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视频。一名小孩回答“以前的老师与现在的老师有什么区别”问题，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以前人们形容老师像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现在的老师，随着科技的进步，已经变成了电灯，当你不交电费的时候，说不亮就不亮了。”此乃假小孩之口，言万众心声啊！
现在，老朽则想以亲身经历，谈谈关于“蜡烛”的往事，请老年朋友共鉴，供年轻的朋友参考。
老朽“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启蒙”入学的时候，我们的学校就办在本村地主家的三间房子里（那是属于人民政府没收的“逆产”），课桌凳都是学生自带。学校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就一个老师，人们戏称他为“百字先生”。据说老师只念过一两年“私塾”，识字不多。因为曾经在新四军东进后担任过村财经委员，所以自学了一些文化，加之他的办学积极性很高，所以就创办了这所“校长兼校工”的初级小学。在我的印象里，他很有责任心。每天一到四年级轮番上课，给一个年级上课的时候其余三个年级的学生就埋头自习、作业，教室里一般只有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只有每天一大早的时候，大家都会摇头晃脑地放开喉咙，那种乱七八糟、拖着腔调的读书声，能够传出很远。学校没有钟表，时间就在老师心里。没有铃铛，只要老师说一声下课，大小孩子们就雀跃着冲出教室。老师的哨子一吹，大家马上各归原位。尽管我们的学校简陋闭塞，我们的老师孤陋寡闻，以至我初小阶段既没有学到丰富的文化知识，更没有学到音体美方面的基本技能。但是我受到的启蒙教育，毕竟是令我终身受益的忠孝仁义、勤劳俭朴之类最基本的人伦道德教育，以及诚信友善合作包容等为人处事之道。除了正常上课，我们还多次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当时的农村卫生条件与卫生习惯都相当落后），大同学带小同学，几个人一组，走进一些“重点户”开展大扫除。也积极响应“快马加鞭扫除文盲”的号召，兴高采烈地加入到“小先生”的行列，在老师的安排下设立“识字岗”，即用一块小木板写上“天、地、日、月、上、下、左、右”等常用字，拦在交通要道，教过往行人认读。虽然也有人被拦住时不以为然，甚至对我们发牢骚，但多数人还是非常友好的，要么笑盈盈道声谢谢，要么竖起大拇指表扬我们办事认真，让我们感受到付出的欣慰与成功的喜悦。
待我初小毕业之后，我们的村小也便“寿终正寝”被撤并了。进入高小，我接触到一些“正规”老师，接受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新思想。特别是考入中学之后，知道了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懂得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新中国教育的指导方针与根本目的。日复一日，潜移默化，我们一天天长大了。“又红又专”成了我们的追求，“哪里需要哪里去”“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既是新时代对接班人的要求，也成了我们绝大多数青年人的志向。所以，当我高中毕业无缘大学的时候，便回到农村，义无反顾地干起了祖祖辈辈一直从事的职业——春种夏培秋收冬藏。同时也积极参与扫盲、宣传等社会活动。
在“青黄不接”的用人之际，我终于因为替一位产假老师“临时代课”两个月，被委以一所村办小学“负责人”的重任。尽管那里校舍只有十几间低矮的草房，课桌是用“破四旧”挖出来的地主老财们的棺材板“加工”而成（锯开刨平，一端装上木头脚，另一端则安插在土墙裁出的槽子里），学生自带凳子，办公设备除了两张方桌加几条板凳外，几乎一无所有。原有几位民办老师都是本村人，因为我的到来，大队不但从“知青点”借来“缸锅灶”（一种陶土烧制的可移动的小灶），买来一口小铁锅，还让所在地生产队专门划给我们一块蔬菜地。这些举措，足以体现他们办教育的热情了。
“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从那一排低矮的草棚里，照样走出了几位优秀干部与企业人才，更有两位成为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技术干部，其中一位还受到过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后来领导将我调到公社中学任教。为防“误人子弟”，我报名参加了扬州师范学院的“汉语言文学”大专函授。再后来要求我顶岗教数学，我又报名参加了扬师院“高师数学”函授。当然，教学中碰到具体问题，我还会及时向权威老师请教。为了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更为了做一名“合格教师”，我甚至用“献血”所得的“营养费”购买了半导体收音机自学英语……不可思议吧？其实很正常！因为“党叫干啥就干啥”是根植于我们内心的信念，“全心全意”与“精益求精”之类的要求，更是激励着我们孜孜进取的不竭动力。所以在那人才匮缺的年代，我竟然在十年之间从小学到高中教了个遍，几乎一直处于“应急”状态，当然就无法在某个方面或领域深入下去取得专长。这不能不算是一大遗憾。
