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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保卫资本论》:认识发生学(下)

2020-04-04 17:49:2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许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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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移花影约重来

  ——题引

  【按语】如何能够实现将《资本论》四卷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一直是王亚南先生的愿望。他曾经指出:“当作一门史学或科学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说史,如其关于其选述,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基本原则或历史方法论,将其贯穿着、规制着,如像一般的流俗的经济学史或经济思想史教本,仅在时间的顺序上或派别国别的分野上,作着形式的编列,那将变成毫无生命、毫无生气的思想史料的堆积。”(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中华书局,1950年,第2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道路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拙作“《资本论》与天人合一”(副标题:关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将刊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现预前贴出该文的摘要,以飨读者。〔《资本论》是一部反映“天人合一”思想的通史涵义的经济作品,断代史规定蕴含其内,然则以“劳动过程”为分析内容,以“经济形式”为分析形式。《资本论》这一辩证法的深意在于:(1)以劳动过程的辩证法发展为经线,构建“天人合一”结构体式,寻求矛盾规定性的“通变”;(2)复以劳动过程和经济形式的结合为纬线,形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域展开;(3)这样形成的“个别上升到一般”按性质而言,既是“范畴的创造”,也是对资产阶级知识理论所形成的一种“内部批判”工作关系;(4)实践的发生学关切具体怎样产生,执行“抽象和具体”行动辩证法,批判的诠释学的规定蕴含于内。这种工作逻辑本质上反映的是理论和实践的“知行合一”,中国经济学应当由这一工作地基实现“再出发”,如重构劳动过程的文明规划。这种实践化和中国化的理解通透了“中国”和“《资本论》”的关系,表明新时代际遇中适时提出中国经济学自己的原创学术,丰富发展“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坚持《资本论》的辩证法规定,并从顶层设计的层面建立和中国的对话,最终实现将经济学还原在历史和实践域进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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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批判史——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界限

  认识史是对批判运动的认识,是全部批判史之提要。即一方面,“批判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全历史及其反映的经济学说,作为研究批判对象。”【注: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56页】

  另一方面又应该说,“批判经济学的批判本质,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发展学说赋予的。正是出于这个整体的考虑,也让马克思因为忙于全面的历史考察而未能完成全部《资本论》的修订和出版。”【注:郝敬之:《整体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第272页】

  一言以蔽之,对资本的认识,必然全面涉及认识史,涉及批判史,尤其客观批判的认识史,方可从中彰显出资产阶级认识的局限来。由于理论部分讲清楚实在史,这《资本论》的最后一卷——马克思狭义地把它视作为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差不多就是关于资本“瓦解逻辑”的系统整理和以此为基础的进一步的批判工作的寻求。再强调一遍:这里已经不是纯粹的实在史了,这是摹写资本的认识形式即资本范畴,是把资本的发展当作“范畴”来看待的工作规定,是对实在史的历史反映,是关于资本的精神史的认识科学!因而立足马克思本人的写作角度,《剩余价值理论》把握剩余价值从而资本的总认识),而由于“这个一般”本身是资本不断历史发展的结果性规定,那么这一卷即批判史,可以说是体现了真正资本理论的“逻辑学的”工作特征。即理论部分是实在史(历史)=理论,历史部分是认识批判史(逻辑)=逻辑学,然而不是=建构,而是=批判(行动蕴涵)的逻辑学。这和试图直接跳过进行实在史批判之理论部分的、工作,急欲宣称理论史的成果(认识论的逻辑或逻辑学)的做法迥然不同。

  【注:换言之,如果说范畴史I、范畴史II通过说明范畴运动的性质和运动的构造,解决了认识生产问题,那么从中升腾出来的批判史,即是对切合实际的认识论工作规定的执行。即通过或利用这种范畴运动实施有认识效力的范畴批判——对资产阶级错认意义的拜物教理论(认识拜物教)实施批判,全方位展示“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界限”。为了锤炼“批判的武器”,工作的本身自然是通过持续的范畴批判来达成的,即通过对范畴运动的特殊构造的准确理解(相应构造出“特殊知识论”),达到工作批判的持久性和不断更新。某种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它像“脚手架”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因应“实在史=理论”的实体对象而发展变化。这当然孕育了知识论的无穷尽的争斗。这是人类认识在史前发展时期固有的认识现象。但这项工作整体上是配合理论部分进行的。由于理论部分采取了全面的、百分百的实践化的工作批判关系,导致这里的工作重心是指向了大写字母化的价值(形式)的逻辑结构。阐述从来是辩证的,批判从来是内置的,目的是突显工作的主体部分——理论部分的实践逻辑结构。这样,我们就始终面对一个从无始端和从无终端的思想史的批判世界。通过坚持自觉的自我批判,人类本身可能克服认识的二律背反现象。由于外部历史世界越来越具有变化运动性质,越来越成为过程有机体,人类本身格外需求看坚持批判的客观性,整体借助客观历史世界发展所提供出来的认识力量。唯有如此,才有真正迎来愈发光明前景之可能,才可获得彻底的驱除了迷雾的思想上的解放。】

  (一)

  资本主义的这个思想史批判世界实际是从重商主义者那里接手过来的。“重商主义以它那种粗浅的现实主义,形成了当时真正的庸俗经济学,在后者的实际利益面前,配第及其后继者们做出的科学分析的开端,完全被抛诸脑后。在这里,我们在批判重商主义时……谈到它关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见解。以前已经指出,货币主义把为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和产品到商品从而到货币的转化,正确地宣告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条件。当它以重商主义继续向前发展时,起决定作用的已经不是商品价值到货币的转化,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了,但这是从流通领域的没有概念的观点出发的,同时这种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就表现为剩余货币,表现为贸易差额中的余额。”【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887页】

  从中产生像斯图亚特这样的早期物象经济思想家。作为早期代言人,斯图亚特关于“剩余价值存在性”的想法完全是形式上的。分析的是流通资本的对象。总的来说,他的分析:既在流通中,又脱离流通。一方面在流通中,意味着“让渡利润”是一方之所得、另一方之所失,“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制造业者’即单个资本家的利润,总是‘相对利润’,总是‘让渡利润’,总是由于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品的实际价值,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产生的。因此,如果一切商品都按它的价值出卖,那就不会有任何利润了。”另一方面又脱离了流通,“斯图亚特不同意这种错觉:单个资本家由于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而获得的剩余价值,就是新财富的创造。因此,他把绝对利润和相对利润区分开来……他接着所说的关于这个利润能引起‘社会财富’的增加和扩大的这句话,看来,可以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图亚特所指的,仅仅是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更大的使用价值量,他完全离开资本家——他总是以交换价值的增加为前提——的利润来考察这个绝对利润。”这样,利润由两者不假思索地调和了,成为“混合利润”。“可见,商品的价格包含着两个彼此完全不同的要素:第一,商品的实际价值;第二,‘让渡利润’,即转让或卖出商品时实现的利润。”这是剩余价值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范畴”在资产阶级工作者脑海中最初的有价值的存留。资本形式是“实际价值”和“利润”(无论绝对利润还是让渡利润)。“绝对利润是由‘劳动、勤勉和技能的增进’产生的”,然而,“究竟它怎样由这种增进产生,斯图亚特并没有想说清楚。”显见出这一点:

  在重农学派以前,剩余价值——即利润,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完全是用交换,用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来解释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总的说来,并没有超出这种狭隘看法;甚至应该把斯图亚特看作这种看法的科学的复制者……在这方面,斯图亚特是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合理的表达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1-13页】

  (二)

  正是斯图亚特——局限在流通领域里的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遇见了冲突,将矛盾赤裸裸地提示了出来。法国重农学派试图对斯图亚特所揭露的问题加以解决。马克思说明是这个学派首次谈及了生产资本的实体:“在资产阶级视野内对资本进行分析,从本质上来说是重农学派的功绩。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重农主义学派固然谈论的是物象资本,但是,“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本身的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5-16页】

  因此,“他们的巨大贡献……首先是,和重商主义相反,从只是在流通领域执行职能的商业资本回到了生产资本。”【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886-887页】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学派拒绝了资产阶级的物象的经济思想,相反,它恰恰是牢牢抓住了这一点。因而它只是看到:“使用价值;这里,资本是按照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具有的一定关系出现的。”没有试图说明:“正是在这里,资本不仅仅是劳动所归属的、把劳动并入自身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资本还把劳动的社会结合以及与这些社会结合相适应的劳动资料的发展程度,连同劳动一起并入它自身。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劳动过程的物的条件和主观条件,把这些条件同单个的独立的劳动者分割开来,但是资本是把这些条件作为统治单个工人的、对单个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力量来发展的。”【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第421-422页】

  重农主义学派试图使物质实体同资本的流通形式统一起来。“除了对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的物质要素进行这种分析以外,重农学派还确定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不过重农学派用的是另外的术语),并且一般地确定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在这两个要点上,亚•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遗产。他的功绩,在这方面,不过是把抽象范畴固定下来,对重农学派所分析的差别采用了更稳定的名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5-16页】

