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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死不变的信仰——记早期共产党人钱振标烈士(组图)

2018-07-04 10:43:32  来源:中红网  作者:吴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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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振标烈士像(1895·1—1928·11)
  
  2018年3月18日,钱振标烈士之孙钱军义参加“北京人民英雄故事大讲堂”演讲
  
  2018年4月1日,社会各界纪念钱振标烈士公祭典礼在江苏江阴隆重举行
  
  2018年5月18日,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主办“纪念钱振标烈士英勇就义九十周年”研讨会
  
  李大钊、恽代英、张太雷、钱振标烈士后代与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领导,参加公祭活动
  
  钱振标烈士后代与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领导参加公祭活动
  
  钱振标烈士就义前在囚室写下的遗嘱

  中红网北京2018年7月3日电(吴志云)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题记

  引子

  1928年11月25日下午2时,中共京沪特委军委书记钱振标,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押赴江阴县城北门君山南麓陆家坟刑场。行刑的时刻到了,刽子手按住钱振标的头,要钱振标下跪。钱振标坚决拒绝,昂首挺立,喝令他们从正面开枪。岂料,面对钱振标的凛然正气,刽子手连枪都举不起来。钱振标卑视地说,“我都不怕,你倒怕了!”钱振标是在第二个刽子手的枪声中仰面倒下的,那颗罪恶的子弹穿透钱振标的左眼从后脑迸出,一柱鲜血呈放射状喷涌而出。刑场上,被驱赶前来“杀一儆百”围观的人群中,发出一片惊悚的呜咽声。

  英勇就义前,钱振标在囚室写下遗书:“余以努力中国革命,历年奔走南北,无时或息,不治生产,不顾家室,母则双目失明,妻则中途离异,无子无女,断种绝嗣,今且并此孑然一身,亦将为革命牺牲矣。革命到如此地步,亦可自问无愧,而荣幸为何如乎?凡我家属亲友,切勿以我死而悲哀,当偕我同呼革命口号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钱振标被国家民政部列为第一批革命烈士。

  2018年5月18日,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组织举办“纪念钱振标烈士英勇就义90周年研讨会”。钱振标烈士“投身革命事业的起点非常高,从事革命工作的层次非常高,开展革命斗争的格局非常高,组织革命运动的规格非常高。”这样的评价,成为大家的共识。

  钱振标是从江阴大地上走出去闹革命,又英勇献身在江阴故土的早期优秀共产党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钱振标1924年参加革命,1928年11月壮烈牺牲,年仅33岁。他非凡的经历、卓越的才能、以及产生的巨大影响,似漫漫长夜点灯人,光照在中华大地,闪耀在革命史册,长存在人们心中。

  一、毛泽东介绍他参加国民党

  1924年夏,趁着暑假期,小学教员钱振标与戴盆天两人,从江苏丹阳县城北门火车站,乘坐火车来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的钱振标,依着《民国日报》上登载的地址,找到淮海路中段以南一二百米处的环龙路;又从衣兜里拿出一只信封,按信封左侧寄信人地址的门牌号,寻着44号。

  环龙路44号,铁栅围栏里,有一幢西式二层楼房,坐北朝南,大理石墙面,双坡顶,古典中透出雅致。这幢砖木结构的洋楼,1916年7月,曾作为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由朱执信、廖仲恺主持;1919年10月10日,又作为中国国民党本部事务所,由居正、谢持、廖仲恺主持;1922年经孙中山介绍,王昆仑在此履行加入国民党的手续;1923年郭沫若居此,编辑《创造周刊》、《创造日报》。现在,这儿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机关办公事务所。

  钱振标,戴盆天来到44号,摁响了装在铁栅上的门铃。闻声,楼房内快步走出一位年轻人,将他俩引进楼去。坐定的钱振标,打量着这个令他心仪已久、充满神秘、无比神圣的环境: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究竟是什么去处呢?原来,这是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进行改组后,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设立中央派出机构——“执行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和上海市的党务,2月25日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3月1日正式挂牌办公。从1924年2月到1926年1月,这儿作为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在上海的重要活动场所,上演了一幕幕足以载入史册的“大革命”的生动活剧。“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伦为常务委员,并与于右任、茅祖权分任组织、宣传、工农、青年妇女、调查等五部部长。同时,按“国共合作”条款,中共中央派出中央局成员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等三人参加“上海执行部”工作;毛泽东以胡汉民秘书身份兼任组织部秘书、文书处主任;恽代英、邵力子、何世桢分任各部秘书;罗章龙、邓中夏分别为组织部、工农部干事;参加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人还有施存统、沈泽民、向警予等。

  正当钱振标、戴盆天充满新鲜、好奇、环顾左右的时候,他俩被唤进里间办公室。一个操着浓重湖南口语的人,请他俩落座,自我介绍“毛泽东”。毛泽东!钱振标、戴盆天十分惊喜地站起身。毛泽东又把他俩介绍给胡汉民认识。

  钱振标、戴盆天压根儿没想到,此番来上海会受到“上海执行部”主要负责人胡汉民和组织部秘书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对于胡汉民及其国民党,此刻的钱振标似乎还不太了解。而对于毛泽东及其共产党,钱振标已是如雷贯耳:“五四”运动以来,钱振标作为寻求真理、改造社会、激进奋发的热血青年,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接触马克思主义,接受新思想,接近共产党;他对毛泽东写的文章、发表的演说,都从一些进步书刊上看到过,所以他对毛泽东十分敬重。现在,他就坐在毛泽东的面前,亲耳聆听、接受指教,这使钱振标异常激动和兴奋。面对毛泽东的询问,钱振标和戴盆天汇报了自己近几年吸收新思潮、新文化,参与江阴、丹阳地区社会各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爱国运动的情况,提出了对当下社会情势解疑释惑、指路明向的请求。毛泽东对钱振标、戴盆天如此追求真理、追求民主、追求进步,给予了高度的赞赏。毛泽东向钱振标、戴盆天宣传了孙中山的新民主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讲了开展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宣扬了时代青年要走在时代前列有所担当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深入浅出、高屋建瓴、切中要义的一番话,让钱振标、戴盆天顿开茅塞、获益匪浅,被深深感动。

  钱振标此次奔赴上海,找到“上海执行部”,能受到胡汉民的接见,特别是得到毛泽东的“指导”,是十分幸运的,可以说是直接影响了他走上革命道路。他一边专心地听毛泽东讲解,一边端视着毛泽东。毛泽东、毛润之,共产党的人怎么又成了国民党的高级领导?其实,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确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共“三大”,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秘书局秘书,直接对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负责,成为陈独秀的助手。当时这项任命,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正式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因为中央局秘书的权限很大,不仅肩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等一般事务性工作,还有着“本党一切函件须有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的联合署名权。毛泽东担任陈独秀秘书后,需要陪伴陈独秀参与国共合作的具体操作,接触到不少国民党上层人物、元老级人物而进入国民党高层的法眼,为日后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级职务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是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会议、并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在这次会上,国民党右派方瑞麟提出要在章程中列入“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实质反对国共合作。这个提案遭到了汪精卫、胡汉民、李大剑、廖仲恺等大佬的驳斥,毛泽东看到气氛合适,趁机发言要求“立即付诸发决”,最终否决了方端麟的提案。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的活跃表现,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个名单,钦定毛泽东为候补委员。其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建立”,毛泽东作为中共和国民党上层“高看”的人物,顺理成章地担任了重要角色••••••毛泽东的这些政治背景,此刻的钱振标虽然不明了,但对于毛泽东的关于时局、关于国共合作、关于民主革命的真知灼见,钱振标如“醍醐灌顶”!当毛泽东询问钱振标还有什么要求时,钱振标站起身,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请介绍我们参加国民党!毛泽东听后,用浓重的湖南话回答 “要得”。毛泽东当即在办理钱振标、戴盆天的入党申请一事上,作为他俩的介绍人。钱振标加入国民党后,回到丹阳、江阴,领导和参加组建了国民党丹阳县、江阴县区分部、县党部,并出色地开展党务工作,得到了上级组织的重视和赏识。可以说,钱振标在这一段时间开展的革命工作,是受到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毛泽东这位入党介绍人的真传的。

  二、恽代英介绍他加入共产党

  钱振标与戴盆天满载而归离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返程途中,他俩沉浸在高规格受到胡汉民、毛泽东的接见和参加国民党组织的极度兴奋之中。一路上,钱振标盘算着如何按照“上海执行部”和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新党员发展的工作;构思着如何大张旗鼓地宣传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工作计划。

  钱振标,戴盆天一回到丹阳,就与迎候在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堂“萃义堂”的夏霖、黄竞西、吴起文等人会合。这间“萃义堂”,“五四”前后就是丹阳一批进步师生集合、策划、开展各种活动的重要场所。这块堂上匾,长一丈,高三尺,原挂在丹阳城隍庙后大厅内,由民族资本家束云章之父、浙江名宦清代举人书法家束允泰所书,后在创建新式学堂的浪潮中移到这儿。丹阳当年的示威游行队伍,就是从这块匾下走出去的,一直走到丹阳火车站。

