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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保卫资本论》——认识发生学(上)

2019-12-09 14:44:54  来源: 察网   作者:许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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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保卫资本论》:认识发生学(上)

  月移花影约重来 ——题引

  【特别提示】首版此章附有副标题“资本主义的认识·主观逻辑发展”。在学科方法上,此即“全面地批判”。这是说明“资本认识形式”的重要篇幅。前期我们贴出了相关成果,后续的结论还将陆续公布,敬请关注!

  楔子

  (一)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具有号召革命的魔力。在一定的程度上,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我们的看法而言,马克思并不是一位十足的政治活动家。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目光犀利的经济思想家,或许他是有史以来最值得关注的资本主义动力的分析家……在世界伟大思想家的行列里,马克思毫无疑问是隶属其中的成员,然而他的适当的地位是历史学家。更确切地说,俯瞰整个社会学、哲学,当然也包括经济学的思想史,马克思都处于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确是一个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的人,包括历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经济学的……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确实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感受到他的影响。(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和莱斯特·瑟罗:《经济学的秘密》)

  (二)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曰:“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马克思在《导言》中有云:

  【“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

  平心而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从讨论“正常的儿童”开始,——但是,如果有人竟以此抵制对于“早熟的儿童”的研究,就奇怪了。又之,人们总把历史简单等同为过去。于是,历史决定论者为了很方便地解释现实、预测未来,就来主张单纯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可笑认识。过去、现在、未来在科学上只能用存在者形成,并从认识上能够把握住的存在者的典型发展来予以限定和表征。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存在者的时间态、空间态的规定进行总体揭示,遂寻求到运动规律和认识规律的统一性,完竣了由恩格斯廓清的唯物主义之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规定性)。“现在”可能是语言生产的起点,但语言早已存在于“过去”,“未来”则属于特定语言或范畴的覆灭之发展时期。因此在存在者存续的生命周期内,语言和语言生产是客观的,是一种思维工作形式,围绕这个存在者发展规定的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实际上是工作统一的。范畴有社会效力、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和认识形式,这是所谓范畴或认识之“客观性”。另外,语言或认识生产本身必然是“主观性”知识,因为不仅存在者的发展随时间状况和空间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具有越来越丰富和具体的规定,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不同存在者类型之间的“知识”必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我们可以据此说明:马克思对协作的语言生产实际从机器和大工业开始,最后追溯到它的始源性的语言——协作(简单或单纯协作)。协作的发展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向上协力进行的,它们齐头并进地发展;机器协作后来以进一步的覆灭工作形态,即金融工厂的社会劳动协作而历史告终。可见,机器协作就代表了劳动协作的一种典型的主观知识,即劳动非合作,显然和劳动合作的主观知识相对而言,它们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主体发展类型和认知形态。马克思对价值形式和生产价格形式的研究也莫不如此。一般价值形式指示了价值形式的现实规定。货币形式之成为一般价值形式的工作替换形态,则揭明一般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必将为新的价值形式(资本形式)进一步历史替换,这是通过价值(形式)工作内容的彻底更新这种发展方式达到的。同样的道理,在一般生产价格形式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它的虚拟工作形态,将有助于澄清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价格形式在其覆灭的发展时期的全部真相。(本书作者)

  (三)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辨於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管子:《管子·乘马》)

  (四)

  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把研究中的历史方面作为自己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创立政治经济学第一个真正科学历史的功劳,应属于马克思。而且,马克思的创造性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制定经济科学的历史在他那里始终同创立自己的理论相并行,构成科学研究的统一过程……因此,政治经济学史可以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反面。它必然存在于马克思经济研究的一切阶段上,既是这种研究的起点,又是这种研究的结果。(В.С.维戈茨基:《〈资本论〉创作史》)

  (五)

  要是老黑格尔有在天之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Sundre,Besondre[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Sondereigen[私人财产],那他会说什么呢?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马克思:《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

  (六)

  若站在纯粹技术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低估意识形态),马克思《资本论》不啻对资本主义的当头棒喝、喻世警钟,这洋洋三巨册的经济巨著,再加以另外洋洋三巨册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是把反资本主义的理论写得无可复加,再加以《共产党宣言》指斥小资产阶级不仁不义,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无可衡量。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直接行动外,我们无法否认,以上这些著作总带有挑战性的威胁,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的改革仍有激励的功效。(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七)

  斯密氏生财三物,曰地、曰力、曰母财。地,或曰业场。斯密氏此篇,斟酌于庸赢消长之间,其言民生所以因之为舒戚者,可谓备矣。顾不兼业场而言,则犹未尽也。盖不兼业场之广狭而言之,则物产之所分,役财与出力二者,若常有相轧之势。庸厚,则赢薄;赢巨,则庸微。不能两利而俱存也。而有用力同用财同,在此则庸赢并劣,在彼则庸赢俱优者,无他,业场之广狭异也。今若取母财、力役、业场三者优绌之间较而论之,则民生不同,可分为四境焉:一、使其国母财富于力役,而业场甚广,母财尚不足以尽之。如是者,其庸赢并优。此美利坚之事然也。二、使其国母财富于力役,而业场狭,则其庸率大而赢率微。此凡国兵燹饥凶之余,每如此者。然以蕃息之例之行,此境不能久也。三、使其国母财不足养其力役,而亦不副其业场,则庸率至微而赢率至大。中国今日之事正如此。其在往日,印度已然。故英人得之,国以巨富。四、使其国母财不足养其力役,而业场又狭,不足尽其母财。如此者则庸赢并微。五十年以前荷兰、义大里皆如此矣。此 地、力、母三物不同,相互为变之略也。(严复:《原富》按语)

  (八)

  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劳动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相伴随……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首先,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古典派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其浪漫派的经济学家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其次,人道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最后,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九)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十)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点对于思维在经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因为,首先,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十一)

  为了唤起大家共同向这方面努力的注意,我曾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词来。我无意像一般庸俗者一样,要建一个什么学派,而且这个学派也不是用名词建立起来的。(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

  范畴史I

  对马克思要表达的“特殊知识论”而言,价值作为商品的认识范畴,而剩余价值作为资本的认识范畴。但这已经不是什么先验的工作命题,而是商品生产自身的实践议题。

  【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表现为根据某些理论原则展开由低级到高级有许多等级的概念体系的过程,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以理论研究中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所有的新层次的形成为前提。在‘简单’而富有内容的知识后面应当是更复杂、更具体、更丰富的知识。最初的抽象变为具体的规定。很明显,上述理论的出路是展开尔后理论的理论前提。它们是被包括在知识发展过程本身之中的。”(施韦廖夫:《<资本论>的逻辑》,易杰雄译,《哲学译丛》1990年第4期)可是王亚南要说:“我们且从研究的角度,看看它有哪些过程。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关系是客观地存在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的发展过程,这是出发点,是我们研究的起点,这是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和哲学、社会、历史学者并不把它看为是辩证发展的,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这么看,这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反映论或认识论上便是唯物史观,这是二。关于自然的认识论、反映论,是建立在现代各种科学的发现发明上,而认识反映社会存在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则还有待于在理论上加以科学的论证。《资本论》就是做的这个工作,马克思在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首先就是应用辩证方法,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当作辩证发展关系来处理,并且依据辩证方法,或在这个总的方法指导下,分别依不同的对象,应用各种不同的逻辑方法,这是三。当马克思已经完成了他的《资本论》的研究工作,把唯物史观的科学假设变成了科学的时候,客观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关系便在《资本论》中完全正确地得到反映,这是四。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把这四个过程或关节区别开,不要以为认识论与方法论是统一的,就把二、三两个过程混起来,那么一来,许多看法就会不一样了。”(《再论<资本论>的方法》,《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

  “价值范畴的中心地位是一个本体论的事实,而并不是某种作为纯粹理论的甚至逻辑的演绎的出发点的‘公理’。但是,一旦这种本体论的事实性被认识,它就自动地超越了它的纯粹的事实性。对它的理论分析表明,它是任何社会现实的最重要倾向的焦点。”【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671页】

  可见,“贝利和他的前辈一样,抓住李嘉图把价值和费用价格混淆起来这一点来证明,价值不是由劳动决定的,因为费用价格同价值相偏离。用这一点反对李嘉图的[把价值和费用价格]等同是完全正确的,但用来反对[价值决定于劳动的]论点本身则是不正确的……他强调生产费用是‘价值’的主要原因,因而是价值的主要要素。但是,他像李嘉图以后的其它作者一样,正确地指出,生产费用概念本身有不同的含义。最后他本人宣称,他同意托伦斯的价值由预付资本决定的观点,这个观点对费用价格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它不从价值本身的发展得出,也就是说,如果想由更发达的关系,即由资本的价值得出商品的价值,而不是相反,那是毫无意义的。”【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178-179页】

  (一)

  完成了理论部分的工作,这里可以予以小结:

  1.《1866年10月13日致库格曼》中,马克思写到:现在看来,《资本论》“总共可能有三卷”,“这就是说,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 总过程的形成。第四册 理论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第575页】

  学术界一直未能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说的再清楚不过:“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即总过程的形成)。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作为社会运动形态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方法,作为资本生产的历史骨架的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运动骨骼”。

  2.骨骼有了,那么骨骼的血肉,就是运动中的实在规定,就是社会内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物质生产上的规定,因此为了说明这些规定,必须先说明社会再生产的历史发生和形成。首先是实体关系的发生。意味着它们不能作为并列的构筑元素来逐一描述,与此相反,出发点应锁定为总体(有机整体)的运动,即“作为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这其实是提出“社会存在者”。社会内容的抽象(规定)是生产关系,具体(规定)是交换关系。推广开来,每一存在者方面都是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并且,抽象存在者和具体存在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我们提到过,“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作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这些阶段互相产生”,这是极其荒谬的,单纯的逻辑顺序和运动只能“实现着无人身的人类理性”。实际上,“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所以,“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问题是,这位哲学家先生坚持以如此方式“告诉我们,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141页】