  “这一切使资本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存在。”【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第422页】

  尽管导致资本成为神秘的存在,马克思还是客观地评价了它的贡献:

  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总体特征是:不断摇摆,但已经实际地提出了剩余价值规定,——它包含在其所使用的资本概念当中。拿重商主义者斯图亚特来说,马克思指出:“他的关于‘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的理论,虽然丝毫没有触及剩余价值本身的性质和起源问题,但是对于考察剩余价值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以及在按利润、利息、地租这些不同项目之间进行的分配,有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斯图亚特自己拒绝用这种办法来说明剩余价值的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2页】

  关于重农主义学派:“重农学派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早有系统的(不像配第等只是偶然的)解释者”,“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剩余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买却拿去卖的财富’(杜尔哥),以及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348-349页】

  对于这个学派所起到的思想革命作用,马克思事实上认为在当时的境况下如何作正面的评估,都不算为过分。“W′…W′是魁奈《经济表》的基础。他选用这个形式,而不选用P…P形式,来和G…G′(重商主义体系孤立地坚持的形式)相对立,这就显示出他的伟大的正确的见识。”【注:《资本论》第2卷,2004,第115页】

  这个历史功绩准确来说集中在这一贡献上:“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这部分地是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初的自由存在方式;部分地是因为它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375-376页】

  (三)

  把资本客观发展过程归结为剩余价值范畴,是为了免除物象性。从资本生产的历史形成看,资本范畴只能从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上得到辨识,这其实是一项对于资产阶级社会而言的“客观认识”。在内容上,剩余价值规定说明了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于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实在性;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一规定在商品生产域内的最终完成形态。“社会必要”不过说明再生产的特性,要说清楚“消费的生产”始终是出发点的规定和生产的制约条件,现在并且成为一般社会条件;“劳动时间”说明社会的内涵,要进一步说清楚“生产的消费”的社会性质,不过是说它现在变为了特殊社会生产目的上的消费行为。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条件所要求和决定的。一般而言,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必要”恰恰由资本(形式)造成。因此资产阶级古典学家得以局部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也恰好始自流通领域。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批判地证明,斯密和李嘉图所说的生产价值的劳动时间都是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斯密不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如马尔萨斯正确指出的,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批判中所做的区分,仍然是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样一种交换来给生产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这里,“什么是非生产劳动,因此也绝对地确定下来了。那就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当然也包括同参与分享资本家利润者的各个项目,如利息和地租相交换的劳动)。凡是在劳动一部分还是自己支付自己(例如徭役农民的农业劳动),一部分直接同收入交换(例如亚洲城市中的制造业劳动)的地方,不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因此,这些定义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的规定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他来到资本家家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在后一种劳动中收入被消费了。”“这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而加尼耳等人的荒谬论调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他们根本不懂问题的实质,竟然问道:妓女、仆役等等的劳动,或服务,或职能,会不会带来货币?”但是,“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或者说,因为他是一个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在这里指的劳动的这种规定性,不是从劳动的内容或劳动的结果产生的,而是从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产生的……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而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本身,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这种区分毫无关系……这种区分本身,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既同劳动独有的特殊性毫无关系,也同劳动的这种特殊形式借以体现的特殊使用价值毫无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40-145页】

  形式上认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定,内容上予以否决,这就是斯密的生产劳动定义的实质。

  【注:特殊的认识发生学导致:斯密不是从价值中历史合理地引出剩余价值,相反,是从剩余价值规定中再度将价值本身引申出来。这就是他的所谓的“生产劳动的二重见解”。在第一重规定性上,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而在第二重规定性上,这一对应的规定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但是,“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而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本身,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这种区分毫无关系。”但斯密究竟为什么要提出第二重的规定性呢?答案在于:“斯密在他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区分上,完全回到——在更广泛的形式上——货币主义的区分上去了。”这种认识回归反映了资产阶级认识进程的特有工作内涵,即:“这里,我们看到了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第二个定义的来源。如何给剩余价值下定义,自然取决于所理解的价值本身具有什么形式。因此,剩余价值在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中,表现为货币;在重农学派那里,表现为土地的产品——农产品;最后,在亚•斯密那里,表现为一般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44、160、366页)】

  但是,定义只能由研究对象的规定上来下,决不能越出这个范围。斯密用自然一般观念平静地看待历史发展,导致实体内容被当作各种彼此严重冲突的定义予以对立。

  这些定义同时显露了亚•斯密内在思想进程的各个环节:“(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不生产任何价值”,“不能使价值有任何增加”,“生活费永远得不到偿还”,“它不固定或不实现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相反,“他的服务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很少留下某种痕迹或某种以后能够用来取得同量服务的价值”。最后,“它不固定或不实现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在这种看法中,“生产价值”和“不生产价值”这些术语是在和原来不同的意义上说的。这里谈的已经不是本身就包含着为已消费的价值再生产出一个等价的剩余价值生产。这里谈的是:一个劳动者,只要他用自己的劳动把他的工资所包含的那样多的价值量加到某种材料上,提供一个等价来代替已消费的价值,他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这里就越出了形式规定的范围,越出了用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来给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下定义的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147页】

  斯密持有的历史对象是物象关系的历史运动。斯密混同商品社会的低级形式和依据它发展起来的高级形态规定,努力使二者并行不悖。进而在发展形态上,他也试图使商品社会本身同人类历史上已经具有的产品社会的初级形式予以混同,所以把生产劳动同时说成是劳动者的劳作活动,将其一般地看成普遍永恒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秩序,看作“抽象的一”。这必然带来现象观察上的二元化,并屈从于现象,屈从于“抽象的一”与“现象二元”的逻辑冲突。在阐述自己的见解时一面反对重农学派,一面深受其影响,斯密最终不得不走入歧途。尽管具有深厚的历史直觉,但从主观认识上拒绝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独有性质,并拒绝把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尽管他不自觉地是那么做的。这样,斯密丧失了进一步研究资本(形式)的机会。在这方面,他的后继者李嘉图从斯密的前提出发研究资本(形式),但在对待生产劳动方面的认识水平甚至没有赶上斯密本人的水准。

  (四)

  客观批判的产物是历史自身所形成的“认识”,即客观认识。在思想史领域,这个客观认识是被写为了“主观知识”。由这个基础上,思想真值和思想假值一同发展起来,假象要和真相争夺社会权利。“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李嘉图不谈论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谈论这个实体的形式的实现,谈论它的发展过程,重视的是构造形式本身的来源的分析和它的进一步的形式方面的发展。“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因为毕竟,“资本主义企业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存在本身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一句话,不可能有大占有者阶级。”【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585-590页】

  问题的发展显得更为糟糕。“相反,他的学派公开宣称,劳动生产力是利润(应读作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这无论如何总比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步,因为重商主义者认为,产品的价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是从交换中,从产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产生的。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学派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在李嘉图以后半个世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还在拙劣地重复那些最先把李嘉图学说庸俗化的人的陈腐遁词,郑重其事地宣称他比重商主义者高明,对此我们该说些什么呢?”“一个光辉的例证,说明穆勒是怎样对待社会生产的各种历史形式的:‘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到处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工人的报酬在内’。”“穆勒在这样清楚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即使在它不存在的时候也总是存在的以后,又完全合乎逻辑地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即使在它存在的时候也是不存在的。”在1878年写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建议把上述那一段话改订如下:“一个光辉的例证,说明穆勒是怎样对待社会生产的一种历史形式的。他说:‘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而互相对立的地方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工人的报酬在内。’穆勒先生欣然相信,即使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而互相对立的经济制度下,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590-592、940-941页】

  依据物象关系的资本范畴——从形式上认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阶级对抗性质、内容上则极力地否认,资产阶级工作者力图把资本主义系统建设成“特殊物象系统”。这样,生产方式认识上的二律背反的工作性质势必推进到生产关系的层面,使得处于构型时期的资产阶级认识论明显地具有了矛盾化的表达形式。“斯密在交换价值的规定上摇摆不定: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可以买进商品的活劳动量,或者同样可以说,决定于可以用来买进一定量活劳动的商品量;他时而把第一种规定同第二种规定混淆起来,时而以后者顶替前者。在第二种规定中,斯密把劳动的交换价值当作商品的价值尺度,实际上就是把工资当作商品的价值尺度……但是,劳动的价值,或者确切些说,劳动能力的价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变化的,它和其他商品的价值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这里把价值当作价值的标准和说明价值存在的理由,因此成了循环论证。”这实际是资产阶级错认意义的抽象规定(物象实体)在生产过程认识形式上的反映。“斯密的这种摇摆不定以及把完全不同的规定混为一谈,并不妨碍他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的探讨”,只不过是,“他从一种解释方法到另一种解释方法的转变,是有更深刻的基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46-47页。】

