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黄克诚，1902年出生在湘粤两省交界处的湖南省永兴县偏僻山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并率部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
翻开有关史册，记载着黄克诚大将艰难曲折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他曾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和战火硝烟的枪林弹雨中，叱咤风云，出生入死，义无反顾，也曾在革命阵营内部一再蒙冤，数次落难，几番死生。但他向来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大节不夺，堪称一代楷模。他一生虽然身经百战，屡涉险境，却都奇迹般躲过危难。这里记叙的是他一生南征北战，在枪林弹雨中先后10次大难不死的惊险经历。
湘南山区打游击，遭敌围追险逃生
1928年6月，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五团团长的黄克诚，改任湘南工农军第二路游击分队司令，奉命率部从井冈山重返湘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由于副司令刘承高胁众哗变，部队被敌人打散。黄克诚死里逃生后，与中共永兴县委干部李卜成一同潜回家乡附近的山林中隐蔽，相机重整旗鼓，坚持斗争。
这时的湘南大地，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民团武装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整个湘南地区已有上万人横遭杀戮。黄克诚作为湘南起义中永兴县暴动的领导人，早在反动当局悬赏捕杀的黑名单之中。因此，黄克诚的活动只能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可是，时间一久，难免不露出一点风声。国民党反动派不断调集部队和民团日夜搜捕，指名要抓从井冈山上下来的“暴徒”黄克诚。黄克诚见敌人搜捕愈来愈紧，在当地已无法开展工作，便与当地县委几位负责人共同商定，由他和李卜成二人先行外出寻找上级党组织。
◆1926年，黄克诚北伐战争时期留影。
由于长时间在山林里生活，久不见阳光，黄克诚和李卜成二人的面色苍白。如果外出，定会引人注目。于是，他们二人便每天乘中午野外无人之际，偷偷地来到林外的山脚下晒太阳。
一天中午，黄克诚与李卜成在山林外一边晒太阳，一边等候弟弟来送饭。弟弟把饭送来后，黄克诚对李卜成说，“这一阵风声很紧，我们还是回到山林里去吃饭稳当些。”李卜成还想多晒一会儿太阳，便不以为然地说：“怕什么?难道吃顿饭的工夫，敌人就会来吗?”黄克诚历来做事谨慎，他并不跟李卜成争辩，端起饭碗就往山林中走去。李卜成无法，只好跟着上山。就在他俩刚刚爬上一座高坡、尚未进入山林之时，山下的村子里突然传来一阵枪声，并夹杂着喝骂哭叫声。原来反动民团已将村子包围，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黄克诚和李卜成见势不妙，急忙猛跑钻进山林。奔跑中，李卜成不慎摔了一跤。进入山林后，黄克诚同他开玩笑说：“你慌什么?难道吃顿饭的工夫，敌人就会来吗?”李卜成难为情地说：“幸好我们没有在山下吃饭，不然的话，这次可就逃不脱了。”
敌人这次围捕搜查，使黄克诚更加警觉起来。他和李卜成迅速做好外出的准备，离开家乡，辗转长沙、南京、上海等地寻找党组织。
危难之际遇冤家，虚与委蛇巧周旋
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的军警如林，特务如麻，特别是—些革命队伍中的叛变投敌者充当敌人的鹰犬，使我们党的活动不得不在极其隐蔽的状态下进行。黄克诚和李卜成两人自湘南辗转来到上海，人地生疏，一连两个月没有同党组织接上关系。这时他们不仅为找不到党组织而忧心如焚，而且囊空如洗，连起码的生活也无着落，尝尽了求人告助的艰难滋味。于是，他们决定先设法找一个工作以暂时谋生，相机寻找党组织的关系。可是，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佣工行，结果是处处碰壁，一筹莫展。
一天，黄克诚从—份报纸上忽然看到湖南籍留学生黄璧在上海兵工厂任炮兵部主任，便以同乡的名义，化名黄楚珍给黄璧写信，请他帮助谋个求生的职业。几天以后，黄璧回信，约黄克诚到兵工厂面谈。黄克诚喜出望外，立即赶到兵工厂，找到黄璧的办公室。刚一落座，就有人进来找黄壁。黄璧称有事要办，委托他的一位亲戚、同事继续同黄克诚谈话。
