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乡村振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11个思考
陈高威：1991年10月生于河南商水，中国人民大学硕士。2012年开始系统学习“三农”问题，2016年跟随温铁军科研团队开展农村调查研究并着手整理团队调研成果，近年来也在省、市机关和农村基层岗位上积累了相关经验。在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发表多篇文章。
温铁军：1951年5月生于北京，著名三农学者。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及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首任院长。
本书收录了温铁军在各地的各类演讲，并辅以各乡建团队组织的调研报告、撰写的文章和未发文稿，系统整理、汇编了温铁军及其科研团队近年来关于乡村振兴实现路径的观点思路，是一部面向党政干部、高等院校师生、一般大众读者的具有创新性和权威性特点的通俗理论读物。全书分为11个部分，即11个“思考”，从不同角度对乡村振兴的内涵和实现路径进行了论述。
目录
序言 我们为什么要发声？001
前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新格局 001
一、贯彻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 004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006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县域经济、乡村振兴 008
思考1 “三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压舱石” 001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003
二、历史经验：乡村是危机软着陆的基础 007
三、“三农”依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压舱石” 011
思考2 生态价值转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途径 017
一、生产过剩与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019
二、作用1：缓解当前过剩资本压力 024
三、作用2：化解地方高负债与金融相对过剩 027
四、实现路径：落实“两山”理念，创新“一次分配”与重构社会企业 031
五、让农村土地与资源使用金融市场工具 035
思考3 生态文明战略要依靠乡村建设才能真正落地 041
一、生态文明战略的由来 043
二、乡村最具生态多样性 047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在中国生态化转型 052
四、农业供给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 053
五、社会化生态农业的多重价值 056
思考4 “广土巨族”的原住民国家的农业之路 063
一、殖民地大农场模式的原罪和双重负外部性 065
二、粮食金融化背景下的国家粮食安全 072
三、小农户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075
四、中国现阶段的农户经营 080
五、农民“去组织化”派生的问题 086
六、组织起来发展“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社 092
七、农民合作社应顺势转型为社会企业 099
八、批判性借鉴日韩农业发展模式 105
思考5 新型城镇化战略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 109
一、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差异 112
二、城乡人口流动的真问题 115
三、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与作用 117
四、改革才是新型城镇化的真正动力 122
思考6 新六产是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 125
一、中国万年农耕文明从来不是单一农业产业形态 128
二、百业兴旺是农村经济的普遍现象 132
三、“新六产”使乡村获得外部产业收益 135
四、县域经济发展亟需金融创新 139
思考7 疫情防控为乡村善治提供了新契机 145
一、大疫止于村野：世界最低成本的防疫体系 147
二、构建三级乡村治理体系 149
思考8 城乡融合关键在于要素自由流动 155
一、新下乡运动：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与乡村资源开发 158
二、以土地为基础的生态资源开发应注重空间正义 166
三、农村金融需回归本源服务乡村 171
四、乡村人才应符合乡土发展需要 179
思考9 乡村振兴是对万年中华农耕文明的复兴 187
一、全球化与文化依附 190
二、去依附，重构中国文化自信 195
三、推进乡村多元文化复兴 200
四、“乡愁”经济改变农村数量型增长方式 207
思考10 乡村振兴是巩固脱贫成果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213
一、全球化与难解的世界贫困问题 216
二、资源性致贫与制度性致贫是贫困问题的本质 221
三、新举国体制下的中国脱贫经验 224
四、乡村振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228
思考1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学会吃租 237
一、集体经济是收租经济 239
二、通过“三变”改革拓展集体经济租源 241
三、以治理有效提升地租 257
四、应重视转型中的集体经济 260
附录 国仁永续：我们到底做什么？262
参考文献 276
我们为什么要发声？
——《破局乡村振兴》序言
近年来，关注我们科研团队的朋友们可能会感觉到我们在连续“发声”。不仅在海内外出版了十几本书、在各类学术性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而且在B站（哔哩哔哩）建立了“国仁乡建”“全球大学”两个公众号，在抖音和头条上也直接以“温铁军”命名了公众号，并且为这些传播工具安排组织了志愿者团队来维护，遂在网上形成了多种形式的发声渠道。为什么呢？
首先是知识生产应该自觉地服务于国家需求。
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确立为国家战略，标志着一个国家重大战略转型的大时代的形成——乡村振兴既是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也是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向生态文明转型的主战场。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型，更是被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所充分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并且，中央已经把乡村振兴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时间分段上统一起来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50年实现全面现代化，同年完成乡村全面振兴。
