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北京2020年8月4日电(段汝钦)
众所周知，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后，在西医宣布无药可治的情况下，中医药发挥的作用大家有目共睹，中医药参与面之广、参与度之深、受关注程度之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据3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在湖北武汉举行的第九场发布活动中介绍，全国支援武汉的医疗队里有近5000人来自中医药系统，全国有97个中医医疗机构作为定点医院参与了救治工作。全国除湖北以外的地区，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病例占累计确诊病例的百分之96.37，在湖北地区中医药的参与率也达到了百分之91.05。中医药作用的发挥还体现在抗击疫情的整个过程中，包括预防、治疗和康复全过程。中医药在阻止轻型、普通型的患者向重型、危重型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10个省市1261名服用“清肺排毒汤”的患者临床观察显示，没有1例轻型患者转为重型，没有1例普通型患者转为危重型。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了564名患者，这些患者都是轻型和普通型的，也同样没有1例转为重型和危重型。
在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的治疗中，中医药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退高热、促进渗出吸收、提高氧合水平、降低肺纤维化方面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医药有目共睹的、无可辩驳的疗效力压西医，新冠患者发自内心的感谢：“是中医救了我!”
然而，在中医药介入抗疫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这当然是来自与西医千丝万缕联系的药企。他们组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妄图大发国难财。中药“简便廉验”打破了他们发国难财的美梦，因此他们明知在没有特效抗疫药物的情况下，明明瑞德西韦的临床试验遥遥无期，却压制中药进入抗疫中，这惹得中纪委不得不跨界两次发声来支持中药抗疫，这是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前所没有的奇葩现象。试想，如果有独立自主的中医药管理机构，会出现这种无厘头事件吗?因此，国务院成立独立自主的“中医药管理部”势在必行!
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谈谈设立中医药管理部的必要性：
一、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疗体系，在理论上不能结合、只能在临床中互补
西医是以机械唯物论为指导，产生在工业文明基础上，以解剖学和化学为诊治手段，追求“个体精确”而又割裂的实证医学;而在东方文化中孕育的中医，它的哲学基础是朴素唯物论，是产生在农耕文明基础上，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阴阳五行为基本元素的，整体的、联系的、辨证的系统医学。
西医是用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治疗疾病。不管病人是哪个地区、哪个季节;不管病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千人一方、万人一案。大家想想，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式的机械思维能治好疾病吗?我们中医把人看做一个整体，人与天地相应;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医治疗把人体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生命，体现了个体化、人性化、整体化。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的科技能力无法对中医进行科学的解释，就将其归为“不科学”的范畴，相反，我们应该积极的去研究中医治疗的科学原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中医来源于哲学，而西医来源于科学，这当然是哲学指导科学，中医指导西医。
西医把人体肢解、医院繁杂细碎的科室分类，极大地增加了看病的困难与病人负担。从生命的高度而言，西医治疗未给予患者足够的尊重与尊严，人体被机械、粗暴的对待，西医像修车一样修理人体，同时伴随着很强的副作用。西医目前的治疗方式与治疗理念是落后的，所谓的“先进的”“科学的”现代医疗方式，已被“野蛮”与“粗暴”的所代替。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内科奠基人孙燕院士认为“中西医是两种卫生保健体系，在历史上各自做出过卓越贡献。中医中药是一伟大宝库，经受过历史的洗礼。和西医相比，中医更重视整体。---中西医能不能结合?我认为结合点在于临床高水平的实践，而不一定先从理论入手，那样难度较大而且容易引起争论。”
综上所述，我们不要动辄妄谈中西医结合!我们是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用“中医为主、西医补充”的治疗理念服务病人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特色、是符合实际的。那么，中医诊治疾病需要西医那些手段进行补充呢?