  丹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堂,是钱振标1922年夏再次执教的地方。钱振标1917年夏毕业于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他应丹阳籍同窗校友戴盆天的邀请,一起来到丹阳,受聘于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堂,担任级任教师兼体操、音乐教员。因为钱振标的身体素质过硬和竞技水平出色,在当年丹阳举办的全县体育教员运动会上,他获得880码赛跑第一名,而名声大振。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钱振标受“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影响,如饥似渴学习进步书刊,经常与夏霖、戴盆天、黄竞西等一起畅谈抱负,议论时事,探索救国途径,寄希望于教育救国,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提倡男女平等;还积极带领师生参与了丹阳查抄日货及相关的爱国宣传活动,受到社会民众和师生的一致好评。1920年夏天,钱振标应省三师同籍同窗周水平的邀约,离开丹阳第二高等小学堂,回到江阴故乡的顾山,担任古塘小学教员。如果说,钱振标第一次执教丹阳是出于师范毕业后“远走高飞找碗饭吃”的朴素理想;那么,这个第二次执教丹阳,则是钱振标在“五四”爱国运动影响下,更加自觉地接受新思潮、更加激进地关注社会变革、更加执着地追求民主的革命理想。在丹阳第二高等小学堂这块充满战斗精神的阵地上,钱振标与一批志存高远、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爱国激进知识青年聚集一起,意气风发、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成为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萃义堂”一落座,大家就迫不及待地询问起来。钱振标、戴盆天向几位好友详细报告了此次上海之行取得的丰硕成果。钱振标把自己在归程途中思考的迅速在丹阳和周边地区发展新党员、迅速掀起宣传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计划和盘托出,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

  在钱振标、戴盆天的影响下,夏霖、黄竞西、吴起文等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夏霖家里秘密成立了国民党丹阳区分部。此后,钱振标、夏霖等骨干分子,奉“上海执行部”之命,来往于江阴、无锡、镇江、常州等地,宣传革命理想,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这年秋天,钱振标偕夏霖、黄竞西再次来到江阴,他们召集江阴的孙选、李志云、李仲丹、刘佑康等人,借昆仑学社这个活动据点,又发展了季和华、堵铁军、高鼎新、朱杏南、徐炎等进步青年加入了国民党。钱振标还把革命活动的触角伸向农村,跑到离江阴县城30多里的东乡华墅,在乡公所门前广场发表《国民与国民议会》的演讲,大力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这次演讲,被《华墅》旬报赞为“警悟国民注意国事,全力促成国民会议,以期统一全国,实现共和。听者颇为动容。”通过钱振标、夏霖等人的出色工作,到了1924年冬天,江阴城乡的国民党员已发展到40多名的规模,还在城内睢阳庙正式组建了国民党江阴区分部。

  其实,自从上海之行以来,钱振标就把“革命”当作一种职业了。他肩负胡汉民、毛泽东赋予的使命,与战友们奔走于苏南各县,活动于城乡之间,把这一大块区域的革命形势发展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为反对国民党内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阴谋,钱振标与夏霖、黄竞西等国民党基层组织领导人,根据上级党部的指示,在丹阳、江阴等地组织、策划、发动了各界人士悼念孙中山逝世活动,号召广大民众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继续完成孙中山未竞的革命事业。这一系列的活动,自然引起了共产党上层的关注,特别是得到了恽代英的重视。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宣告成立后不久,就加入共产党队伍的。1923年8月,恽代英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恽代英受中共中央指派,和毛泽东、邓中夏等一起参与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担任宣传部秘书。上海、江苏等地的悼念和宣传孙中山的活动,都是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统一部署下展开的。而这一活动,又恰恰属于宣传部组织领导;恽代英作为宣传部秘书,成为贯彻落实执行这项活动的负责人之一。恽代英出生在江苏武进,武进位于丹阳东、江阴西之间,是名符其实的近邻。恽代英对于丹阳和江阴的国民革命形势应该是比较了解和掌握的。1924年夏天钱振标和戴盆天专程到“上海执行部”晋见胡汉民、毛泽东,不仅让他知晓了家乡情况,还知道了钱振标、戴盆天其人。而钱振标等人,对恽代英也是仰慕己久。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使钱振标等人与恽代英在丹阳相见了——

  1925年4月21日、22日,江苏南京各界人民10万余众隆重举行悼念孙中山大会和活动,恽代英代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奉命前往参加。在此期间,恽代英专程来到丹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堂“萃义堂”,与钱振标、戴盆天、夏霖、黄竞西、吴起文等会面。就是在这个庄严的时刻,经由恽代英、侯绍裘、刘重民分别介绍,他们五人一起参加了梦寐以求、一心向往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当钱振标握起右拳向党宣誓时,他把自己的一生乃至性命都交给了党。他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恽代英也为钱振标等5位党的新同志加入队伍而感到高兴。作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恽代英借这次会面、介绍优秀分子入党的机会,向“党内同志”介绍了党的工作,讲述了当前的任务。特别谈到了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这次代表大会参加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要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宣传、组织和群众工作如何迎接革命高潮;就是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是要积极开展群众运动,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对于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钱振标他们虽然一时还不太明了,但有一点是十分坚信和坚定的: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做好党交给的工作任务。历史应该记住1925年4月下旬的这一天:在恽代英等共产党上层重要领导的介绍下,丹阳县最早的一批5名共产党员产生了,他们是钱振标、戴盆天、夏霖、黄竞西、吴起文!在恽代英等共产党上层重要领导的关注下,丹阳地区由5名共产党员组成的第一个党支部创建起来了!从此,丹阳乃至整个镇江地区,燃起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把革命烈火!并且短期内由中共丹阳支部升格为中共丹阳特别支部,成为江、浙、沪最早的9个独立支部之一!钱振标作为丹阳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从此将走上全新意义上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革命之路!

  三、李大钊点将他出征西北

  钱振标在丹阳经由恽代英、侯绍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国民党员公开身份和共产党员秘密身份,工作战斗在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第一线。

  正当钱振标与战友们筹划着进一步贯彻中共上级党组织赋予的工作任务时,他接到了新的使命——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抽调钱振标赴北方,到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从事特别工作。这个调令,是由1925年5月8日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会议上决定的,(会议这样记录:“丹阳钱××赴北方宣传事”); 5月16日,上海地委组织部确定王秋心、李炳祥、王环心、魏天翮、戴树棠、孙道济、金华、钱振标、张子和等9名党员骨干,组成“赴北支部”不日奔赴新的战场。

  钱振标将被抽调到新的战线,去开辟新的领域,他感到既突然又高兴。钱振标是中共的一名新党员,又是在最基层,上级党组织怎么会选中他呢?此时的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有为数众多的中共党员,怎么会挑上钱振标?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又为什么要作出抽调骨干去北方、去冯玉祥部队工作的决定?

  原来,这是李大钊报请、与上海党协商、经中央同意后的一个大动作。中共创始人李大钊,时任中共四大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从1922年至1924年,李大钊频繁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中共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了大会宣言的起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李大钊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1925年初,中共召开“四大”,会议认真总结了国共两党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国民党固然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不是这个运动的全部;共产党既要在实际斗争中和发展组织方面帮助国民党,又要同他们的妥协性作斗争。中共“四大”后不久,在共产党的支持领导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由此掀起全国范围的反对军阀政府的浪潮。此时的冯玉祥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是北方军阀势力博弈中的一张“王牌”。能否让其站到人民的立场、站到革命的立场、站到进步的立场?成为中共北方党的工作重点,成为李大钊“统战”大棋局的重要一着。为加强党对这方面工作的力量,李大钊代表北京区执委会专程来到上海,商请选派得力干部,进入冯玉祥所部,开展统战工作。就这样,钱振标与其他几位党员骨干,被幸运地加入“赴北支部”,进入由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统战工作序列。

  钱振标能成为“赴北支部”成员,是经过上级党组织严格审查的。在1925年5月8日举行的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时任委员长兼组织部长庄文恭等领导同志,听取了有关钱振标的考察推荐情况报告。会议认为:钱振标是不可多得的合格人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6岁的高小学生钱振标就参加了江阴青年团;11月10日,钱振标又积极参加地方公团和青年团组织的大游行,庆祝“江阴光复”;还带领团员们登上江阴黄山,举行宣誓活动。1912年的10月19日,孙中山先生乘坐“联鲸号”兵舰视察江阴黄山炮台后,应地方绅士邀请进城演讲,当讲到中国“可以做地球上第一等强国”时,钱振标与听讲的师生一起热血沸腾,长时间鼓起了掌。这次听演讲,在钱振标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13年,皖北发生水灾。18岁的钱振标率领同学积极响应赈灾号召,改饭为粥,缩食助赈。当发觉校方对寄宿学生节食助赈账目不愿公布、损害赈灾利益时,钱振标等提出质询抗议而罢学。

  1915年,钱振标以优异成绩考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品学兼优,与同乡周水平、丹阳戴盆天被誉为“三师三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此时已为人师的钱振标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走上街头,查抄日货,抵制列强;开办平民夜校,启蒙穷人觉悟••••••

  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认为:钱振标由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成为自觉参加革命的战士;由毛泽东介绍参加国民党,到恽代英介绍加入共产党;已经完成了“革命”角色的转变,组织上完全可以信赖他。于是,要求钱振标前往上海接受任务。(后来的实践检验,钱振标作为上海党派出的重要骨干,参加北方党安排的工作,是胜任的、合格的。)

  钱振标接到通知,把手头的工作做好交待后,乘火车来到上海。他按秘密交通线路,寻找到浙江北路华兴坊24号。这儿,就是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地。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是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上海地委改组命名的。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有多个秘密活动场所。华兴坊24号,是经过长时间的筹措,由徐梅坤等几个地下党员凑款租用。这是一幢两层楼房,作为工人活动场所,它距火车站不远,又是华人管辖地区,地处公共租界交界处。由于两方市政管理当局都不过问此地,形成了“两不管”。所以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利用这里白天和普通住宅一样,不易引起敌人注意的有利条件,晚上召集党内外相关人员开会或活动,开展党的工作。

  钱振标来到华兴坊24号后,受到了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领导的召见。对区委领导的工作指示,钱振标除了表示坚决无条件服从外,还向党组织做出了庄严承诺:此去北方,不辱使命。

