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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生产力研究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

2019-10-11 09:05:2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许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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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析“客体批判”的研究性质

  摘要:人类史前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服从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逻辑,以“生产关系的客体批判”为工作领衔,这就是劳动二重性的基本工作原理:主体和客体构成了历史运动辩证法的主角,但客体批判的力量始终高于主体力量。这种史实摧垮了“生产力纯经济学”认识神话,但恰当地提出了科学界定“客体批判”研究性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离不开继承与发展原则,需要在坚持历史传统、时代方向之前提下重塑学科工作逻辑和夯实学科基础。生产力研究维度的恰当识别与工作整理将成为实施创新的“新入口”,同时,它以“互系性思维”防止了理论建构的自足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主体,客体,批判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790073)

  一、引子:从如何研究“权力”说起

  新时代发展和实践创新的双重任务,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生产力理论,同时持续关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转身和应用性的增强扫除理论障碍。这涉及到一个尖锐问题:生产力是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究竟该如何建立对生产力的有效性研究。为简洁化起见,我们以《保卫<资本论>》建立的研究为“引子”。“我们从历史进程中工作取出两个权力体系:(1)生产力体系——人对物的批判,以人的物化为发展指向性,或日第一权力体系;(2)生产关系体系——物对人的批判,以物的人化为发展指向性,或日第二权力体系。权力体系乃是相互嵌套的工作系统,不是简单并列的两个概念层次。尽管由人来设定,第一体系说到底是发展了客体的力量……马克思在四重义项上运用生产力概念:一是生产条件,二是从生产条件来看的生产形式,三是客体,四是从客体角度对待和运用的主体概念。第二体系因应第一体系方面进行,马克思《资本论》以客体批判规定‘鸟瞰’之……马克思同样在四重义项上运用生产关系概念:一是生产形式,二是从生产形式来看的生产条件,三是主体,四是从主体角度对待和运用的客体概念。第一体系的核心工作内容是‘知识关系’(主体对物质世界的了解)。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开放和发展过程,直至使主体自身同样成为物质系统的智能组成——所谓人的物质化;这就是‘客体批判’人类史前时期任务的终结,并在规定性上向生产力系统回归,由此开创人类真正形态之历史发展时期。第二体系的核心工作内容是‘身份和财产关系’,即物以人格化的关系成为人的系统的组成。生产关系的发展道路是客体批判→主体批判。因此,无论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均是典型存在者的具体或抽象规定,它们均是历史用语,而非一般科学用语……主体和客体在权力结构类型上固然相异,甚至截然对立,但彼此互系、统一。整体看,这就是人类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历史态’、‘现实态’和‘未来态’。”[1]607,608

  人们在如何研究“权力”的问题上,似乎陷入了理论窘境:既然生产力作为“第一权力体系”,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何不优先研究它?其实这是“客体批判”的学科定位问题。马克思以“资本”为历史发展规定、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科学方法的标题主旨,其寓意在于强调对“物性科学”进行批判,由此释放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动力。一旦这一问题解决,客体批判所回归的“生产力科学”已然是实践科学,它绝非批判意义的“理论科学”范畴。所以政治经济学对于生产力研究的考量,毋宁说是一个“过渡时期”:由非纯然的实践科学向纯然的实践科学过渡。这决定了我们的具体研究内容:(1)基于全历史域,实施原创理解与理论运用意义的创新。(2)坚持把生产力作为客观过程对待,通过建立与社会客观过程批判规定的内在联系,以期深刻揭示“生产力对象”和“生产关系对象”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分殊的辩证统一关系。(3)从学科和工作逻辑的层面处理好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诸范畴的辩证界划关系,由于确定了界限,“它不抹杀现实差别”;手段是“构图”,但在这些过程中,既要防止逻辑主义的作风,又要避免陷入“知识论的解释学”窠臼,目的就是通过对“话语权”的争夺,获得关于历史对象运动的“客观辩证法”,以完结对“客体批判”理论性质的认知。