一是用西医的诊疗手段弥补中医“四诊八纲”的不足。西医是微观医学，在血液检查、影像诊断、辨病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我们中医不可能使用望闻问切的手段把疾病进行明细化。尤其是肿瘤的治疗，肿瘤的细胞学形态、分化程度、基因检测等等中医望尘莫及。中医应该学习西医的基础知识，尤其要弄明白西医对各种疾病的诊断治疗手段，只有弄清，你才能明辨是非、为我所用;也才能纠正西医的错误。
二是利用西医的有效治疗手段弥补中医的治疗手段尚存不足问题。以治疗肿瘤为例，肿瘤与内科杂病的治疗具有质的不同。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内科杂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肿瘤则属于敌我矛盾。人体细胞的变异而产生的肿瘤细胞，失控生长，浸润性、转移性很强，有时中药是很难控制的。譬如小细胞肺癌，隐匿性强、恶性程度大，原发病灶尚未发现就已远处转移。这种情况，我们绝不能墨守陈规，一味的用中药治疗。因为小细胞肺癌对化疗特别敏感，在患者生理指标正常的前提下，应该化疗6个周期以上，同时利用中药益肾健脾，标本兼治，都能取得满意的疗效。
三是用中药西制的先进技术弥补膏丹丸散一贯制的传统用药模式。此问题屠呦呦老师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众所周知，大部分患者对喝中药汤剂是有抵触情绪的，如何让中药简便廉验?如何让患者对中药喜闻乐见?如何让中药走入寻常百姓家?我认为，我们中医药工作者决不能因循守旧，要想患者之所想。要利用现代医学的制剂技术提取中药方剂的有效成份配制成冲剂、或其它中药剂型是中药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西医结合打嘴仗几十年，至今没有结果。所以说天天喊中西医结合是没有出路的，只能用西医的手段来补充中医的不足才是光明之路。试想：一个不懂“阴阳五行”、“四诊八纲”的管理者天天在指手画脚，谁能服气呢?!外行决不能领导内行!西医决不能领导中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实行中医药的独立管理是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国务院应该顺势而为!
二、中医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立下了不朽功勋!
中医药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医药经过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证实了中医药无论是在治病上、在防病上，还是在养生上，都是确凿有效可行的。在西医未传入中国的百年之前，我们的祖祖辈辈都用中医中药来防治疾病，从而使中华民族一代一代繁衍到今天。中医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防治传染病方面，根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了三百多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得到了较好救治，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
新中国成立后，在几次重大的疫情救治工作中， 譬如1956年的流行性乙型脑炎、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禽流感，中医药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且展示了中医辨证论治和三因制宜的优势。
1954年、1955年石家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研究院(即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前身)的蒲辅周老先生用白虎汤、清瘟败毒饮等清热解毒之法，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1956年北京流行性乙型脑炎，蒲老根据当年北京气候暑湿重的特点，及时调整，采用三仁汤、三石汤、五加减正气散、千金苇茎汤等化湿清热治疗，同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03年广州非典，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老先生指导下，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收治73例SARS病毒感染者，全部治愈，患者零后遗症，其治愈率百分之百。而西医使用激素治疗88例，死了10例。其中用纯西医方法治疗17例，死亡9例，死亡率百分之五十三，活者留下了严重的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后遗症，导致了患者生不如死。
2009年的禽流感防治中，中医药也发挥了举世瞩目的作用，其成果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内科学年鉴》上。
百年来，由于西医的进入，一些人格分裂者，妄图否定中医、废除中医，然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中医药无与伦比的不可辩驳的疗效，使这些一代一代的人格分裂者灰头土脸、无功而返。中医药容不得任何人的亵渎、容不得数典忘祖者的侮辱。应该视为国宝，好好保护。因此国家成立中医药管理部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是对列祖列宗的尊重、是对人格分裂者的封喉!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指示的具体落实!
三、西医西药弱化了国民体质。
很多人认为西医是科学的，值得信赖的。然而正是西医西药的普及使用和盲目乱用，才使国民的体质越来越差。举例来说，抗生素的滥用导致国民的身体菌种失调、百病丛生。
大量使用抗菌素，会引起白细胞下降，从而导致人体免疫疫系统紊乱，长期服用可导致身体耐药性，从而无法消除症状和病因而体弱不堪。
人们分不清病毒和细菌，包括某些医务工作者。人们误信抗生素可治百病。实际上抗生素只对细菌感染引起的传染病有效，对于病毒引起的常见病如感冒、喉咙疼痛、支气管炎等都没有效果，反而会杀死肠内细菌，还容易产生过敏体质。也会导致菌群失调，继发真菌感染，导致二重感染的发生。
再从西医治疗肿瘤的三大手段来看，我国目前肿瘤的发病和死亡率呈现双升态势，每年癌症发病约380万人，癌症死亡约230万人。癌症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西医难辞其咎!