黄璧走后不久，他的那位亲戚、同事进来了。真是冤家路窄!这个人名叫邓丰立，原是湘南桂阳县北鸦山村有名的大恶霸。黄克诚读私塾时，曾多次同他见过面，彼此互知姓名。湘南暴动时，邓丰立侥幸脱逃出走。待湘南暴动失败后，他返回桂阳，疯狂报复，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参加暴动的农民。黄克诚一眼就认出了此人。幸而这几年黄克诚面容变化较大，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邓丰立没有认出黄克诚来。彼此寒暄过后，邓丰立首先问起家乡的情况，随即又问黄克诚如何到了上海以及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干?此时，黄克诚欲谋职业的念头早已荡然无存，只想早些脱身。他尽力使自己保持镇定，同邓丰立虚与委蛇，佯称自己曾在湘军程潜部当过下级军官，后部队被缴械而流落上海。邓丰立突然问道：“永兴县的黄克诚你认识吗?”黄克诚沉住气淡淡地答道：“过去在家读书时认识的。”邓又问道：“黄克诚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可知道?”黄克诚从容答道：“我离家出来当兵多年，从没有同他联系过，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邓恶狠狠地说：“黄克诚是杀人放火的共党暴徒头目!”黄克诚佯装惊讶道：“啊?他那样的文弱书生竟然会是共党?真是出人意料。”邓接着说：“他领头在我们那一带搞暴动，当局正在通缉他，我如果找到他，决不轻饶!”黄克诚随声感叹道：“他那样的人也会搞暴动，真是看不出来。”接着他话题一转，询问起邓—家人的情况，并问邓：“黄璧先生什么时候回来?”邓说，今天他不一定能回来。黄克诚就势说道：“既然黄璧先生公务繁忙，那我改日再来拜访，今天我就告辞了。”说完，黄克诚站起身来就往外走，邓丰立一直送到工厂大门口，才转身回去。
从见到邓丰立时起，黄克诚手心里就一直捏着一把汗。此时见邓丰立转身进了厂区，才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真是险处逢生!他飞快地离开了兵工厂。
此后不久，黄克诚和李卜成通过同乡、同学曾希圣的兄长曾中生，与中央军委接上了组织关系。
大街遇敌万分险，镇定对付巧脱身
1929年春，黄克诚被中央军委派到国民党唐生智的部队去做兵运工作。他自上海起程，先搭轮船到塘沽，随即来到驻守唐山一带的唐部凌兆尧旅站住脚跟，开展工作。后唐生智部附蒋讨伐冯玉祥，黄克诚随部队先后到了山东兖州和河南商丘，继而经天津、南京，到了武汉。
北伐战争时期，黄克诚曾在唐生智的部队做政治工作，结识了不少唐部的官兵。他曾在该部的下级官兵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此次重返唐生智部，对开展工作自然有许多便利条件。但黄克诚深知身在反复无常的军阀部队中进行秘密工作，不能不时刻严加提防，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身份，遭到不测。
正如黄克诚所预料，天有不测风云。尽管黄克诚处处小心，却仍在武汉街头，同一个冤家对头狭路相逢，险遭杀身之祸。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个假日，一位在国民党军队中供职的同乡、也是黄克诚读师范时的同窗好友约他外出游玩。黄克诚碍不过同乡、校友的情面，只好同他一起出去。二人身着国民党军官制服，先是逛了—阵子公园，接着便来到闹市区的大街上，边走边聊。事有凑巧，在一段人流如潮的街道上，正与朋友聊天的黄克诚，突然同迎面走来的一个国民党军官撞了个满怀。黄克诚猛一抬头，不禁大吃一惊!此人名叫刘雄，是大土豪劣绅的儿子，与黄克诚既是同乡，又是读师范时的同学。师范毕业后，刘雄考入黄埔军校，此时已当上国民党军队的中层军官。湘南暴动失败后，刘雄曾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干尽了坏事，对黄克诚的身份和经历，他一清二楚。此次二人狭路相逢，躲避已来不及。黄克诚趁刘雄尚未反应过来，当机立断，来了个先发制人，上前一把攥住刘雄的双手，装作很热情的样子说道：“啊!老同学，多年不见了，一向可好?”黄克诚一边说着话，一边愈加用力地攥紧刘雄的双手。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问话，使刘雄大出意外，被弄得瞠目结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想抽开手，双手又像被钳住了似的，越用力抽，对方攥得愈紧，只好听着黄克诚不着边际地问话，连开口插话的机会也没有。黄克诚像连珠炮般的问话停止的一瞬间，未等刘雄开口，便猛地松开双手，边走边说：“我今天有点急事要办，咱们改日再谈。”随即，快步钻入大街的人流之中。