  受领新的任务后,钱振标按组织要求,以最短的时间赶赴北京。钱振标一到北京,虽然人生地不熟,但凭自己已有的秘密工作经验,他很快找寻到翠花胡同八号。翠花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西南部,东起王府井大街、西至东黄城根大街,因过去有给王府种花的花房而得名。翠花胡同八号,是一坐地地道道的四合院,几棵高大的槐树,把院落罩得遮天蔽日。这里,是1924年3 月,遵照国民党“一大”会议精神,先后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市特别党部。这两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共合作组织,也是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地点。

  对于钱振标的到来,李大钊十分高兴地会见了他。李大钊向钱振标讲解了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派遣一批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的合法身份,到冯玉祥所属国民军开展政治工作、宣传三民主义、扩充国民党左派势力、扩大中共影响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这些重要的政治形势分析和信息,对于来自江南一隅、水乡小城、基层一线的钱振标来说,简直是“天方夜潭”。他虽然在上海受领任务时,听过上海区委领导的讲述,但现在已经身处前沿阵地,亲耳聆听“一线指挥员”的指令,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情满怀和跃跃欲试。也正是李大钊的亲自召见,面授机宜;接着又参加了由中共北京区执委会主办的短期政治训练班,再次听取李大钊的亲自授课后,使钱振标和受领任务的其他同志,都增长了对做好特殊新工作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也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京区委,为什么要把党的工作重点做到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中去的现实意义——

  李大钊与冯玉祥早在国民党召开“一大”前就有较多的交集。国共合作以来,李大钊肩负中共最高决策层的使命,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上层的合法身份和在北方地区的工作条件,多次与冯玉祥会晤,共商救国救民大计;并多次做冯玉祥的思想工作,终使其的立场转向革命,举起反帝反军阀的大旗。就在钱振标等人前往北方工作的前不久,李大钊还专程乘火车来到塞外山城张家口,会见时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李大钊此行的任务,一是更加坚定冯玉祥转向革命的信心,二是与冯玉祥商谈争取苏联对国民军的武器支援。也正是李大钊的重要作用和亲自介绍,才让冯玉祥的参谋长刘翼、外事处长唐悦良、外交专员包世杰等到北京,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见面,通过了无偿援助国民军武器的决定;从而获得了5585支步枪、5820万发子弹、230挺机枪、78门炮、1万多颗手榴弹和若干火焰喷射器、军用器材、药品的重大军援。紧接着,就在钱振标等人接受政治训练的6月,李大钊又积极为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活动,使其又得到了一大批包括3500支步枪、15万发子弹、10具火箭筒、3架飞机、400把马刀的苏联无偿援助的武器装备。李大钊的支持和帮助,使冯玉祥由深为感动升格为对李大钊的更加尊重和信任,从而促成了“李大钊、冯玉祥式”的国共合作——冯玉祥对李大钊随后派出的共产党人深入其部队工作表示欢迎,对国民军中出现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公开表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到我军来了,我们就要像兄弟一样爱护他们,鼓励他们学习军事本领。”乃至冯玉祥还接受李大钊在军中设立俱乐部的建议,并很快组建了两个。

  钱振标等一批同志,在政治训练班受训结束后,即被派往国民革命军驻河北、河南、察哈尔等部,从事政治工作。令钱振标料想不到的是,经李大钊亲自点将,他被分派到张家口冯玉祥司令部驻地的部队。

  四、冯玉祥授予他少将军衔

  冯玉祥是握有重兵的一方诸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参加滦州起义;1921年7月任陕西督军;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将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5年春,冯玉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赴察哈尔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西北军);这年8月,兼任甘肃军务督办。在这一时期,冯玉祥接受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顾问的影响,积极参与和支持北伐,并做出向苏联派遣一批年轻军官留学的决定,在部队建立各种军事学校,公开允许国民党左派力量和中共在军中开展各种活动。1926年1月,冯玉祥在奉、直系军阀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赴苏联考察;5月,冯玉祥参加国民党。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经李大钊三次电请,冯玉祥回国,慨然接受李大钊建议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率西北军出潼关参加北伐。

  钱振标前往张家口报到的第二天,便投入了工作。他与先期到达的宣侠父一起,遵照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利用刚成立不久的军中俱乐部这块阵地,开办图书室,开办训练班,分批组织冯玉祥总司令部卫队旅的官兵演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大张旗鼓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对广大官兵进行启蒙教育,使国民革命军的官兵深受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的教育,增强了爱国思想和革命热情。钱振标和宣侠父还活跃在部队的基层,与官兵一起开展教唱革命歌曲活动,开展打篮球等文体活动,使国民军的精神面貌和士气大为改变,“革命军队”的形象在张家口树立起来。钱振标和宣侠父,利用冯玉祥对共产党人在军内活动的“不限制”,广泛接触国民军中上层军官,与他们一起参加冯玉祥开办的营以上军官轮训班,先后结识了孙良诚、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高级将领,不同程度地影响和转变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吉鸿昌后来成为著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被载入中国革命史册,应该与这一时期接受共产党人的引领教育密不可分。

  受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委派,前往张家口国民军总部工作的同志有七八个。在这个秘密的团队中,宣侠父和钱振标是实际上的负责人。宣侠父也是由李大钊推荐,以左派国民党员身份,前往冯玉祥部做政治宣传工作的。他们在国民军总部的出色工作,得到了冯玉祥的赞赏。当李大钊赴张家口与冯玉祥再次会晤和参加会议时,听到了对他们俩人的评价和工作汇报后,也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宣侠父、钱振标的活动,开创了共产党在国民军中政治工作的新局面。李大钊勉励他们,要进一步利用国共合作有利形势,进一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左派力量,充分发挥中共在国民革命活动中的先进积极作用,推动和发展革命运动广泛深入的开展。钱振标和宣侠父再次聆听了中共北方党组织最高领导的教导和指示,倍感鼓舞。他们向李大钊表示,一定要做好党交给的工作,更加出色地完成好任务。

  1925年8月,冯玉祥接受李大钊的建议,委派钱振标、宣侠父、贾宗周、邱纪明、李印平等共产党人前往包头,加入即将西征甘肃的以刘郁芬为师长的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开展政治宣传工作。临行前,李大钊还特别要求他们在西北地区筹划建立党的组织。

  冯玉祥指令刘郁芬的这次“西征”,刘郁芬率师从包头出发,过五原、往磴口、走银川,一路辗转向兰州,这是甘肃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引发国民军入甘的起因,是甘肃政坛发生的巨变——1925年3月,原任甘肃督军陆洪涛中风偏瘫,7月,陆向北洋政府提出辞呈。为解除后顾之忧,北洋政府施出一石二鸟之计,将屯军张家口一带的冯玉祥部引开,任命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以达到既名正言顺地引走冯玉祥、又在甘肃为冯玉祥预先制造矛盾的目的。因为当时甘肃省有八大镇守使,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出任甘肃督办,谁知花落冯手,自然心存怨恨。1925年9月,冯玉祥任命刘郁芬为国民军入甘总指挥,代行甘肃军务督办职务,开启了千里大远征之旅。中共北方地区负责人李大钊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了派遣上述党内同志到刘郁芬部开展工作和伺机在西北建立党组织的重大决定。

  钱振标、宣侠父等向刘郁芬报到工作后,即于9月中旬随师部行动。他们利用冯玉祥给予的在国民军的合法身份,在行军途中广泛接触各族各界人士,多方面了解到西北地区政治形势和民情习俗。每到一处驻地,钱振标、宣侠父就忙着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向当地军民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的主张,争取各族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五原,钱振标、宣侠父了解到当地的“哥老会”势力较大,就有针对性地写了一份“告哥老会书”,印制成传单到街头上散发,并组织群众大会进行演讲。通过正面宣传,使五原“哥老会”解除了对国民军的戒备和敌对情绪,使五原的群众对国民军的态度由冷变热。部队到达平罗县城后,钱振标和宣侠父顾不得休整片刻,马上起草印发“告民众书”,向广大群众宣传鼓动,灌输新思想、新文化、新主义。就在钱振标等人正在大街上散发传单时,出现了一辆骡拉的轿车,车内坐着平罗县知事,车后紧跟着一群穿着奇异短褂、前后缀着“亲兵”字样的兵勇。钱振标听到了街上行人在嘲笑这群“复辟狂”,便趁机做起宣传工作。他站在显著的位置,大声说,“骡子拉的是一口棺材,里面装着一具腐臭的僵尸!”“父老乡亲们,封建皇帝的时代已经寿终正寝14年了,中华民国已经建立,民主共和新时代已经来到了!”这些新鲜的言辞,激起了在场听众的热烈反响。在宁夏府城(今银川),钱振标、宣侠父还以刘郁芬总指挥的名义,向省立第五中学和第八师范学校捐赠了一批图书,帮助学校建立图书馆,让鲁迅、蒋光慈、钱杏邨、高语罕的作品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进入校园,在广大师生中传阅和散播。

  由于钱振标、宣侠父等大力开展政治宣传工作,使刘郁芬率领的西征大军一路上避免了与地方帮会、地方势力发生大的冲突和摩擦事件。大量细致的群众工作,为大部队行军就地筹粮、安营扎塞提供了便利,减少了扰民矛盾。经过43天、2000多里的长途行军,1925年10月下旬,钱振标、宣侠父与大部队一起抵达兰州。