  斯密的后继者没能根除他在生产关系方面的许多误识,而兀自更加混乱地认识问题,就是说,力求从形式方面解决,把真正的问题轻易地从眼前放过去了。

  【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重申了马克思的话:“可见,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已经完成并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即超过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物的劳动的余额——理解为一般范畴,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地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枝……然而,斯密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斯密尤其是李嘉图在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都是由此而产生的。”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以绝对的形式把它说出来并确定下来。”(《资本论》第2卷,2004,第14-17页)】

  斯密和李嘉图均认识到了资本家不顾一切地社会夺取剩余价值,却没有实际地考察它,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行动结果即积累,以及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和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由于不理会那种后果,也就不会把积累同剩余价值本身联系起来考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工作本性使之不准备承认这些。实际上,也就不能指望他们将资本主义价值尺度真正归结于资本(形式)所导致的必要劳动时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定。“贝利的批评就是以此为根据的,同时,李嘉图的缺陷也就在这里。”由于很明显的原因,“这种劳动的性质,李嘉图并没有研究。”就是说,他完全地丢开了真正的形式,而专注于流俗的形式——相对的形式、比较的形式。

  这个指责是由李嘉图说明问题的缺陷引起的,因为他完全不是从形式方面,从劳动作为价值实体所采取的一定形式方面来研究价值,而只是研究价值量,就是说,研究造成商品价值量差别的这种抽象一般的、并在这种形式上是社会的劳动的量。否则贝利就会看到,决不因为一切商品就它们是交换价值来说都只是社会劳动时间的相对表现,价值概念的相对性就取消了;贝利也就会明白,商品的相对性决不仅仅在于商品彼此交换的比例,而且在于所有商品同作为它们的实体的这种社会劳动的比例……应该责备李嘉图的,倒是他经常忘记了这种“实际价值”,或者说“绝对价值”,而只是念念不忘“相对价值”,或者说“比较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81-191页】

  简单小结:其一,从资产阶级认识发生史看,亚当•斯密是当仁不让的早期思想的集大成者,历史路标人物则是斯图亚特、魁奈等;他们共同完成资本存在的资产阶级精神现象学。其二,大卫•李嘉图是资产阶级思想渐渐成熟时期的代表者,历史路标人物是斯密和李嘉图;只是由他俩共同完成资本本质的资产阶级精神现象学。整体的古典主义发展阶段标识了资产阶级精神现象在基本构造上的完成。这才有接下来的对于资产阶级思想史的全面性总结和批判,而这又是真正的工作的开始。所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最开始的位置突出地写明了:

  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

  “斯密区分商品和服务,就像货币主义区分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斯密在这里也是从积累的角度来区分的,不过积累已经不再被看作货币贮藏的形式,而是被看作再生产的实际形式了。商品在消费中消灭,但同时它会重新生出具有更高价值的商品来,或者,如果不这样使用,商品本身就是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的价值。劳动产品本身的属性是:它作为一个或多或少耐久的、因而可以再让渡出去的使用价值存在,它作为这样一种使用价值存在,即它是可以出卖的有用品,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是商品自身,或者说,实质上是货币。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不会再变成货币。我对律师、医生、教士、音乐家等等、政治家、士兵等等的服务支付了报酬,但是,我既不能用这些服务来还债,也不能用它们来购买商品,也不能用它们来购买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些服务完全像容易消失的消费品一样消失了。可见,斯密所说的实质上同货币主义所说的一样。货币主义认为,只有生产货币,生产金银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在斯密看来,只有为自己的买者生产货币的劳动才是生产的。所不同的只是,斯密在一切商品中都看出了它们具有的货币性质,不管这种性质在商品中怎样隐蔽,而货币主义则只有在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的商品中才看出这种性质。”但是,“这种区分是以资产阶级生产本身的本质为基础的,因为财富不等于使用价值,只有商品,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作为货币的使用价值,才是财富。货币主义不懂得,这些货币的创造和增加,是靠商品的消费,而不是靠商品变为金银,商品以金银的形式结晶为独立的交换价值,但是,商品在金银的形式上不仅丧失了它们的使用价值,而且没有改变它们的价值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367-368页】

  由此,马克思要这样来对资产阶级抽象进行整体评述:

  斯密起初是从事物的内部联系考察事物,后来却从它们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颠倒了的形式去考察事物。他天真地把这两种考察方法交织在一起,而且没有觉察到它们之间的矛盾。相反,李嘉图为了把握规律本身,有意识地抽象掉了竞争形式,抽象掉了竞争的表面现象。应该指责李嘉图的是,一方面,他的抽象还不够充分,不够完全,因而当他,比如说,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直接把表现形式理解为一般规律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就第一点来说,他的抽象是极不完全的,就第二点来说,他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15页】

  (五)

  就马克思实际的写作而论,《商品》在某种程度上既完成了关于商品的客观批判逻辑(建构),同时也完成了关于商品的主观批判逻辑(建构)。在主观愿望上,理论部分终篇的写作也是这种情况。但后者之所以不能够像前者那样——产生鲜明批判效果,乃是因为客观(批判)逻辑和主观(批判)逻辑的统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人为性地强制分开了;资产阶级理论认识家并不从批判出发,而从直接建构出发,即向着知识理论生产(知识论)而去的,就是说,从形式上看仿佛是向着生产出他们自己的“经济思想史”(为经济思想而经济思想)而去的。“如果本来只应当正确地说明问题,那么,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混淆或区分不清,则是政治经济学中产生极大谬误的根源。杰出的经济学家们,例如李嘉图,当然没有把这两者绝对混淆起来,不过他们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明他们明确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但是,正因为如此,在他们那里,一方面实际规律表现为实际运动的抽象,因而实际运动到处都在局部上同这种抽象相矛盾。另一方面,他们想用价值的或剩余价值的性质来强制地说明那些只是从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中所产生出来的现象。由此就得出错误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416页】

  因此,为了进行资本形式批判——实质内容是资本概念批判,分析必须从价值形式批判(商品概念批判)开始。

  中介是资本(形式)的发展。例如,它通过对资本的直接的循环运动——资本直接交换运动是资本主义协作体系的发展——转变为资本的系统的积累运动的那些过程的分析,即“货币转化为资本”转换成“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那些运动形式的分析,再现历史上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关系,重新经历类似的发展过程,全面呈现资本一般的认识形式。“因此,这种经济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这里再一次表明:生产关系的即范畴的——这里指资本和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只有随着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在工业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上,才成为真实的。”“一般来说,这一点在以后谈到(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关系时应该特别加以阐述,因为这一点在这里已经包括在关系本身中了”,但是,“在考察交换价值、流通、货币这些抽象规定时,这一点还更多地属于我们的主观反思。”【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255页】

  关于资本形式的批判不过是为了彻底否决斯密教条。

  【注:从反面看,斯密教条隐含的分析规定就是资产阶级的资本形式理论。“拉姆赛理解的‘固定资本’,不仅包括生产工具等等,而且包括原料,总之,就是每个生产领域中……不变资本的东西。当李嘉图谈到产品分为利润和工资的时候,他总是假定,预付在生产上并在生产中消费了的资本已经扣除。然而拉姆赛基本上是对的。李嘉图对资本的不变部分没有作任何进一步的分析,忽视了它,犯了重大的错误,特别是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其次在研究利润率的波动等等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拉姆赛在这里谈的关于利润率的意见,要放到关于利润的第三章去考察。重要的是,他正确地强调指出了这个要素……{被拉姆赛双重地考察的东西——在再生产过程中,就全国而言,是以产品补偿产品,就单个资本家而言,是以价值补偿价值——对于单个资本来说,是在分析同时也是再生产过程的资本流通过程时,甚至必须加以考察的两个观点。}拉姆赛没有解决亚•斯密所研究的并使他陷入重重矛盾的真正困难。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困难是:整个资本(作为价值)都归结为劳动,它无非是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但是,有酬劳动等于工人的工资,无酬劳动等于资本家的利润。因此,整个资本都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归结为工资和利润。也许,在什么地方会完成这样一种劳动,它既不归结为工资,也不归结为利润,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补偿在生产过程中消费了的、同时又是作为再生产条件的那种价值?但是,既然工人的全部劳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保持他自身的生产能力,另一部分构成资本利润,那么由谁来完成这种劳动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83-85页)】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以两个层次上的抽象为基础:第一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这个层次说,在一个经济体中,剩余价值的总量是既定的。第二是剩余价值的分配。从这个层次说,既定的剩余价值总量被分配到各个部门(平均利润率、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在剩余价值分配理论中,待分配的剩余价值总量被看作是既定的,它已经被先前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理论所决定……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分配之间的这种区分,也与马克思在另外两个层次上的理论抽象关系密切:即一般资本与竞争。抽象的一般资本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剩余价值是生产或者总剩余价值的决定。抽象的一般资本所涉及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资本的循环和资本与利润(包括利润率的下降)。当讨论到抽象的竞争问题时,马克思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剩余价值的分配(或者总剩余价值分化为其它各个部门)。抽象的竞争所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收入及其来源’,以及批判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关于竞争现象的解释。”【注:莫斯利:《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的发展》,载贝洛菲尔等主编《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10,第169-170页。】