约黄克诚出来游玩的那位朋友，同黄克诚、刘雄均是同乡、同学，对黄、刘二人的底细也一清二楚。他对黄克诚方才同刘雄谈话的一幕，心照不宣，此时存心掩护黄克诚脱身。黄克诚一离开，他便上前拉着刘雄的双手，又是同乡长、同学短地问询了一番，使刘雄无法立即走开。待刘雄脱开身再去寻找黄克诚时，黄克诚早已无影无踪。
战斗在虎穴狼窝，忠诚于革命事业
1929年，黄克诚几经周折，在武汉通过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国民党左派军官刘乙光的介绍，到国民党陆军第二师政训处谋了个图书管理员的差事。
当时李卜成正在武汉，被上级派来参加地方党的秘密工作。两位战友别后重逢，分外高兴。
通过与陆二师政训处军官的初步接触，黄克诚初步掌握了陆二师的有关情况。原来，陆二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师长是顾祝同，政训处主任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康泽。康泽心狠手辣，对部下控制极其严厉。发现官兵稍有“不轨”，即秘密处决。黄克诚到后不久，就发生过几名中下级军官“失踪”的事。康泽还时常找部下单独“谈话”，寻根问底，察颜观色，以便从中发现“不轨”分子而加以惩治。黄克诚也曾被康泽当面“考察”过几次。虽然黄克诚是用化名伪造了履历打入该部的，但康泽这种没完没了的“考察”“整肃”，不能不使黄克诚惴惴不安。尤其是黄克诚还在政训处的工作人员中，发现了一名了解自己身份的同乡。尽管这名同乡出于某种复杂的原因未向康泽告发他，但夜长梦多之虑一直萦绕黄克诚的心头。黄克诚意识到，自己是出了狼窝又陷入了虎穴。于是，他决意迅速离开，别作他图。
◆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合影，左一黄克诚，左二邓小平、左四傅钟。
在此期间，中共武汉特委遭到破坏，李卜成也被捕而遭杀害。黄克诚因未同地方党组织发生过关系，没有受此次事件牵连。但此事的发生，促使黄克诚更加坚定了离开武汉的决心。
机会终于来了。1929年12月，陆二师奉命参加讨伐唐生智、石友三之役，开赴南京。黄克诚随陆二师一到南京，就设法请了一天假，连夜赶往上海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中央军委同意黄克诚以请长假的方式脱离国民党陆二师，转赴苏区去做军事工作。
黄克诚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立即赶回南京，准备着手请长假。这时，一个出乎意料的机会，使黄克诚轻而易举地脱离了国民党陆二师。原来，冯玉样、阎锡山、唐生智、石友三等各路反蒋联军已纷纷败北。蒋介石在解决了各路军阀部队之后，便着手对军队进行整编，陆二师政训处已接到遣散的命令。这真是天赐良机!黄克诚报告也用不着打了，就领了遣散费离开了陆二师。遣散时，康泽仍不放过机会，同部下逐个谈话，询问各人的去向和打算。黄克诚则以欲回家乡觅个小学教员的差事，从容地应付过去了。
与敌激战冲锋在前，枪林弹雨死里逃生
1930年7月，担任红三军团第二支队政委的黄克诚，率部在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下，参加了连克湖南重镇岳州(今岳阳市)、平江的战斗。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集结约七个团的兵力，自长沙向平江对我红三军团“进剿”。红三军团则隐蔽于平江县城南20华里处的晋坑山设伏待敌。
战斗打响后不久，敌我双方即成混战胶着状态。至黄昏，黄克诚因部队被冲散而与大部队失去联络。正当他循枪声寻找部队之际，突然发现身后有一支队伍扑来。黄克诚眼睛本来高度近视，时值盛夏，鏖战竟日，眼镜片上沾满了汗水和烟尘，使他的视力更加模糊，无法辨清向他扑来的这支部队究竟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双方越来越靠近，已不容他多作思考。他果断地迎着对方走去，以便弄清情况之后，再见机行事。当双方快靠近时，黄克诚才模模糊糊地看见对方的衣着很齐整，许多黑洞洞的枪口正瞄着他作射击姿势，立刻意识到对方是敌人。他稍一迟疑，便向对方一摆手大声喝道：“别打枪!”说时迟那时快，话音未落，他就势卧倒，伏地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几乎就在他喊话和转身的同时，几支枪一齐朝他开了火，只听子弹在耳边身旁嗖嗖作响。此时，他虽身不由己，顺着陡峭的山坡向下坠去，但神智还清楚，料定此番决无生还之望。