  二、生产力研究维度的识别——文献梳理和问题意蕴

  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始终遵循两条路径:方法论基础和实践路向。前一条路径注重对唯物史观域内生产力规定性的把握,后一条路径重在凸显理论和实践的对接性。前一条路径,我们用关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评判来说明;后一条路径,则可用所谓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加以例解。必须指出,两条路径是内在统一的,从中我们识别出生产力研究维度的性质。例如,林岗教授坚持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领域内的生产方式范畴认定为“生产力基础”的规定,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表述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因为马克思的表述,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广义的生产关系,而经济形态正是这二者的统一。”[2]孟捷教授则认识到,“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在其运用中还有如下特点:它将生产力在塑造一种生产方式或经济社会形态时所具有的归根结底的作用,等同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过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这样一来,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被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或内部的批评者看来,这种片面的生产力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其实难以解释历史发展的全部复杂情况。”例如说,它没有说清楚这一点:“生产方式作为劳动和分工的特定组织方式,自然要以某种生产力水平为前提,但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间未必是决定论的关系,因为劳动和分工的组织也受到生产关系以及其他制度因素的制约,在生产力水平相同的条件下完全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因此,“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为我们摆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契机。”[3]这种争论凸显了人对物质条件的占有是以劳动分工关系的实现为具体历史条件的发展规定,从而可以肯定:生产力是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所谓“人是首要生产力”是从交往关系上说的,“最为发达的生产力”仍然受制于物质状况。生产力基础的界说没有说清楚物质设施及其实现条件的历史。另一方面,所谓“生产方式的特定组织方式”说,也没有明确交代清楚社会条件及其实现形式和发展手段的规定。两者于是陷入了争论的僵局。任何一方都想要援引对己方有利的“本体论”根据,但结果都会被对方所利用。可见,“争论”终归是不必要的。归根结底,是需要我们深入认识到,“与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更为关注复杂的历史运动和发展。马克思特别区分了社会过程的物质性和社会性,但没有意味着概念或理论的彼此画地为牢。马克思特别强调的是实践本身,而非概念本身,关注的是物质性对于社会性的历史辩证运动及其科学运用。唯物史观开放结构就其本性而言是关于方法和理论进而理论体系和实际应用的有机统一的方法论用语,并最终要化为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理论层级和方法元素,化为批判逻辑、建设逻辑的现实的统一,化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实际的统一。”[4]在这些研究当中,卫兴华教授仍然是一个例外,他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本范畴,涉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诸多方面。”为此,需要认真研究以下问题:“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什么?马克思有没有界定或怎样界定生产力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马克思为什么要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是否指劳动生产率?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或动力是什么?科学是不是生产力的独立要素?主张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能否成立?生产力决定论与生产力标准论是同一命题,还是不同问题?能否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归结为‘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判断和评价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是否只能是生产力标准,而排除生产关系标准?”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回答,将全面涉及到“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结合”。[5]

  在另一研究线路上,程启智教授也有有其独到的观点和分析理路。在一系列文章(以下统称“程文”)中,通过对“生产力的维度”的梳理,程教授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关系域中的“分割”与“对峙论”。程启智教授的重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体系缺少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但在这两门学科上,恰好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了它们,似可以借鉴,虽然范式不同。有关专家学者在讨论方法时提到的规范方法、实证方法、数理方法和计量方法,实则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作了很充分的发展,并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分析工具,而这恰是因为新古典主义学者们撇开了生产关系主要研究了纯生产和生产力,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一般’的结果。”[6]

  以上学者的讨论聚焦了“客体批判”的理论性质。第一条路径试图说明生产力作为“客体批判”的基础地位;第二条路径则说明“因果关系”的无条件贯通性。这表明:继承、发展、创新仍旧是目前理论经济学研究主题之所系。生产力研究维度不过展示了两大客观批判过程——物质客观发展过程和社会客观发展过程的“无缝对接”,即“这种研究使历史建立为‘实践的对象’,产生认识,又进一步使逻辑建立为‘认识的对象’,产生理论,从而完成了对于‘康德主义知识论’的真正走出。”[7]并且以此种文献语境把握“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我们尤其认为,错误的不是内容观点,乃是用语不当问题。亦即,“在这里需要先弄明白什么是‘决定论’和‘意志论’。基于西方哲学的广义解释,‘决定论’指的是单线原因性,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由单线原因引起的;而且关键的是,单线原因性采取了规律性公式形式。”[8]

  我们应肯定程启智教授对“生产力的维度”予以把握的积极性研究态度,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其研究的不足性。亦即是说:如果按照“要素生产力-协作生产力”认知维度,那么恰好不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范式(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依赖理论范式(制度经济学)→纯经济科学理论范式(生产力经济学)”理论下降的逻辑或分析的路径。程文的缺陷性在于:其一,把马克思的劳动和生产理论看作“知识的熔炉”,以“二维的平面法”试图结构化这个熔炉;其二,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分析误认为是“生产力的本体”;其三,在实际的逻辑推演中,忘记生产力是实践生成的规定,而妄图离开这个前提从生产力的技术性质中抽象出“生产力的理论性质”;其四,在学科定位上,过于热衷生产力理论科学的“应用性质”,一味鼓吹“一门纯经济学分支学科”意蕴上的“马克思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例如,其不能理解如下运动构造图式: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于没有作为生成运动域内的“存在者规定”来理解,不仅决定论被狭隘、公式化了,而且整体看,对于“存在形式”的分析崇拜症甚为显著。其表现有二点:一是不加思索地把运动的空间形式作为出发点,知识化“物质交往”和“社会交往”,忙于形式逻辑的意义对接,而割裂了它们分别与母体间(即和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二是以“逻辑概念”(知识范畴)为出发点,通过否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的系统生成特征,整体上误判了马克思的这一阐述:由生产方式启动生产系统的发生学与决定论统一的广义而总体的政治经济学结构。概要地说,此“动力机制”既是生成的、也是批判的,是生生不息的开放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导的系统类型得以相对确立。如可以把机制摹写为: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劳动过程,首先代表了一定形态的物质关系和技术关系)→一定历史形态的生产力系统→物质交往关系(劳动分工主导的物质生活系统及其形式)→社会生产方式(这是生产方式其次的“形式”,例如劳动协作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系统(特定构造的所有制结构关系)→社会交往关系(社会身份或财产系统及其生活形式)。由于不了解历史运动构造,必然导致研究的非法性。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推断:“作为一个独立分支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我认为,可以大胆地借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因为它的许多成果如果剥去了它们把一般当作特殊或把特殊当作一般的外衣,剩下的科学内核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即马克思的二维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上……讨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与增长理论,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的意义。”[9]因为,它其实没有剥离“新古典主义外衣”,它的问题是:试图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歪曲为“研究在既定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何种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结构更有利于个人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发展自身,并对个人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和创造性活动中发展的影响,及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客观而论,程启智教授的“以生产和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纯经济学”完全为新古典主义大开理论门户。[6]