西医“机械的”“分割的”的医疗理念，不能治病求本。西医的治疗理念是直接的、简单的、僵化的思维方式，如果发现体内长了肿瘤，就开膛破肚把肿瘤割掉。这种治疗方式，在消除病症方面确实有效，一刀下去，肿瘤就没有了。但同时，缺点也非常明显：第一，西医治疗往往伴随着很强的副作用和其他伤害，比如女性的乳腺切除手术，虽然肿瘤被切除了，但是，同时带给患者的精神与身体上的痛苦是终身的，难以弥合的。不仅如此，即使遭受了这样重大的损失，切除手术还无法保证肿瘤不再复发与扩散。第二，西医的局部治疗往往带来其他局部受损，甚至整体受损的结果，典型的如放疗、化疗，当医生借助仪器与药物，强行杀灭体内的病菌与癌细胞等致病因子的同时，我们的身体整体同样遭受了重大的打击与创伤，这种创伤有时是不可逆的。
人是动态的，千人一方、万人一案的放疗、化疗是不可能治好肿瘤的。再说了，西医的对抗式治疗肿瘤的手段只治标而不治本。这种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眼晴只盯瘤、不看人;盲人瞎马，不是放、就是化，结果人瘤共亡。因此死亡率居高不下。可笑的是一些背叛祖宗的西医忤逆之徒，竟然不让患者吃中药，为什么?为了西药的回扣。因此，建立独立的管理中医机构大力普及中医知识，让广大老百姓认识中医的优势、清楚西医的劣势，洞悉西医图财害命的目的、树立“中医为主、西医补充”的治疗理念是非常必要的。
四、医疗市场化之后，西医医生追名逐利、道德沦丧。
上世纪九十年代医疗市场化开始后，导致了医院用药结构不合理、药品价格高、“大处方”(无适应证用药、无正当理由开具高价药、超说明书用药以及为同一患者同时开具两种以上药理作用相同药物的处方)、医生推荐回扣多的药品等问题不时被披露。药企带金销售在行业内早已不是秘密。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医疗行业腐败、收受回扣等乱象的整治，药企们规定医药代表在入职前都要签署保密协议，对公司的营销手段和方案进行保密。不管怎样，医药代表打着在指定区域的目标医院中进行专业拜访和学术研讨活动的幌子，以金钱开路大搞行贿之肮脏交易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药企是利益集团的中心、是腐败的温床和土壤。有的医药代表透露“如果要取得较好的业绩，就要与医院院长、科主任、科室医生、药剂科主任维护好关系，而维护关系就需要金钱。”
目前药品回扣之风越演越烈，各个药品生产厂家、医药代表都在扮演着一个用金钱擒获医生的角色。据医院内部透露，凡是处方药，都有回扣。从院长，到科主任、到医生，到药剂科，甚至到药品仓库保管员、以及财务科几乎无人不及。这个利益集团环环相扣，每个环节不用金钱开路，都会遭到刁难。
据有关媒体透露：2016--2018年，步长制药在“市场及学术推广”方面分别花掉60.13亿元、70.17亿元和74.86亿元，逐年增长。而同期，步长制药的研发投入分别为4.59亿元、5.53亿元和5.76亿元，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仅仅为百分之3.72、百分之3.99、百分之4.22。2018年，步长制药实现营收135.65亿元，销售费用为80.36亿元，销售费用占营收之比高达百分之58.81。在这一销售费用中，又有高达百分之93.15的比例为“市场及学术推广及咨询费”(实为行贿费)。2018年，步长制药平均每天(注意：是每天)花费的“市场及学术推广费”为2050万元。这惊人的数字显示了利益集团是多么的疯狂!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谁都知道，医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是研发能力，但象步长制药这类的药企，则是典型的重营销、轻研发的公司。这类公司在我们国内比比皆是。试想，全国药企的行贿费用一年加在一起，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这天文数字实行全民医保不够吗!
西医用金钱开路的推广销售药物的卑鄙行径是腐朽没落的。在西医界，不管他居任何高位、是什么大咖、不管他在台上如何正襟危坐、不管他穿上白大衣如何道貌岸然，他们的内心深处，无不在琢磨如何在利益集团中捞到更多的金钱。我们中医虽然不能遏制西医贪腐的步伐，但我们会出污泥而不染，决不能与西医同流合污。中医必须独立管理，否则中医会跟着西医的腐败而蒙羞、会遭到人们的鄙视和不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纵观历史、横看近代，中医药不实现独立管理、中医要振兴只是一句空话。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向国务院建言献策，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指示、为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部，贡献我们的力量!
(作者简介：段汝钦、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四十年代出生于山东胶州湾畔的中医世家。早年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师承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肿瘤泰斗余桂清教授。国内外知名肿瘤专家。北京中医疑难病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创业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特聘肿瘤临床专家。独创“三辨六法、靶向消瘤”的学术思想和“中医为主、西医补充”的治疗理念。使用中蒙药“复法大方、各靶击破”的治疗原则，使众多癌症患者走向了康复。是内蒙古癌症预防康复协会副会长、内蒙古呼和浩特仁祥中医院名誉院长、首席肿瘤专家。(因北京发生疫情，暂不能赴京坐诊)
专著《体质肿瘤学》、《三辨六法与靶向消瘤》《癌症康复指导.中医篇》。《实事求是治肿瘤》一书拟将出版。研究方向：在改变体质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部位肿瘤、不同肿瘤细胞学形态和不同肿瘤细胞分化程度的特异性靶向中蒙药的研究。是“治疗肿瘤求是派创始人、肿瘤体质学说奠基人。中医免费收徒第一人、中医精准扶贫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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