  3.社会生产方式是历时、共时统一,——不像资产阶级的资源配置单纯实现理性的统一,相应,包括有生产关系运动和交换关系运动。资产阶级工作者特别是新古典学家,坚持将社会内容同样视作“无人身的理性”,变成物象的生产技术关系和物象的效用偏好关系。使用价值,在它这里:一方面是生产物质财富的基本要素,一方面则是消费要素——生产效用的基本要素。因此,在分析商品时,即便在谈论它的使用价值时,立即就联系到了资本,这纯粹是荒唐的事情。它论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抽象使用价值,当作科学物象——关于理性的知识,却没有说明它们历史的起源,“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运动,既然我们只想把这些范畴看作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能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所以,“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就是说,没有说明关系是怎样产生的,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但是,“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逐步抽掉构成某座房屋个性的一切,抽掉构成这座房屋的材料和这座房屋特有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这用得着奇怪吗?用这种方法……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结局还须问吗?他们必定如此,他们别无选择。如果把新古典学家比作“哲学家先生”,那么我们必须补充说,“哲学家和基督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有一个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则有无数化身。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137-139页】

  4.生产关系是运动(结构)的里层,交换关系运动是运动(结构)的表层。但是,这些运动不是抽象到具体(规定),——“我们谈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蒲鲁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这位哲学家先生坚持说:

  【“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141页】

  与之相反,它们作为存在者形成“一个运动整体”。毕竟,分配关系只有同时作为交换关系中的实在和生产关系中的实在,才是真实的规定,才能导引生产和消费的真实关系,引导我们认识它们的内在矛盾性。

  5.现在谈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流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活的发展。起点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我们知道,这是法文版的题名。从企业生产与市场交换交互作用关系发轫。所以,直接生产归结于:剩余价值生产-资本积累过程,从转化史中生发出来。这就是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中的总体生产关系的运动,产生特殊的交换关系运动——资本生产和商品生产的交换关系很不相同。问题重新引了回来:为了追溯特殊资本关系,首先必须追溯历史交换关系,追溯商品交换关系;而为了追溯商品交换关系,其次必须追溯商品生产本身,即追溯包含在商品中的生产关系规定。这好像是“溯因”求果,好像是“批判实在论”——本体论和本质主义的。即认为,“科学的真正目标恰恰在于揭示深层的因果关系,唯有它才是可变事件背后的基础并最终产生现象的规则。”并且需要增加一种“特殊社会本体论”,从而确定这一认识:“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目标是确认所观察事件背后的深层结构和根本的因果力,而决不限于发现经验事件表层的‘恒常关联性’。”【注: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译者序】

  溯因链条是: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流通过程→货币或商品流通过程→商品交换→商品生产。然后,叙述顺序相应是予以倒置。这引致一种工作批评:“劳动价值论不应该是一种在本质上是量的、植根于演绎的理论化方法,因为它缺乏阐释力,这种理论最终导向毫无意义。相反的,劳动价值论本质上应该是一种质的,植根于因果阐释的理论化方法。”然而,“一旦……劳动价值论的某些定量学说也显示为‘游戏’模型,很容易看出某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具有完全对等的方法。”所以“对于完美的精确而言”,它“是站不住脚的主张”,与之对立,“质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里被看作是(用批判实在论的术语来说)社会经济秩序的转变理论。”【注:弗利特伍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什么性质的理论——一个批判实在论者的探究》,载《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13-116页】

  在解释学上,这实际上是哲学主义(批判实在论)工作挑战科学主义(其理论化的方法是演绎主义的科学解释)。这种方法不能懂得研究对象结构的整体推进。

  6.资本的流通过程,从再生产规定发轫,从运动史中生发出来。表明生产关系是外化而生长的运动规定。进一步说明必须从生产关系(运动)中引出交换关系(运动)。资本的生活过程,从总过程规定发轫,从生活史中生发出来。在生产流通统一的规定上,说明资本主义生活现象,完结运动规律。在这里,生活总是安排在实体-形式的整体发展之上的。从而,既延续历史上的商品生产方式,又处理过渡性的处在转化形态的资本运动现象,最终凸显剩余价值生产的独特性社会特征,说明其严格意义的生活形式规律。由此引出生产价格范畴,在运动中同时说明货币制度的变迁。

  7.研究对象结构由运动和构造组成,因此,第一卷必须被处理成由时间规定领导的空间发展结构。这是产生“先验结构”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不断处在生成运动中,产生整体构造的转化运动,例如,价值(形式)→剩余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资本(形式)、市场价值(形式)→生产价格(形式)。其中,运动的前一项内容形成范畴史I;运动的后一项内容对应形成范畴史II。这些发展总体产生现实形式,使“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

  【注:读者已经看到,本书采用了通俗的工作形式表现逻辑范畴。如价值(形式):表示价值形式从价值规定中发展起来,或围绕价值进行的经济运动;货币(形式):表示作为价值的转化表现,并逐步发展起来,取得各种形式的规定的货币形式,或货币形式直接围绕货币规定进行运动;市场价值(形式):表示价值的转化形式和生活表现即市场价值,或市场价格围绕市场价值运转和波动;剩余价值(形式):分别表示剩余价值从价值和货币规定中发展起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相互推动,以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成长过程;资本(形式):表示资本(实体)从货币(实体)规定中发展起来,或资本形式以资本(实体)为运动地基的社会成长;生产价格(形式):分别表示价值的转化形式和资本主义的生活表现即生产价格,生产价格形式(市场生产价格的历史类型)的成长运动,以及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实体)运转和波动。当然,这仍旧限于形式上的称呼——从形式上统一时空的母子发展同构关系,实在的涵义应以准确把握商品生产发展进程的真实内涵逻辑为准。】

  (二)

  要之,所谓马克思的理论形式的声明,也绝不是意指他支持知识论的做法或基本赞同抽象到具体的程式。马克思所说“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并非别的什么东西,是在说研究对象的结构规定。因为研究对象是从对象中取出的,对象是生成性的,结构规定亦必是生成性规定。这其实是指客观批判的逻辑,即客观逻辑。主观始终无条件服从客观。马克思反复强调研究对象具有客观形式,是说对象(即生产关系)的客观发展逻辑。整个理论部分遵循时空叠合、经纬交叉的发展线索,可谓开合自如,翕辟成变。

  生产方式为“时”、为“经”,但不是神秘不变的实体,被马克思描绘成一舍故取新、变动不居的过程。其中涵容生产关系的基本运动体式。这彻底超越了历史经验主义,赋以实践化的行动主义内涵逻辑。“在极端的情况下,一般理论家只看到相似性,经验主义者只看到区别。问题在于,我们要建立适当的范畴和假设,使经验的和理论的工作都能够前进。仅仅钻研事实,在原则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问题是,一般性理论构建和经验主义都不可能为历史特性问题赢得适当荣誉。”【注: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33页】

  作为规避经验主义问题的有效途径,使得马克思必须要将历史看作由不同发展系统接替而成的社会-经济体系。某种程度上,它们均是有机的,不能用公式主义的办法在它们之间画出明显的界限或区分出完全不同的语言类型。关于这一点,事实上梅扎罗斯说的好:

  【“马克思分析的毋庸置疑的严密性(来源于他的范畴体系的有机联系),并不是一种‘理论实践’的形式上的特点,而是他改变整个社会客观结构形式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范畴并不是无时间性的哲学形式,而是存在形式,它凝聚了对社会的基本关系与规定的反映结果。准确地规定任何既定社会的理论特点的东西是它的占主导地位的客观范畴的特殊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许多范畴起源于不同的土壤,而且其中的一些范畴也一定会发展成为后资本主义的形式,但是,这正是资本、雇佣劳动、剩余价值、世界市场以及现代国家的特殊结合,它们一起证明了资本主义形态的历史特殊性。一些范畴用来跨越不同社会形式的边界的方法,展现了历史与超历史的客观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从不断的运动中“强调这些联系与规定有助于在理论上阐明社会进程的历史动力以及所有相关因素的客观结构特点”,并且,“这些相关因素共同构成了对所有范畴加以浓缩与反映的真实基础”,“因此,与演绎主义形成反差,与所有过去的本质概念和范畴的重要性形成反差,其实都不是重要的事情。”【注: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596-597页】

  因此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形成自我批判时,才能对以前的经济进行理解。因为,辩证法把运动本身的一切既成形式都看作过渡的形式。

  (1)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绝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的经济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23-24页】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一个体系,同时又不是一个体系,因为形成资产阶级社会总体的东西同样就是不断驱赶它的东西……社会主义不能安心满足于低级的研究论稿,而它把自身看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注:施密特:《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58页】

  马克思提出的“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统治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们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的规定,集中于对研究对象的规划。在这种规划下,能够展示发展规律=运动规律的工作内容,即“生产关系”。“至于马克思论述的推理特点——有人说:它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最不令人愉快的结合——这个问题涉及现实与理论框架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描述手法(以及他对黑格尔的肯定评价)偶尔可以带给人们一种严格的推理程序的印象。此外,从马克思绝对地肯定地关注基本矛盾与规定,关注正在起作用的所有社会关系,关注矛盾暴露的客观推动力,关注根据微妙的逻辑相关性的客观性来解释人类及其思想——固定在严格确定的物质基础范围内——等事实来看,事情已经进一步地复杂化了。但是,将集中在少数重要范畴——例如,资本、劳动、剩余价值、现代国家、世界市场等——基础上的必要联系进行有机的结合,并不意味着社会现实能够被自圆其说的推理所取代。当然,也不意味着一系列‘逻辑科学’的抽象范畴可以附加到现实的关系之上,正如黑格尔那里所发生的那样;也不意味着那些联系与相互派生是正式地(推理地、循环性地)建立在复杂的观念规定的神秘基础上的范畴……因此,关键性的问题是:资本的扩张过程能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结束;与之相伴随的是摧毁性的、反常的革命的结束,从而为一种无可指责的社会主义攻势开辟新的历史阶段。”“或者换一种方式说:资本现代化的可行——尽管决不能被耗尽——模式,既涉及它的直接出路问题,也涉及它获得新形式的能力问题,这些新形式能够在资本的极端的结构性规定和完整的历史界限内极大地延伸它的发展边界。当我们提醒自己今天——在马克思第一次清楚地表达其观点的150年之后——尽管离马克思当年并不十分遥远,但是资本世界仍然不能被视为一个全面扩张的、一体化的全球化体系的时候,上述问题的真正重要性变得日益明显。”【注: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596-599页】