为了把民办教师的“泥饭碗”变成“铁饭碗”，在同事的劝勉下，我参加了1980年的民办教师“内招考试”。进入“全国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如皋师范。“内招班”的同学来自四个县区，基础参差，年龄悬殊。但是大家有着共同的特质：笃实俭朴，勤学好问。也许是因为入学分较高，入学后的各项竞赛中又获奖较多的缘故吧，一向不善交际的我，毕业前夕还有幸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毕业之后，我仍然回到原来任教的学校。一天傍晚，校长神神秘秘地告诉我，教育局来人到我们公社召开中小学负责人会议，民主推荐中心校长人选。会上有人提到过我，但是有人说我“太嫩”，也有人说我出身好想有问题……好在我有自知之明，没有“官念”，只想做个学生喜爱的好老师。于是一切如常。直到一年之后，才被教育局通知“谈话”，要求我到一个3万多人口的大公社担任中心校长。我知道这个公社的教育近乎全县“垫底”，而且人际关系相当“复杂”。自己不但没有当校长的直接经验，而且在那里举目无亲，怎么开展工作？于是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不能胜任的理由和只想当个好老师的愿望。“这是局党组的决议。”领导说，“作为一名党员，服从组织安排是必须的。困难哪里都有，相比于在本公社，你到那里没有人际关系的羁绊，应当更便于开展工作……”就这样，我只好撂下一句“我会尽力而为。万一搞不好，还请领导批准我回本公社教课”的“废话”，心无旁骛地“走马上任”了。新官上任，我并没有熊熊烈火，而是勤走、细看、多听，注重了解、研究群众意见，并及时争取公社党委的支持，所以我的工作开展相当顺利，很快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广泛认可与大力支持。
三年之后，组织又将我调到全县唯一的特殊教育学校。真难想象它是多么的不堪！地处偏僻，交通闭塞，校舍破烂不堪。夏天一场大雨，五六十亩校园与周边农田连成汪洋一片，导致水井与厕所、垃圾不分彼此“同流合污”。而秋冬枯水季节，校园内外随处可见白花花的盐碱，苦涩的井水也总是供不应求。教育局曾经在三年前拨给3000元专款用于打深井、建水塔，却一直不见行动……于是人心涣散，怨声载道，各类事故接二连三。怪不得局长在找我谈话时，无奈地向我展示了一大把“人民来信”。
我无可奈何“临危受命”。对内强化组织管理，狠抓思想作风建设，并且通过民主集中程序，确立了“良知、苦行”的校训。对外恳求领导重视、呼吁社会支持，尤其是每年两会期间，我们总会抓住契机，见缝插针地向代表、委员们展示学校概况，陈述残疾儿童及其家庭的不幸，千方百计博取同情心，从而逐步提高全社会对特殊教育的认知、理解与支持。即使一次次遭遇白眼甚至歧视性拒绝，我们也不改初衷，不言放弃。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在省教委领导关怀下争取到香港邵逸夫先生50万港元的资助之后，学校得以启动搬迁工程。在市委市政府关怀及全市人民的大力赞助下，历尽艰辛，终于在城郊建起了一座新颖别致的现代化校园，彻底改变了如皋特殊教育的办学条件，并且一步步奋斗成“江苏省特殊教育现代化示范学校”（此时我也问心无愧地退下）。那些不幸的残疾儿童，经过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不仅学会了生活自理与为人之道、掌握了相应的文化知识，而且都基本学会了至少一项谋生技能（如木雕、缝纫、烹饪之类），走上社会个个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的还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更有一位深造成“中国木作大师”。这几年，同学们搞“毕业30年聚会”，每届都盛情邀请我参加。通过交流，得知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有的已经幸福地当上了爷爷奶奶，有的子女还成了电气工程师、新闻记者等等。我开心地分享着他们的幸福。为此我感到欣慰，并借此以弥补我当年错过培养儿子的遗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资产阶级自由化风靡全国。我的两个儿子分别进入初、高中。他们在学校居然参与打架斗殴。面对我的思想教育，一个儿子告诉我，他们刚刚考研出去的语文老师说“良心值几个钱？”另一个则用“美国老太”的故事，揶揄我“思想僵化”“中***思想的毒太深”。我觉察到深深的危机。于是向局党组提出辞职回中学任教的申请，理由就是为了抓好两个儿子。可是领导却说“稳定是当前压到一切的政治。”希望我在家庭和事业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并且主动让教育科为我的儿子办理了转学，以促使他们在新的环境下好好学习。我还能说什么？“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这是当时相当流行时髦口号。就这样，我一直在为一群残疾孩子殚精竭虑，而我的两个儿子最终一个也没有考上大学，悄无声息地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
这也许就是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吧。不过，退休这么多年，还能够“存活”在一届届残疾学生的心中，如斯足以！
“蜡炬成灰泪始干”。作为教师，我已力所能及地发出了自己微弱的烛光。然而尚未“成灰”，故“泪”亦未干。目睹教育之现状，忍不住写下了上述文字。除了对内容的真实性绝对负责以外，是非得失任由读者诸君评说。
江苏牛夫 2023.03.01
【文/江苏牛夫，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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