据此，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存在着的紧密相关的内在逻辑的理解。14亿人口的“共同富裕”需要协调“物质精神”双文明，对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对外走“和平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相对而言，过于激进的西方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和金融化、虚拟化，及其客观上导致的房地产泡沫化与金融加杠杆难以遏止等问题，不仅成为受关注和管控的问题领域，而且一旦这些已经泡沫化泛滥的趋势有所阻遏，所造成的经济下行会很快被“带节奏”地反过来用于指责中央宏观调控——粗放数量型发展期间已经尾大不掉的资本利益集团们的声音“瓦缶雷鸣”地在政策领域大肆传播，社会各界特别是中下层群众深受其害却没有辨析能力，急需有人为他们发声。
诚然，自从“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二十多年来，我们各地乡建团队长期认同的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家更多开展基层调研和乡村试验，较少“主动”地在社会上发声，对各类不解和批评也一概不予回应。但，现在全球化危机异常复杂，需要配合国家应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风险和挑战，需要支撑中央政府提出的战略调整。因此，我们最近几年组织力量出版和发表了不少作品，提出了应对全球危机要加固乡村的“劳动力池”作用和扩大生态产业化的“资产池”等理论创新，也在一些媒体上用视频等形式向大家普及“三农”领域知识、汇报我们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有人觉得很好，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客观存在的各种挑战与机遇；有人觉得我们很烦，喋喋不休地几十年来一直说“三农”、乐此不疲地为乡村振兴“鼓”与“呼”……但，无论好恶，我们不断地发声呐喊，确实还能起点作用。
这不是要争辩哪一类建议在国家重大政策表述上更有优势，而是我们凭借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以及长期在海内外深入基层做调查研究形成的积累，为应对全球化危机的挑战更好地打造“压舱石”，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贡献一份力量。这大抵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一份自觉意识。
发声，因为我们仍处在“居危思危”阶段。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的发展历史一直是危机四伏，也由此而有“多难兴邦”的经验。那么，为什么现在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主要因为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内爆”趋势显著——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了应对经济下行，与欧洲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统一行动，大规模地制造流动性过剩，向全球转嫁美国和西方推进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所导致的泡沫崩溃的代价。对我们中国来说，意味着越多进口、越多为世界生产，就越多吃进通胀，简单说叫输入型通胀。接着就得问，有谁愿意继续这样吃人家输出的代价吗？这是全球化挑战的第一大问题。接着2014年美国停止量化宽松了，那些靠着大宗商品价格飞涨受益的国家已经把收益都花掉了，当价格陡然降下来，比如石油价格从148美元又降回到30美元的时候，这些得了原材料涨价好处的国家突然没收益了，消费突然萎缩，就导致全球通缩，外需大幅度下降。
从全球通胀到全球通缩，客观上是那个所谓主导全球化的霸权国家一手造成的。那么，我们应该继续跟从霸权国家的利益要求沿着这个吃进代价的方式继续走老路吗？为什么在“十四五”规划上，中国必须要转向“新阶段”——调整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因为一会儿全球通胀，一会儿全球通缩，进口通胀和进口通缩对我国来说都是承担了率先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美欧日连续出台量化宽松的成本转嫁。加之2018年以来霸权国家发起全球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对华连续进攻，即使我们想继续走沿海地区大搞外向型经济和融入全球化的老路，人家也不让走了。
所以，我们遭遇的全球化挑战是个长期战略问题，并不仅仅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供应链破坏。实际上，针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早就开始了。在2019年疫情发生之前已经有10年左右时间。我国从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开始就不仅一直面临着大起大落变化无常的全球化成本转嫁问题，而且那时候霸权国家就“高调重返亚太”，把60%的军事力量转向亚太地区。
由此，我们既要着眼当前这个充满挑战的阶段，还要考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局面，必须练好内功应对危机，牢牢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发挥出“三农”压舱石、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发声，因为中国思想理论界还未摆脱西方话语体系。
众所周知，世界上90%以上的资讯是使用英语书写、因被西方大资本集团掌控而刻意强调“自由”的媒体发布的。这个“资本掌控自由媒体”的西方化基本架构，具有赢家通吃、对全球思想界和理论界达至“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能力，这就决定了在全球化解体这个重大的历史性和世界性危机面前，我们似乎还很难用以中国自己的经验作为基础的中国话语去建构支撑应对软实力挑战的能力。
从100多年前洋务运动开始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起，早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积极性，经历了差不多100年的激进演化，应该说就已经逐渐变成“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某种程度上，连“中学为用”都很难再成立了，基本上就是一个被西学全覆盖的状况。这类以西学为主的学科理论体系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经验做出的解释，相当于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覆盖，某种程度上应该叫做“降维覆盖”。