  马克思的工作目的只在于: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洗礼——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更多地强调的《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即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工作者都是装有理论,即无产阶级理论的人,从而能够郑重向他们指明: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人们固然不能用法令取消它的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但是,能缩短妊娠期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恩格斯明确了马克思的特殊的寻找存在者的工作方式: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

  【注:《资本论》第2卷,2004,第21页】

  (三)

  “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空间实体”、为“纬”,很清楚,这一点在马克思的下属表达中得到突显:“Non,mon cher[不,我的亲爱的]!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因此还使自己的运动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失去意义的手段;由此巴枯宁先生便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最好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审判的到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1964,第701页】

  这一关系构造被第一卷叠合在整体的资本发生史中,被第二卷叠合在整体的资本运动史中,被第三卷叠合在整体的资本发生史中;分析的效果是由劳动价值论达成的,它包含了对这种构造地基的详尽说明的规定。《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理论形式被马克思最后确定为执行实践化批判功能的劳动理论和价值理论。这一理论形式突显了历史、逻辑的工作一致性。其带来了逻辑和表达上的便利,就像斯威齐盛赞的,“这种处理方式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使我们对于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资本主义有一个清楚的、首尾一贯的认识。”

  【注:斯威齐写道:“光是类比可能流于空泛。还是让我讲得更直接具体一些。粗略地说,《资本论》第一卷的前两篇加上第三篇前三章的大部分内容(约占第一卷篇幅的四分之一)主要是定性的,也就是说集中在确定和阐明一般商品社会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关系。在此之后,包括第二卷和第三卷,更偏重于将这些关系定量化,或者说偏重于阐述表现这些关系的经济变量及其相互联系。纵观全书,整个论证都是依据价值论进行的,并且无意在价值的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划上一条明显的界限。对于马克思,定性渗透于定量,而定量表现出定性。”所以能够结论说,“即马克思通过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价值论,清晰地阐明了在他身后的理论家们都无法看清的资本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与危机》,载《价值问题的论战》,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13-14页)】

  马克思以后,劳动价值论具有两种不良的发展倾向:数学化和解释学化。数学化的始作俑者是新李嘉图主义,后来积极跟进者甚众,简直说不可枚举。解释学化是一股后马克思的思潮,中经第二国际经典作家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批判以后逐渐形成,属于马克思主义内部主流派。

  【注:例如,阿尔都塞这样说,“我所说的解释是认真的和有系统的解释,是建立在真正有哲学、认识论和历史知识基础上的解释,是依靠严格的阅读方法的解释。”(《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21页)也同时带来了逻辑霸权主义,犹如伊林柯夫指出:“因此,要证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研究事实的方法是正确的,是不能依据研究材料的进程在历史上所经历的顺序的。这种方法所反映的是客观上正确的,同对象相符合的认识在理论家的意识里凝固下来时所形成的那种顺序,而不是现实的某些方面由于某种原因而唤起理论家注意并进入科学视野所形成的那种顺序。”原因据说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反映科学认识发展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通过大量偶然地、歧路、常常是理论家自己也不知道的迂回路径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所以,在科学发展上的表面上(即在理论家本身的意识里),这种规律是不那么容易被发现的。这种规律可能很长时间完全不为理论家所认识,可能出现在使这种规律无法被认清的形式上。”(《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13页)】

  中国学界目前正盛行此种流派。西方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主要选择此两种路径进行,或展开瓦解的工作,或予以彻底的否定。以萨缪尔森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为例,其攻击对象实际全面牵涉到了数理学派和解释学派:所谓“数学谬误”和“本质主义的解释谬误”。可见,劳动价值论发展已严重背离了马克思本人的工作路线。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路线只能被恰当地工作命名为“历史化”,尽管它的“化”字后缀并不意味对定量的劳动价值论分析和适当的解释工作进行排斥。这是历史“化”逻辑的过程。逻辑霸权主义径直把表述研究对象结构的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个人的专属商标,认为它更多地来自马克思对现实高度抽象的思辨和内省,在这样的解读下,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高度自洽的,是“分析的”,而不是“经验的”。而这样一来,“历史化”确实能够恰当地禁止“逻辑化”,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工作主张。

  (四)

  《资本论》逻辑诞生于主观批判(起步)→客观批判(构建)→社会客观批判(包括了主观批判的复归)这样的工作进路。内生在三次创业历程中。三次创业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工作接续的探索之旅。由于第一个探索之旅的工作结晶,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工作启航于1850年代初至中期。著名文献代表是《1850-1853年伦敦笔记》,这也是系统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以来的马克思的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作底稿。仅在这部文献中,马克思就撰写有货币和货币理论争议以及价值、利润、工资等问题和相关地租的摘录资料,——以李嘉图为中心;以及关于工人状况的研究、农业问题、殖民体系问题、自然科技问题、历史和经济史,关于银行问题、妇女问题、文化史、伦理史、外交政策,等等。之后,他还撰写例如像《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未完成,只发表了导言)之类的历史作品。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有较详细的交代,“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34页】

  成果完结在1857-1858年间撰写的手稿中。真正前提是1857-1858年手稿。从1844年手稿到1857-1858年手稿,始点和归宿点各自均是庞大写作群,同时是孕育哲学-经济学批判的文献(发展)结构,密织出主观批判的总规定。【注:与1844年手稿对应和与之类似,事实上,也存有1857-1858年手稿这么一个广泛的文本工作体系。广义的1857-1858年手稿系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做准备的文献群。除主体内容《大纲》(我国习惯称之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外,在宽口径上亦包括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后者实际写于1858年。】

  它打破了哲学-经济学认识互译,将方法论带入实践议程,锁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质性的原生地。【注:学科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导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的基础是从唯物主义即肯定存在的客观性,到辩证唯物主义即肯定存在者(一切东西都是长出来的),到历史唯物主义即肯定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和生成性(社会也是长出来的)的发展,学科方法则是历史的实践的批判方法工作性质,即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

  《1858年11月22日致拉萨尔》中,马克思写明自己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只是写出平素的风格,“1.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2.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167页】

  据此,“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序言》中,马克思冒着风险提出了关于社会形态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性的观念。阶级斗争就植根在这样的基础中,它造成了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直接受剥削的工人的对立。”【注:《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237页】

  工作路线和转换过程是经济史上的结构→经济史、思想史、学科方法论的共构→经济思想史的批判性转入。从中可概括出彼此联系的逻辑(工作)链条:认识I——历史I——认识I;认识II——历史II——认识II。前一方面是一般思想史结构:出发点的认识I落在一般哲学领域,工作过程依托于全体历史领域——自然史和人类史,作为回归的认识I是历史哲学域内的认识批判事件。后一方面是经济思想史结构:出发点的认识II落在经济思想领域,工作过程依托于人类史(发展)过程——同时是世界历史的生成运动,作为回归的认识II则是经济理论域内的认识批判事件。显然,这打破了马克思早年研究中“双面的”(哲学-经济学)研究性质和工作结合体式。目的在于工作执行主观批判,实现从经济领域中寻找资本的瓦解逻辑。

  这是实质性的逻辑与历史一致工作的起步。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这些研究,指出: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43页】

  恩格斯指明的原则是避免现象学观摩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这项工作,只有通过理论史总结的基础上的批判才可望告成。因此,思想史批判始终是通往“隐蔽之处”(范畴)的过程。这项工作无论如何在1857-1858年手稿中尚未完成,处在全面启动和工作展开的状态。只是后来的《资本论》文本构筑了范畴的“整体性”,构成一个解读总体,构造出严整的、无可挑剔的并且是无可替代的、唯一科学的叙述上的次序。这样看来,范畴作为内在逻辑结构乃是认识生产中的持续性的理论建构,是通向客观批判逻辑的最为重要和最为必要的那些工作中的一环。

  以上工作揭明了范畴生产的开端。开端状态是批判伊始。这个认识事件从一开始就处在敞开状态,直到与确定性的范畴规定相遇为止。起步是对“存在论真理”肯定→否定的过程。这里直接采取逻辑和历史工作对照的方式,——并不是说:“采用这种方式时,不是把历史上以往的理论直接和它所依据的那些事实本身直接进行批判的对照,而是和……马克思本人直接看到的事实……进行批判的对照。”从而,是对逻辑的方式进行“脱毛”的过程,确立它的内在工作规定:历史的方式。这种依托既有范畴的认识生产方式,毋宁说是一次直接的“思想碰撞”。显性逻辑是直接性范畴批判,以主观批判内蕴客观批判的发展。即在此处,虽然总体隶属主观批判逻辑,但启动了客观批判逻辑。

  (五)