  因此,尽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经说明了:考察资本一般,并不是单纯的抽象规定,而是和具体有机联系着的社会抽象。【注:一方面,“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每个一定的价值额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另一方面,“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本身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关于其内部结构中的逻辑性质,马克思在这里还饶有兴致地举例说明:“代数学的情况也是这样。例如,a、b、c是数一般,是一般形式的数;但对a/b、b/c、c/b、c/a、b/a等来说它们又是整数,不过这些分数要以这些作为一般要素的整数为前提。”又强调说:“尽管它的逻辑学性质较多而经济学性质较少,但毕竟是我们研究过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440-441页)】

  但可以说,乃是《剩余价值理论》首次完整地生产了资本一般的理论范畴,考察它的各种认识形态,从中提炼出资本的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注:1857年底,马克思在《大纲》的资本章中系统提出资本结构的“六分法”:Ⅰ.(1)资本的一般概念;(2) 资本的特殊性;(3)资本作为货币。Ⅱ.(1)资本的量;(2)用自身计量的资本;(3)资本的流通。Ⅲ.资本作为信用。Ⅳ.资本作为股份资本。Ⅴ.资本作为货币市场。Ⅵ.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1858年春,马克思继而提出《资本》册的“四篇三章”结构:(a)资本一般,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d)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及其一切矛盾。但是在这当中,“资本的流通过程”一直没有从分篇的结构形式上予以独立。直到1863年1月出现了《资本论》“三篇结构”: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和利润(《剩余价值理论》中,它们曾被称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种情况得到彻底地改观。这一工作在1865年的《资本论》“四册三卷”或“四卷结构”中得到最后明确。】

  围绕这个主题,马克思突出地声明:

  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由此会产生哪些必然的理论谬误,这将在第三章(即《资本和利润》)中得到更充分的揭示,那里要分析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所采取的完全转化了的形式。

  由于拒绝承认客观存有资本实体和资本运动形式的统一体规定,资产阶级工作者就普遍地拒绝承认竞争形式乃是资本实体——通过社会经济运动形式中介——在生活领域中表现出来的规定。既不会承认:“从总体(整体)来考察(或完整地考察)(或从完整性上来考察)的资本运动,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也不会认可,“利润从实体来考察,不过是剩余价值本身。”但是,马克思说,“利润从绝对量来考察,也同资本在某一定周转时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没有区别。利润就是剩余价值本身,不过是按不同的方法计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408页】

  归纳起来说,这种认识生产包含的批判意义即在于,“[我们把全部]剩余价值称为利润,是把资本家看成这样一种人:(1)他直接占有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2)他拿这种剩余价值在他自己、货币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86页】

  “由此可见,这种情况[即不变资本的价值下降(或相反的变动)不是由于使用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部门扩大了生产规模,而是由于不变资本本身的生产费用变动了],完全没有超出就剩余价值所阐明的那些规律的范围。一般说来,当我们谈到利润和利润率的时候,总是假定剩余价值是既定的,因而决定剩余价值的一切影响都已经起过作用。这都是假定了的前提……还可以再研究一下,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之比,因而还有利润率,如何由于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形式,即由于劳动时间延长到正常工作日以上而发生变动。由于这种情况,不变资本的相对价值,或者说,不变资本在产品总价值中所占价值的比例部分减少了。不过我们把这一点留在第三章里讲,因为这里所研究的东西,一般说来,大部分是属于那一章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208页】

  弄清楚这种母子工作对应关系,才能真正懂得生产价格(形式)不过是从资本(形式)运动中长成的剩余价值一般的生活形式,即“生活形态的剩余价值(形式)”。在最初拟订的《资本论》第三部分的工作计划中,马克思称“第三部分第二章论述一般利润率的形成”。

  【注:到写这个计划的时候,第三部分第一章草稿已经在1861-1863年手稿第X VI本中写成,标题定为“剩余价值和利润”,这些内容后来都合并在《资本和利润》中了。】

  他这样说明:“第一章论述的一切,适用于总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每一个资本都作为总资本的一部分,作为它的某个份额出现。”之后,是“一般利润率的形成(竞争)。”【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第447-448页】

  1861-1863年手稿的《资本和利润》中,马克思写道:“事实上,资本实际上关心的事情,支配资本的实际运动,支配竞争的唯一事情,就是利润,而不是剩余价值,就是说,是剩余价值同预付资本总额的关系,而不是剩余价值同用于购买劳动能力的资本的关系。这就促使我们(这是真正的过渡)去考察生产费用及其与产品出售价格的关系。”这里的“竞争”自然指的是总资本上的直接的规定。“然而,在资产者的头脑中,剩余价值必然采取利润的形式,而这也不单纯是认识方式;作为利润关系的剩余价值关系,支配着资产阶级生产,决定着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可以说是自由竞争中的决定因素(即资本之间的竞争中的,也就是各资本的实际运动中的决定因素,只有在这种运动中,资本的规律才得到实现。这些规律实际上无非是这个运动的一般条件,一方面是这个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无非是这个运动的趋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412-414页】

  根据马克思的计划,理论部分的结论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利润解释学进行全面的剖解和批判,——它必然也是历史部分的结束部分的内容。这种总汇工作既是资本概念批判的结束,也是资本现象学批判的结束,因为对于资本的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在《剩余价值理论》的一开始就同时进行了。不过在这之前,马克思认为“事先还要指出几点”:

  第一,从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角度来看,无论资本在怎样的程度上表现为自动机,由于某种秘密特性而拥有自我增殖属性的那种价值,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生息的,放债取息的货币资本上。在这里,一定的价值额作为潜在的资本出售,就是说,资本本身表现为商品……因此,这个价值额带着利润回到自己的所有者手中。

  第二,在这里无须说明:如果某一商品高于或低于自己的价值出售,那只不过是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这种分配的变化,或者说,不同的人们在自己中间分割剩余价值的比例的变化,丝毫不改变剩余价值的量,也不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

  第三,竞争关系在这里作为实例(而不是作为同发展本身有关的东西)来考察的情况下,会得出如下一点:事实上,单个资本家所取得的剩余价值,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因为形成了平均利润,即普遍尺度,以及资本家们据以计算和分割资本家阶级的全部价值的规律……由于这种情况,商品的实际价格——撇开市场价格的波动不谈——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成为和商品价值不同的东西。因此,任何一个资本家都不能说出也不能知道,他自己所取得的剩余价值在怎样的程度上进入或不进入他所得到的利润,资本家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究竟有怎样的部分会进入单个资本家的商品的价格。这一点,以及资本的规律在竞争的条件下所呈现出来的被歪曲的方式,最好在考察生产费用时来论述。竞争造成的对支配着资本家的那种关系的看法(因为,事实上在竞争中正是资本本身的规律在资本家面前表现为外部强制,既是他的资本对其他资本的强制,也是其他资本对他的资本的强制),使资本家完全不能理解他在其中活动的那些关系的内部实质,而资本家本人只不过是这些关系的有关代表或职能执行者而已。

  第四,李嘉图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性质时把竞争抽象掉了。另一方面,在考察价值的规定时,从一开始他就把固定资本等等作为决定的要素引了进来,因而正像马尔萨斯公正地指出的,李嘉图取消了自己虚构的规律,或把这个规律只归结为它的一个影子。其次,举例来说,他的门徒,如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又狂妄地企图把流通时间变为劳动时间,最后,不仅把活物的活动,而且把死物的活动,把死物的任何自然运动,都叫做劳动。在这方面,萨伊也是一样。不过,这种批判属于本章最后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98,第414-416页】

  (六)

  从机械照搬套用“黑格尔逻辑学”这一工作目的出发,内田弘认定:“《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相当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对应于‘存在(有)论’,‘资本章’对应着‘本质论’。”错误之处,自不待说。但也表明在初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概念批判的主体写作内容尚且作为主观逻辑形式对待,即于每一理论部分之后排列一个理论史的附录,形成“理论阐述”和“历史阐述”平行同步的叙述景观。

  叙述I与叙述II工作统一。所谓叙述I,即以逻辑把握历史过程,生成叙述形式规定,而保证了研究对象理论结构的形成;所谓叙述II,即以逻辑把握认识过程,形成对于认识形式的理论建构,从而保证了研究对象理论结构的形成。前者是建立历史对于逻辑的直接生产性(范畴生产),后者则是建立历史对于认识的直接生产性(认识生产),叙述II以叙述I为前提。这就是整体上的认识发生学II(作为“逻辑的认识发生学”)和认识发生学I(作为“历史的认识发生学”)的对峙与统一。这种对峙伴随着叙述I与叙述II的柔性的、有机的统一而瓦解,于是形式上的对立看不到了,它们更多地形成一个统一认识生产序列的前后连结的工作步骤,形成为工作总体的各个有差别的发展着的环节。