  正如马克思把“使用价值”和“价值”确认为互系双方,是为了突出统一发展总体——作为对象性存在的商品,同时,亦是为了指示统一的生成物——劳动——之需要。现在,我们把物质生产确认为互系双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确认为互系性的“社会客观批判”,同样为了突出统一发展总体以及指示统一生成物即“生产方式”。由此,劳动和生产方式必须被视为“二重性生成结构”,而且,它们在结构上是内在契合的,均是为了说明对象的生成运动,从而作为了“历史的研究对象”规定。[10]总体看,这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一般”规定,应集中于二重性规定的生成运动的结构予以历史把握。在这种情势下,从理论突围的角度——超出“客体批判”单一体系,探索所有制历史结构,将其认定为“产品所有制”、“商品所有制”之统一,例如说,肯定:“与商品所有者规定了商品关系——商品被视为关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因素的构造统一体——相对应,产品所有制规定了产品关系,把产品视为使用价值与特定身份关系的结合和统一,把‘使用价值’(有用物的规定)和‘人的身份’(劳动者的身份)作为产品的二重构造因素。”[11]这是有特别意蕴的。但同时要考虑到客体批判的总体历史任务没有变,主体批判仍然工作服从于客体批判,生产力体系从批判角度看仍然服从于“财产生产关系”,特别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一句话,由于生产关系仍然整体处于“必然性”之中,主体就不能够得到彻底解放,由生产力焕发出来的客体力量就仍然不能由主体自由地掌握。

  三、要素和协作:生产力的两个维度,还是生产力发展的两个维度?

  程文恰当指出并说明了人类生产活动有两个不同但紧密联系的维度:要素与协作。为确切地表现二者之间可能的关系,方便起见,我们特别地绘制下图:

  我们看到,连结“要素”与“协作”是三条线:一条是生产力,一条是生产关系,另一条是生产方式,它可以看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规定上的直接合成(图中以“虚线”表示)。这样看来,生产方式同时承担了运动本体、作用中介和过程的结局性规定等多重的含义,归根结底,“一词多义”背后的实质在于标识它的“过程概念”内涵和外延。简便起见,我们可用一句话总括这些不同的意义:劳动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合的交往系统——物质交往系统和社会交往系统。因为生产方式是生成规定,就具有系统意义上的“通透性”。这里面有三层次的含义:(1)劳动过程的本体批判性,这是生产方式的第一过程规定——发展=批判的特质规定。故此,所谓“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2]533所谓“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因而,“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3]等等。(2)物质交往的功能、中介与目的性,这是生产方式的第二过程规定;作为“中介”规定,孟捷教授将之识别为卢卡奇意义的“第一种目的论设定活动”(以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为内容的直接劳动)。(3)合社会交往的设施属性与目的性,这是生产方式的第三过程规定;作为结构化的“社会产出”的规定,孟捷教授同样将之识别“目的论活动”——卢卡奇意义的“第二种目的论设定活动”(人类面对社会生产的需要所产生的特殊的协调-控制活动)。由此,“生产方式是由上述两类目的论活动构成的有机整体,它自身也是一种目的论活动……定义为以扩大统治阶级对剩余的占有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并且,“根据这个观点,对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分析,应该以下探到两种目的论活动的水平为限,而不能还原到个别要素。”这就“可以把马克思笔下这些不同含义统一起来”,亦即,“生产方式下属的两种目的论活动,分别对应于两种获取剩余的方法:其一是在第一种目的论活动的范围内提高生产力,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利用他人劳动;其二是改变第二种目的论活动赖以进行的生产关系,以更野蛮而残酷的方式役使他人劳动。”[3]

  由此可以判断出,马克思对于生产方式的表述必然是多义的。劳动过程-→物质交往→社会交往,即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过程,其使得实存规定显露了出来。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东西;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纽带,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12]536关于“社会交往”,马克思这样申明:“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12]532,533

  这样说,不是指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力形成的末梢时出现,而在于强调它们生成的同时性。不过,所有制作为特殊的实存规定,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规定的集中体现。于是,上述从“劳动”到“交往”的运动链条就可以在演化层级上区别出两种互系互动的发展模式(此处可回看图1):