  理论部分毋宁说成“历史的方式”本身。《资本论》从这里开始直接进入“存在论真理”批判,代表着一种崭新开端:客观批判之伊始。从而恰好形成工作对照:历史上以往的理论直接和它所依据的那些事实本身直接进行批判的对照,以及正在生成中的相应理论和对象的其他历史发展阶段上所看到的事实及马克思本人直接看到的事实进行批判的对照。后来的事实和以前的理论的对照则可以说成:一方面是事后检验,一方面仍旧通过以前的事实作为中介。这里印证了米克说的检验: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以后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所采取的经济研究方法。然而,要是说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看作一种不变的、既定的方案,经济事实不论怎样都要符合于它,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的,他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假设,要在应用于经济事实时加以检验。他的一些经济作品,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也许最好看作是这一长期的艰苦的检验过程中的一些步骤。”】

  【注: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162页】

  因此即便是经济思想史建构,从整体看,亦存有客观的路径:从思想史批判出发,经由客观逻辑,重归经济思想史;重回的逻辑已不是单纯的批判逻辑,而同时是建构逻辑。所以,即使在完成了的经济思想史(建构)这里也不能够讲:“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上唯一正确的逻辑展开方法,是唯一符合客观辩证法的方法。”因为作为结果过程,唯一目的即是“存史”,这意味着必须始终坚持“前提批判”。从而,对认识形式科学的批判是永久地和能动的历史生活过程联系着的知识生产的切入点和结束点,是它们的不能间断的工作连结环节。

  主观批判是永恒的,是永恒起点。然而,真正的建构起点只能是客观本身,是客观批判。“对于这一方法的真正具体的论证应当到……逻辑结构的分析中去寻找”,以至于“马克思宁愿采用所谓逻辑的批判方式,并相应地对现实采用逻辑的考察方式”,这些说法无论多么具有工作诱惑力,毕竟是结果过程的景象,因为只有在这里,逻辑“谜团”才会最终被消解。由于完成了关于生产一般的历史的系统的考察,一个重要的工作调整即是存在批判的相对前置。完结在《导言》中的内容包括生产的本质批判、存在(结构)批判、范畴(结构)批判和历史现象(学)批判,奠立了这里所要分析的对象。

  【注:这是需要工艺史的各种专业背景作为支撑的,马克思在撰写《导言》之前,已经大体具备了这方面的知识素养。】

  《资本论》商品章更新它为商品(生产)的存在、本质、概念和精神现象(学)批判。单纯的空间结构被破除,使用价值成为“物质承担者”,表征生产力存在者的物质实践活动。目的是确立这一生长或发展秩序:交换价值只是社会形式(社会财富形式),与之相对立的使用价值则是单纯物质的过程或社会的物质过程(物质运动和物质构造,即物质财富形式),——而“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实现。”【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49页】

  《资本论》的开端是商品存在批判。一开始就是《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样就顺利地引出价值实体,作为商品生产关系存在者的独特性规定。价值显然不是大脑构造出来的思维抽象,以及通过实验室技术在社会现象的实验室中得以生产出来的客观知识。二版跋中,马克思突出地申明了:“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14页】

  历史部分对应的逻辑工作形式是“价值(形式)”,即实现认识形式与历史形式的对应。它回答以下的推测与疑惑:

  马克思从1866年1月开始写……在1867年公开出版。但这个公开出版物用的是第一个草稿的版本,并不包括“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章,但却有内容更多的“商品和货币”这一章,从而扩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相关论述,而不是像马克思最初计划的导言那样,只是给予一个短小的恢复。除此之外,在印刷期间,马克思以这一卷附录的形式插入了一个“更少辩证法”的说法,从而修正了第一章中关于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的”描述。马克思曾经设想在做好《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一切准备工作之后,将会很快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任务。《资本论》第二卷要出版两册书,然后是第三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这个反复修订工作过程的突然停止是由于出版商在1871年底宣布《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将在1872年出版。因此,马克思开始去做《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订工作……在为德文第二版做准备工作时,马克思从第一章和附录中删除了关于价值的重叠论述……这些问题的思考对理解他的“价值-客观性”(客观价值)概念尤其重要……第二版中,价值形式的分析是沿着第一版附录的思路前进的,但有的地方显然简化了。在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向读者谈到了附录的内容“没有辩证思维的训练”。马克思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次修订中失去了部分重要的东西。对于《资本论》第二版,他保留了第一版的序言,但也删除了一个重要的句子。将《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1867年马克思在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中这样写道:“它是最难理解的,因为辩证法的描述比第一版更准确”。而在第二版中删除这句话就表明马克思不再认为价值形式分析的辩证法是“更加准确的”。【注:海里希:《重建还是建构?关于价值和资本的方法论争论,以及来自考证版的新见解》,载贝洛菲尔等主编《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10,第107-109页】

  逻辑和历史保持一致,是建立彻底的主观批判的工作要求,是促成崭新开端的基础。由此对现有认识范畴进行批判,是为了防止存在自足,凸显历史发展逻辑。交换价值是当时的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一个概念,问题是与使用价值的相混同。陶醉在经济生活中的人们普遍缺乏从历史角度进行思考的习惯——以为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经济物品本身,批判就从习惯的缺少开始。所谓“辩证法的描述”,也不单单是认识维度的多元和思维轨迹的丰富饱满,要旨是挖掘历史发展路径,从中说明价值(形式)成长的全过程。毫无疑问,这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由于商品存在批判的接续工作(一个伟大发现)而大为缓解。

  接续的工作(《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是商品本质批判。为了彻底拒绝知识论的自足拟制,需要认真追寻物质内容/物质形式(即“使用价值”)和社会内容/社会形式(即“价值”)背后的发展实存规定。这是一段极其漫长的历史追溯,结论则很简单。马克思说,对经济形态社会中的一切商品生产而言只需记取一点: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的力量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的力量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或效用。【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60页】

  特殊的载体对象当然是商品。这当然不是下定义。一切经济形态社会中,产品社会皆为“阴”,商品社会皆为“阳”,阴阳固然相生相克,互为里表,但是,商品社会就其运动体征而言,最终承担了固表及里的工作。

  《价值形式》研究价值承担者,即商品概念批判。人们一向误认为商品章的头两节内容即是商品的范畴本身,因为,似乎已经得出了价值范畴(价值实体和价值量)。“概念的逻辑通常被认作仅是形式的科学,并被理解为研究概念、判断、推论的形式本身的科学,而完全不涉及内容方面是否有某种真的东西;殊不知关于某物是否真的问题完全取决于内容……现实的事物之所以真,只是凭借这些形式,通过这些形式,而且在这些形式之内才是真的。”【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331页】

  其实,既然研究对象是对象域内的一定的社会历史生产的生长运动的认识反映,那么,范畴即是关于价值实体与形式规定性的统一,范畴生产是基于特定时空条件的结合运动的给定。很显然,完整的商品价值形式展示的是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构造和发生奥秘。分析逻辑是“个别上升到一般”。马克思谈到自己在这个地方“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并专此要公开承认“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结局是,“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同时,这样的思想生产条件:“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75页】

  关于认识生产与批判,马克思结论性的一句断语是:“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有时比较清楚,有时比较模糊,有时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时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90页】

  由此引出与商品有关的精神现象学批判。依据在于:科学的任务在于阐明价值规律如何实现。没有任何研究能够脱离开历史,至多只是极尽能事地去掩饰,以各种精神现象去认识遮蔽历史真相。从而,历史的客观发展为真正的主观批判奠立了不可动摇的科学认识基础。这种关于批判的客观性知识告诉我们: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以及公式本来就在额上写着,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待以前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形式,就像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

  从本质层面将纯粹的使用价值(物象规定)于商品精神现象域内予以剔除,转而赋以价值(形式)的批判工作规定,这是马克思强调过的:《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撤除使用价值的本质解释功能并非一般地逃离唯物主义境域,而是有效落实政治经济学批判,最大限度地削减资产阶级认识遮蔽。如此,一个自足自明的资产阶级的价格存在和价格理论会被工作禁止,那不是因为它粗浅而又缺乏说服力,那只是因为在它们那里找不到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内部联系的任何说明。

  (六)

  马克思指出: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的对象。”】

  【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150页】

  但是,“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30-231页】

  重述一遍,即完成思想史建构。纵观《资本论》首篇结构,主要任务就是生产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贯穿性线索是价值和价值形式从而货币形式的关系。而货币(形式)则不过是价值(形式)的进一步社会表现。

  【注:《资本论》又是如何处理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发展关系的呢?这就是对货币诸机能的有机考察。显然,“商品关系的发展,无疑受了货币的促进,但货币在当作货币看而表现的诸种机能,却显然是在商品发展过程上,逐渐被表现出来的……这五者,自然不是一有货币,就一齐随着发生的,它们是依客观的要求而逐渐发生的。”(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16页)】

  关于价值的生活表现的规定,马克思确实说明了:“价格是对象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

  【注:推广开来看,价值(形式)的直接生活表现是市场价值(形式),但是,在最初的第一篇里它没有被过多地谈到。《马克思1880年6月27日致纽文胡斯》提到其中的一个注释:“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在这里,马克思为表达方便,直接用“平均价格”来代替“生产价格”。即“这里的意思不过是:即使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资本也一定可以形成。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而且我们知道,这种还原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消,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基准。这个基准是例如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开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他们就应该这样提出资本形成的问题: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那么资本怎么会产生呢?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像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资本论》第1卷,2004,第193-194页)】

  “因而,商品的价值量表现着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另外,“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自身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122-123页】

  说明马克思尽管没有准备细致地研究价格形式,因而没有把价格波动和价值基础系统联系起来考虑问题,但在研究宗旨上显明了这一点。把握其中的重要点在于:货币(金属货币)是直接社会存在,而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直接物质存在。

  根据这样的打算,“最后,第一篇内容更充实了,因为头两章比原计划的要写得更详细。其中第一章《商品》,在草稿里根本没有写,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只有一个简单的轮廓。”【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138-139页】

  马克思批评拉萨尔:

  【“这个家伙竟打算……用黑格尔的方式来阐述政治经济学。但是他会遗憾地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147页】

  关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的二重化(货币或商品流通)的形成条件,马克思说,“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