  钱振标、宣侠父随刘郁芬师部进驻甘肃督署。他俩被安排在督署后花园的一处房内住宿。屋后是城墙,上城墙能一览无余地眺望黄河北岸的风光。放下行装,钱振标和宣侠父便投入打理督署环境的工作。他们与卫兵们一起,扫除了大堂上封建时代官衙戒备森严的气象,收拾了歌功颂德的匾额,收走了各种刀矛剑戟。整整忙了十多天,终于把督署大堂收拾干净。从此,他们把这里作为大讲堂的地方,作为宣传形势、讲解知识的地方,开设了军事、政治、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史等课程。就在他们进驻半个月后的一天,钱振标、宣侠父亲眼目睹了一场刀光剑影的“鸿门宴”事件——

  这天午饭前,宣侠父、钱振标正在房内整理物品,忽然,远处传来“噼噼啪啪”的声音。宣侠父没有注意,钱振标却发现了不对,睁大眼睛说“是枪声”;宣侠父回答,“胡说,督署府正在宴请甘肃陆军一师李长清师长等贵客,怎么会有枪声呢?”几分钟后,又是几声枪响,接着慌乱的脚步声向他俩住的花苑走来。钱振标、宣侠父赶紧跑到门外头,看见几个大刀队高举明晃晃的大刀,押着几个人转过土山去了。由于宣侠父没穿军装,赶紧溜回房间,可是晚了,荷枪实弹的哨兵已将他列为“陌生人”。宣侠父刚一进屋,一支手枪管就将房门拨开,枪口直接指向屋内的钱振标、宣侠父。这时,刘郁芬的团长梁冠英走过来,才消除了自家人的误会。事后,钱振标、宣侠父了解到,刘郁芬开设这顿午宴,让赵登禹生擒了时任甘肃陆军一师师长李长清,几天后又活埋了李长清,彻底清除了独霸甘肃省城的政敌。然而,刘郁芬拿下李长清,虽然暂时震慑了甘肃各地镇守使;但过完年不久,就遭到了甘肃各路镇守使的联合进攻,他们打着“打赤”的旗号,高呼着国民军被“赤化”了的口号,兵临城下,兰州几乎成为孤城。后虽经冯玉祥急调丁振国旅驰援,击退围敌,但最终还是留下了甘肃军与国民军之间深深的裂缝。

  1925年11月,刘郁芬委派宣侠父、钱振标和国民党左派延国符,负责部队和督办公署的政治宣传工作。此后,他们凭借这个平台,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利用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兰州地区建立中共组织打下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钱振标在国民军的出色工作,得到冯玉祥高度赏识。1926年9月的一天,钱振标被冯玉祥授予国民联军少将军衔,指令赶赴陕西榆林,策动驻陕井岳秀部响应北伐革命。接受新的使命后,钱振标与朝夕相处的革命战友宣侠父道别。他俩漫步在城墙,望着奔流不息的黄河,心里头充满着依依不舍的情感。

  井岳秀是辛亥革命著名领导人井勿幕的兄长、辛亥革命志士、军阀、外号“榆林王”,早年与张作霖是拜把兄弟。1917年被黎元洪任命为陕西镇守使;1922年12月,在榆林冒险收容撤至陕北的靖国军杨虎城部,力拒北洋政府的通缉;1923年被吴佩学改编为陕西陆军第1师,任西北联军总司令。井岳秀驻防陕北20多年,积极主动与陕、晋、绥、宁、甘的邻军及伊盟王公搞好关系,很少与四邻发生过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避免了陕北人民遭受兵刃之祸。同时,井岳秀还尽其所能为陕北的现代教育、工商业的建立和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井岳秀一面声援孙中山的南方革命,一面同意就任陕北国民军总司令。随着北伐革命形势的发展,除了冯玉祥自身的军事战略和政治策略需要外,中共北方地委和李大钊也十分关注井岳秀这个特殊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此番冯玉祥特派少将衔的高级军官钱振标专赴榆林晋见井岳秀,足见这份使命的份量。

  井岳秀虽然称雄一方,但对冯玉祥派来的“特使”钱振标,他还是奉为上宾的。钱振标到榆林晋见井岳秀,事先已经对他的情况作了一些了解。钱振标不卑不亢、恭敬有加、申明大义、言辞恳切,使井岳秀听后大为感动,表示愿意顺应革命大势,积极响应北伐。由于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加上钱振标的工作做到了家,井岳秀终于在北伐胜利进军形势的推动下,派兵解围西安后,于1927年1月被任命为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九路军总司令。(1933年,井岳秀应杨虎城和省主席邵力子的邀请到西安,杨虎城在欢迎大会上说:“没有井师长的全力支援,就没有十七路军的今天。”)

  钱振标领少将衔,赴榆林圆满完成促成井岳秀响应北伐的重大使命,在返程兰州途经宁夏时,还收获了李大钊交给的一项更特殊的政治任务——成功建立宁夏中共党组织。

  五、中共北方区委指示他在甘肃宁夏建党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认真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

  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关于“在西北地区建党”的指示,是在选派钱振标、宣侠父等骨干,随冯玉祥的国民军刘郁芬部西征时,同时下达的。

  1925年10月,钱振标、宣侠父随军到达西北重镇兰州。他们利用国民党特派员和负责甘肃督署、刘郁芬部宣传工作的有利条件、有利时机,根据李大钊提供的线索,在兰州市后侯街16号,与先期回到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悟接上组织关系。张一悟是陕西榆中人,1918年在北平与李大钊相识;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后经李大钊推荐到武汉高等师范继续求学,与恽代英结识;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随后回兰州从事革命活动。张一悟只身回到兰州后,苦于缺少党的影响,党的组织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以来,如何推动和跟进兰州乃至整个甘肃地区国民革命的形势,发展壮大共产党的力量、扩大在甘肃人民群众中的影响,等等,张一悟急盼着上级党组织的具体指示。

  钱振标、宣侠父与张一悟见面后,向他传达了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指示精神,传达了此次受党组织的指派到国民军冯玉祥、刘郁芬部工作的重大使命。张一悟终于盼来了上级党组织的消息,终于盼到了在甘肃建党的指令,他感到十分的兴奋和激动。共同的革命理想,让三位革命者的3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随后,张一悟向钱振标、宣侠父介绍了兰州和甘肃地区的政情、军情、民情,一起分析了在甘肃(兰州)建党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最后他们三人一致决定,必须坚决执行上级党的指示,必须尽快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必须主动策应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提出的路线、方针,必须积极参与国民革命,把甘肃的民众鼓动起来,形成一支新的革命力量。他们三人还商定和明确了分工,分头开始组建党的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

  1925年12月的一天夜晚,位于兰州市小仓子6号的一座住宅内,气氛十分静肃。这是张一悟的家,今天晚上这儿将发生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诞生。钱振标、宣侠父按照商定的活动安排,趁着夜色悄悄来到这儿。为了避人耳目,他们俩人都没穿军服,而是便装前往。张一悟将钱振标、宣侠父引上阁楼。灯光下,只见室内桌子上放着一本《共产党宣言》,这是李大钊委托钱振标、宣侠父随军西征时,带到兰州转送给张一悟的。这本书,为中共甘肃特支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指导。(这本红色读物及其特支组织,后来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严厉查禁与迫害,张一悟、钱振标、宣侠父、胡廷珍、王孝锡等一大批早期甘肃共产党人智勇双全,舍己为党,不怕流血牺牲,保护了《共产党宣言》和特支安全。如今,这本《共产党宣言》陈列在甘肃省档案馆,成为弘扬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2012年,兰州电影制片厂以这本《共产党宣言》为主线,拍成电影《血色宣言》,在央视电视频道公映。)

  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成立仪式简朴而隆重。在3个委员组成的特别支部中,张一悟为书记,钱振标、宣侠父为委员。当这个决定产生后,他们三人都站起身,向着桌上的《共产党宣言》,再次向党举起紧握的右拳,发出激越的誓言,3双手再次紧握在一起。是的,这是历史性的握手:一个支部3名委员,一本宣言3粒火种,尽管在当时阴沉的政治环境中还不起眼,但它蕴含的强大的生命力,必将引发甘肃大地地火喷发的震撼,必将以燎原之势遍及陇东山川。当钱振标、宣侠父离开小仓子6号的时候,只见深邃夜空一轮明月,皎洁的月光洒满大街小巷。

  中共甘肃特支成立后,在钱振标、宣侠父的影响下,把位于道升巷69号的“中外大药房”作为特支开始革命活动的据点。这爿药房,是汉口药店钟繁堂老板为扩大经营、发展业务,于1910年委派伙计杜酋康、秦仪贞夫妇来到兰州开设的分店,租用“兴文社”三间铺面,经营只有大城市才能买到的各种中外西药。由于秦仪贞采购药品多次来往于兰州、西安、汉口、上海等地,有较多的机会耳闻目睹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革命运动,激发了她对革命的热情和向往。钱振标、宣侠父是在一次宣传活动中,以江浙老乡关系结识了秦仪贞夫妇;在他俩的启发教育和培养下,秦仪贞很快提高了思想觉悟,1926年3月,经钱振标和王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秦仪贞入党后,以“兰州大药房”老板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主动要求把她家作为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据点。在特支的直接领导下,秦仪贞承担并出色地完成了人员联络、警戒放哨、信息传递、后勤保障等任务。

  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甘肃特支把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建立广泛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作为党的中心任务。钱振标、宣侠父则利用国共两党政治上合作的有利条件,和冯玉祥、刘郁芬给予的在国民军中的合法身份和特殊地位,公开进行宣传教育活动,帮助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为国民军积极投身革命奠定思想基础。为了提高国民军的政治思想素质,钱振标和宣侠父亲自担任官兵政治教育的主要教员,在刘郁芬举办的军官教导团、学兵队、政治人员训练研究所等机构中,宣讲新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史、国民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正是在钱振标、宣侠父等中共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开创了甘肃国民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中共甘肃特支在张一悟、钱振标、宣侠父的领导下,还把党的工作渗透到帮助驻甘督署和甘肃省府实行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政策措施中:如改组兰州福音堂为中华基督教会;驱逐洋员,收回甘肃盐务和邮政管理权;解散地主豪绅把持的省议会;提倡科学种植,发展农业生产;发展教育,举办社会福利事业;创办报刊,开展革命宣传教育,等等。