  Ⅰ.人们谋生方式(物质生活的取得方式,从而初步构造了人们直接结合的物质形式)的改变:生产方式(或劳动过程本体)→生产力(物质力量系统)→物质交往(生活系统)

  Ⅱ.社会生产模式(发展方式、结构体式或社会生活形式)的改变:生产方式(或社会生产关系的生成运动)→所有制(社会关系系统)→社会交往(生活系统)

  Ⅰ和Ⅱ是结构耦合的,概念统一于“生产方式”。作为对完整的发展过程的构图,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达成了辩证知识意义的统一。与其把这看作对社会变革力量(机制)的寻求,毋宁说,是实践科学的一次总探索。这样,在机制中,生产方式从而生成运动规定就是“无处不在”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社会的,统一的构造关系被凸显出来;其形成两层的作用结构和互系关系:里层——生产力和所有制,外层——物质交往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表明:Ⅰ和Ⅱ的结构形式委实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扩展自我的功能规定,即对象自生过程之生成运动规定,简言之,这是一种“运动的构造”。“生产力的研究是分两块进行的。一是工艺学对生产的物质内容的研究,把握物质世界的物质运动以及人本身的生理运动及其实践模式。这就是以生产力实践科学为依托的各门自然学科。二是生产力理论科学。后者对生产力运动方式和运动构造进行研究。这一方面的工作内容是多学科的交叉渗透的结果,如涉及地理学、文化学、考古学,因此不独是自然科学,而同时囊括了社会科学的一些基础领域。”[1]280换言之,一是主动的生产力构造“自我”,一是被动的生产力的社会规定的“构造”;前者处在物质力量的生成运动中,后者处在社会关系的生成运动中。并且在发生链条上,运动构造Ⅰ是排开构造Ⅱ而得到考察的。这样,“要素”的规定(物质要素)是排开劳动协作关系优先得到考察的。从而,要素的生产力和协作的“生产力”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发展状况。

  顺便,也要指出由程文重申和重点表述的目前的存在于学术界的一个严重性误识:把协作当作本源性的生产力规定,乃是误读了《资本论》文本的结果,并且严重误判了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作为生成运动)的规定性。为了有效说明问题,我们先来看“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是个什么样的概念。马克思认为:“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这种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居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约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最后30多年。”“虽然协作的简单形态本身表现为同它的更发展的形式并存的特殊形式,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14]389,390又进一步说明:“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14]415,416这分明是表明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概念内涵上即相当于“工场手工业生产制度”,其预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形式。

  显然,“协作”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的规定。因为协作,不过指的就是许多人在特定生产过程中一起协同劳动,直接指向了运动构造Ⅱ,——它在这里可视为特殊社会历史财产关系(始源性的财产规定——财产关系Ⅰ)。进一步,“生产力同财产关系Ⅰ的矛盾,它导致生产关系本身直接分解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种义项‘社会生产力’毋宁说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生学(规定)’,——当然,它只会崛起在工厂制度规定性之上。”[10]亦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性质而言,是和获取“相对剩余”有关的生产方法或方式,从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的一个派生。不言而喻,它本身必须从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内容”中引申出来。可见,《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内容的实际的叙述起点只能是“资本主义协作”本身,①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14]374这样,根据马克思的描绘,我们大体看清了“资本主义协作”之社会规定(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如何一步步巩固地位和历史地发挥作用。历史过程如此,逻辑上亦如此,这应该是坚持相对剩余价值概念由绝对剩余价值概念中引申出来的真正原因。一言以蔽之,所谓协作生产力,即应当归结为生产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状态。

  概言之,要素的生产力和由协作生出的社会生产力体现的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状况:一者自生,一者派生;一者始源,一者来源于社会;以及一者处于生成规定,一者仅仅隶属构造系统,是构造的产物。在此意义上,协作本身毋宁说就是对生产关系予以考察的“始源规定”。由此追溯,要素是对生产力本身予以考察的“始源规定”的载体、运动装置和形式,其直接是技术关系的直接承载,又是技术生权力的运动载体形式。这里的讨论告诉我们,《资本论》完结的是商品经济形态的大写字母的社会发展逻辑,其扼要说明的是: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7]这样我们能够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工作基点置放于“客体批判”,而对“主体批判”似乎存而不论,乃是突出“物质发展”对“劳动发展”的领衔性。在这样的工作语境下,唯物主义的问题被突出了,客体辩证法被突出了,个人本位的身份关系被锁定了,财产关系图景被整体烘托出来,于是突出地要求我们剖析阶级行动架构下的由单一财产关系所带来的经济必然性问题。