  【注:这同时意味着一个日益起作用的金本位制度的历史生成的活动条件。】

  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并且现在,“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从而,“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最后结果是:“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作为中介使漠不关心的人们发生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107-108页】

  可见,历史取得一般价值形式的发展条件是:“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60页】

  换言之,“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22页】

  马克思确实对恩格斯这样说明过:

  【“我现在像匹马一样地工作着,因为我必须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时间……要对完全不懂的人把与此有关的一切经济学问题解释清楚,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我将尽力而为。”】

  【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193-194页】

  同时,“手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35页】

  研究涵养在叙述中,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工作关系。前三卷是实在史,即历史=理论的阐述;研究对象是历史,叙述的任务在于保持“历史在场”。第四卷是理论史和批判史,研究对象直接是思想本身,中心任务在于保持“逻辑在场”,是狭义的逻辑与历史一致,是它们的二次叠合过程。

  就整体的工作性质而言,第四卷是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主观逻辑,是作为“逻辑的”认识发生学和“历史的”认识发生学相对。亦即在这种场合,批判史=逻辑学才称得上关于“知识论”或“逻辑学”(主观逻辑)的狭义的阐述,而作为了商品和资本的逻辑学。这种认识生产方法应归结为真正意蕴的历史认识过程。理解了这些,《资本论》首章乃至首篇工作结构的安排也就得到有效澄清:不仅着眼真实历史——转化史I,同时也为全面刻画一般商品社会的认识形式埋下伏笔和做好铺垫。因而这样一来,《资本论》认识发生学也就彻明了:既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也是认识(发展)的逻辑;由历史批判转向逻辑范畴批判,由历史的方式转向逻辑的方式,逐渐生出真正实践化的范畴生产。

  按实际的工作状态,历史部分、理论部分的写作是同时进行的。马克思宣称:

  【“我的著作的各个部分是交替着写的。实际上,我本人写作《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只不过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

  【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421-422页】

  后来的结构分离了,——历史部分从中游离出来,成为从研究叙述形式的认识生产中独立出来的工作,即狭义逻辑学(知识论批判)的形式。它根本瓦解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复式结构的史学体式。这是说明一门认识科学的固有内部联系的做法:从认识生产到理论批判,从而,范畴、认识、理论在生产与批判的工作机制上被高度一体化了。亦就是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说明: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但是,“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阐述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40页】

  恩格斯以极其鲜明的口吻提示了这种体式的巨大意义:作为历史代言,《资本论》始终由历史阅读思想,复由思想引领历史,坚持形成对于历史本身的实践性跨越。第四卷终究是对这一确定性命题在终极性认识方面的一种求索工作,从而是实践化批判的慢慢结晶过程。在表述次序上放置在最后,目的是制止认识生产过程中的范畴自足和理论自明,乃至以构筑一种知识论为由,为认识论而认识论,为理论而理论,最终演变为纯粹知识生产和纯粹逻辑过程。不过,它也确实是按照史上的生理结构加以生产的,从表面看,这是认识自然生长和不断成熟起来的过程。特殊的研究-叙述体式即理论和历史适时地进行相互工作对照,随时准备决定推翻“理论”,因为,历史总是不断地向前去,理论构造必须全面跟进。

  【注:“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对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根本上进行了重新认识。这是由于这一方法本身的任务改变了:这一方法是作为现实地研究具体的客体来运用,而不是作为从根本上‘决定思维’的体系的笼统轮廓来运用了。”(施韦廖夫:《<资本论>的逻辑》,易杰雄译,《哲学译丛》1990年第4期)】

  范畴成了变革的前兆,这就是“密纳发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起飞的寓意。彻底唯物主义的范畴生产打掉了认识自足,撤销纯粹形式主义见解的工作合法性,也就真正取消了认识形式科学的“独立性”,并且,日常范畴批判行动即根本意味着解释学在这个工作现场的遁逃,引发了科学革命运动的持续进行。

  【注:其在形式上独立,在科学上并不独立。】

  因而,这不是由理论(认识)生产理论(认识)的逻辑,不是“科学主义”逻辑,更不是逻辑霸权的构型。它意味着范畴的形式外壳,只待真正的历史来充实其内涵。

  恩格斯申明:

  【“《剩余价值理论》是我发现的一部批判性的巨著,是《资本论》第一稿(1862年)的一部分。”】

  【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431页】

  而在《1863年8月15日致恩格斯》中,马克思说明这个工作结果是:“无论如何,这比起第一部来要容易懂。总之,现在我看着这整个庞然大物,而且回想起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时,就感到伊戚希(拉萨尔)的确可笑,‘他的’政治经济学居然已经完成了。”【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76,第185页】《1867年4月30日致恩格斯》中,马克思则说明:“第一卷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是理论部分的续篇和结尾,第三卷是17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史。”【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54页】

  范畴史II

  由剩余价值在认识规定上同时就是资本,是作为“资本的范畴”来看待的规定,这是《剩余价值理论》写就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思想。这个主题思想在理论部分中已然明朗化,资本始终被作为双重用语使用:既表达客观发展实体,又表达主观认识范畴,而且后一方面的每一种内涵其实都是直接指向剩余价值的。总体看,范畴史I、范畴史II锁定的是前后相继的商品生产认识运动:价值一般→剩余价值一般。其应规定为有关于商品和资本存在者的批判认识结构。所以卢卡奇要说,“从来没有人像马克思那样全面地研究过社会存在本体论。”

  (一)

  在人类进入她的科学思想时代之际,人类历史尚且处在二重化境地:历史的表现包含着历史分为实在史和精神史的这种分化过程。人类统一自身的同时,亦时常面临着自我进行的分裂活动。《资本论》写作安排了“两种历史”的工作统一,委实在于阻止这种分裂活动,防止逻辑和历史的简单对照。这就是《资本论》运动和构造的逻辑(认识形式)与其对应的历史(形式)相一致的思想精髓。

  恩格斯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介绍性文章写于1859年8月,在那里,首次明确了历史逻辑一致原则,肯定认识生产内部的工作统一性。这段话的主题出现在《马克思1868年7月11日致库格曼》中。马克思以确定性的方式再次提及:

  【“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理解着的思维永远只能是同一个东西,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

  【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290页】

  中间发生的巨变是,马克思以《资本论》计划替换了原先拟订好了的六册工作计划。史的研究和思想批判的统一性得到继续和巩固。思想史(批判)第一次以有机构件的形式和整体纳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反过来,这种合一研究方式直截了当地凸显了经济学独特的历史学科方法。劳动价值论原则和恩格斯倡导的总体历史工作原则达成完美的统一。

  整个著作体系看起来是一个完整逻辑链条:认识——历史——认识。第一个环节是先行的历史研究,从思想史批判入手。很明显,《资本论》是从最后一部分开始写的,即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明: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实际看到的顺序恰好相反,只不过是最后写的部分当即做好了付印准备,而其他部分仍然处于初稿形式。这是形成“历史的发生学”的初步。但认识起点已经形成了若干的与历史进程真实对照的思想节点,即历史路标上的思想均值。这是形成真实历史与思想史的统一性的基础。

  第二个环节是次之或尾随其后的实在史的批判研究,这是以历史发生学为基础的各种认识发生学的工作启航。换言之,理论部分的对象恰恰是历史本身,即一定的经济史上的发展结构。扭曲的认识是:历史部分恰恰以“逻辑”为对象,理论部分恰恰以“历史”为对象;这样,历史文献综合就被当作是历史分析的本身,被当作实在的历史学处置,而真正意义的历史分析则要被当作是逻辑的分析,被当作彻头彻尾的逻辑学处置。所以一切都颠倒了。马克思解决的办法是以客观逻辑统一思想逻辑本身的统一,坚持由历史对象生成的逻辑来处置总体发展规定,并在总体历史的引导下揭明历史本身的内在过程。如此一来,历史对象实际上涵盖了逻辑对象,通过生成新的认识形式规定,而催生真正意义的范畴生产,引导人们认清真正意义的认识史——认识本身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全过程。

  第三个环节是起收尾作用的思想史批判研究,是形成终局性历史认识的历史研究。列宁据此提出“三者一致”工作要求。这是逻辑批判的根本宗旨。将思想还原为历史,是思想回炉和再造的过程,形成历史认识I→历史认识II,两种历史统一的中介是一定的认识结构的生产(理论部分的工作)。这样,逻辑本身必然获得了历史和科学的双重规定性。逻辑成为历史规定在科学方面的中介形式,成为认识实践过程,以至于从批判方面看,它就是历史的逻辑形式。思想史成为逻辑科学的工作总汇,成为科学逻辑形式的大写字母意义的认识。而经由扎实的工作批判,最后的成型也就是科学认识论本身。

  各种认识发生学的统一基础是逻辑成为历史工作组成这一特定规定。这根本解释了历史部分、理论部分为什么需要采用几乎相同主题的名称据以作为谋篇布局的依据;而且它们的终篇结构也是遥相呼应、几近完全相同的,指向:“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以及“庸俗经济学及其终结”。

  【注:理论终篇总结和预告了全书的工作内容:第48-49章(48章后半截内容根据恩格斯的注释是最先写出的)在更高层次上回顾了一至二卷内容,同时预告第四卷内容;第48章前半截内容和第50-51章在更高层次上回顾了二至三卷内容,同时预告第四卷内容。整体上看,把理论终篇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工作对照,是适宜的。但是,终篇明显地升华了隐含在后者那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在于实现叙事上的彻底“经济学化”。】