待滚落到山脚下，他感到自己还有知觉，只是眼镜、帽子和身上背的皮包不见了。用手慢慢在周身上下摸了一遍，居然没有中弹。从山顶坠落到山底，亦无大伤，实属侥幸!此时天已黑下来了，加之眼镜失落，周围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但远处的枪声和呼喊冲杀声隐约可辨。他循着声响激烈的方向摸索着走去。当他来到公路边上的树林中，只见黑压压的人群潮水般地在奔跑呼号。定睛仔细辨认，发现公路上的人们臂上配戴着红袖标。他断定是自己人，便上了公路，随人群朝前跑去。他边跑边问清了情况。此时敌军已溃败，我军正乘胜尾敌追击。当黄克诚找到了自己的部队时，战友们不禁大吃一惊，以为他死而复生。原来，在山顶上与敌人遭遇时，警卫员远远看见黄克诚被敌人一阵排枪击倒，并滚落山下，以为他已牺牲，便跑回部队报告了“政委牺牲”的消息。指战员们正高喊着“为政委报仇”的口号奋力冲杀当中，突然发现黄克诚又安然回到部队，自然是又喜又惊。一时间，黄克诚“死而复生”的奇闻，在部队中流传开来。
深入前沿观敌情，眼镜险招杀身祸
黄克诚的眼睛高度近视，时时离不开眼镜。他可以饿着肚子、赤着脚板行军打仗，但是，没有眼镜却寸步难行。因此，只要攻克一座城镇，黄克诚总是要到眼镜店配上两副眼镜。以备一旦眼镜被打坏，可随手掏出一副戴上。眼镜对于黄克诚来说，可算是一件随身不可离开的宝物。然而，眼镜有时也会给他带来麻烦，甚至酿成杀身之祸。
1931年，中央苏区开始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当时，蒋介石调集了20万兵力，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联营700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企图将我红一方面军压缩包围后，聚而歼之。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的黄克诚，与师长彭遨率部参加了此次反“围剿”作战。
5月底，红军攻打建宁城，黄克诚所部第三师担任主攻。为了快速突破敌人城防工事，消灭守敌，黄克诚和师长彭遨一边给各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一边将师指挥所推进到建宁城下。黄克诚戴着一副眼镜，脖子上又挂着一架望远镜，在同彭遨察看地形，选择攻击突破点时，由于指挥所距离守敌太近，当即被守敌发现，城上的两挺机枪调转枪口，对着黄克诚和彭遨猛扫过来。黄克诚因视力差，对守敌的这一动作未能察觉。亏得彭遨眼疾手快，他见机枪扫来，猛地拉住黄克诚后退了好几步卧倒。黄克诚还未定过神来，敌人的机枪子弹已扫在了他同彭遨原来站立的位置上，子弹击起的沙土溅了他俩一身。二人连话都顾不上讲，未等敌人第二排子弹扫过来，又—个鱼跃，翻身滚向附近一处掩体后面。这时，彭遨才指着黄克诚的眼镜说道：“敌人这一梭子弹，就是冲着你这副眼镜来的。人家知道戴眼镜的必定是个大官，想拣个大便宜。可惜的是，敌人的射手技差一着，否则，把我也捎带上报销了。”说完哈哈大笑。黄克诚也笑了起来。
1933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黄克诚调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第四师师长张锡龙，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年轻军事指挥员，是红三军团中出名的猛将。是年12月，“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占领黎川之后，又出动一个师的兵力向黎川以南的团村进犯，当即被我红三军团击溃。黄克诚和张锡龙率第四师衔敌尾追，将该敌逼进一座土寨内，旋即发起攻击。攻击之前，黄克诚和张锡龙相偕来到阵地前沿举着望远镜选择攻击突破点。不料，敌人在他们侧面不远处设置了机枪阵地，他们只顾向土寨之敌了望，并未察觉侧面有敌情。他们二人站在高处，过于暴露，侧面机枪阵地上的敌人对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尤其是黄克诚的那副眼镜，再次成了敌人射击的大目标。只听敌人的机枪一阵猛扫，一颗子弹正中张锡龙的头部。子弹穿出之后，又击中黄克诚的眼镜架，立即将眼镜打飞。