  同时基于这个理解支点,关于“生产力对象”和“生产关系对象”的历史辩证法的研究能够被系统地建立起来。因为,要素对协作的关系充分显露出生产力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的结合的可能性,与之契合的工作规定是:物的科学研究转换为“事的科学”。依照程启智教授的看法,如果说物质要素及其直接的际间交往是生产力发展本体力量的显示,那么,“协作维度的生产力”是巩固了这个本体规定,并且直接以生产关系发展的形态出现。我们总括程启智教授的有关引证,亦就是:“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是由于‘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它必然‘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所以,大工业的协作‘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我们在现代的自动化生产过程中看得更明显。”等等。[9]但如此一来,很显然,“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即“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这导致:“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14]487

  这种论证恰恰是说明了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生产力发展本身如何具体实现在生产关系的发展中的。即协作,作为“生产关系实体形式”,和我们给出的图式中作为生产形式(规定)的“社会出发点”的规定是相当的,以至于从一般意义上看待,或者就可以直接说成是“生产关系的一般”。从而所谓“协作维度”,不外乎是进一步扩展了的“物质交往系统”,即生产力利用自己的生产关系形式,迫使“矛盾”显露化,直至转身为社会意义的过程规定。有一种说法:“经典作家肯认了劳动关系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亦就是说,“劳动关系:是生产中的协作和分工关系,它不仅直接表现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生产力的一部分。”[3]这可能对马克思恩格斯下列的话产生了误解:“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5]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系统具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对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具有嵌入性,这是发生学意义的系统有机嵌入,从而使得生产力系统整体代表了物质生产方式,而生产关系则代表整体化的社会生产方式,后者以前者为物质基础,并且社会阶段就是以“这个基础”的发展水准作为标准予以设立和确定的。不过,由于承认这些客观关系的存在,孟捷教授仍然对上述观点进行了修订:“另一方面,劳动关系的形成也受着剩余占有关系亦即所有关系的制约。因此,在劳动关系中,既有表现生产力、属于生产力的部分,也有表现所有关系、属于所有关系的部分。劳动关系在此意义上体现为一种概念的中介或过渡。”[3]

  固然,协作本身带来了“不费分文的”生产力,但这是“原生涵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衍生的生产力”意义上的有关于发展的工作规定。程教授的误识根植于此,即他所说的,“综上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明白无误地论述了协作维度的生产力。”[9]但是毫无疑问,如上所论,其对上述第四篇的工作内容进行了性质上的误判。程教授的依据是:第四篇阐述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有关的生产力发展,在于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从无到有的过程的发展规定。这样的说法既不准确,也不确切。例如,其没有把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当作“前提”,从而没有作为考察上的“母规定”,——客观地说,此处把握的是“从有到有”(即量变到质变)。但是,“当马克思确立了这样一种概念划分时,他坚定地将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归于一种统一状态:最终,只存在一种形式的剩余价值,而且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是互为条件的。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和组织基础,就不可能获得绝对剩余价值。反过来,如果没有一个保证对绝对剩余价值占有的工作日的长度,相对剩余价值就没有意义。这里的区别是,资本家唯一的战略是‘只要涉及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感觉到了’。”[16]

  四、产品如何制造与生产力科学研究维度的创立

  马克思讨论要素的生产力和协作的生产力的维度是“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的生产力”:前者把物质力量向劳动生产力聚齐,后者进一步把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的生产力”,——途径是劳动并入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规定。那么就更为广泛的过程而言,“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如何实现?即机制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客观而论,就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对象的历史研究活动而言,其涉及到的仍然是“生产力的理论科学”,就实践科学而言,仅仅是做了“理论准备”。如马克思的相应阐述:“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18世纪还称为:mysteries[秘诀],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14]559

  一切的工艺学研究什么?对象固然是生产力本身,而为了根本揭示这个生产力的对象规定,生产力科学的研究对象就必须直接确认为“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过程本体以及和这个“本体实践”相适合的物质交往活动。为透彻说明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的关系,我们引入“产品如何制造”的分析维度,进而说明其就是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研究维度,以从中离析出和“生产力理论科学”内在有关的若干具体认识。扼要来说,即我们认为:生产力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仍然隶属于生产关系学科意义的“理论经济学”,而不像程启智教授声言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的纯经济学”。在这当中,扼要冲的观点是“运动”、“构造”和“发展”。连结生产力对象和生产关系对象的则是“发展”二字。其要义是:贯通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的发展规定,并非任何死的“知识构图”。

  物的解释学倾向于把对象作为“物规定”看待,其实,对象是亦物亦事的规定,其衍生物——研究对象——则纯属“事规定”。这样,单纯的生产力概念决不能进入“政治经济学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生产力规定乃是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的连结部件,即生产力发展——事的生产力规定。

  由此可见,生产力的研究维度乃是建立对“生产力如何实现发展”(相应“生产关系如何实现发展”②)的一个系统性研究,以勘察认识构件,进而以此沟通“生产力实践科学”与“生产关系理论科学”,使前者恰当地进入后者。“这样,我们可以建立关于发生论与矛盾论统一性的生产关系描述。”[10]这就要求转变“构成说”的结构主义的解释学路径,变单纯的要素构造分析为“运动-构造”的规定分析,遵循“物→事→过程流变”的流程来看待劳动和物质的发生。因为单纯的要素构造学说执行的是平面构图技术,致使与实践活动有关的产品制造(即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完全蜕变为机械工艺过程,变成对物的堆积结果的机械认识的反映。为了避免认识完全沦落为纯物质运动的产物,必须坚持把产品看成“生成物”规定,从而便于从劳动过程中将物质交往的规定性——以主体(人)为主导的物质要素的交往活动——引申出来。