  这种形式突破即使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部分的内容论述中,已然可以隐约地看得到。因而从表面上看,历史部分写作肇因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计划安排形式上的突破,似乎是“第二分册”的剩余价值理论史的附录范围的工作突破,是标准的“附论总汇”。而事实的真相是,马克思决定正式写作“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这些批判内容已开始作为客观逻辑的组成部分发挥作用了,后来的形式突破则带来了结构形式的破题,更方便于马克思对研究对象理论结构予以整体地处理。“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概括为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我所以认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就是说,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必然有欠缺之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575-576页】

  如前所论,这锁定马克思势必写作独立完整的《商品》的动机。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以及以拜物教批判为核心内容的精神现象学批判,它们系统一体,并且被处理为客观批判逻辑与主观批判逻辑之工作统一。

  从工作形式上看,认识发生学II好像是认识发生学I的认识回归。这也决定了对资本形式的系统性批判以对价值形式的系统性批判为前提,而对它们的认识批判则以历史批判本身为奠基,这样得以全面展开拜物教工作批判。所以,商品章不是从内容上和《大纲》货币章、资本章进行直接对应的,而在于着眼全局,是有关于全书四卷结构的根本性统一的一个特殊总论。《商品》的艺术结构在于有效澄清语言生产的统一性——范畴生产、认识生产及相应的范畴批判与认识批判的统一性。“价值范畴”的呈现出来既是为了范畴生产、也是为了进行认识生产,既是为了进行范畴批判、也是为了深一步的认识批判需要。对象(或研究内容)——学科规定——学科方法;研究对象——科学规定——工作逻辑(或叙述形式)。要知道,叙述(方法)仅和“第二个序列”有关,而研究方法和全部的两个工作序列有关。马克思把《商品》处理为四个批判序列的工作统一,原因大概在于此:使研究规定牢牢内置于叙述活动中。因此,价值是一个“认识中心”和“批判中心”,不能把它仅看作用于范畴生产方面,从而进行直接理论演绎的考虑。归根结底,犹如卢卡奇讲明的:

  只有把存在的基本属性始终理解为一个从本质上说是历史的发展过程的诸多方面,并且——根据处于一定存在形式之中的特定的历史特征——把这些属性置于批判的考察的核心地位,才能真正做到回归存在本身……马克思……把这种对于任何存在均为有效的历史性当作他的方法的核心……他对自己的研究方法作了准确的说明:对处在自己的一定的充满活力的此时此地的定在之中的过程本身进行考察。这样一种发展并不像资产阶级常常宣称的那样,仅仅是对象以及它们的关系等等本身发生的某种变化,而表达和规定这些对象及其关系等等的本质的那些范畴却基本保持不变。马克思说,范畴就是“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因此,只有搞清楚某一种存在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变成了什么,才能理解这种存在之物的内容和形式。“在人体解剖学中有一把获得猴体解剖学的钥匙。”这里,马克思有道理地以真正的批判的头脑看到了了解历史性存在的“一把钥匙”,而不是“唯一的钥匙”……马克思所作的批判乃是一种本体论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出发点是:社会存在作为人类对其周围世界的积极适应,主要地和无法扬弃地以实践为基础。因此,只有根据这种实践的真实的存在性质对它的前提、本质、结果等等进行本体论的考察,才能理解这种存在的全部现实的重要标志……因此,马克思从未放弃过用统一的历史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存在的本质。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当中,这个伟大的思想常常没有从理论上恰当地表达出来。人们若是对个别的存在方式进行静止的孤立的考察,并且把所揭示的范畴关系抽象地加以绝对化(而这种做法过去是常常发生的),从而把这样获得的关联“沿用”于其他存在方式,那么这就歪曲了马克思的上述伟大思想。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这样一些基本是错误的观点……仿佛这种历史辩证真理只适用于社会存在,而不——像这里所说明的那样,基本上——适用于全部存在……这里,只有这种关于每一存在的全部范畴都具有具体的共同历史特征的思想,才能揭示获得正确的、对统一性和历史性进行严格区分的考察方法的途径。

  这就是马克思的整体意义的价值工作辩证法,——价值同时是认识和批判,因而,其只能视为对商品生产发展的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予以同时揭示的工作结果,看作有关于人类商品生产的整体发展规定,看作抽象合类性和具体合类性之间能动的结合过程。剩余价值批判内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了价值辩证法内置的规定。

  这样的思路似乎使我们脱离了我们的主要问题即每一存在所具有的辩证历史的、过程性的特征,因而从这一整体关联来看也脱离了社会存在的特点。不过这只是假象。因为沿着这样的思路,一旦按照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正确地把握了实践及其全部的本体论前提和后果,那么就会表明实践乃是人作为人而存在的客观存在核心,乃是人作为人和社会存在物的存在核心(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有过中肯而透彻的分析),而只有从这个核心出发,才能相应地理解具有过程存在性的所有其他范畴。【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37-41页】

  《剩余价值理论》把资本批判整体安排成生产方式的资本范畴(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实现,藉以否决生产方式层面的二律背反认识)→生产关系的资本范畴(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实现,藉以否决生产关系层面的二律背反认识)→交换关系的资本范畴(剩余价值社会分配关系的生活实现,藉以否决交换关系层面的二律背反认识)的工作路线,既因应理论部分阐明了的“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的历史生产范畴的特征,又彰明“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的历史生产认识的特征,从而形成对于资产阶级物象法的犀利的科学批判。这其实才是真正含意的科学抽象法:以抽象到具体的工作路线,着手展开实践化的范畴批判和认识批判。

  将科学抽象法归位为思想史上的规定,也就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执行日常的批判——认识批判和思想批判。这是应对资产阶级物象科学认识过程的一个特有工作结果。

  【注:卢卡奇试图将发生学的方法直接归列在本体论的批判之下,使之作为抽象上升为具体的工作批判方法和历史认识方法。】

  思想史上,科学物象法代表思想假值的平均发展水平和趋于认识上升的趋势,与之对应,科学抽象法则代表了思想真值的平均发展水平和趋于认识上升的趋势。两股力量相对,成犄角之势。如一者肯定资本是生产方式,另一者肯定资本是物,是物的生产与分配;一者正确地把资本的运动说成社会阶级关系蕴涵的经济运动系统,另一者则以社会物象系统为依据,把它歪曲为单纯资源配置运动的系统;一者继而把社会分配关系看作以组织剩余价值生产为关系中枢的生态群落,另一者则继之以一整套的真正意义的认识骗局。它们似乎从不同一,但所服从的工作对象委实相同。

  奠立资产阶级物象法的首要人物是李嘉图。其理解的“科学”和运用的“抽象”,“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因而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于是,一边是商品的价值,一边是生产价格,李嘉图在它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混淆:(1)“把平均价格或费用价格”同价值混淆起来,“可见,在这里自然价格等于价值,而市场价格无非是实际价格对价值的偏离。”(2)把同一生产领域内的市场价值形成过程同不同生产领域的费用价格形成过程混淆起来,“他在这里只是说明不同生产领域的价格归结为费用价格或者说平均价格,也就是说,只是说明不同生产领域的市场价值的相互关系,却没有说明每个特殊领域的市场价值的形成过程,而没有这个形成过程,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市场价值。”(3)把劳动同劳动能力混淆起来,从而把“劳动能力的价值”同“劳动的价值”混淆起来,“李嘉图除了说供求规律把劳动的平均价格归结为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在一定社会中身体上或社会上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外,实际上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李嘉图在这里,在整个体系的一个基本点上,正像萨伊幸灾乐祸地指出的那样,是用需求和供给来决定价值。李嘉图本来应该讲劳动能力,而不是讲劳动。而这样一来,资本也就会表现为那种作为独立的力量与工人对立的劳动的物质条件了。而且资本就会立刻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了。可是,在李嘉图看来,资本仅仅是不同于‘直接劳动’的‘积累劳动’,它仅仅被当作一种纯粹物质的东西,纯粹是劳动过程的要素,而从这个劳动过程是决不可能引出劳动和资本、工资和利润的关系来的。”(4)最后,通过使“自然价格”和价值的等同化,“‘完全不考虑’市场价格对费用价格的偶然偏离”,并且同样通过“用费用价格代替了价值”的方式,“根本没有注意到市场价格在同费用价格相一致的条件下对商品的实际价值的经常偏离,却按照亚•斯密那样说明,竞争怎样使不同行业的市场价格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归结为费用价格。”李嘉图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不懂利润率平均化和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的过程,由此产生了价值理论中的矛盾。“他预先就把利润率当作规律来假定。”“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么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但归根结底,“正是由于不加批判地相信斯密的传统,李嘉图在这里走上了歧途。”【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83-184、210-211、229-235、452-453页】

  同时在这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也只表明了混乱的价值-生产价格理论的彻底破产。“李嘉图撇开了绝对地租问题,他为了理论而否认绝对地租,因为他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为了保持价值——不仅价值量决定于不同的劳动时间量,而且价值实体决定于社会劳动,——就需要否认绝对地租。”李嘉图否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封建社会而言的剥削性质的历史延续性。

