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假冒警察，必须严惩

　　公警身份，是法治社会的信任基石，是百姓遭遇侵害时最可靠的依靠。近期两起性质恶劣、同为冒充警察实施加害的案件接连进入公众视野，一桩是山西运城17岁少年报警维权后，被施暴者找人冒充民警诱骗下楼，围殴羞辱、逼迫下跪磕头，留下严重心理创伤；另一桩是反诈博主徽剑，因持续举报境外电诈团伙，被凶手冒充警察跨省劫持、持续殴打致死。两案殊途同归，都把“警察身份”当成行凶作恶的外衣，危害远不止普通暴力犯罪，重拳惩治冒充警察行凶，已经刻不容缓。

　　山西运城一案里，少年第一次受害之后选择报警，本是依法维权、寄希望于公权力护佑自己。可施暴者怀恨报复，指使他人冒充民警，借传唤的名义骗取少年走出家门，埋伏施暴，强迫下跪、言语折辱，同伴还在一旁拍摄施暴视频。经鉴定，被害人构成轻伤二级，事后确诊中度焦虑、抑郁。这场犯罪最可怕之处，是加害者吃透了普通人对警察的信赖：只要一句“我是警察，跟我走一趟”，受害者就容易放下戒备，落入圈套。加害者用假冒警务身份，封堵了受害者自我防范、求救的通道，这早已不是青少年之间简单的打闹冲突，而是借公权外衣实施的报复欺凌，消耗的是群众对公安执法的公信力。

　　徽剑被害一案，恶性程度更是触目惊心。徽剑长期曝光、举报盘踞东南亚的电诈犯罪集团，触碰到黑恶团伙的利益，境外幕后人员出资百万买凶，凶手团伙同样采取冒充警察的手段，在惠州将徽剑强行掳走，跨省转移、持续殴打，最终致其死亡。东南亚电诈集团早已不是单纯网络诈骗，绑架、虐待、性侵、非法拘禁、武装管控等暴行层出不穷，形同暴力恐怖团伙。他们把黑手伸到国内，雇佣歹徒、披上假警外衣，对敢于发声的反诈吹哨人实施定点清除。当反诈人士仅仅因为揭发犯罪，就要面临被假警劫持、夺人性命的风险，每一个敢于站出来揭露黑恶的公民，都会陷入深深的不安。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身就是刑法明确打击的招摇撞骗犯罪；若借假警身份，实施殴打、拘禁、杀人等严重暴力行为，属于情节加重，应当从重惩处。冒充警察行凶，有双重危害：一方面直接侵害被害人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给当事人和家庭带来毁灭性伤害；另一方面，它在撕裂社会信任。一旦“警察上门”不再等于保护，反而有可能是陷阱，民众面对陌生传唤、盘查，会心生猜忌，正常执法工作也会受到无形干扰，法治根基随之受损。

　　两起案件，一个针对求助的未成年人，一个针对反诈的吹哨人，作案手段高度相似，警示意义相同：假警作恶，绝不能从轻降格处理。运城冒充警察欺凌案现已开庭，三名被告人认罪认罚，尚未宣判；徽剑案主犯最终判处死缓，判决结果引发广泛讨论，不少民众忧虑，境外黑恶势力花钱在境内买凶杀人、借假警身份实施暗杀，惩戒力度是否足以震慑同类犯罪。

　　法律固然有宽宥、教育、挽救的功能，但这份温情不能用在假借公权身份施暴的恶性案件上。对这类犯罪，裁判应当充分考量冒充警察、蓄意报复、针对维权者、团伙作案、拍摄施暴视频、造成严重精神或者死亡后果这些从重情节，守住惩戒底线。对于电诈产业链上下游、幕后出资买凶的组织者，同样应当一追到底，全链条打击，不能只处理动手的执行者，放过幕后黑手。

　　信任来之不易，损毁却只需要一次假冒行凶。警察的公信力不容犯罪分子肆意盗用，公民的人身安全不容假警肆意践踏。从严打击冒充警察实施暴力犯罪，不只是为了抚慰受害者，更是守护全社会对法治的信心。期待司法机关对两案依法作出经得起社会审视的裁判，明确传递一条清晰底线：谁胆敢冒用警察身份行凶作恶，必将付出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