  所谓物质生产方式的研究,在本质上亦不过是询问劳动过程的发生发展,即“如何来”的问题。在这一架构下,工艺学演变为“产品如何制造”的实践科学,理论科学成其为对“产品如何制造”社会性质的叩问。实践观和历史观所摒弃者,乃是僵死不易的要素规定。结构的隔板拆开了,物质交往系统演变成对劳动过程和劳动发展的“能动性认识”。这是“彻底的系统生成论”观点。一言以蔽之,要求我们摒弃以平面构图技术组装的“要素说”逻辑。其解决卫兴华和胡钧两位教授的争议:在融合各自观点中有价值的成分的同时,产品或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生成说克服了人们彼此的认识不足。③

  既然劳动过程本身的构造分成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两方面的物质内容,认识路径必由此线索介入。一方面,物质交往系统提供对劳动过程的发展的辩证认知,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规定其实是它的“认识的酵母”;因为,正如协作纽结了人和人关系,劳动乃是纽结了物和物的关系,——在这里,人作为“特殊的物”对待。为方便起见,我们从“知识帷幕”的角度,把由岗位-合作的路径上生发出来的物质交往活动称为“系统Ⅰ”;这意味着产品生成规定体现在“人的能力”的中心维度上,人的实践能力或生产劳动能力遂体现于作业岗位的合作过程。与此同时,从“帷幕撕碎”的角度,再把由分工-交换的路径上生发出来的物质交往活动称为“系统Ⅱ”;对应地看,这当然意味着产品生成规定是体现在“物的能力”(制造工艺)的中心维度上了,其是按照工艺学定制的劳动分工过程。系统Ⅰ、系统Ⅱ是工艺并存的。④简单而言,一者和劳动合作型生产关系接通,一者则和劳动非合作型生产关系接通。就本质而论,系统Ⅰ和系统Ⅱ:一者是人对物质条件的占有,一者刚好反过来,乃是物质条件对人本身实施占有活动的发展规定,并且在后者当中,主体并入了客体的规定,一句话,主体“客体化”了。这是马克思《资本论》锁定演化路径:系统Ⅰ→系统Ⅱ,并把客体批判逻辑建基于“系统Ⅱ”讨论经济必然性问题的内在根据。

  在相对独立的物质设施的历史世界里,系统Ⅰ显然代表了主体实践和认识的维度,系统Ⅱ则代表“超主体”的实践与认识维度。通过将系统Ⅰ、系统Ⅱ定格成为“认识维度”,就避免把生产力等量齐观为“要素构成”,相应把技术结构等量齐观为技术规定的物质要素了。因为将生产力概念的物质内涵从社会状况中划分出来,并不意味着生产力规定以狭隘的“物质能力”为限,相反,应规定为以主体能力的运用和发挥为依托的不断处于历史生成运动中的物质生产结构。本质上看,它是劳动过程的历史生长规定。系统Ⅰ和系统Ⅱ:一者是人对物质条件的占有,一者刚好反过来,乃是物质条件对人本身实施占有活动的发展规定,并且如上指出,在后者当中,主体并入了客体的规定,一句话,主体“客体化”了。

  此外,我们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对体现在商品中“劳动的二重性”规定的恰当处置:既基于商品生产关系的前提,又充分遵从了劳动过程的“两个认识维度”。⑤二重性规定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系统Ⅰ的“此消”和系统Ⅱ的相应“彼长”;换言之,就是使人的能力维度相对越来越弱,相反地,制造工艺维度相对越来越趋强。马克思给出了这种经济现象的工艺学基础的描绘:“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14]55,56而如此一来,它内在说明了商品生产的协作关系确实将造成物质交往系统的扭曲性生长的“事的发展”:一面是系统Ⅱ的过度发育,另一面的情况是,系统Ⅱ愈加发达了,其社会向度的生长力确实是更加强大了。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并未改变生产力系统生成与运动机制,只不过是提升其发展基础,迫使物质交往活动直接建基于系统Ⅱ。本文的认识推进是:运动构造Ⅰ到运动构造Ⅱ、系统Ⅰ到系统Ⅱ,从而可能凸显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之统一。关于如何使“历史研究”科学化,经典作家一再强调:统一的历史科学只有一门,即总体历史的科学本身。生产力研究维度显示了这样的判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能够通过对唯物史观建设性认识元素的把握,使理论最大程度地贴近实践,这样,概念和范畴获得了具体历史系统的规划性与社会行动特征。很显然,这是对“物质生产”进行多维度表述的历史现象学基础。

  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学科基础再探讨

  为明确到目前为止的问题讨论的性质,我们看以下生产结构的汇总意义的“构图”:

  人类迄今为止的经济形态包括有两种社会历史的构造:产品经济形态和商品经济形态。前者立足“产品配置运动”,由身份制推向工作岗位的自由发展,而奠立越发成熟的产品经济社会形态(劳动力不自由+劳动自由);后者立足“商品交换运动”,由独立个体不断推向劳动力的商品化,而奠立高度矛盾型的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劳动力自由+劳动不自由)。一者遵循“产品批判→劳动批判”路径;一者遵循“商品批判→资本批判”路径。此二者相生相克,相互构造,补充各自需要的历史发展元素,从而编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丰满的对象结构。其决定生产对消费的实现关系有两条基本道路:(1)经由“产品配置运动”,(2)经由“商品交换运动”,并且在行程中,这二者都可实现对于“分配(关系)”的内化。显然,《资本论》重点讨论后一路线。对于前一路线,马克思在探讨上确实是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存而不论的前提。但是商品生产因应产品的发生而发生,这也是历史发展上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它给我们提出了理论任务:由生产力的总体研究出发,以期有助于分析在历史中互动演化的产品经济形态和商品经济形态的各自发展及其相互依存的社会机制,重新审查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并重建学科基础。

  这或许是生产力研究真正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有意义的”历史知识,是进一步的有理论价值的逻辑知识。如此看来,程启智教授的如下理论构想也是“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三个重大发展方向的课题,即当前面临三个独立学科的发展:一是传统的以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为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二是以生产关系依赖理论为范式的制度经济学发展;三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和生产力理论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尽管基于错误的理论改造方向:“显然,后者借鉴了现代经济科学中的‘纯经济学’的概念和含义,即表明,它是以撇开或抽象了生产关系的、因而是‘纯粹’的生产及其生产力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经济学。”“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概念,就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广义的,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它包括上述理论经济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以及以它们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应用经济学;二是狭义的,指马克思主义的纯经济学。”[9]

  不管怎样表述,程教授的目标是希望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纯经济学”。但是我们来看“撇开或抽象了生产关系的”“纯粹的”生产力科学,又是怎样的规定?其是实践科学的规定。而说白了,就是各门工艺学——生产力的历史实践科学,所以,它仅仅研究物质内容。这是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有了实践科学作为内容,生产关系的理论科学就免除了工作上的空泛性,就不可能是黑格尔体系的形式运动或构造。客观而论,这种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是无关的,因为它们仅仅提供对物质运动和构造关系的系统性认识,为开展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材料准备和逻辑基础。显然不能因之而冲击理论经济学研究。

  如前所论,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的生产力包括实践科学和理论科学两个研究层面:一个层面是工艺学领域内的研究活动,一个层面是“生产力(规定)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研究规定;前一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无涉,后者在实质目的上在于搭建“广义体系”与“狭义体系”的沟通平台,从而导向了“总体政治经济学”。真正对政治经济学有意义的是后一方面的研究。生产力科学则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传统上说的狭义的生产力经济学指的是这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运动,是有关于劳动过程-物质交往活动的物质生产方式的运动和构造。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工作领地。它形成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沟通的“中间地带”,或可说成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管”的一个学科。⑥因为,“狭义的科学即理论科学,是在物质工艺学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科学。前者把握物质生产运动和构造关系,构成‘广义的人类学’;后者把握社会生产运动和构造关系,构成‘广义的社会学’。可见……这是生产力进入政治经济学的要义:因其不断实行本体批判,而将自身从形式规定上隶属于经济范畴,作为研究前置,成为基础组成。”另外,“从本质上看,‘中间地带’并非独立学科,实为统一历史科学之工作组成,它的特殊性恰好在于确证科学本身的统一。实际上,这才是波普尔试图推荐给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历史学’之学科原像。这门理论科学有待开发,它的基石是生产力实践科学。这意味着本体论之撤除,制造活动不断迈入新境界,否决了物役力量具有永恒绝对性的认识幻觉。”[1]266

  生产力经济学意义的滥觞和生产力研究维度的创立是同步的,两者相生相克。这需要我们在生产力研究中,同样坚持批判性。如果不能够把生产力发展作为“历史总体”的现象看待,那么,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的规定的“逻辑隔板”就没有可能得到彻底打通,有关于“生产力的发生”和“生产关系的发生”的研究也就不可能得到最终统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识到所谓的“协作生产力”,不过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于发展层面的互动,那么,合作的和非合作的生产关系发展类型就会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被引入进来,乃至于作为归入了“生产关系理论科学”的规定,和“生产力科学”建立联系。由此,生产力理论经济学的全部研究内容也即传统上说的生产力“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该种研究有可能直接增进人们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而把经济形态的“运动构造(规定)”放宽到全历史域的高度和范围来把握,总体掌握国史、天下史以及世界史生成运动的统一,把握“百科中的一科”的特殊经济学科性质。[17]

  程文中反复提到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和“生产关系依赖理论”,其实所指的是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发展理论。我们完全可以用系统生成论的观点来认识它,即以统一化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社会发展规定(如商品社会之“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以及产品社会之“生产关系-依赖关系”)来综合它们的。但是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纯经济学”之构想必然需要全面予以撤销的。