  【注: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奴隶社会的剥削性质而言,是一种彻底超越,将奴隶制→奴隶买卖条件下的剩余生产彻底颠倒过来,实现由劳动力的买和卖活动本身来引出剩余生产。而地租在封建社会中是“绝对的”,封建地租是封建剥削的基本形式,尽管大多数的场合,它以赋税或徭役形态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一般实现了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的母子扩展关系。其完整态的路径是:剩余价值生产→级差地租的获取→绝对地租的获取→虚拟收入的社会获取。李嘉图否认这个生长链条,试图取消地租剥削的特殊制度属性,将地租一般归为“租金一般”。其深意是不仅农业封建主义,而且工业封建主义(资本生产)本质上都是“一般商品生产”导向的,它们本身只服从价值规律的调节要求。】

  以致,他在维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方面,实际比斯密走得还远。马克思哀叹:“真不懂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之流的好汉们为什么热衷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李嘉图‘半真理’——修昔的底斯的宽容的说法——的丧失了它的全部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40-143页】

  (七)

  对交换关系进行庸俗化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进入它的全盛时期之后,为了实行全面统治而产生出来的认识事件,其晚期的思想集大成者当然非科斯莫属。其间产生的历史路标人物枚不胜举,马克思在他的时代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而笼统称之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时,构造已经充分地显露,他们了无遮盖之物。那么,他们究竟如何做呢?他们一面肯定“交换关系的资本范畴”,一面努力地使之和“物象关系的资本范畴”合而为一,打造一门唯一的交易科学,以便使一切其他科学就都成为多余之物。这是制胜的最后法宝了,抓住了原本不能抓住的道具。这就需要格外的“扭曲”,需要格外的“颠倒”。马克思没有机会和100多年之后的科斯之流的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面,和马克思对面的只是李嘉图之后的渐渐走上庸俗之路的那些经济学家们。那么,庸俗经济学家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说,托伦斯除了试图在一个极端之上制造形式主义的见解之外,他什么也没有说。“因此,托伦斯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这种表述。他由此做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规律发生了一个突变,就是说,由资本主义生产中抽象出来的价值规律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相矛盾。”然而这样说时,他“绝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把‘现象’本身说成是现象的规律。”【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73-74页】

  詹姆斯•穆勒“力求做到的,是形式上的逻辑一贯性”,由此引入了“烦琐哲学”,“把对立的统一归结为对立的直接等同”;“在这里,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是想用寻找中介环节的办法来解决,而是想用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的东西,使具体的东西直接适应抽象的东西的办法来解决。而且是想靠捏造用语,靠改变事物的正确名称来达到这一点。”【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87-91页】

  “贝利先生用他那种只抓住现象表面的古怪的思维方法,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价值概念所以会形成……只是因为在商品之外存在货币,使我们习惯于不是从商品的相互关系来考察商品价值,而是把商品的价值看成和第三物的关系,看成一种和商品相互的直接关系不同的第三种关系。”即“在贝利看来,不是产品作为价值的规定性,导致货币的形成,并表现为货币,而是货币的存在导致价值概念的虚构……因为‘不变的价值尺度’的问题消失了,所以价值范畴本身的问题也就消失了。”【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156-157页】

  由于缺乏历史观点,李嘉图从国民平均数角度看待资本的抽象。“在这里,‘无产阶级’为财富而被牺牲。在无产阶级对于财富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时候,财富对于无产阶级的存在也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群众本身——人类大众——是‘不值什么的’。”但这只是“表明了李嘉图科学上的公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36页】

  与李嘉图具有科学上的公正相反,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恰恰满意“偶然偏离”本身,把价格波动的道路看作“实际的规律”。并且,“那些较近的经济学著作家,例如德尔、帕西等等,他们在整个古典经济学趋于没落,甚至即将终结的时候,又重拣起了关于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一般的自然条件的最原始的观点……自以为对地租提出了某种新的和独到的见解,对于这些人,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庸俗经济学的特征恰恰在于,当那种在一定的已经过去的发展阶段上是新颖的、创造性的、深刻的和正确的见解已变成平凡、陈旧和错误的东西的时候,又把它们重新拣起来……把这些问题,和那些只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较低发展水平上才能提出的问题混为一谈。至于他们无休止地、自以为是地反复咀嚼重农学派关于自由贸易的论点……尽管在实践上还使某些国家发生兴趣,却早已失去任何理论意义了。”【注:《资本论》第3卷,2004,第888页】

  在所有这些方面——能够成篇幅地写出洋洋洒洒的空洞的废话,并且是最后出场的资产阶级学者,自然要算麦克库洛赫之流。他们“不可救药的、浅薄无知的和无耻的折衷主义”,是对李嘉图的彻底背离。

  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庸俗经济学家,是现状的辩护士。使他担心到可笑地步的唯一事情,就是利润下降的趋势;他对工人的状况是完全满意的,总而言之,他对沉重地压在工人阶级身上的资产阶级经济的一切矛盾都是满意的……他甚至知道,“一个生产部门采用机器,必然会在其它某一生产部门造成同样大的或更大的对被解雇的工人的需求”……他把全部温情脉脉的关怀都倾注在可怜的资本家身上……在他那里毫无破绽。一切完美无缺。无论商品同商品相交换,还是商品同劳动相交换,这种交换比例都同样是商品的相对价值。如果交换的商品按它们的价值出卖(也就是说,如果需求和供给相符),这种相对价值就始终是实际价值的表现……因此,“在通常状况下”,商品所交换的也仅仅是和该商品包含的劳动量相等的雇佣劳动量。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物化劳动,恰好等于他在交换时以直接劳动的形式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剩余价值的源泉就消失了,李嘉图的整个理论本家的劳动。这样,也就瓦解了……可见,库洛赫先生一开头是在使李嘉图理论贯彻到底的外表下破坏这个理论……他无耻地从李嘉图投奔到马尔萨斯那里去了,——按照马尔萨斯的学说,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买到的劳动量,这个劳动量必须始终大于商品包含的劳动量。麦克库洛赫和马尔萨斯的区别仅仅在于,马尔萨斯把这一点按其本来面目,即把它作为李嘉图的对立面说出来,而库洛赫先生却以一种使李嘉图理论失去意义的表面的彻底性(即彻底的浅薄无知)采用李嘉图的说法,然后又采用这个对立面。因此,李嘉图学说的最内部的核心——在商品按其价值进行交换的基础上利润如何实现……对他来说这个核心是不存在的。既然交换价值……“事实上”总是大于实际价值,因为利润就建立在这个余额上(借“事实上”一词作了一个出色的对比和出色的分析)……所以,适用于“劳动”的,也适用于“其它任何商品”。换句话说,商品不仅同比它包含的劳动量大的直接劳动量相交换,而且同比它包含的劳动量大的其它商品中的物化劳动量相交换;这就是说,利润是“让渡利润”,这样,我们就又回到重商主义者那里去了。马尔萨斯直截了当地做出了这个结论。在库洛赫那里,这个结论则是不言自明的,不过他却把这妄称为李嘉图体系的发展。【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183-186页】

  《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那一节内容,以史的笔调整体展示了资产阶级物象法工作思路。这其实是资产阶级工作者以他们的眼界本能地从历史现象中汲取的思想看法。这种“方法论科学”的移植——从思想史到经济体系构筑——的是否成功以及方法本身的完善程度,就同时表明了麦克库洛赫之流的事业在多大的程度上能最终为现代的庸俗经济学家所继承。

  事实上,通过满足在思想史领域,资产阶级已经成功地持续不断进行着这种移植,建立了娴熟的移植技术,——由此所谓经济学方法论,就是科学哲学对于经济学的应用。移植过程是一项文献思想的教导过程,是彻底的解释学化,一步步地把黑格尔的主观逻辑庸俗化,并重新把康德引入进来,好像是,人们对于他们已经从事过的研究问题和采用的现在已明显过时了的方法(技术)完全地一无所知。一切都要重新来过一遍!把“平凡、陈旧和错误的东西”重新捡拾起来。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往往就在这方面与之媲美,进行“科学竞赛”,就有了抽象到具体的彻底解释学化的分析技术。出现了解释学对抗的现代经济分析中的特有景观:一方是直截了当的资产阶级的解释学方法——科学物象法,一方是以马克思主义方式工作模拟出来的解释学方法——科学抽象法,彼此分立,互不认同对方,成为“争战的”两个阵营和学派,却又神奇般地实际共享同一种技术——解释学。这就造成了教科书的固有的特点:知识论构筑和认识论宣扬,各为其主,各自捉对厮杀。然而,这是表面上的空前繁荣——仅仅以数以亿万计的论文传播非批判性的文献综述类型的经济思想史的繁荣,并且,这些繁荣景象仅仅以科学美容自己,如科学物象法的“实证科学+数学模型”,以及科学抽象法的“哲学科学+逻辑模型”,有价值的方法论科学的元素全部为哲学主义和科学主义所统辖。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抽象技术把自身打扮得庄重靓丽,但由于仍然恪守科学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的工作信条,就无法绕开知识论的运轴,到底不过是公式化的抽象方法的构筑体系。

  【注: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一句顺口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的实质内容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切入,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通过运用科学抽象法,最终达到了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说明目的。】

  其信奉范畴体系的构筑方法,但就为体系而体系这一点而言,到底也不会比科学物象法要好上多少。而说穿了,某种程度上,它们愿望相同,都为知识论而工作,内心怀有的科学想望均围绕知识而运转,但是这样一来,非批判的知识论和批判的知识论就必须被同等地位地称作“知识论”。在后一种场合,我们的社会主义者考茨基就不可避免地有了工作幻觉,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问题上,同样会跌入“资产阶级文献综述”的窠臼。

  (八)

  考茨基持有工作幻觉的依据是,从实际的认识生产的进程看,资产阶级的思想真值和思想假值毕竟是共存着的。这样,历史部分的逻辑就一直备受争议。可归纳出这么几个主要问题:(1)马克思为什么要单独和先行写作“历史批判部分”?(2)由第一个问题必然引出的思考是,历史部分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换言之,意在追问《资本论》第四卷到底有无独立逻辑?(3)由之必然归结的一个问题是,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关系究竟为何?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在这些争议中,考茨基很明显地站在了持否定性意见的一方。但是,为什么考茨基是错的呢?

