
【“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四)抽象未必都理性
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相比较，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同样也强调实证精神。
强调实证，当然是科学对理论的要求。然而，人的认识必须从感性认识进入到理性认识，才能完成科学的抽象。
这是为什么呢?我请毛主席来分析以下这个“为什么”吧：
【“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之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就是从事物“内部矛盾”入手，并展开辩证抽象的过程。问题是，如果拒斥辩证法，从而连矛盾关系都不能正视，又如何深入到事物“内部矛盾”中去呢?
遗憾的是，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不懂辩证的抽象，无法深入事物内部去进行矛盾分析，从而使得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只能是纠缠于感性层面的抽象。正如毛泽东所说：
【“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
(五)方法论决定方法
马克思在批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时指出：
【(唯物史观)“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
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之所以往往停留在感性认识的现象层面(比如拒绝对价值形式进行抽象，只承认价格理论的合法性)，其原因就在于其方法论不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而是拒斥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唯心史观。
所以，一旦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抽象力”越出自然科学专业范围而进入社会科学领域，“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就必然暴露无遗，最终在历史观上掉进唯心主义陷阱。
为什么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在自然观上是唯物的，在历史观上却是唯心的?原因就在这里。正如恩格斯说：
【“所以，经验主义者蔑视辩证法便受到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
恩格斯所说的“经验主义者”，其实就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
恩格斯所说的“现代唯灵论”在经济学的表现之一，就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世化、片面化、现象化以及永恒化。
事实很清楚，以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为方法论的西方经济学，虽然在微观领域和某些具体问题上能够得到实证的认识，但是，在宏观领域和总体上却无法实证地把握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直至灭亡的历史规律。
(六)两个案例
为了更好地理解方法论的决定性作用，我举两个案例。
案例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这个逻辑起点靠谱吗?
“经济人”这个范畴是从市场经济的现实中，也就是从千千万万个市场微观主体的样本数据中抽象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人假设”是符合市场经济现实的理论抽象。
然而，西方经济学把这个从市场经济中抽象出来的“经济人”，当做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永恒范畴。
如此一来，“经济人假设”这个原本属于实证的范畴，就成了一个脱离实际的、唯心的“先验结构”。
于是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中，“经济人假设”不再是历史的结果，而成了历史的真实出发点。(参：赵磊《“经济人假设”的五个误区》，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
请问，从这样的“先验结构”出发进行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即使采用的是现代经济学的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即使在动态分析中加入了“时间因素”，但你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吗?你能正确把握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趋势吗?
案例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关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西方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是“缺乏监管”、“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以及“人性贪婪”;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出的结论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然。
西方经济学的结论，有数理模型的推演和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参：赵磊等《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8期);
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却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宏观历史相一致(参：赵磊《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经济学动态》2008 年第 11 期)。
虽然以上两个结论都有实证依据，但是从认识广度和深度而言，“缺乏监管”之类的外生论是表象的、非历史的，而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去把握危机根源则是本质的、历史的。
(八)结 语
毛泽东同志说得好：
【“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
从形式上看，经过程序猿们认真“跑数据”之后，西方经济学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范畴和理论学说，似乎也并不缺乏实证依据。
但是，由于不懂认识对象和认识过程的历史性和辩证性，所以，西方经济学的抽象往往是感性认识的抽象，而难以真正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深层阶段。
停留在感性认识也就罢了，问题是，西方经济学不仅自以为是地向宇宙宣布：只有“跑数据”才是经济学“唯一的科学方法”;而且还对着银河系中间的黑洞发誓：只有“跑数据”跑出来的结论，才是“唯一实证”的结论。
同志们想想，一个在社会历史观上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学，它能“实证”吗?
换言之，一个在根子上都是“唯心”的经济学，它能开出“唯物”的花朵吗?它能长出“不唯心”的果实吗?它能得出真正“实证”的结论吗?
非要把这样的经济学定义为“唯一实证”的经济学，这不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吗?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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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1)本系列博文来源于拙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以“实证”》，全文约2万7千字，已经发表在《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2)此处转发时，个别文字稍有调整，且略去了引文和注释。若需确认引文出处和参考文献，烦请核对原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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