  六、结论与展望

  看历史共有三种角度或路径:从历史角度、从政治角度、从学术角度,三者有机统一谓为完全意义“看历史”。客体批判之最终工作目的仍然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人学”。迄今为止的研究人的发展的三种方式是:效用——纯粹个人的自由个性、抽象劳动——不自由的人类主体个性以及中国式的“家”和“国”——主体人的具体身份个性(介于自由和不自由之间)的成长。要想最终破除“自由个性”的虚妄演绎、还原真实人的个性发展,并超出经济必然性束缚,解决之道只能是求取生产力发展意蕴的“生产关系研究”。既有的人类物质生产发展浸淫于“物性科学”之中,直至产生“客体研究的二律背反”,为了根本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强调了“生产力理论科学”对于总体理论科学(即生产关系统帅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从属性,由此引出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批评的回应。即是说,由孟捷教授提出的“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思想是把生产方式的“中介学说”和“结构主义”路径的研究(如于金富教授的有关研究)统合起来的做法,富有启发,或可称为“发生学的解释”。但是,它忽略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建立的阐述实质是有关于“系统决定论”的思想,而与“本体论”逻辑推理无关。

  因此,这种历史发展强调的是“生产力系统”和“生产关系系统”的整体互系作用:矛盾作用发生于系统的层面,系统以自我构造为前提,以历史发生为基础。这是把社会变革的动力牢牢镶嵌在生成论基础的规定当中了,产生动力变迁装置: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从而,“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一者指的是生产和生产关系的系统作用结果,一者指的是“生产关系”系统内部作用的结果。政治经济学集中于生产关系之系统特性的社会历史的考察,就把握住了生产方式变迁的整体性、有机性,同时不失“物象批判性”,使生成论的考察具有了明确的历史方向性。以至于马克思能够结论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8]33

  注释:

  ①核心的“三章”内容(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在逻辑构造上可以描述为:协作→内部分工(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机器(机器协作或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这是锁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象的发展过程:既是生产关系本身的发展,同时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是“机器协作”历史置换“简单协作”的具体过程。这个过程又历史地体现为“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规定的发展过程。

  ②对事的科学而言,谈论生产力发展和谈论生产关系发展是意义相同的。基于此种意蕴,以至于我们毋宁说“一定生产方式的发展”乃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组件。

  ③争议结果可用卫兴华教授的一段话加以表现:“生产力既是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又是生产精神财富的能力……而胡钧的批评让人不得其解。他给生产力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或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是一个集合名词,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或诸力量的总和。’这是将生产力二要素作为生产力的定义了。其实,生产力是什么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什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用生产力二要素或三要素、多要素都不能说明生产力是什么……人是生产力的主导力量,是主体;生产力的其他要素是客体。”[5]

  ④关于“帷幕”和“帷幕的撕碎”并存的另一种场景的探讨,参看孟捷教授的文章:《部门内企业的代谢竞争与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一个演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⑤一般而论,由马克思首倡的劳动二重性认识规定,其旨意在于揭明商品生产关系的发生,使商品生产关系规定通过“抽象劳动”范畴得以具体化。这样对“前提”的说明,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生产力物质基础的变化这一点。即生产力发展的内源系统(劳动生产力)本身的规定必须得到优先说明,尔后,作为产品输入装置和运动系统的物质交往活动在规定上亦必须得到认识澄清。总体看,这是交代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的生产力基础的两个认识条件。

  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这种统一,毛泽东有一段精辟入里的话:“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上层建筑……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19]

  参考文献:

  [1]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林岗.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分析范式[J].长春:当代经济研究,2012(6):1-6.

  [3]孟捷.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和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对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思想的再解释[J].北京:政治经济学报(原《清华政治经济学报》),2016(6):59-134.

  [4]许光伟.唯物史观开放结构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和超越[J].武汉:江汉论坛,2009(4):9-14.

  [5]卫兴华.科学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研究中的唯物史观——兼评“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J].北京:清华政治经济学报,2014(2):3-25.

  [6]程启智.关于人的发展经济学定义、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若干思考[J].南宁:改革与战略,2015(4):6-9.

  [7]许光伟.《资本论》的艺术高度——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历史辩证法[J].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6(1):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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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程启智.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两个维度: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J].长春:当代经济研究,2013(12):8-15.

  [10]许光伟.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J].长春:当代经济研究,2016(10):5-13.

  [11]许光伟.论中华所有制问题——《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关系域内的讨论[J].武汉: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1):5-18.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2.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2-533.

  [16]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57.

  [17]许光伟.《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史书”——兼析《21世纪资本论》的历史书性质[J].武汉:江汉论坛,2016(5):5-12.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0-131.

  作者: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许光伟

  来源: 《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2017, Vol. 258 Issue (2): 59-71)

  作者简介:许光伟(1971-),男,安徽滁州人,经济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资本论》方法论和中国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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