  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甘肃特支把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建立广泛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作为党的中心任务。钱振标、宣侠父则利用国共两党政治上合作的有利条件和冯玉祥、刘郁芬给予的在国民军中的合法身份和特殊地位,公开进行宣传教育活动,帮助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为国民军积极投身革命奠定思想基础。为了提高国民军的政治思想素质,钱振标和宣侠父亲自担任官兵政治教育的主要教员,在刘郁芬举办的军官教导团、学兵队、政治人员训练研究所等机构中,宣讲新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史、国民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正是在钱振标、宣侠父等中共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开创了甘肃国民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钱振标与宣侠父还认真执行党的决定,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一同发起组织了“藏民文化促进会”,全力支持甘南拉卜楞寺藏族群众反对军阀马麒的正义斗争并取得胜利。

  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和国民军政治部的安排,钱振标、宣侠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兰州帮助整理甘肃党务。他们俩人还以省党部委员的身份,直接参加了国民党省党部的工作。1926年的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由于内部成份十分复杂,各种力量争斗激烈,以田昆山为代表人物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组织涣散落后。这些人都是政治投机分子或反动政客,他们趁机混入国民党内,培养亲信,培植党羽,企图篡夺省党部、兰州市党部的领导权。因此,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以田昆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钱振标、宣侠父到兰州后,履行帮助国民党整顿和发展党员的使命,建立各级党的基层组织,举办政治人员训练所,在宣传和组织群众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从而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头面人物田昆山及其一伙人的恐慌和不安。

  1926年夏秋期间,田昆山多次唆使何明远,在兰州教育界排挤、驱逐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明目张胆地破坏国共合作局面。面对这种倒行逆施的政情,中共甘肃特支把进一步团结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作为1926年下半年开展革命斗争的重点工作之一。在秘密召开的特支会议上,钱振标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挫败以田昆山为首的右派势力。于是,特支作出决定,由钱振标在国民党中的双重合法身份,领导和组织一场“予以坚决反击”国民党右派分裂的斗争——

  1927年2月4日,尽管冰天雪地、寒气十足,但由于国民军入甘带来的气象一新,以及塞外高原特有的春节况味,兰州城厢竟然呈现历史上少有的祥和景象。然而,在“皖江会馆”,却是“窗外寒流滚滚,室内剑拔弩张”:今天,以甘肃省党部名义召开的“国民党联谊会”即将召开,前来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员们,左、中、右阵线分明,谁都怀揣着一种别样的心绪,似乎在等待一场暴风雨的降临,而不是作揖抱拳握手的“联谊”。

  会议在简短的寒喧后,钱振标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延国符等同志,按事先谋划的步骤,向在场的田昆山等辈发起主动进攻,面对面地公开揭露以田昆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面目,列举了其“思想右倾、挑拨离间、勾结军阀”的三大罪状,并严正要求田昆山等人交出省党部印信和党款。此时,整个会场人声鼎沸,有几个国民党右派骨干分子跳将起来进行反扑争辩。市一中教师、中共党员王陶和延国符等几个国民党左派言正词严,毫不留情地进行反驳。坐在显赫位置的田昆山,被这一阵连番轰炸,搞得手无足措,只见他阴沉的脸一阵煞白一阵黑红。他坐不住了,起身欲离开会场,结果被几个左派国民党围住无法走脱,双方甚至发展到肢体动作。钱振标等见时机成熟,宣布召开党务工作会议,经过民主选举,改组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中共党员王陶、钱振标、李印平、邱纪明、韩芝惠、阎可选,及左派国民党员延国符、丁益三等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田昆山等终于在一片声讨声中灰溜溜地离开了会馆。这场“夺权”斗争,以共产党员和左派国民党人士占大多数进入省党部领导层,掌握了甘肃省党部的领导权。

  这场被当局和舆论称之为甘肃政坛的“皖江事件”发生后,甘肃兰州的政治生态出现了颇具戏剧性的情形:就在距离甘肃督署“衙门”不远,百来米长的街面上挂着两块“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招牌;而原本位于中街子117号的、以田昆山为首的“旧省党部”,除了少数几个国民党右派死硬分子垂头丧气地进出外,几乎没落到被兰州政坛“唾弃”的地步;而改组后产生的“新省党部”,却门庭若市,呈现一派勃勃生机。

  然而,甘肃(兰州)的国民党右派是不甘心失败的。随着“皖江事件”的人为发酵,中共甘肃特支,特别是钱振标、延国符等骨干分子将面临一场厄难。田昆山的右派言论和反革命活动,不是孤立的,他的上线,可以连缀到国民党中央及其部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新一轮“左右之争”很快显现,明里暗地的一股股逆流正在纠集。田昆山借机竭力歪曲“皖江事件”真相,信口雌黄掩盖反动右派事实,一面利用他的上层关系,向冯玉祥诬告钱振标;一面借助兰州军警秘密逮捕了钱振标和延国符——

  就在“皖江事件”发生不久后,一天晚上,钱振标等几个党内同志正在秦仪贞家中秘商工作。秦仪贞隐蔽在已经关好大门的药店堂层,警惕地瞭望屋外的动静。突然,大街上冲过来一队军警,先把药店围住,又撞门而入直扑内室,逮住钱振标就扬长而去。面对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秦仪贞马上采取特殊方法通报给特支负责人张一悟;紧接着又迅速探明了钱振标被关押的地点。

  钱振标被兰州市反动军警拘押期间,秦仪贞想方设法,借助家住延寿巷的江苏籍妇女张氏及其女儿,每天为钱振标送饭;秦仪贞则机智地利用送饭之机传递特支的指示和狱中信息。

  钱振标被突然拘捕,甘肃督署长官刘郁芬“获悉”后,采取了十分暧昧的姿态。而中共甘肃特支书记张一悟则采取了积极的营救措施;当得知冯玉祥电令甘肃督办刘郁芬将人犯钱振标“押解西安”的信息后,中共甘肃特支启用了应急预案。

  钱振标此去凶吉未卜?

  钱振标在远征大西北的革命生涯中,还亲自策划和组织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成立。那是在1926年9月,钱振标奉冯玉祥之命,领少将军衔赴陕北榆林,游说一方诸侯井岳秀参与国民革命,任务完成由陕返甘,途经宁夏时发生的事件。

  1926年的宁夏,行政区划管辖属于甘肃省,时为朔方道。这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率国民联军入甘援陕,在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共产党员随先遣部队宣传队进驻宁夏府城(银川)。此时,钱振标正从榆林率领几十名由陕北特委选调去兰州参加政治培训的30多名党员骨干和进步青年路过府城。

  这是钱振标第二次来到府城了。一年前,钱振标、宣侠父随刘郁芬部西征时,曾在府城停留3天;在这几天里,钱振标、宣侠义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向府城民众和各界人士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宣传国民革命军入甘的意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

  府城是900年前西夏王赵元昊的首都。此刻,夕阳斜照在城楼,铺上一层壮丽的色彩,高矗的城廓,便凸现出中世纪神秘的伟大和庄严。钱振标带领一队人马到达府城后,即与驻地国民联军政治部衔接了工作联系,设法安顿好大家的食宿。钱振标又通过秘密渠道与国民联军宣传队的中共党员马云堃、《中山日报》社记者编辑贾一中等接上关系,向他们传达了中共北方区委关于组建宁夏党组织的指示,并指导他们一起展开筹建的准备工作。

  9月16日,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正式成立。宁夏特支的组织机构产生了,当时有中共党员6名,由钱振标从陕北带来、欲去兰州参加培训、后报经组织同意留驻府城的中共党员李临铭任特支书记,马云堃负责常务工作。为了便于公开活动,钱振标还参与帮助建立了国民党宁夏县党部,李临铭兼任常务主任。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和国民党宁夏县党部一同在府城鼓楼上办公。鼓楼东北角的房间为李临铭的宿舍,对面的一间房间用麦秸打成地铺,作为过往革命同志的“招待所”。李临铭曾风趣地说:“咱们这儿是挂国民党的牌子,干共产党的正事。”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成立后,在驻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的配合下,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建立了工会、农会、商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组织;发动群众利用节日、纪念日集会游行、演讲,宣传国民革命意义,号召群众支援和参加国民革命……为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力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火,划破了宁夏的沉沉夜幕,它使灾难深重的宁夏人民在帝国主义势力欺压和封建军阀统治的黑暗中,真正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钱振标在宁夏建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是中共宁夏第一个党组织的主要策划者和缔造者。

  在临别府城的前夕,钱振标又一次瞻仰了余公馆。这座在府城除了马福祥的将军府以外的第一幢大厦,一年前曾作为西征大军刘郁芬师部的行辕。钱振标迈步走进公馆,来到第二进,驻足在一间房屋前,回想着与宣侠父、随军丁牧师及师部便衣随员一同住宿、生活、工作过的难忘的日子;回想着到后第二天与宣侠父共同起草一份传单,两人因为有一句词句发生疑义,各执己见激起剧烈争辩,两不相让,让随员们恐怕闹翻起架纷纷劝解的情景……,想到这儿,钱振标“扑哧”笑了一下,心里说:你们哪里知晓我与侠父之间的革命友谊呀!在千里行军中,我俩每每为一个问题而发生长时间的争执和辩论,乃至唾沫横飞的丑态和尖刻无比的语调,使旁人惴惴然,惟恐我俩所有的友谊归于决裂。然而,到了辩论终止的时候,我俩似乎都忘却了争辩这事了,总是那么亲密地战斗在一起。我们这种行为,旁人是永远不会深切了解的!