  第一个争议逻辑:考茨基事实上认为(许多批评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如此认为),“之所以必须把历史地批判性的研究工作当作马克思创立经济学说的起点,这也许是因为理论及其所根据的前提需要通过理论的历史再现来加以验证。”而针对“考茨基认为《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使命在于提高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实际上是抹杀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的、而且正好是在《剩余价值学说史》里鲜明地表现出来的革命变革”,卢森堡反驳说,不能“同意考茨基的乐观主义的意见”,“他现在期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转向更深刻地和更有效地研究各个古典学派”,而“马克思的新著作,以其全部伟大意义和革命精神,只能从战斗中的无产阶级身上取得生命力。”【注:维哥德斯基:《〈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的地位》,何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第55-72页】

  依据第二个争议逻辑:考茨基顺理成章地推论出,“这样做,全书的重要部分,必须重新改作。”【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编者序】

  以致可以说,“在形式上,它们是一个完整的全体。”【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编者序】

  考茨基工作的自然结果是从现成性上利用马克思的材料,将其编成一部“独立性著作”。但是,“《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结构同《资本论》前三卷的结构只在基本上是相同的。实际上,《资本论》第一卷所研究的问题不仅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而且在第二卷、第三卷里都得到了反映……最后,不论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第二卷或第三卷里,都可以看到与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再生产有关的一些材料。”因此,“如果马克思著作的历史部分的内在结构方面不是基本上再现他的理论部分的结构,那上述情况就不可能达到。”【注:维哥德斯基:《〈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的地位》,何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第73-74页】

  对于第三个争议逻辑,考茨基的意见无疑是终局性的。即根据马克思所写出并遗留下来的《剩余价值理论》历史材料,无论如何,不能作为“《资本论》第四卷”来安排:它们是作为与理论部分平行的写作——理论史,从而只能当作“剩余价值学说史”来安排。考茨基诚恳地认识到:“在这个著作的整理工作上,我越是向前进,我越是明白,要照恩格斯的预期,把它编成《资本论》第四卷,是我的能力办不成的。”因此,考茨基的总的看法是:“理论的历史发展的叙述,在这里,是全然放在一个特殊理论及其展开的批判后面了。”【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编者序】

  考茨基的错误在于:第一,不了解第四卷实践的逻辑是范畴发生的认识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它使认识范畴的生产实践化,在思想领域贯彻认识由历史生产的原则。考茨基混同了理论部分、历史部分的不同的写作性质和与之契合的不同的工作批判性质;据此错误认为,历史部分绝对被动地契合于理论部分,将历史部分在工作简化的意义上降低为理论部分的附录,在写作目的上则矮化成简单为理论“思想寻根”。考茨基认为,编出剩余价值学说史纯粹为了寻求理论史上的连续结构,是马克思向古典学派的“致敬”,而否认马克思之于他们的思想上的革命性断裂。

  【注:出于谦逊的工作态度和对思想事实的尊重,马克思本人时常这么说话,例如自称是李嘉图的学生,说自己的价值论思想来源于斯密和李嘉图,甚至说他们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认识,等等。其实,这也是将先驱者们视作历史路标人物,从而直接作为“历史代言人”的需要。关于这些认识,我们可以在这里多说两句。古典学派一直不能摆正分工和交换的关系,例如,斯密重视的是交换,而李嘉图重视的是客观的分工即劳动和生产。在这一点上,他俩是对立的,“亚当•斯密宣布劳动一般……在谈到细节时总是摇摆不定,把社会过程在不等劳动间强制实行的客观的均等化,误认为是个人劳动的主观的权利平等。他力图用分工来说明实在劳动之转化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即转化为资产阶级劳动的基本形式。认为私人交换以分工为前提固然是对的,但是认为分工以私人交换为前提就错了。例如在秘鲁人中曾有过非常发达的分工,但是并没有私人交换,产品并没有作为商品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第453-454页)另外,李嘉图不懂得正是私人交换导致分工成为特定的社会分工形式,所谓:“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89页)如此才有马克思的以下说法:“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资本论》第1卷,2004,第55-56页)】

  进一步为了表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是在空地上生长出来的,它克服了那些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困惑不解的矛盾,它解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注:维哥德斯基:《〈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的地位》,何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第72页】

  因此,尽管考茨基懂得发生学,可那毕竟是历史进化论工作意蕴的,而且深受达尔文主义束缚。他最终不懂得《资本论》逻辑在怎样的意义上是属于“发生学的”。尽管写有《唯物主义历史观》皇皇巨著,但最终没有能懂得如何以认识发生学把脉历史;由于不懂得一切存在究竟如何从它们自身的规定中生长起来,乃至不懂得社会究竟如何从历史中生长起来,使这位马克思的学生真正面对马克思的手稿时很是犯难,缺乏对《资本论》进行审读的能力,也就不能够领略到历史部分深层的逻辑意蕴。

  第二,错误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之根”在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如此,马克思经济学被强迫地和它之前的经济学一致起来了,并在历史方面(直至在认识方面)获得统一性。这是在寻找物质(生产力)拜物教的根据吗?“请把这种‘理想主义’同李嘉图的理论在‘这个不可相信的修鞋匠’麦克库洛赫的著作中变成的粗野的物质拜物教比较一下,在他的著作中,不仅人和动物的区别不见了,甚至连生物和物之间的区别也不见了。让人们还去说什么在崇高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唯灵论面前,无产阶级反对派所鼓吹的只是以满足鄙俗的需要为目的的粗野的唯物主义吧!”【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294页】

  这其实是考茨基字典里的认识机理——理论发生的认识机理:抹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成了的、而且正好是在《剩余价值理论》里表现出来的鲜明性思想认识变革。通过将历史部分处理成历史上的一脉相承的文献,从而也就可以从古典学派有价值的思想发展中再现出马克思的思想。这是“古典再现”意义的经济思想再造工程,是古典思想自身的发展,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应该感谢马克思,是他帮助了资产阶级进行的理论改造,发展出对于他们而言原本是需要的正确性认识。这只是考茨基的一厢情愿的工作想法。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这当然意味着“真正的认识革命”完成。

  对单纯的社会主义者或作为李嘉图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则整体表现出对于李嘉图的误解、对于李嘉图理论的反对以及对于理论本身的误解。比如莱文斯顿,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抗形式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由此产生对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否定态度。甚至霍吉斯金也是如此。“莱文斯顿和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作者一样,表现为一个禁欲主义者。在这里,他本身又是为政治经济学家的概念所束缚。没有资本,没有财产,工人消费的必需品便会生产得极其丰富,但不会有奢侈品的生产。”但是,只有把资本看作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可见,“霍吉斯金的错误在于:在研究资本的生产性时,他没有区别在什么程度上涉及到使用价值的生产,在什么程度上涉及到交换价值的生产。”【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286-294页】

  应该说,“李嘉图的理论在它自己的前提基础上产生的对立面具有如下特点:政治经济学,随着它的不断发展,——这种发展,就基本原则来说……越来越明确地把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唯一要素和使用价值的唯一[积极的]创造者,把生产力的发展说成是实际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而把劳动生产力的尽可能快的发展说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在它证明价值规律既不受土地所有权也不受资本积累等等的破坏的时候,其实只是企图把一切和这种见解矛盾或似乎矛盾的现象从理论中排除出去。”进一步,“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视野的局限,他们把社会劳动在这里借以表现的对立形式说成和摆脱了上述对立的这一劳动本身一样是必然的。这样,他们一方面把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和劳动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又把同样绝对意义上的资本,把工人的贫困和不劳动者的财富同时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动而毫不觉察。”于是,“‘劳动,或者说,资本’——在李嘉图的这种说法中,矛盾本身以及把这种矛盾当作等同的东西说出来的那种天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因此,“这实际上是从李嘉图的观点,从李嘉图自己的前提出发来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一切著作的最后的话。”【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284-286页】