  这种批判工作的合流打破了狭隘的“文献综述”限界。因为,既然整个的资产阶级研究就工作性质而言,都全身浸泡在“占主导地位的见解”(即斯密教条)之中,那么它的史的批判的工作就是虚假的;并且,虚假的史的批判和它的思想陈述也是高度一体的。客观批判的研究进程担负对思想批判元素予以生产的任务,反过来,思想批判的行程需要全盘托出和呈现“史的工作批判”(内涵)。说明《资本论》本身的文献学基础恰恰不需要预设,——根据惯常的方式,它好像就存放在那儿,而委实是逐渐得到构建成型的行程。这使得《资本论》第四卷的生产是个“变数”,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因此,这种生产是贯穿全过程的,它从来都是“再说一遍”,那么认识形式的不断地被“结晶”出来,即形成了“行动的语境”。据此,我们只能说,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原本是工作合一的,它们是柔性的结合,而在叙述过程中使其适当分开,既为了突出方法论的先行性,同时也是为了杜绝认识拜物教思维对于认识生产的全程统治。

  【注:马克思坚持三卷本(四大册)的《资本论》工作体例,总是希望认识的终点重新回落到认识生产的起点,这样即可实现认识的开放性生产,彻底免除“预设的文献综述”干扰。那样的话,历史部分就不会被直接贬低为仅仅是利用既成的思想文献所进行的工作汇编,仿佛是以“思想综合”来直接掩杀“史的批判”。】

  (二)

  《资本论》首章揭示一种时间发展关系:构造的初现、构造的成型及构造的覆灭。之后,理论部分的布局整体上按照这种体例。其实,这是《剩余价值理论》研究后得到的认识成果。生产方式的资本范畴代表构造之初,这是“特殊历史”(物化生产批判)的发生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现(过程)”;作为构造I(参看图12-1及其说明,以下同),在工作批判上,可代表整体的资本生产的发生史过程。生产关系的资本范畴代表构造之中,这是“特殊系统”(物象系统批判)的发生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型(过程)”;作为构造II,在工作批判上,可代表整体的资本流通的发生史过程。交换关系的资本范畴代表构造之末,这是“特殊现象”(表象形式批判)的发生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覆灭(过程)”;作为构造III,在工作批判上,可代表整体的资本积累的发生史过程。

  反过来看,由于剩余价值的认识理论必须作为资本一般的诸种范畴予以对待,剩余价值(形式)本身及其和资本(形式)、生产价格(形式)的关系均需要通过对于资本范畴的深刻揭示才能完成。这样一来,“特殊历史”“特殊系统”“特殊现象”实际都是逻辑认识形式,显明资本主义历史成长在特殊过程上的认识。由于在构造I认识阶段,构造还未充分显露,实体的资本范畴只能用“生产方式的资本范畴”来代表,即整体的资本生产不过是“特殊历史”的“思想真值”(真相)与“思想假值”(假象)齐头并进的发展;在构造II认识阶段,构造正在显露中,而能用“生产关系的资本范畴”来代表形式的资本范畴,即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身,这种认识是通过对资本流通规定的揭露来完成的;在构造III认识阶段,构造已经充分显露,它这时只能以“交换关系的资本范畴”进行表征,这是形式的资本范畴向生活的范畴的转化,该认识通过对资本积累史的揭露完成。故《剩余价值理论》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认识的整体记录,在于客观书写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认识过程,即记录其对于资本从而剩余价值的认识基于时间的成长过程。这种认识的时间过程(工作逻辑)揭明了整体认识发生学。

  从而,历史部分确证了理论部分不是客观知识,而是社会工作批判意义上的历史主观知识。实际上,只有波普尔的零碎工程学概念才准备通过批判建立一劳永逸的“客观知识理论”。知识即未批判的认识形式,体现主观本质。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类确立的一切知识都是主观的,而“真正的知识”乃是通向批判的道路。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头从被他当作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以“批判”的形式进到资本,为什么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是法尔曼决不可能理解的。因为对他们思想的更切近的经济学阐发是:“即使一个对科学思维完全陌生的人,他天真地相信如果不是‘事实上的’,就什么也不是,他对自己正在做什么也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概念。没有一种‘理论’,他根本无法谈论自己的行动,不能思考它,甚至无法行动……科学的理论不同于普通人的理论只在于它们力图建立在进一步的推理无法动摇的基础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满足于无批评地接受过去流传下来的观念,背上所有种类的偏见和误解的负担,并在不容易避免谬误和错误的情况下把它们当作真理放过去;而科学真理的目标在于一致性和严谨性、清晰性、准确性,有无可置疑的证明,并摆脱了矛盾。”【注: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粱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第26-27页】

  资产阶级的思维事实上就是这么发展的。对于这种自足认识形式科学(即知识理论)的自我批判道路即所谓“理性批判主义”,马克思是十分嘲弄的。波普尔愿意不断地用新词来给知识工作进行理论术语美容,更新那些看起来已经明显有些陈旧了的资产阶级术语。然而,马克思给出了他的批评:就“一切经济范畴就总只是同一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名称”这一点而言,资产阶级的“这种无法理解现实差别的彻底无能于是就被认为是纯粹的常识本身。”这种经济学毕竟只是在名称上下功夫,“这种经济学就其平淡庸俗、装腔作势的辩证法、赤裸裸的高傲自大、幼稚的自满自足的陈词滥调,以及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历史过程这些方面来说”,从而好像是说:“只要我把具体东西不同于它的抽象东西的一切方面抽掉,那么具体东西当然就成了抽象东西,丝毫没有不同于抽象东西的地方。”但它的做法,“实际上就等于说:存在着某种唯一的经济关系,不过具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或者说,只是就名称而言才存在着差别。”由此,“这种归结法是把构成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某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204-205页】

  在资产阶级生产历史上升时期,其工作者尚能坚持说明构造的本来面目,但掩盖历史性质,努力地将其说成是历史自然形式;所以,“经济认识预设”从来是资产阶级范畴生长的自然基点。处于生产方式社会构型期的资产阶级认识论已不允许矛盾化的生产关系表达方式。其理论工作者的任务重心转向对生产关系性质本身进行掩盖,就是说,不仅“物象”生产方式,而且也同时“物象化”生产关系。进入全面社会统治时期后,资产阶级的物象关系具有瓦解一切范畴的功能,——当然,这不过是代表了真相对于假象的愈来愈猛烈的进攻。同时,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要从认识规定上彻底颠覆“交换关系”,自此,彻底建立起资产阶级物象王国的一个新规定:物象科学性,而一再提出“科学性不足”问题,要求努力予以提高和强力加以改进。然而,这不过是物性科学的余波,理论虚假繁荣之路掩饰不了理论本身的愈加颓废性。

  因为物性的这种设定本身不过是一种外观,一种与纯粹活动的本质相矛盾的行为,所以这种设定也必然重新被扬弃,物性必然被否定。

  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体系固然庞杂,但只是从预设者(物自体)开始,形成“预设者-物象范畴”工作图式和相应的生产“物象生产方式”“物象生产关系”“物象交换关系”的特别方式。在认识图型上,资产阶级的认识形式普遍颠倒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工作关系,倒果为因,从历史部分出发构造理论部分,搞“文献综述主义”和“模型游戏主义”,——这些,在现代经济学教材中和学术论文的字里行间随处可见。自然主义、数学主义,最后到现象主义,陪衬了越来越完美、越来越滑稽的外观工作形态: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一直到新制度主义运动。最后这里,出现了物理学、数学、现象学与人类学意义的理性主义运动的最为普遍性的交融——同唱一首歌,完成一种物象拟制上的事业高峰:物象一般进一步转译成人类行动一般。这样,语言操持的目的即在于引入逻辑操作,逻辑语言(包括博弈语言)成为这门物象性科学的首要规范和成员性质的工作范畴,其奉为至尊的科学哲学成为科学主义体系(建构)的最高指导准则。所以,公理和出发点可谓是:科学认识的逻辑乃是理论的理论。如此一来,从预设者出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科学也就永久地定格于形而上学之思。“资产阶级科学”(物象的逻辑和认知)成为了唯一能被理解的存在。其目的并非真的为了揭示范畴或生产语言,而是按照冥冥中的阶级本性要求,极力维护着理性的构想和人造的秩序,在理论总体上,这个阶级表现出对于认识宗教的极大满足性。

  (三)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阿尔都塞率先提出依据社会客观进行知识生产的科学革命命题。其忽略了建构从而客观批判本身的前提是主观批判,这样,他在有效建立“联系(规定)”的同时,严重漠视了“发展(规定)”。所有的发展由一次性的认识论断裂形成,破坏了认识生产固有的历史连续性。如此一来,社会客观于存续期内,便是纯净的建构,马克思对古典主义发动革命的意义单纯地在于一次性完成客观建构。从一种客观建构转到另一种客观建构:经验事实(事实本身)转向社会客观(即生产方式),以及对应地,现实对象(现实本身)转向认识对象(即理论对象),这就是阿尔都塞提出并主张科学大革命之实质内容。