  六、刘伯坚营救他西安获释

  以田昆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遭到中共甘肃特支、特别是钱振标组织的皖江会馆斗争的沉重打击后,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们一直在伺机反扑:一方面制造反革命舆论,破坏甘肃(兰州)的国民革命局面;一方面指使亲信赶赴河南郑州,向冯玉祥告状,诬蔑钱振标、延国符等“搞乱”甘肃政局。

  冯玉祥接到这些诬告材料后,先是十分“吃惊”,接着非常“恼火”。他电令甘肃督办刘郁芬,撤销了钱振标的职务,责令将钱振标“押解赴陕”,并请令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派大员前往兰州,调查甘肃省党部的问题。

  其实,冯玉祥对政治问题的处理,是个极为精细的人物。宣侠父、钱振标等“中共分子”以国民党员身份,受李大钊委派到国民军做政治宣传工作,是他首肯的。因为,1925年的民国政治生态十分诡谲,冯玉祥凭他数十年“政治踏浪”的经验,选择了“利大于弊、风险不大”的指向,做出了迎请国民党员在国民军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追捧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拥护北伐的多种积极姿态,为他的“政治形象”大大加了分。有人评介冯玉祥,是个“吕布式”的人物。但实事求是讲,1926年的冯玉祥,在北伐革命大势推动下,他的五原誓师、易帜换徽,是让国人刮目相看的。眼下到了1927年初,冯玉祥又会如何处理像“钱振标被拘押”这类同样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棘手问题呢?冯玉祥有自己的“冯氏处置法”。

  纵观冯玉祥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段的表演,可以讲与中共关系是时好时差,乃至在1927年“4•12”后国共分裂,被迫向右转,还促成“宁汉合流”。不过,冯玉祥还是守住底线的,他并没有假借“清党”而残杀共产党,而是在腥风血雨的大屠场里保住一小块干净之处。又恰恰,钱振标在兰州出事的时间节点,是在1927年的2月,所以他得悉钱振标“犯上作乱”时,即敏锐地判断又是田昆山这个党棍在揽事,而且案情早已上报到国民党右派高层那儿了。于是冯玉祥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来判断:“哼,钱振标是你冯玉祥派往甘肃的得力干将,案情如此重大,看你怎么处置?”其实,冯玉祥对付田昆山这类政治小丑还是游刃有余的,他很快作出了“撤销钱振标在刘郁芬师及甘肃督署担任的职务,押解来陕”的决定。

  正值冯玉祥沉思之际,他的“高参”刘伯坚来到了办公室。冯玉祥一见刘伯坚到来,招呼就坐,指着桌上的一份材料说了声,“怎么办”?

  刘伯坚何许人?刘伯坚1922年与周恩来、赵世炎共同组建“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共青团),随即转为共产党员;1923年被推选为中共旅莫(莫斯科)支部书记达3年之久。1926年1月,冯玉祥在奉、直军阀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赴苏“考察”;刘伯坚在莫斯科参与接待了这位“落魄”英雄。是年9月,因国内革命形势所需,冯玉祥决计东山再起,特别邀请于右任、刘伯坚、史可轩等一并启程回国。冯玉祥表示要学习苏军的政治工作经验,邀请刘伯坚一起回国,担任他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此刻,冯玉祥询问“怎么办?”刘伯坚莞尔一笑:“想必冯司令已有决断了吧!”

  “不让人省心!”冯玉祥愠怒地说,“看来不严加查办还不行呢!”冯玉祥忽地忧心忡忡起来。“看来,再待在甘肃是不可能了。”冯玉祥自言自语。

  “冯司令,把他调来吧,免得成为别人的眼中钉。”刘伯坚说。

  “撤职查办,押解赴陕。”冯玉祥下了这样的决心。

  冯玉祥在电令甘肃督办刘郁芬撤销钱振标职务和押解西安的同时,还发出了要求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派专员前往兰州调查甘肃省党部的问题的指令。

  刘伯坚迅即与中共陕甘区委取得联系,决定趁机派出党员胡廷珍、马凌山、保至善、王孝锡,以帮助整理甘肃党务的公开身份前往甘肃。接着,刘伯坚因势利导,向冯玉祥提出了这个方案,得到冯玉祥的首肯。刘伯坚和中共陕甘区委的这只棋下得很高妙:由于宣侠父已于1926年11月被冯玉祥调离甘肃,此次钱振标又“撤职查办押解西安”,中共甘肃特支的领导力量严重受损。几乎是钱振标被“押解离甘”的同时,胡廷珍等4人就以“西北政治委员会特派甘肃省党部党务委员”的公开身份来到了兰州。胡廷珍等肩负中共陕甘区委交付的重大使命,一到兰州,就立即整顿省党部,很快让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重新掌控了领导权。不久后的3月,胡廷珍针对因宣侠父、钱振标缺位,组织不健全,张一悟暴露身份、遭到反动派追捕,党的工作受挫等特殊情况,遵照中共陕甘区委的指令,改组了中共甘肃特支,由胡廷珍任书记,王孝锡任组织委员,马凌山任宣传委员。重建后的中共兰州特支,很快恢复了活动,并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开展着顽强的斗争。

  钱振标被“押解”到西安后,不久,冯玉祥就释放了他。钱振标的“获释”,虽然是他“远征大西北、宣传国民军、尽职合作事、助推革命潮、折服冯玉祥”的必然,更为重要的是刘伯坚在冯玉祥这架“政治天平”上的特殊份量,以及中共陕甘区委乃至中共更高层对钱振标这位特殊人才的器重和刻意营救。

  获释后的钱振标,工作又如何安排呢?刘伯坚和中共陕甘区委已经有了充分的考虑——1927年2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成立;在中共陕甘区委的帮助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冯玉祥国民联军总司令部联合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学院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实际上则完全由中共党员领导,院长刘含初的公开身份是省党部常委,与赵葆华共同主持省党部工作,实际上他和副院长李子洲、教育长徐梦周等都是中共党员。刘伯坚向中山学校负责同志介绍了钱振标,特别得到了教育长徐梦周的赏识。

  当刘伯坚告知钱振标,组织上决定派他到中山学院担任教员时,钱振标紧紧握住了刘伯坚的手!(钱振标与刘伯坚在西安建立的革命友谊,还延续到不久后在江苏开展的革命斗争中。)

  由于“4、12”反革命政变,钱振标参与了学院组织召开的万人大会,声讨国民党新军阀的罪行等重大活动。又由于局势变化,1927年6月中山学院被封闭,钱振标等一大批中共党员被冯玉祥“礼送出境”。

  从此,钱振标结束了两年多的西征革命生涯。

  七、王若飞指令他组建中共江阴县委

  1927年6月下旬的一天,钱振标照例到教室去上课。他发现今天整个校园有些异常,没有了往日的气氛。这时,迎面走来学院教育长徐梦周。他向徐教育长打过招呼,徐教育长却把他引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告知他:由于急剧变化的局势严峻,学院决定停课应变。钱振标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作为一名教员,他一时还弄不清学院领导做出这一个决定的原因。

  钱振标是在报到中山学院工作后,熟识徐梦周教育长的。由于有在冯玉祥国民军工作的相同经历,俩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几个月的教学中,钱振标了解到徐梦周是位了不起的院领导:徐梦周1922年经施存统介绍入党;1923年与曹蕴真一起建立了安徽省最早的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直属中央领导;他也是由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指示,派遣到冯玉祥国民军宋哲元部做政治宣传工作的;他1927年2月根据党组织安排,到西安参与筹建和创办中山学院,并担任院领导。

  徐梦周向钱振标扼要讲述了“待命应变”的相关讯息后不几日,钱振标就被通知,“所有中共身份的教职员工必须限时离开西安。”

  面对这个意料之中,却又来得有些急剧的变故,钱振标再一次感到参加革命之路的艰难和曲折。

  冯玉祥这个曾被中共看好,并真诚合作共事的豫、甘、陕三省霸主,为何要作出“限共清共”的决定呢?原来,这是在反共声浪中极度动摇的冯玉祥掷出的一个硕大的政治赌注——握有几十万重兵的冯玉祥,在汪精卫和蒋介石的棋局中,是一枚份量很重的棋子。1927年6月10日,冯玉祥在郑州与汪精卫会晤;6月19日,冯玉祥又赶赴徐州,与蒋介石会谈。冯玉祥走这条“钢丝”为哪般?原来,在6月10日前,冯玉祥向汪精卫武汉政府要求每月拨发军费300万元,而汪政府只允150万元,且实拨仅60万纸币、国库券和铜元。冯汪会晤后,冯又要求发给步枪10万支、子弹50万发、大炮500门、现款200万元;汪却回电讲,武汉政府所属全部军队也无此数。对此,冯玉祥大光其火,说,“交了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而蒋介石为拉拢冯玉祥,当冯一到徐州,除高规格迎接外,还当赠50万元犒赏冯玉祥,应允从7月起每月拨给军饷250万元;还以山东地盘相许;答应军事支援冯玉祥“共同北伐”,以减轻其军事负担。冯玉祥感慨地说:“当今天下,谁的力量大,我就和谁合作,南京有这个力量,武汉绝无这个力量!”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军事背景下,当蒋介石提出要冯玉祥在军队和辖地清除共产党时,冯玉祥便慨然应允了。

