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惨烈的抗战史，留给文艺创作十分丰富的内容。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鲜明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一论断，划定了革命文艺的根本立场：我们的笔墨，应当献给创造历史的劳动者，献给浴血抗争的人民子弟兵。
然而，放眼当下部分抗战题材文艺创作，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正在悄然蔓延：本该站在舞台中央的工农兵群体不断边缘化，地主、资本家反倒屡屡成为故事的核心主角。
这绝非简单的创作选材偏差，它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逻辑同根同源，必须保持高度警醒，坚决予以辨析纠偏。
一、历史的真相：冰冷数字背后，抗战的伟力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不是一句抽象口号，是一组沉甸甸、浸满鲜血的数字铸成的结论。
十四年浴血抗战，全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这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头上的创伤 。
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等人民抗日武装，累计伤亡60余万名指战员，在只有14万人口的山西武乡县，就有4.1万人参军参战，2.1万人壮烈牺牲，无数家庭一门数烈、满门殉国 。
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先后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到抗战胜利时，人民军队从最初的几万骨干，发展到120余万正规部队，民兵队伍壮大至260万人，抗日根据地覆盖近100万平方公里土地，承载近1亿饱受苦难的人民 。
这组数字告诉我们：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不是少数人的传奇，是亿万工农群众被逼到绝境时迸发出来的生存抗争。
根据地的粮食、被服、弹药，大多来自农民节衣缩食；子弟兵源源不断的兵源，全部来自受苦的工农家庭。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民谣，就是600多万根据地受难群众、60多万牺牲子弟兵最生动的注脚。
我们承认，危难之时，有爱国资本家、开明士绅捐钱捐物、不少民族工商业者毁家纾难，这份良知的确值得尊重 。但从比例上看，他们终究是少数。对比3500万的民族伤亡、数百万工农军民的流血牺牲，爱国资本家与开明地主只是支流、是补充，绝不是支撑抗战胜利的主体。
牺牲最多的是人民，出力最大的是人民，撑起敌后抗战的，永远是工农大众。
二、创作的偏移：当资本家地主抢占抗战叙事的C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的方向十分清晰：革命文艺要把工农兵作为歌颂的主体，书写劳动者的抗争与荣光。可如今部分抗战影视剧、主旋律作品，却出现了主体悄然转移的现象。
打开一些抗战题材作品，故事的重心不再是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斗争。镜头大量聚焦豪门富商、地主乡绅：描写他们如何从明哲保身，转而幡然醒悟投身抗日；把大量篇幅刻画他们的家国大义、爱恨情仇，人物形象丰满立体，光环拉满。
反观八路军、新四军战士，不少作品里沦为工具人，形象单薄，戏份被挤压；普通农民、工人，更是常常沦为背景板，出场寥寥，更多只是衬托权贵人物的陪衬。
更值得深思的是，部分作品刻意美化旧时代的地主阶层，淡化剥削压迫的历史事实。
笔下的地主，个个深明大义、宅心仁厚，体恤乡民，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保家卫国。旧时代地主阶级固有的剥削属性被一笔带过，阶级矛盾被刻意消解。
客观记录爱国的资本家、开明地主的义举，本无可厚非。历史需要多维度呈现，我们反对的不是写他们，而是把支流当主流，把配角当主角。
文艺作品拥有强大的潜移默化的教化力量。一部又一部作品反复强化同一个叙事，会在无形之中重塑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历史印象。
当孩子看抗战故事，记住的都是富家老爷、乡绅大佬的救国传奇，却很少看见普通百姓舍生忘死的抗争。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错位认知：抗战胜利，是依靠少数有钱有地位之人的恩赐与牺牲。真正撑起民族救亡的工农大众，反倒被挤到历史叙事的角落，被淡化、被遗忘。
这种叙事偏移，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套路，有着惊人的相似。
三、拨开迷雾：历史虚无主义惯用“以点代面”篡改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最擅长的手法，就是打着“还原历史真相”“追求人性复杂”的旗号，用局部个案取代整体全貌，用个别特例颠倒历史主次。
他们不直接全盘否认抗日战争，而是迂回地解构历史。
一方面在网络舆论场中，不断为旧时代的地主恶霸翻案，为剥削阶级鸣冤叫屈。刻意放大个别地主的善举，掩盖整个旧制度下广大劳动者遭受的压迫，以此消解土地革命的正义性，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另一方面，借文艺创作的外壳，完成叙事的偷换。把少数爱国资本家、开明地主的个体事迹无限放大，拔高成全民族抗战的核心力量。把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不断稀释、弱化。
看似只是影视剧的人物选择，背后却暗藏历史逻辑的改写：
如果抗战主要依靠地主资本家，那么，当年工农群众奋起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意义又该如何安放？ 如果救国的主力是剥削阶级，那人民为什么要翻身求解放？
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险恶之处。它并不总是赤裸裸造谣抹黑，更多时候，它披着“尊重多元历史”“刻画人性”的外衣，一点点调换叙事的主角，悄悄篡改历史的权重。润物无声之间，就消解革命历史的根基。
文艺阵地，从来都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战场。文艺作品怎么写历史，就会给后代塑造怎样的历史观。
抗战题材作品，绝不能变成歌颂地主资本家的舞台。少数人的爱国义举，可以作为历史的点缀，但绝不可以占据叙事的中心，更不能掩盖人民作为抗战中流砥柱这铁一般的史实。
四、守正创作：让文艺的笔墨回归人民这个真正的主角
捍卫真实的抗战历史，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文艺战线责任重大。重温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在今天依然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
文艺创作当然可以追求人物的丰富性，当然可以写不同阶层人士的抗日行动。爱国资本家、开明士绅的救国行为，可以如实书写，给予客观的肯定。但是必须守住一条底线：分清主流与支流，分清主体与补充。不能本末倒置，不能喧宾夺主。
我们呼唤更多有力量的文艺作品，把聚光灯打向千千万万为国赴死的人民英雄。我们呼唤舞台上，有更多杨靖宇、赵一曼、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英雄成为文艺歌颂的主题。
我们期待文艺创作者沉下心，去描摹千千万万无名英烈：是那些扔下锄头参加八路军的农民子弟，是深夜赶制弹药的工人，是冒着炮火抬担架、缝军鞋的根据地妇女。
要把镜头对准他们，讲好他们的故事，让英雄扎根在一代代国人心中。
要让子子孙孙牢牢记住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带领千千万万劳苦人民，历经十四年浴血苦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又接续奋斗，击退一切来犯之敌，赢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这份胜利，不属于少数富豪乡绅，这份光荣，完完全全属于党、属于人民。
历史不容置换，英雄不容消解。那60多万牺牲的人民子弟兵、600多万惨死在日寇铁蹄下的根据地百姓、3500万遭受苦难的中华儿女，用血肉写下的史实，谁也不能篡改。
历史虚无主义可以玩弄叙事技巧，可以炒作个别案例，但改变不了铁一般的史实：是无数工农百姓的牺牲与抗争，换来了民族的浴火重生。
我们当守住文艺的初心，守住历史的真相。把歌颂的主体还给人民，把历史的荣光还给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让后代真正读懂：救亡图存的伟业，从来不是少数权贵的传奇，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伟大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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