  犹如李嘉图不懂得他的体系中的资本和劳动等同,同样,考茨基也不会懂得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说到底,“古典再现”不外乎是那些试图无条件地追随李嘉图的社会主义学派的一些幼稚想法。他们不懂得李嘉图的理论事实上已经毫不留情地描述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导致的现实矛盾。“既然这些矛盾在李嘉图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得到了理论上中肯的、尽管是无意识的表现,那么,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思想家抓住了在理论上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的矛盾,是十分自然的。”【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285页】

  因此进一步,尽管他们决没有把资本主义看作永恒的关系,并且也“把资本作为特殊的生产关系来描述”,不过按其内心的善良的愿望,仍需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观同关于资本只是“积累的储备”的资产阶级拜物教观点结合起来,——“在这里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这门实际科学是怎样结束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被看作仅仅是历史的关系,它们将导致更高级的关系,在那里,那种成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基础的对抗就会消失。”【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472-474页】

  在这里,考茨基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像琼斯和蒲鲁东一样,“一般说来,他的批判是幼稚的”,实际上,“他甚至根本没有掌握他要批判的那门科学的基本要素。”因此,考茨基在面对真正的庸俗经济学家时不仅显得异常地肤浅,甚至连资产阶级理论家也不如(像路德,就比蒲鲁东站得高、看得远)。以至于仅能做到这一步:“既能说明庸俗经济学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的,也能说明肤浅的社会主义……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攻击这些范畴的。”【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581页】

  因此,考茨基实际上只晓得一点:马克思“提示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全部发展,一直到那和他自己结合着的点”,即“在那里,琼斯完了,马克思进来了。”【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编者序】

  第三,不能认识到历史部分与理论部分乃是在深层逻辑的结构层面上进行“互现”,而以理论部分的整体逻辑性为要求拒绝承认历史部分的“独立逻辑”地位,复又以所谓文献逻辑的独立性的借口,实质取消了历史部分工作逻辑之特殊性。通过这些手法,历史文献部分似乎“名”符其“实”了,成为关于历史文献的既受约束,又不受约束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作体系。总之,考茨基就是希望将“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材料,建立为类似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历史方面的“教科书”那样纯粹的理论认识体系。考茨基决不能明白:“《资本论》的历史部分是从逻辑方面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同时也是整个研究的起点……所以说,《剩余价值学说史》结构的特点是:马克思的历史批判性的分析同理论研究在这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弄清楚这一点,使我们有理由说:“《剩余价值学说史》绝不是经济学历史方面的教科书。”【注:维哥德斯基:《〈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的地位》,何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第77页】

  (九)

  《资本论》第四卷作为独立逻辑安排,它与理论部分一起形成结构上的辉煌。作为全书总括,与理论部分并列形成篇章上的独立性,乃是为着一个总的工作目标:范畴生产。这个目标是执行特殊批判的需要。它由认识批判始发,由历史所生发,尔后千年长城、万里河堤,完结总的范畴生产规划,贯彻于总体认识中,最后完竣了总体理论构建。贯穿线索是语言生产和范畴批判。

  在谈到《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动机时,马克思本人确实说过:要创立历史法庭,对每个人论功行赏。《资本论》中所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利益关系的承担者。由此,《剩余价值理论》是整体生产资本范畴的认识批判体系,反过来,这种认识规定必然涵容在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中。这构成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通力写作的需要。而通过对于资本对象的长期理论与现实观察,马克思才得以最终认识范畴生产的这个奥妙,发现它的历史生理结构。

  固然,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里,也和在资本家的头脑里一样,这些物在同劳动的关系上所采取的一定的社会形式,是和它们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的实际特性交织在一起,并且彼此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们一到着手分析劳动过程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资本”这个用语完全抛开,而去谈论……物的条件同劳动的关系;劳动本身在这里表现为支配它们的活动。在这方面绝对没有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只有人类合乎目的的活动在再生产过程中同它自己的产品的关系。它们仍然是劳动产品,仍然不过是劳动自由支配的对象。它们只是表示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的范围内,劳动把它本身所创造的,至少是在这种形式上所创造的物的世界占为己有;但是,除了表示活动必须和它的材料相适应外,它们决不表示这些物对劳动的任何其它支配权,否则它就不是合乎目的的活动,就不是劳动了。只有把资本看作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但是如果这样来看资本,那么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就会立刻显露出来,对这种关系的一般认识,是同它的继续不断的存在不兼容的,这种关系本身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成是这样一种关系,因为他们不敢承认它的相对性质,也不理解这种性质;相反,他们只是从理论上反映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所束缚的、受资本主义生产支配的、同资本主义生产有利害关系的实业家们的观念……既然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描述成永恒的生产关系,他们就把资本归结为劳动对它的物质条件的一般关系,这种一般关系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并不包含资本的特殊性质……政治经济学家们经常把这些物借以表现为资本的一定的特殊形式同它们作为物以及作为一切劳动过程的简单因素的属性混为一谈。作为“劳动的使用者”的资本所含的奥妙,他们却没有说明,他们只是不断无意识地把这种奥妙说成是某种同资本的物的性质不可分离的东西。【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291-292页】

  《资本论》研究线路无疑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构造整体树立了工作典范——方法论科学和认识论科学的统一,因为这样能确保彻底看清资产阶级的认识拜物教,不管其是三位一体,或是四位一体(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虚拟-预期收入),亦不管其是物象的生产关系的构造,或是物象的交换关系的构造的公式。这样,迫使理论家们来到一个决战场所——阶级。《资本家》全书都是关于阶级实践科学的。这难道还需要作过多的说明吗?第一,阶级是与供求分析无关的,——这里没有通常那种纯粹现象学上的工作要求;第二,难道阶级关系的本身可以同样被物象(化)吗?第三,阶级不过是坚持把生产关系看作历史的规定,它本身一定会被抛弃。

  关于阶级理论科学,马克思恰当地留下工作沉默。对于第一项实践内容,后来的整个新古典经济学所执行的路线不过就是使阶级与供求分析“有关”。

  【注:《资本论》是对人类社会阶级关系的最后结果的分析,因此以《阶级》为理论大结局。要之,它又是对经济形态运动的多重系统分析,是对构造本身成因的分析。】

  对于第二项实践内容,我们必须谨防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化的工作努力,约翰•E•罗默是尤其值得重视和予以批判的代表人物,尽管他的工作从整体上看完全无效,并且是彻底失败了的,但他所造成的影响是久远的;对于第三项实践内容,人们则注定要追问: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所发生的冲突究竟与各种阶级结构的历史形式有怎样的关联,又怎样与阶级的消灭发生联系?别无选择,马克思最后留下《阶级》未完稿:

  我们知道《资本论》第三卷是怎样结束的:一个标题《社会各阶级》,只有二十行,然后就是沉默。【注: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226页】

  毕竟,《资本论》并非说明了全部的阶级实践,马克思不断努力,打破现有资产阶级理论的总界限,目的是等到客观材料的备齐,而总能使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保持一致。因为,就批判的本性而言,其本身就要求这么做。

  (1)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第二册和第三册)。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完全撇开其它各种正在变化着的情况不谈,这很容易用下列事实来解释: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至今几乎已经持续5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因此,必须注视目前的进展,直到情况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2)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再指出一点:要找出在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真正的共同之处是不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633-637页】

  【附识】资本认识史指向的是“批判行动”,即全面地认识批判。行动理论在意蕴与模式上和标准的社会学理论相比,特质规定是丰富的总体与阶级实践工作内涵。此种研究具象出“实践态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之工作路径类似但内涵逻辑殊异的是哈贝马斯努力建构的“交往行动的理论”。后者与经济学上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废墟相类似,其带来了哲学上的“科斯问题”:践行“非批判实证主义”,试图从行动图型上抹掉“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构造。但这样的话,客体批判与主体批判的界限即被模糊了,且是对行动与理论统一关系的严重背离。与之不同,《资本论》中的行动是“总财产关系”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行动与自我认识(规定)。这种认识能动性和所有制的自我批判功能是内在一致的,由此让我们体会到认识生产对于历史本身的依归性。

  更多参考:

  七张图看懂《资本论》——《资本论》思维导图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5166870211678606&wfr=spider&for=pc

  【判语•四维词】“流水春去,天上人间,可怜无悔!会通旨意,志标隽史,客体批判终归识。说什么心智地图,原是虚泛物质。讲什么三维构造,纵然人物价值,枉自虚置。昭示依谁人?宝玉循于精神,宫闱慵缺侍卫,花间遁走云泥。约重来,因亡果散,可怜无意!各奔腾。景象尽显,个性淋漓,劫数千重!阅尽空灵去,端倪相思罢,早寻归期。”

  【作者: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本文系《保卫资本论》第十六章,修订版2017,第446-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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