  钱振标是与刘伯坚、宣侠父等240多名中共党员一同,被冯玉祥“礼送出境”的。这240多名中共人士,约200人是在冯玉祥部队工作的党员干部,40人是冯玉祥管辖地区内的地方党员干部。冯玉祥的“清党”,是在“徐州会谈”后,开始在自己控制的陕西、甘肃、河南等省进行的。但冯玉祥与蒋介石的“清党”有所不同,手段比较温和。在政策上,冯氏提出了严禁共党活动:1927年6月22日,冯玉祥由徐州回到郑州后,即命徐谦制定“清党”章程,要求全军各级政工人员,一律到开封受训及甄别,自己报告是否共产党;凡是共党,一概脱离政治部;如有共党仍须继续国民工作者,须宣布脱离共党而誓忠于国民党。令既下,冯玉祥首先解除了刘伯坚的职务。1927年6月28日,冯玉祥电令豫、陕、甘三省:“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遇必要时得以严重监视”;“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借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工作,违反按反革命条例治罪”;“共产党员须脱离共产党党籍再入本党,并宣誓不再作共产党工作为准,其活动并须随时监视,以后如发现有违反本党之企图、言论、行为时,即按军法办理。”在措施上,冯玉祥对共产党员“很照顾”:7月7日,冯玉祥明确指示:“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担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然后收容之。”8月11日,冯玉祥又特别交代,“对此项党人,只准扣留禁闭,不准枪杀打罚。”这些措施,是冯玉祥想方设法“和平地”将共产党员送走。这样,冯玉祥既让蒋介石满意,又不得罪共产党。

  钱振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离开西安的。钱振标别无选择,他必须继续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那么,钱振标他们是如何被礼送出境的呢?冯玉祥别出心裁,他把这240人都调集到郑州,先请大家吃饭,然后由他致词送别。冯玉祥对着满满一堂的、曾经的共产党部下,是这样讲的:“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接着,冯玉祥让军需员给科长以上干部每人100元大洋,其他干部每人50元大洋;然后,用火车闷车皮把大家一下子拉到武胜关。

  在这次“最后的晚餐”上,钱振标遇见了久别的宣侠父。俩人紧紧地握手拥抱。此见何时再相见?此别何时再“争辩”?钱振标和宣侠父望着深邃莫测的夜空,谁也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握得紧紧的、紧紧的。(这次分别后,俩人再也没有见面;1938年8月,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任高级参谋的宣侠父,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

  钱振标与战友们被赶上几节闷罐车厢。火车连夜向武汉方向开去,钱振标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他想到两年前由江阴到上海,由上海到北京,由北京到包头,由包头到兰州,由兰州到西安……

  自己积极投身国民革命、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辗战南北,出生入死,如今却这样悄然撤离,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钱振标百思不得其解。大约经过了好几个小时,火车到达武胜关;押车的军官带着队伍扬长而去,把载送他们的车厢搁置在铁轨上不管不问,所有被“礼送”的人都愤怒了。后来,多亏宣侠父等几位同志与车站方面交涉,才把车厢挂上去武汉的机车。钱振标此时才明白,冯玉祥的礼送出境的“境”,就在武胜关这个鄂豫两省界交界的站点上。想到这儿,钱振标不觉长长叹了一口气,又摇了摇头,这就是参加国民革命的礼遇。

  钱振标等人终于找到中共中央在武汉江岸的机关驻地。根据党中央组织部门决定,他们这批同志的工作分配,大部分去参加了即将举行的南昌起义,一部分被安排去苏联学习,其余有条件回家乡开展工作的回原籍。钱振标选择了回家乡继续开展革命斗争。他认为,只有投身到斗争前列,与广大民众一道战斗,才是自己最好的选择。党的组织部门同意了钱振标的请求。

  然而,令钱振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江苏大地,却是一片白色恐怖。他来到南京,居然找不到党的组织了!自己心目中那么崇敬的党,你在哪里?漂泊在外的“游子”回来了,多么渴望投入党母亲的怀抱呀!

  钱振标带着惆怅和失望,离开了失去联络的南京。他想,就去丹阳吧,丹阳是自己参加革命的出发地,那儿,或许能找到党的组织和同志。钱振标从火车站出来,直奔丹阳第二高等小学堂。身临丹阳城厢,钱振标又一次惊呆了:学校已放暑假,校门紧闭,几个军警荷枪实弹在周围巡查;大街上过往的人,行色匆匆,不时被拦截盘问;两年前民众参加革命的情景,荡然无存……钱振标又来到宗家巷5号,这里是战友黄竞西的家,园门也是紧闭着;从门缝里,依稀看到几棵黄杨和枇杷树,在烈日的灸烤下有些蔫蔫的状态。见无人应答,钱振标只好又踅足到小东门桥的“种德堂”药店,这爿药店是黄竞西父亲开的。钱振标走进店屋后房,终于见到了夏霖、黄竞西、戴盆天、吴起文等几张熟悉的面孔。两年多的别离,两年多的牵挂,又在白色恐怖境遇中相逢,几个人握着的手,久久没有放开……

  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夏霖的接引下,钱振标终于找到了党的组织。他像一个找到失散母亲的孩子,激动地掉下了眼泪。

  夏霖向钱振标介绍了江苏省党组织的情况。夏霖告诉钱振标,自“4•12”以来,中共江苏省委正经历着自成立以来最残酷和严峻的考验:6月26日,陈延年奉中共中央指示,赴上海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上午召开省委会议,下午就不幸被捕,8天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龙华。7月2日,代理省委书记赵世炎被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19日壮烈牺牲;省委另有10多人被捕,省委常委仅存王若飞一人。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央再派邓中夏到上海,接任省委书记,并组成以邓中夏、王若飞、刘伯坚、郑覆他、华岗等5人常委会;袁达时为组织部长、刘伯坚为宣传部长、王若飞为农运部长、郑覆他为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何叔衡为秘书长、项英为秘书……钱振标这次能与夏霖偶然相遇,就是因为夏霖受省委指示,以省委委员、巡视员身份,回丹阳指导党的工作和发动农民暴动。

  8月下旬的一天,正在丹阳逗留的钱振标接到通知,让他速赴上海。在江苏省委秘密驻地,钱振标面见了王若飞。对于王若飞,钱振标还并不了解。王若飞1915年在舅父黄齐生的带领下,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6月,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秋与赵世炎、陈延年等,由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4月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3月回国,担任豫陕区委书记,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开展中原地区的工人运动;1926年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秘书长);参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共“五大”后,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农运部长。

  王若飞对于钱振标,虽然以往没有工作关系,但通过同在省委领导班子的刘伯坚的介绍,已经知道了钱振标的工作经历。王若飞对于眼前这个渴望奔赴一线战场、充满战斗情绪的革命战士,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和鼓舞。王若飞向钱振标传达了前不久刚刚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了江苏省委为全面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成立“暴动行动委员会”的精神;传达了省委将陆续派出新的负责人到各地逐步恢复“白色恐怖”下党的工作的精神;传达了经省委研究决定指派钱振标为省委特派员,回江阴组建县委和尽快组织农民暴动的指示。

  钱振标听说刘伯坚也在江苏省委担任领导职务,心里十分欣喜。但不巧的是,钱振标在这儿没有见到这位自己心目中十分敬重的高级领导。王若飞对钱振标说:“今后会有机会见面的。”但直到钱振标1928年11月英勇牺牲,再也没有能见到过刘伯坚而成为深深的遗恨。(刘伯坚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后,再次赴苏联学习军事,并出席党的“六大”;后任中央苏区工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宁都起义并任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后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3月率部队突围时,不幸负伤被捕,21日壮烈牺牲。2009年,刘伯坚被评为“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

  钱振标终于又回到了江阴。离开家乡整整两年,体弱的多病的母亲还好吗?亲朋好友都还好吗?还有那些一起参加国民革命的同志们好吗?

  见到风尘仆仆回家的儿子,慈祥的娘亲掉下了眼泪。钱振标跪倒在母亲膝前,任由她摞着自己的头,轻轻地、不停地安抚安抚……

  受领党交待的重任,钱振标没有沉溺在儿女情长之中。第二天,钱振标就潜往县城,寻觅被“白色恐怖”笼罩下四散各地的党员同志。尽管省委领导王若飞已向钱振标介绍过此时的中共江阴特支,工作已陷入极端困难之中;但他没有想到现实竟然更为残酷。一连几天,钱振标是在希望、失望中度过的。省委9月16日发出指示,要求钱振标尽快成立江阴县委。建立县委刻不容缓,发动农民暴动刻不容缓。经过不懈的努力,钱振标终于把散落在城厢、隐藏在乡区的特支领导和党员骨干重新组织起来。10月10日,中共江阴县委正式成立,钱振标兼任县委书记。江阴县委的成立,开创了江阴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钱振标在全面主持江阴县委的工作中,坚决贯彻省委关于尽快准备秋收暴动的指示,以及省委农运部长王若飞的指令,统一县委一班人对于发动秋收暴动的政治思想认识,纠正和克服了县委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畏难畏缩畏惧”倾向,振作了与省委保持一致开展革命运动的斗志和士气。

  自10月10日中共江阴县委成立,到11月初的这段时间,钱振标把县委的工作重点和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准备秋收暴动”上。对于即将举行的江阴秋收暴动,钱振标在面见王若飞受领任务,其后参加上级党的会议、或接受党的文件指示过程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在贯彻省委《江苏农民运动计划》文件精神的县委会议上,钱振标着重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并保持与省委关于江苏农民运动的政治路线和方针的高度一致。”