  “认识的体现以本质和非本质,表层和深层,内在和外在的差别形式完全表现在现实对象的结构中!因此,认识实际上已经存在于它要认识的现实对象中,已经存在于这一现实对象的两个现实部分的互相支配的形式之中!实际上,整个认识都存在于现实对象中:不仅是认识的对象,也就是被称作本质的现实部分,而且还有认识的活动,也就是现实对象的两个部分之间实际存在的区别和互相设定,其中一个组成部分(非本质部分)是隐藏和包裹着另一个部分(本质或内在部分)的外在部分。”这就是经验认识论的问题式表现,——表面上不同于唯心主义的,实质是同一个问题式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路径。通过对古典主义知识生产缺陷性的指认,亦即,“把被理解为现实对象的现实组成部分的认识纳入这一现实对象的现实结构,这就构成了经验认识论的特殊的总问题……因此,对于经验主义认识论来说,全部认识同现实结合在一起,认识始终表现为认识的现实对象的内在的关系,这一现实对象的各个实际上不同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阿尔都塞明确:“这些理论同马克思是格格不入的”,于是,马克思的知识生产出场了;并且,“马克思不得不使用这个总问题来思考他已经生产出其结果的那个概念的空缺,以便提出问题即这个概念,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分析中已经对这个概念做出了回答。马克思在利用这个总问题的术语(现象和本质,内在和外在,事物的内在本质,表面的运动和现实的运动等等)的同时颠倒、改变并在事实上改造了这一总问题,不过这一总问题在马克思之后仍然存在着。我们在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若干地方看到了这个总问题。”然则,马克思的知识生产是什么呢?按阿尔都塞的指示,就是社会客观知识生产,“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历史存在的基本的统一形式,即生产方式。”“马克思的理论对象是观念的,也就是说,是在概念的抽象中通过认识的术语来说明的。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在其整个内在本质上表现出来的特有性质’时,就向我们指出了这一点。正是构成马克思的分析对象的这种‘内在本质’及其规定,作为这种特有性质说明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点在庸俗经济学家……看来似乎与现实是矛盾的,但对马克思来说却是现实本身,是他的理论对象的现实。”阿尔都塞硬是使客观逻辑和客观知识高度合一,使社会客观沦落为现实的历史自身(客观知识),即它一旦建立起来,建构的本身乃处于自足状态,就是“社会客观知识”。“研究所走过的道路消失在它的结果中,消失在对他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中。”【注: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33-35、47、238页】

  但是如果这么认为,不能说明理论部分之后,为什么还要独立地写上历史部分呢?既然理论部分已经是社会客观知识,那么就不必狗尾续貂,再来什么客观知识的二次方了。唯一合适的理由为:理论部分只是社会客观批判,只是尚未完成的批判逻辑,——它本身要由“另一批判逻辑”即社会主观批判予以导引,之后,还要重新融入或者说归结为主观批判,作为工作结晶以完成“全面地认识批判(规定)”。又因为,接续认识史的毕竟是主观逻辑本身,而试图真正离开认识史,就很难想象出批判工作规定是什么,社会客观也就会成为死水一潭。

  真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乃是寻求学科基础,直至确立社会主观批判与社会客观批判的两位一体,而并非像阿尔都塞指认的那样,“是指马克思在若干年内对现有的资料和确证的事实所进行的具体研究”,并且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严格“加以区分的”,如果那样的话,必然导致一种错识:“《资本论》向我们提供了关于‘逻辑’顺序和‘历史’顺序的……非同一性”,“逻辑顺序可以看作是同历史顺序完全相反。”“这种概念的顺序(即‘逻辑的’顺序)和历史的顺序之间不存在逐项的对应关系,这种顺序是一种特殊的顺序,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且,“我们必须用区分两种顺序的理论来考察提出这一问题是否合理(这一点完全没有把握,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没有任何意义)。”在问题的另一面上,阿尔都塞同样有苦恼。“应该说明这种特殊性,也就是说,说明这种作为顺序的顺序的性质……我迂回曲折地谈到这些,只是为了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只是为了说明马克思的理论叙述顺序(或者说《资本论》的范畴‘逻辑’顺序)的必然性只能在总理论史的理论的基础上被思考,因为这种理论表现了《资本论》理论叙述的论证形式与《资本论》同时代的或者同《资本论》相接近的理论论证形式之间的实际关系。”“因此,我们通过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可以不断地看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所开创的论证顺序的复杂性和独特性。”阿尔都塞不自觉地说出一种迷糊:

  【“这里的论述只是为了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下述矛盾的事实并不是不可理解的:马克思在发明独创的分析方法的时候,就把他的这一方法看作是已经存在的方法;他在切断他同黑格尔的联系的同时,却认为他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这一方法。”】

  其实,阿尔都塞体察到了总体理论史问题的存在性:“我建议把这种历史称为总理论本身的历史,或者是在认识史的一定时刻,构成理论总问题的东西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而与这个理论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则是现有理论正确性的一切标准,从而理论叙述顺序为了获得论证的效力和意义所必不可少的形式。这种总理论史即理论性结构和理论必然性形式的历史是需要建立的,而且正如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一开头所说的那样,在这方面‘我们掌握大量文献’。但是我们掌握了往往具有重要意义的材料(特别是被看作是‘认识论’史的哲学史)是一回事,而把这些材料用理论形式表现出来是另一回事,因为把这些材料用理论形式表现出来恰恰要以这种理论的形成和产生为前提。”【注: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43-47页】

  在问题导向上,“总理论史”所指何物呢?其实就是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的内在统一性。客观逻辑为了将自身生产出来,必先使自身成为一特定之主观逻辑,即从批判的角度使生产自己的主观逻辑预先生产出来,之后,对总的批判结果即实际生成了的和运用了的主观逻辑予以交代。这就是社会客观批判之作为统一逻辑——客观逻辑与其主观(批判)逻辑之统一的由来与根据。阿尔都塞过于关注逻辑“顺序”,并强调了它的“特殊性”,使其忽略范畴批判的实践化功能以及它和范畴生产的实践性联系,而一味从构造出发,急于进行主观化操作。结果是,“研究”被当成理论认识生产上的脚手架。

  【注:其实,马克思举出“研究方法”工作命题,即在于为叙述形式提供“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亦即是说,为科学阐述的形式的形成提供学科方法基础以及为具体思维形式提供总体思维在架构方面的指导(这个进路是:学科搜寻——辩证法工作规定——研究过程——具体思维系统的形成)。】

  一方面,由于生产方式没有被视作是孕育“发展”的规定,致使其不能和批判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对象被处理成纯客观的构造,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就是“必然性的”,增加了知识上的神秘感。生产方式从而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的结合被看成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知识”,是“绝对的”“社会的”“客观的”知识。客观涵义被固化了,与批判失去能动联系。其实,由总体理论史所要求的“客观知识”说到底是主观(批判)逻辑的产物,就本性而言,不过是一个特殊的主观——社会主观知识。绝对的社会的客观知识从来就不曾有。社会不是金刚石般的结晶体,是一个能够变化并处在变化中的有机体。社会主观是对于社会知识能够下出的最好定义,——若果真有“恒久定义”的话。

  【注:知识的本质存乎批判规定当中。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一切知识都是人类主体的主观认知活动,而相应取得的认识形式。马克思一直试图寻求对其研究进行“知识化”,实际是建立不断深入的主观批判过程,包括自我主观批判。因此,这种知识建构观与波普尔的客观知识论大相径庭!后者提出的旨意只在于解释世界,用作纯粹世界的理解理论。所谓的客观知识,不过是试图走完康德尚未走完的基于纯粹理性批判的知识构筑之旅。】

  真正的社会主观亦必是社会主观批判。因此正如社会结晶体的隐喻,主观逻辑即意味着从无停留的逻辑批判:从逻辑上寻找对历史的不断皈依的道路,在通往历史的道路中导引自身和导引历史,深化对“历史的逻辑”的认知活动。除此之外,没有真正的批判亦就没有真正的建构。真正的建构亦必是客观批判逻辑。主观逻辑就是基于这样的规划条件,被引入日常批判的实践。主观批判逻辑和客观批判逻辑的相互因循,即是阿尔都塞所指认的具有确定性的认识形式科学(理论形式规定)内涵之“总理论史”,在结构性和结构形式的双重的自我批判当中,马克思建立了理论部分和历史部分的工作整体。在这种境遇下,《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被予以独立考虑。由此,剩余价值必须被作为“资本范畴”(资本的认识形式)看待,作为对“总体的资本”(范畴规定)的深化性认识形式。我们通过图16-1,对照它们在工作关系上的基本联系。

  【注:资本范畴I、II、III可对应生产资本、产业资本、竞争资本。】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认识发生学(上)

  图16-1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及其工作统一

  (四)

  《资本的生产过程》交代生产资本的历史发生和整体的历史运动。这就理解了为什么从商品开始引出货币,又从货币开始引出资本。正如商品本身(价值)乃是货币的认识形态,而货币乃是资本的认识形态。这样,剩余价值(形式)取得认识的前提条件就在于执行价值(形式)的“自我批判”。后者的客观逻辑部分必须在理论部分先行得到系统地显露。其主观批判的逻辑部分,要在延伸写作的历史部分里予以详述,所谓历史部分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

  【注:这包括对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社会形态,又不同于未来共产主义的市民社会的一般特征的描述:(1)“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它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它一切人的消费。”(2)“价格古已有之,交换也一样;但是,价格越来越由生产费用决定,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这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充分。”所以,“斯密按照真正的18世纪的方式列为史前时期的东西,先于历史的东西,倒是历史的产物。”(3)但是,“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但是,“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4)归根结底,“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所以,“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5)最后总起来说,“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对他来说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就是说,个人不再“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而从社会再生产自己,“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105-107页)】

  资产阶级工作者试图用物象的价值形式,即纯粹使用价值的社会公式,无穷演绎资本、劳动、利润和地租。“这里恰好也暴露了社会主义者的愚蠢(特别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愚蠢,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们论证说,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或者他们论证说,历史迄今为止企图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而现在他们,例如蒲鲁东,发现了用这些关系的真正历史来代替它们的虚假历史的真正秘诀。”但是,“对于这些社会主义者必须这样回答: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这个制度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堕落的最新经济学”,“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者而提出的平庸论证,是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完全是儿戏般的抽象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203-204页】