黄克诚虽然没有伤着，但眼镜已落，他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他赶忙卧倒在地，伸手去摸索眼镜。这时，只听张锡龙在一旁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黄克诚连连叫了几声：“锡龙!锡龙!”却不见回答。黄克诚情知不妙，忙从兜里掏出一副备用的眼镜戴上，定眼一看，张锡龙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头部血流如注。黄克诚上前一把将他抱住，又连叫了几声，依然没有回应。这位早年曾就读于重庆中法大学，后又入苏联红军大学深造的年仅27岁的红军师长，已经永远不能回应黄克诚的呼声了。
炸弹近身不爆炸，大难不死猛杀敌
1931年7月，蒋介石调兵30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继续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于是年8月初起，首战莲塘，歼敌一个整师;再战良村，歼敌一个师部及两个整旅;继之又在黄陂歼敌一个多旅，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
当莲塘之敌向良村溃逃之时，敌人出动了飞机，向衔敌尾追的红军轮番扫射轰炸。当时红军的装备很差，更没有对空射击的武器，敌机疯狂地在离地面几百米的低空盘旋，红军指战员甚至可以看清敌机驾驶员的面孔。那时，红军既要追击逃敌，又要躲避敌机的扫射轰炸，只有靠快速奔跑，所付出的牺牲代价可想而知。
黄克诚率领部队向逃敌猛追。正在奔跑当中，忽听头顶一阵隆隆轰响。他仰起头来一看，一架敌机正从后面朝他俯冲过来，并眼见一颗重磅炸弹从机体内弹出，从他的头顶上坠落下来。黄克诚拼命往前跑，试图躲过这颗炸弹。谁知，当他跑出四五十米远的时候，那颗炸弹不偏不倚，恰好落在了他的身旁，连卧倒也来不及了。黄克诚一时竟不知所措，心想，这一次可逃不脱了。可是，停了一会儿，并没有听到炸弹的爆炸声。定住神仔细一瞧，那颗大炸弹牢牢地立在他的脚下，半截钻入土里，留在地面上的一截差不多还有半人高。这也是实属侥幸，炸弹居然没有爆炸，像落地生根—样，兀自立在那里。黄克诚长长地出了一口粗气，继续挥师向溃逃之敌追去。
赣州攻城陷敌困，镇定指挥突重围
1932年1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
赣州城坚且固，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敌人在城内设置重兵据守，又增派精锐之师驰援，使攻打赣州的红军后来陷入强敌内外夹击的险境。本来，赣州战役发起之前，黄克诚就向上级提出取消此次战役计划的建议，但未被采纳。战役打响之后，红军实施两次强攻均未奏效，造成很大牺牲，遂再次向上级提出撤围建议，仍未获准。
一天午夜过后，黄克诚在师指挥所里正为战局忧心忡忡而难以入睡时，突然听到枪声大作。他料定是敌人援兵已到，并采取突击手段，对我军实施内外夹攻了。走出师指挥所，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四处枪炮声响成一片，而看不见一个敌人。他急忙下令将师指挥所转移到100多米远处的隐蔽地段，并立即让通讯排架线接通与上级的联系。他抓起电话，向上级建议指挥各部队及早撤退突围。他对着话筒大声疾呼：“不能再犹豫了，若耽搁下去，想撤走也不可能了!”但由于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又不容前线指挥员相机机动指挥，黄克诚的建议再次被否决了。
为了尽量减轻部队的伤亡，黄克诚摸黑走出师指挥所，身边只带了一个通讯班。他循着密集的枪声走去，路上见到一些部队已被敌人打散，失去了建制指挥。黄克诚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果断地指挥一些零散部队乘夜突围。有的兄弟部队因未接到总部的突围命令，不敢贸然突围。黄克诚连说带劝，表示一切后果由他黄克诚负责。这样，才使得一些部队及时突出重围，保存了有生力量。
◆1942年，黄克诚任新四军3师师长兼政委时在苏北留影。