  10月下旬,王若飞根据党中央关于发动秋收暴动的指示,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研究了江苏省的情况,提出了在宜兴、无锡、江阴、常熟四县组织暴动的计划,并确定先以宜兴和无锡两县为暴动的重点。对于省委这个十分具体的工作指示,钱振标特别予以重视,做到了不折不扣的服从和坚决贯彻。11月1日,宜兴举行暴动,起义农军打开县城,打响了江南秋收起义第一枪;但由于驻军迅速镇压,暴动失败,参加暴动的领导人几乎全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在王若飞的亲自领导下,11月9日晚,无锡东北乡2万余农工举行大暴动,声势浩大,威震大江南北。翌日,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批军警,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结果,暴动遭到失败。

  这两个不利的消息,钱振标是在第一时间通过地下渠道获悉的。一连几天,钱振标陷入巨大的悲愤之中——他的亲密战友夏霖,在无锡暴动中牺牲了!夏霖是11月7日陪同王若飞由上海来无锡检查暴动准备工作的;9日晚暴动发起,不到2小时占领10多个村庄,镇压恶霸;但很快遭到反动派的疯狂反扑,暴动面临失败。11日下午,夏霖在无锡城内召开紧急会议,由于泄密被捕;13日下午,夏霖等7位暴动领导人被凶残的敌人杀害,他们的头颅被割下来挂在4个城门上示众。钱振标怎么也想不到,不久前刚刚见面的战友,这么快就壮烈牺牲了。钱振标一口气爬上身后的君山,朝着南天下的无锡方向,振臂高挥:血债血还!夏霖,我钱振标一定为你报仇!

  面对宜兴、无锡暴动失败的严峻考验,江苏的农民运动出现了波折,有人对暴动产生了质疑和动摇。中共江阴县委和钱振标却是毫无惧色,毫不退让,毫不动摇。钱振标坚决执行省委和王若飞的指示,再次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坚定按照预定计划组织暴动的决心。钱振标与县委一班人认真研究后,决定选择国民党反动派守备力量较薄弱、农运基础较好的东乡后塍发动暴动。这个行动计划,得到了省委和王若飞的批准。在暴动前,钱振标发挥随国民军西征时锻炼出来的组织和军事指挥才能,编制好农民武装,成立江阴农民革命军,亲任总司令;战前,钱振标发展农运骨干茅学勤入党,任命他担任副总司令;组织开展宣传鼓动,发动好群众的战斗情绪。

  经过精心的准备,11月15日晚12时,江阴后塍农民暴动发起。在钱振标亲自直接指挥下,茅学勤、陈叔璇、朱松寿等带领150名农民和采石工人,按事先确定的行动方案,分头冲进后塍公安分局,打伤2名反动警察,缴获8支毛瑟枪、一批子弹及刺刀、警服;冲进禁烟检验所,砍伤1名护缉员,缴获1支毛瑟枪;冲进劣绅俞道聘家,烧毁其田契、债据 、租簿和12间房屋••••••第一次后塍暴动成功。

  11月27日晚,钱振标、茅学勤、朱松寿又组织百余农民,镇压了土豪劣绅缪受之,烧毁一批田契和债据,将没收的财产分发给农民,发布告公布其罪状。

  12月20日,钱振标等县委、农民军领导在江阴周庄开会研究响应省委总暴动计划;当晚朱松寿、张老四、茅学思等被捕,押往后塍公安分局。钱振标获悉后,立即召开县委紧急会议,组织营救暴动。21日凌晨3时,钱振标亲自指挥的战斗打响,农民军攻克后塍公安分局,打死反动警察6名,缴获毛瑟枪3支,成功救出被捕人员,第二次后塍农民暴动达到预期目的。

  两次后塍暴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江阴农民军的斗志,而且使江阴党的组织得到迅速扩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发展壮大;还继续影响了其后接连举行的江阴杨舍暴动、峭岐暴动、第三次后塍暴动。

  钱振标直接领导的江阴后塍二次农民暴动,沉重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镇压了恶霸势力,造成了农村革命气氛。1928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在总结农民暴动工作时指出:“江苏的农民暴动,因客观环境的原因很少支持三日至一星期之久”,而江阴的农民暴动,从1927年秋到1928年上半年,多达十余次。历时之久、规模之巨、影响之大,震动江苏大地。

  1927年冬,江苏各地许多反动分子在农民暴动的声势震慑下,纷纷携巨款潜逃上海。江阴县委与各地县委要求江苏省委在上海予以打击。王若飞同其他省委领导商量后,决定成立一支锄奸自卫武装力量“打狗队”。江阴暴动后,一个恶霸地主逃进上海租界,“打狗队”根据掌握的情况,拟订行动计划,报请王若飞批准;王若飞对计划作了修改,指定队长负责执行,指示“只许成功,不得失败”;经过严密的侦察,顺利除掉了这个恶霸大地主,并把其在法租界藏匿的全部财产搜出上缴省委。这次“打狗”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特别是张贴宣布处以地主死刑的布告,给租界当局以很大的影响。

  八、中共江苏省委任命他为京沪特委军委书记

  1928年1月,中共江苏省委制订《江苏各县暴动计划》,对组织暴动的地区作了具体指示,规定无锡、江阴、常州、宜兴等22个县在阴历年关内必须发动农民游击战争;海州、靖江等13个县应努力发动游击战争。

  根据斗争形势发展和上级指示,已经调任江苏省委候补委员、负责苏南各县协调工作的钱振标,不再担任江阴县委的领导工作,而是兼任县委军委主任。在1月1 0日全国性的暴动已接近尾声的时候,钱振标与江阴县委主要负责人茅学勤、陈叔璇、朱松寿等,率700余农民,分三路猛攻杨舍镇,焚烧镇公安分局;3月21日,钱振标又指导协助江阴县委组织3000农民在峭岐暴动。

  1928年4月,江阴县委在江阴周庄薛家庄举办党员训练班,钱振标和省委特派员张寿麟亲自前往授课。为了整顿党纪军纪,钱振标以省委候补委员和江阴县委军委主任的双重身份,在江阴周庄伞墩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严惩了腐败分子仲宝泉——仲宝泉是钱振标的小学同学,钱振标发展他入了党,又把县委和红军的经费交给他管。可是,仲宝泉却贪污腐化起来。当红军干部把他押上来宣布罪状后,钱振标毫不留情地宣判了执行枪决的命令。接着,钱振标又判决了几个违反纪律、伤害群众的人的死刑。钱振标对在场的干部们说:“判处腐败分子死刑,是要让他们对自己所犯罪行给党和红军带来极大损失负责,是要大家引以为戒。”

  1928年5月,江苏省委作出《江苏外县工作计划和农民工作决议案》,将全省分为10个工作区,无锡、江阴、南京、松江、南通、淮阴、徐州为重点区。

  1928年8月,中共沪宁特委(又称苏常特委)在常州成立,领导昆山、吴县、苏州、常熟、江阴、无锡、常州、宜兴、溧阳、丹阳、金坛、镇江、扬中、句容等县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特委机关设在常州大成、华商、大新等旅馆,秘密进行轮流办公。为加强党对军事斗争的领导,江苏省委决定钱振标担任京沪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全面领导14个县的武装游击战争。

  到任后,钱振标不分昼夜奔走在沪宁线上的苏南各县,指导当地县委组织开展农民工作和军事斗争。一连几十天,钱振标连家门都不进,他的母亲和家人,总是只能提心吊胆地、默默地守望着。有一天深夜,钱振标终于由常州回到江阴西郊能家村的家里,刚刚与母亲见面,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动。这是江阴县委派人来向钱振标报告工作;钱振标二话没说,起身就走。望着消失在夜幕中的儿子,母亲流下了心酸的眼泪。

  1928年10月18日,钱振标从江阴去常州大成旅馆,参加由高士贤书记主持召开的特委会议。万万没有料到,钱振标的这次行踪被反动的国民党江阴公安局盯梢了——这天下午,特委会议刚开始不久,江阴和武进县公安局的侦缉队就包围了旅馆;以江阴公安局侦缉队长黄秉忠为首的十几个人,直冲62号房间。钱振标听到不正常的响动,立即警惕地对大家说“你们快走,我掩护。”钱振标边说边打开窗户,让他们撤离。可是,钱振标、高士贤、梅光迪、沈俊、周书金、钟锡福等还是不幸被捕。

  钱振标被押回江阴。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威逼利诱,钱振标严词拒绝,毫不动摇自己的立场。穷凶极恶的反动派对钱振标采取了极刑。

  让我们记住这个充满血腥的日子——1928年11月25日下午,钱振标在江阴君山英勇就义

  综观钱振标的革命生涯,灿烂辉煌、波澜壮阔、可歌可颂。

  拜读钱振标的遗书,让我们看到了钱振标对党的一颗赤诚之心;让我们看到了钱振标对信仰的义无反顾;让我们看到了钱振标至死不变的革命初衷;让我们看到了钱振标博大的革命胸怀;让我们看到了钱振标崇高的牺牲精神;让我们看到了钱振标纯粹的革命气节。

  钱振标是一位“努力中国革命、历年奔走南北、无时或息”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先驱。

  钱振标是一位“不治生产、不顾家室”的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

  钱振标是一位“孑然一身,亦将为革命牺牲”的彻底的革命者。

  钱振标是一位“革命到如此地步、自问无愧”的忠诚战士。

  钱振标是一位“切勿以我死而悲哀、当偕我同呼革命口号”的大无畏英雄。

  钱振标是一位“对共产主义之信仰至死不变”的优秀共产党人。

  钱振标是江阴的骄傲,人民的骄傲,中国共产党的骄傲。

  钱振标是矗立长天的丰碑,是一盏永远亮着的明灯。

  钱振标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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