  马克思阐述了他所发现的价值和生产关系,表述了这样的观点:货币并不是物,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载体。货币的共同体更准确地说,应当就是“社会(生产)关系”。说明货币的基础规定是价值,是生产的社会关系。所谓“货币形式”(反映价值规律的危机的价值形式),背后不过是生产理论,而这一理论不过就是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货币之中和货币的背后所发现的价值和社会生产关系的规定,其实就是现代主体的生成规定。通过货币本身发展为资本与劳动二元主体的对抗逻辑中介,劳动关系进一步成为生产逻辑主体,使得货币规定的实质锚定在资本发展规定中。“由于马克思把经济的发展同社会的本质和运动本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在这里建立了正确的历史关系。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能意识到在这个发展中完成的认识的不断接近过程。”劳动二重性学说现在就产生在这个不断接近的认识过程中,就锚定在对象中,锚定在研究对象(生成)规定中,形成在对象→研究对象(古典主义“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行程中。“这样就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先驱者进行唯物辩证的批判打下了基础,这种批判严格地区分先驱者各种理论中的真理内容和错误,同时从两个因素的历史-社会基础的辩证法出发去追溯并阐明它们。”“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我异化的思想表现。不过马克思没有停留于这种一般的确认。他在承认斯密和李嘉图的功绩的同时,把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具体化了,就是说,在政治经济学古典作家看来劳动就是一切,他们正确地把全部经济学范畴归结为劳动,但同时指出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劳动的承担者——工人是微不足道的。”

  (于是)现在,马克思从这个立场,这种观点——劳动是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又微不足道的矛盾统一体——出发,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支离破碎状态和各种矛盾作了充分的阐述……由于这一切,现在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黑格尔,像马克思说的那样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异化的范畴即外化的范畴是黑格尔哲学的,特别是《精神现象学》的中心点。费尔巴哈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这个概念,以便用这个概念——现在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表明信教的人对神的关系,即对他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的关系,这种本质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却被他作为异己的、统治他的力量加以崇拜。然而在费尔巴哈那里,由于他的人本学观点的形而上学的局限,当这个范畴被唯物主义地颠倒过来时,当这个范畴用于反对宗教时,却丢掉了这个范畴——尽管被唯心主义地歪曲了——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现在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以来的著作以及迄今为止最高的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赋予异化、外化的范畴以一种崭新的,即第一次被科学地理解的历史-社会的含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通过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彻底决裂,做到了这一点。现在马克思就是从这样获得的观点的高度出发,在他的新的经济学认识的基础上重新着手完成批判黑格尔理论的任务——同时维护并继续发展了黑格尔哲学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如批判《现象学》,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形式的“异化”范畴。【注:卢卡奇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208-213页】

  “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第445页】

  货币史批判给真正含义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工作发现打下基础。此外,我们也必须要说,一个资本的生成概念就意味着一部完整的货币史。它同时是资本发生的前史,并不是什么先天“精神”或“理念”。

  【注:这是马克思为什么在第一个工作文件中就预先埋伏好了相应的精神现象学批判的缘故。他说明,威廉·配第是从单纯的社会客观出发的,而没有受到主观束缚:“配第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劳动,并不是不知道劳动的创造力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关于实在劳动,他一开始就是从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上当作分工来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第445-446页)】

  其充分表明:劳动二重性和货币的规定从来是相互推动着的前进。马克思对之一直持有批判的工作态度。各种流派则只对“他们的劳动二重性”进行阐释,好各为已用。资产阶级这个学派就更是以物象二重性直接更换之。庸俗解释派随意地解释劳动的产物,产生“建构幻觉”,以为物的交换价值可以包办一切形式解释。就会产生认识上的无耻之徒:“一方面有这种剩余生产,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有剩余消费,一方面是为生产而生产,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是为消费而消费。”“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抽去了自己立足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这种一定社会形态的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像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004,第343-346页】

  “可见,[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这全部聪明才智不过是要停留在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上。”实际上坚持从劳动批判出发,就能察明货币的形式,因为,它必定要归结于一定的特殊劳动生产形式。由此引出货币性质:“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这些经济关系单独来看,是纯粹的抽象,但在现实中却是以各种最深刻的对立为中介的,并且只反映上述对立表现消失不见的那一个方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203页】

  从这条路径进行下去,跟随物质批判进行主观精神批判,货币的批判必然导致对商品批判的深刻性认知,从中引出资本批判的结论。

  (五)

  理论部分完成的是范畴生产,并大体完成了认识生产,严格意义的认识生产和认识批判迟至历史部分的完成而完成。在这种意义上,成型的历史部分确实与存在者抽象的上升运动有关。如果马克思有充足时间得以完成他的作品的话,他会选择价值抽象和剩余价值抽象来作为综合的起点,就像五篇计划中的那样的声明。

  【注:从本章的主旨看,《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乃是起自经济思想史批判,经由客观范畴生产(即客观批判),抵达五篇结构计划的工作行程。马克思在这里提到:“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并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主要是执行范畴批判和认识批判。这些工作后来集中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来完成。我们这里的分析从侧面上揭露了五篇计划的主客观批判的混合结构的工作性质。】

  前者从货币一般到金属货币,再到信用货币,后者从生产资本到产业资本,一直到社会竞争资本,全面完成商品生产的历史认识批判过程。依据这种原则,整个历史文献部分表现出来的逻辑运动似乎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不像理论部分中表现出来的逻辑事实是抽象-具体的“整体上升运动”。 这是历史认识向主观批判逻辑回归的过程,凸显出认识的自我“历史综合”。而从认识批判形式上看,“科学的方法只能用‘抽象’来解释‘具体’,而不能反过来!”也因此,“‘上升’过程……在于说明‘抽象’为何、如何是(成为)‘具体’。”【注:刘召峰:《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辨析》,《江汉论坛》2013年第10期】

  这种抽象和具体统一的关于存在者的分析性综合,在实质上是决定如何认识批判的方式。由于资产阶级经济认识在行程上显露为由剩余价值一般到剩余价值特殊(包含流通运动条件),再到剩余价值个别(即完全羽化为表象竞争形式的运动规定)的历史路径形式,批判必须总体遵守这个路线。促成《剩余价值理论》的认识阐述性质:从对剩余价值的探索出发,——本身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的分析而达到,不断逻辑上升,经由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特殊运动形式的阐发,最后到达生活形态。在生活形态中,剩余价值通过它的分配运动——分配形式是利润一般,产生由剩余价值的各个个别转化形式组成的“剩余价值社会运动生态”,剩余价值总体化为“剩余价值分配总体”。

  这当然是典型态的有关于剩余价值-经济利润(各种剩余价值生活形式)的抽象到具体的分析与综合。其思想史的含义存乎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鉴于这种思想史意义,也因此,“‘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通常被理解为‘从商品上升为货币,再从货币上升为资本’的方法。这种理解是不完全的。除此之外,至少还应包括‘从劳动产品上升为商品’‘从劳动过程到价值形成过程,再到价值增殖过程’‘从剩余劳动一般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从剩余价值到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等等。‘抽象’之所以需要‘上升’为‘具体’,是因为‘具体’与‘抽象’是有区别的,‘抽象’还并不就是‘具体’:劳动产品并不就是商品,货币也还并不就是资本,剩余劳动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并不能等同。”另外,“‘上升’过程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说明‘具体’是‘抽象’(说明商品是劳动产品,货币是商品,资本是货币,把利润、利息、地租等归结为工人的劳动,并不十分困难),而是在于说明……劳动产品在何种条件下会成为商品(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独特社会性质何在)?商品生产的发展为何必然地会分离出货币?作为资本的货币实现增殖的条件是什么?剩余价值通过怎样的‘社会机制’被必然地分割为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注:刘召峰:《<资本论>中的“二重性”学说探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期】

  经由范畴上的总体考量,从而能够确定:“所谓‘批判’,就是考察一事物之为这一事物的独特性所在,考察它的存在条件、历史起源和历史命运。因而,所谓‘资本批判’,就是考察‘资本’区别于其它生产方式的特性,考察‘资本’得以存在的前提,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的历史暂时性质。”也因此,“‘上升’过程的主要理论任务在于,剖析那个能使‘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独特社会形式。”在于揭明:“‘资本’,是‘物’所获得的独特‘社会形式’。这一‘社会形式’可以‘历史地获得’,同样也可以‘历史地失去’。而且,由于‘资本’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发展,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剥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这就是‘资本’的历史暂时性。”【注:刘召峰:《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辨析》,《江汉论坛》2013年第10期】

  这样即能够全面驱除笼罩在资产阶级头上的资本物象性的历史认识光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实践化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出场了!即在资产阶级解释学(物象二重性)意义的尽头,真正具有批判行动蕴涵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得到了最为透彻的说明。我们继续通过绘制图16-2,对照认识生产和认识批判,取得它们在工作关系上的基本联系。

  【注:批判认识I、II、III可对应分别包含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交换关系中的二律背反认识。】

许光伟:《保卫资本论》:认识发生学(上)

  图16-2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附识】资本认识史指向的是“批判行动”,即全面地认识批判。行动理论在意蕴与模式上和标准的社会学理论相比,特质规定是丰富的总体与阶级实践工作内涵。此种研究具象出“实践态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之工作路径类似但内涵逻辑殊异的是哈贝马斯努力建构的“交往行动的理论”。后者与经济学上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废墟相类似,其带来了哲学上的“科斯问题”:践行“非批判实证主义”,试图从行动图型上抹掉“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构造。但这样的话,客体批判与主体批判的界限即被模糊了,且是对行动与理论统一关系的严重背离。与之不同,《资本论》中的行动是“总财产关系”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行动与自我认识(规定)。这种认识能动性和所有制的自我批判功能是内在一致的,由此让我们体会到认识生产对于历史本身的依归性。

  【判语·四维词】“流水春去,天上人间,可怜无悔!会通旨意,志标隽史,客体批判终归识。说什么心智地图,原是虚泛物质。讲什么三维构造,纵然人物价值,枉自虚置。昭示依谁人?宝玉循于精神,宫闱慵缺侍卫,花间遁走云泥。约重来,因亡果散,可怜无意!各奔腾。景象尽显,个性淋漓,劫数千重!阅尽空灵去,端倪相思罢,早寻归期。”

  【作者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资本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本文系《保卫资本论》第十六章,修订版2017,第446-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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