为了收拢更多被打散的部队突围，黄克诚继续四处搜寻。不料，当他走到河边时，敌人的机枪从不同方向向他猛扫过来，并清楚地听到敌人一片吆喝声。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陷入重围。他想，决不能当俘虏，必须设法突出去。借着枪炮的火光，他见附近有一家店铺，便带领通信班的几名战士，撞开店门，从后窗跳了出去，一气猛跑，总算把敌人甩开了。但是，由于黑夜辨不清方向，奔跑中又误入南门外的敌人飞机场。机场守军大声喝问：“哪一部分的?”黄克诚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他未多作思索，便随口答道：“是一师的。”当时敌人增援赣州的部队中有罗卓英的第十一师，机场守军听到黄克诚的答话，误以为是自己十一师的人，便没有细问。黄克诚趁敌人尚未察觉的当儿，带领通讯班迅即离开南关，跑到城南的一座山上。并就地收拢部队，组织抗击，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攻击。待敌人再次组织攻击时，恰好我红五军团援兵赶到，将进攻之敌压了下去。
此役红军遭到重大伤亡。黄克诚在未得到上级授命的紧急情况下，采取应急措施，指挥部队突围，后又收拢部队组织抗击。这虽系抗命之举，但后来上级认为他当时那样处置亦属恰当，故未加追究。
界首鏖战处险境，临危机断渡险关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瑞金开始长征。当时，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全师坚守在湘江岸边之界首，与兄弟部队共同控制渡口，阻击湘、桂之敌，以掩护后续部队和中央纵队渡江。湘、桂之敌在飞机和大炮的支援下向湘江渡口猛烈夹击，战况空前激烈，红军损失惨重，红三军团先后有两名师参谋长和两名团长牺牲。鏖战两昼夜之后，至12月1日，主力红军和中央纵队终于渡过湘江。
这时，湘、桂之敌越聚越多，攻势愈加猛烈，蒋介石的嫡系追剿部队也跟踪而至，而据守在界首渡口的红三军团第四师，仍未接到撤离的命令。黄克诚意识到情况极端险恶，红四师有被敌人夹击而导致全军覆没的危险。他对师长说，中央纵队已经渡江，我师阻击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应当立即指挥部队撤离。师长认为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能擅自撤离。黄克诚说，当前情况既危急又特殊，我们应当机断处置，不能坐以待毙。师长仍坚持不肯撤离。黄克诚感到在这种极端危急时刻，不能再有迟疑，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果断地行使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态度严峻地对师长说：“你立即指挥部队撤离，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这样，师长才指挥部队且战且走，渡过湘江西去，最后终于赶上了主力红军，避免了被围困歼灭的严重后果。
界首之战是红军长征途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四师战斗经历中打得最为艰苦的一次恶仗。如果不是黄克诚当机决断，红四师将招致难以想象的后果。
舍身忘死救战友，彭总力挽刀下人
1931年盛夏，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正酣之际，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黄克诚在火线上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回到军团政治部领受任务。他以为上级又要调换他的工作，没作多想，便向师里交待了工作，从前线撤了下来。
黄克诚喘息未定，军团政治部肃反委员会负责人就将一份名单递了过来，面容严峻地对他说道：“这份名单上的人，是被供出来的‘AB团’分子，要立即抓捕归案，押送肃反委员会接受审查。”
黄克诚一看名单，上面所列的人大多是第三师中久经战斗、英勇忠贞的基层指挥员，其中有两名连指导员，还是黄克诚来到第三师后亲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凭他对部下的了解，根本就不相信名单上的那些人会是什么“AB团”分子。黄克诚十分清楚，在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肃反方针之下，所谓押送审查，实际上就是置之于死地的同义语。黄克诚向肃反委员会据理力争，并担保名单上的人没有一个会是“AB团”分子，希望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
然而，肃反委员会只相信逼供信搞出来的所谓“证据”。黄克诚自知再费唇舌已无济于事，便转身离开。
