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宣言》
1920年9月27日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去世已是旧闻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其难免充满争议，甚至美国总统拜登也不想对这位前国务卿多说一句话。但是在我国，对他的赞誉大大超出了别国媒体对他的批评，让人不得不思考，中国人究竟是太高尚，还是太现实？“杰出的外交家”“我们的老朋友”，类似的称赞在互联网上比比皆是。大多数网友欣赏基辛格所谓的纵横捭阖，以及他对中国的“善意”。当然，不排除有人借纪念基辛格，对那一段中美蜜月期进行“憧憬般的回忆”。如果有人在纪念基辛格的帖子下细数一下这位老朋友的污点，或表达一下对此纪念正义性的怀疑，得到的往往不是众网友的反思，而是意料之中的现实主义审视：批评基辛格展现了白莲一般的无用高尚。国际政治只遵循利益的准则，是权力的游戏，意识形态和外交不应当挂钩。我想这就是基辛格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原因——基辛格在中国和苏联、中国和越南的民族主义斗争中扮演了朋友的角色。或许很多人都认为，在支持中国的发展这一意义上，中美联合公告的意义应当比孙文越飞宣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更加值得称赞——虽然后两者对中国的历史也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由于去意识形态原因，或者说是去国际主义原因，前者显然更容易在当下被理解。
基辛格对梅特涅赞赏有加，不仅在他的论文中，更在他的外交活动中，梅特涅式的观点、原则都有所体现。梅特涅，这位19世纪上半叶奥地利的首相，纵横捭阖于当时的欧洲列强之间，既有远交近攻之策，又有缓和均衡之为，妥善处理奥、德、法、俄、英等列强关系，保证奥地利立于列强之林，使得维也纳大放异彩，进而封官进爵，直至奥国首相。基辛格一生为傲的三角外交、均势理论，不能说没有这位梅特涅阁下的影子。
可惜，外交乃器用，讲不明道理，更无法揭示社会历史的奥秘。当梅特涅将自己的外交手段运用于国内政治时，当他自以为是地在阶级而非国家实体间摆弄他那一套纵横之术时，当他用以下两个方针：“第一，使奥地利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它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第二（这是一切君主专制的基本原则），依靠封建地主和金融巨头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处理国内矛盾时，他或许并不知道，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者的关系是决然不同于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英国和法国的关系的。梅特涅以强权为核心，挞伐国内一切不符合政府利益的反对者，最终等来的不是万人之上伟岸雄姿，而是扮作一个妇人踉跄出逃。还好基辛格博士由于其非美国出生的身份失掉了当上总统的机会，不然，谁又会知道他将如何处置六、七十年代美国激荡的革命暗流呢。
1848奥地利群众集会要求梅特涅下台
描述梅特涅在1848年3月革命流亡的讽刺漫画
欧洲不是张仪的战国，就像基辛格的世界并非是梅特涅的欧洲一样。梅特涅时代有共和与专制的斗争，基辛格的世界存在的则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基辛格博士拜梅特涅为师，深谙权谋外交之道，却一心幻想着外交的去意识形态化，似乎认为主权霸道、生存发展便是外交之所有，但却忽视了，就算是梅特涅本身，也从未忘记过外交强烈的阶级和意识形态属性。不论是神圣同盟还是后来的四国同盟，哪一个不是欧洲新旧制度斗争的产物？就这一点，中国人民本应该有比基辛格博士看得更透彻的潜力，因为中国人向来不是从欧洲的外交史中了解到这位梅特涅阁下的，一提到梅特涅，中国人脑中只会本该回忆起这样一句话：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外交永远只能是是不流血的政治，而所谓政治，其本质就是阶级斗争。官至首相的梅特涅显然比外交部长基辛格更明白这一点。
有关基辛格的卓越事迹，我们已经在之前的两篇文章中说的很清楚了。在这里我们更想谈一谈基辛格时代的外交历史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思考。
众所周知，基辛格大展身手的时代，也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大展身手的时代——战争与革命仍然是那些年的时代主题。两个世界并不平行——主权与利益这对传统外交要素让民主堡垒与自由灯塔犬牙相接。一方面是轰轰烈烈的国际共运，另一方面是隐秘阴暗的大国外交。利用国际共运影响国际政治利益还是利用国际政治影响国际共运利益，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众的外交家，纵横师，一如基辛格，秉持的是前者的原则，而像布热津斯基等拥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外交人员，往往保有后一种信念——国际政治应当为资本主义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扩张服务。同样的，所有的左翼外交理论（至少是形式上的），也分割成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则。共产党人对待国际政治的不同态度，在苏联和中国都有太多的典型例证，布尔什维克里面有布哈林和季诺维耶夫、斯大林的不同路径；而在中国，毛泽东本身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其现实的国际政治作为，本就是充满矛盾的。
理论上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性质和基本目的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认为，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随着剥削的消灭，各民族之间的仇视也会消灭。列宁也讲：“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被压迫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而“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致力于民主的国际关系，在人类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邻国的关系”。现代国家间最为核心的秘密外交手段应被代替，列宁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谈判应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国务活动的目的和任务应当让国民充分了解。（值得注意的是，不像一些现实主义者和保守派所诟病的那样，其实社会主义的外交原则并非是不理性的代名词，也必然会考虑到自己和敌人的力量对比。）
但二十世纪的外交历史又告诉我们理想和现实的隔阂比想象中要大得多。例如，似乎苏联和中国帮助过的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和中苏有所隔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虽然反共的右派政府多少都故作姿态地表示过民族独立的决心，但在利益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上，受到美西方国家援助的第三世界保守政府都无一例外地以依附于美西方为其外交原则。或许从本质上来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更加符合民族主义的想象，这使得国际主义往往最终都会在民族主义前败下阵来，柬埔寨和越南、越南和中国、中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历史，就遗憾地证明了这一点，恰好，这几对国家间交往历史，又是基辛格博士见证、亲历且利用的。
但不论怎么说，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打破常规国际政治关系的新框架，仅仅从行星和卫星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苏联在东欧各国之间无疑是处于中心地位，而且以东欧各国对自己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绝对依附为底线。但在客观上，至少是在名义上，国际关系鲜有地在一种超出国别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等南欧各国也讨论过社会主义联邦的可能性，中南半岛也在越南的主导下试图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整合，中国更是在国内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慷慨解囊，古巴这个极小的南美岛屿，居然还派遣数十万人横渡大西洋参与黑非洲的战争。不管其过程有着怎样的民族主义阴谋，其总归是人类基于阶级利益的价值观而试图超越国别利益的价值观的初步尝试。这和任何一种帝国政策当然是截然不同的。
苏联一消失，世界似乎归于传统。国际外交、国内政治、经济理论似乎又回到老套得不能再老套的那种范式，在这种范式下，弱肉而强食自然是行为的准则，敌人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
但幽灵还在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新的梅特涅、新的基佐、新的波拿巴也联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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