我们在十几年前开始尝试，想形成以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话语的构建。应该说，在被西方话语体系覆盖的情况之下所进行的努力是十分艰苦的过程，但我们努力了。宏观上，我们研究团队出版了《八次危机》，讲中国1949到2009年所发生的宏观经济的波动周期，接着出版了《去依附》，专题介绍1949到1952年这三年时间的经济波动，这样实际上构成了对2009年之前中国当代史上发生过的九次危机的解读；还出版了《全球化与国家竞争》，对具有代表性的新兴七国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中观层面上，我们研究团队出版了《解读苏南》《再读苏南》《解读珠三角》等，对不同地方的发展经验进行分析和解释。微观上，我们研究出版了《解读战旗》，从一个村庄奋斗的微观角度来解释中国发展经验。在农业领域，我们出版了《中国农业的生态化转型——社会化生态农业理论与实践》《从农业1.0到农业4.0 ——生态转型与农业可持续》，以全球气候、地理的历史演变为依据，对农业发展的演进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进而从国际比较的视野介绍了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丰富经验。
扼要介绍这些出版物，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是想尝试着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要认真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宏微观、多视角去解读。
时至今日，中国在面对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坚持了不同于西方制度的新型举国体制，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有效实行，解决了很多问题。无论是全球化的挑战，抑或是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新型举国体制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这项有效的经验，却引来西方国家坚持“反共”意识形态的新冷战。近年来美国对华强硬政策从未停止，向中国发起了一系列打压中国经济增长以及科学技术创新的动作，甚至还堂而皇之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应归功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近年来，理论界很关注“三农”问题，但不少学者却继续把西方的理论逻辑套用在国情不同的本土问题上。西方学术界根据“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的逻辑提出的农业规模经营的思想，在国内理论界得到普遍认可，除了外部资本利益集团急于下乡获利的背景之外，部分原因是其在理论逻辑上确实很完整。但把这种理论逻辑直接套用在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上，则显然缺乏经验依据。几乎所有人口过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在继承或采行西方制度之后，普遍受制于耕者无其田、城市贫民窟化和农产品全球分工体系，并由此造成经济波动、饥饿或社会动乱。
因此，我们亟需打破西方话语体系，形成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话语体系，避免被西方现代化模式牵着走。
发声，因为我们不能走向错误的道路。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当前，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基本国情矛盾是“人地高度紧张”，其还没有根本扭转，所以才大量进口外国的能源、原材料、粮食、饲料等等；第二个基本体制矛盾是“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其却已经有很大程度的缓解。从2005年确立新农村建设战略到2017年确立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各部门已经向农村投资形成了几百万亿的设施性资产。因为，农民无力自主形成资本投资能力，农业无力完成资本积累，只好由政府投资来完成，这就已经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乡村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缓解了城乡二元对立结构。
但我们在原来二元结构体制下形成的制度、法律、政策乃至于政策操作的部门都还没改。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比较倾向于把美国那套教科书理论体系搬过来，有人说美国农业农民如何好，规模大、产量高，其实概念错了，应该是说“美国农场主”或“美国农业产业工人”如何。当时也有人主张把美国那一套农业现代化当做赶超目标，甚至到了30年后的今天，仍有学者提出要把美国规模化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目标。而现实中，因发展规模化农业失败跑路的投资者比比皆是。
我们非要邯郸学步吗？100年前的美国农业学者富兰克林·金博士到中国和日韩调研东亚小农村社制经济，不仅认识到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形成的间作套种兼业化的有机农业，在切实而有效地养活了世界最大规模人口的同时也最好地维护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而且还对比了西方人（借助船坚炮利的殖民化粗暴占有原住民土地）形成的美国大农场才搞了100年就严重破坏了资源环境的教训。其实，若以单位面积计算农业效率，中国仍然是土地产出率最高的国家。
党中央历来强调的规模化是以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为主体进行的适度规模经营，而从未肯定美国式大农场。那些按照西方模式发展农业的南半球发展中国家有成功的吗？去实地调查一番就很清楚，一些走西方道路的南半球国家只不过沦为了给西方提供初始产品的附庸，深陷于“后殖民主义”单一经济不能自拔。
所以我们应遵循国情，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发展农业，要有历史耐心，不搞强迫集中，因地制宜探索不同农业区划的适度规模经营，既要因地制宜地搞好“大食物安全”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又得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他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前的讲话中特别指出，“世界上没有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诚然，这是我们此时发声的根本原因。
《破局乡村振兴》写作组
陈高威起草于成都、温铁军定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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