在赶回部队途中，黄克诚已下定履险抗命的决心，决意设法保护名单上的那些同志，不使他们被捕上送。至于这样做的后果，他已顾不得许多。
过了几天，肃反委员会不见第三师的“AB团”分子押送来，便一再向黄克诚催问，其言辞一次比一次严厉。黄克诚暗自思忖，这样硬顶下去，恐不是个办法。即使自己被撤职、杀头，也终难确保名单上的同志不被处置。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秘密通知名单上的同志暂时上山躲避，等过了这阵风头之后，或许会有转圜的余地。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似乎再想不出其他更好的万全之策了。
名单上的那几名干部非常理解政委此番用意的苦衷，他们二话不讲，老老实实地按照黄克诚的吩咐，到附近一个山洞里躲藏起来。黄克诚则每天秘密派人给他们送饭，并一再关照他们好自为之。
又过了些日子，肃反委员会亲自派人到第三师来捕人。但找遍第三师所有的部队，名单上的人一个也没有找见。黄克诚则对肃反委员会派来的人虚与委蛇，敷衍应付。
当时正处于反“围剿”的紧张战斗期间，战事频繁。到了打仗的时候，黄克诚便派人通知在山上躲藏的干部，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队带兵参加战斗。一俟战斗结束，又马上上山躲藏。那几名干部明知自己凶多吉少。可没有一个人打算逃跑，作战中愈加勇敢顽强。一来是，他们与黄克诚相知甚深，知道师政委为了保护他们而冒着极大的风险，不忍做出对不住师政委的事来。二来是，他们决心以忠勇献身精神，表明自己无愧于党和红军的心迹，宁愿牺牲在战场，也决不当逃兵。黄克诚见到这种情景，愈加坚信这些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决心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好。
就这样，大约过了半个月时间，那几名干部见平安无事，以为风头已过，便有些放松警惕了，战斗结束后也不急于上山躲藏了。此事终于被肃反委员会所察觉。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之后，有两名连指导员马上被肃反委员会派人捕去，不久即遇害。黄克诚得知，不禁痛心疾首。他径直来到军团政治部，怒斥肃反委员会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情。
黄克诚前次抗命拒不捕人上送，早已引起肃反委员会的不满;现在他又来为“AB团”分子鸣冤叫屈，自然更不为所容。肃反委员会不容分说，当即下令将黄克诚抓捕起来“审查”。
正当肃反委员会欲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将黄克诚处决之时，军团长彭德怀得知此事，火速从前线赶来，要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由于彭德怀的干预，黄克诚才幸免一死。但是，却被撤销了师政治委员的职务。
由于彭德怀的干预而使肃反委员会“刀下留人”的事，黄克诚当时并不知情，肃反委员会释放他的时候，没有讲明原委，事后也无人提起此事，包括彭德怀本人也从来没有对黄克诚谈过这件事。因此，当1959年庐山会议上黄克诚被批判时，有人说他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为了报当年的“救命之恩”，竟使得黄克诚莫名其妙，不知此言何所指。经过有关人员在会上的“揭发”证实，黄克诚才总算得知当年之所以没有被肃反委员会杀头，原来是彭德怀干预的结果。黄克诚在晚年时，曾如是说：“我和彭德怀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
黄克诚戎马一生，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身经岂止百战!然而，正如他那高洁无瑕的人品一样，他的体肤完好无损，从来没有挂过花负过伤。这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确系如此。如果认为黄克诚是个“福将”，能遇难呈祥、逢凶化吉，那倒不尽然。他一生所经历的磨难不计其数，被打击迫害、蒙冤受屈更是家常便饭。如此多舛的命运，何福之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算是一个大难不死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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