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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明:汪海林先生怼得好!——从电影《牧马人》说起

2023-09-18 08:29:15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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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网民在微博上发的一段视频显示:某趟高铁列车上,“大妈聊天影响女生休息,女生拍照激怒大妈,双方大打出手……”

  本来是一起再平常不过的群众纠纷,偏偏有人跳出来评论“文革时期的大妈确实战斗力很强”;著名编剧汪海林先生回怼道:“文革时期大妈刚出生,这显然是改开成长起来的大妈。”

  从视频画面看,“大妈”的年龄也就五六十岁的样子,汪海林先生并没有怼错。

  这起冲突,“大妈”有错在先,但显然双方的处理方式都是欠妥的,因此也应该据此把“大妈”说成十恶不赦的坏人。但显然,评论中的那句话带了这样的意思,且直接把帽子扣到了那个时代。

  前些年,“坏人变老”的说法不绝于耳,似乎是那个时代把人教“坏”了。持这种说法的不乏一众所谓的“正能量”大V,然而当初发明“坏人变老”说法的却是那些以诋毁毛泽东时代为己任的知识精英。

  2019年末以后,一部40年前的电影《牧马人》突然爆火了起来,后来笔者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不少关于电影《牧马人》的解说及二创,从评论区的内容看,电影重新火爆的原因就是人们非常怀念那个时代淳朴的民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互帮互助,真挚的爱情与朴素的爱国之情——这个状况恐怕是当初的电影主创人员始料未及的。

  1982年上映的电影《牧马人》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由谢晋执导。总体而言,《灵与肉》属于一部伤痕小说,被称作是张贤亮的自传体小说,而《牧马人》则属于一部伤痕电影。

  张贤亮在2008年1月发表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文中又说:“16岁因资本家出身被判入狱3年”(从1952年到1955年),1964年“别人说了反动话我没汇报(这个毛病至今还没有改造好)”,而他的简历又写着“1954年高中肄业到宁夏银川市贺兰县乡村插队务农”……从后来旁人披露的历史看,70年代末、80年代初张贤亮自述的因为“右派”帽子坐牢22年的经历大概率系伪造出来的,而张贤亮的第一次插队极可能是因为其年轻时调戏女青年,而他插队的也只是“农垦农场”而不是“劳改农场”。

  所以,作为伤痕小说的《灵与肉》在主线情节,完全是张贤亮为了诋毁毛泽东时代而编造出来的;而从“解放”之后的张贤亮包养过五个情妇的作风看,许灵均身上展现的真挚爱情,完全是张贤亮对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自我美化。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谢晋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导演,1976之前导演过《春苗》这样的革命题材电影;1976之后又导演过《牧马人》这类伤痕题材的电影。两类题材的电影在价值观上截然对立,但艺术感染力都很强,在两个对立阵营都属翘楚之作。(这说明知识分子只是一把刀,关键看刀把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

  《牧马人》的艺术感染力之所以强,就在于导演谢晋对于细节的把握非常真实、非常生活化。尽管电影的主线是完全编造出来的(如11岁的资本家儿子被打成右派劳改)还是要把知识分子的代表许灵均歌颂成完人、圣人,控诉许灵均们受了前一个时代的害,但电影在细节上却一不小心反映出了80年代初的真实社会面貌:那时的生活很艰苦,群众却是朴实善良的;那时两个人的结合并不浪漫、但爱情是纯真的。

  许灵均成婚时,社员们纷纷送来了布票、粮票、各种礼品还有祝福

  需要指出的是,电影《牧马人》在细节上对张贤亮的原著小说《灵与肉》进行了大幅删改,在《灵与肉》中农场的干部社员除了郭谝子,其他人对许灵均都充满了敌意和误解,而《牧马人》中包括干部在内几乎没有一个人物是“坏人”。

  细节真实生动,是电影在当时感动很多人的根本原因。大部分普通人离许灵均这样的知识分子很遥远,但对于那个年代的社会面貌还是非常熟悉的。然而,伤痕不彻底就是彻底不伤痕,这又是《牧马人》在后来很快被埋没的根本原因,也是《牧马人》在40年后因为“怀旧”重新爆火的主要原因。

  再之后,伤痕电影和小说就汲取到了“教训”,苦难必须越说越重,最后群众全员被塑造成被教唆到癫狂的“坏人”……1985年谢晋导演在电影《芙蓉镇》中开始用大量镜头塑造“坏人”,而那位诺奖得主后来的文学作品更基本全是这个调调,加之多年来“历史发明家”的渲染,媒体、影视剧的视听觉轰炸,“坏人变老”的说法也便流行了起来。

  当然,并不是那段历史中就没有“坏人”。运动刚起来那会儿,打砸抢的事没少发生,最后逼得毛主席亲自出来制止。

  1967年5月28日,毛主席看了一份《要事汇报》,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

  “22日晚,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毛主席随即批示: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

  五月廿八日

  (见毛泽东手稿)

  这些人之所以如此“胆大”,正是因为他们的干部子弟身份;反观那些工农弟子出身的小将,即便在那时也是被当权派打压的状态。可笑的是,真正干坏事的人后来个个成了亿万富豪,却要跳出来“代表”整个红小兵群体“表演道歉”,将自己的个体罪行扣到整个群体头上。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风气或者说“道德水平”究竟怎样?左翼自己评价别人可能不信,我们不妨听听第三方的说法。已故的炎黄春秋老人谢韬生,对毛主席当然也没什么好评。然而,谢韬的儿子谢小庆先生却是非常客观公正的,他在回忆自己班的同学“串联”时,记录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1966年底的)一天,我们班的几位女同学邀我和她们一道去串连。问我父母,他们觉得能有机会让自己的女儿出去见见世面是件好事,就同意了。这样我们一行五个女同学就决定长征步行去北京。

  我们五人中最大的15岁,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才14岁。但我们五位孩子的家长都是极为开通的,他们都同意我们的选择。

  我们每天走60-70里,基本上一小时走10里地。从浙江省出发,先到江苏,再到山东。到了孟良崮,那儿的老乡到底是老区人民,待人格外热情,恨不能将整颗心都掏出来给你。正是他们的盛情和实诚,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做人的样板,在以后的人生之路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见谢小庆博客文章《用两则小故事说说毛时代的社会治安》

  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个古语来形容那个时代毫不为过,古往今来,社会风气、群众的“道德水平”就从来没有这样好过。

  1996年上映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讲述了发生在雷锋战友乔安山身上的故事。90年代,乔安山在长途汽车公司当驾驶员,上来了七、八个站长亲戚,都不买票。乔安山对陈站长以权谋私的行为坚决抵制,把他们轰下了车,为此得罪了陈站长。汽车行驶途中,一哑巴拦车,他女人难产,乔安山没按规定行车,及时地将产妇送到医院。有一次,乔安山驾车救起一位被车撞伤的老人,并将老人送到医院抢救。老人在家人的压力下,违心的指认是乔安山撞了他,老人女儿还指责乔是用车“撞死雷锋的元凶”。安山痛心,家人寒心。最终,撞伤老人的司机找到了,老人的良心也受到谴责,拉着乔安山的手,认了错。

  影片的最后是乔安山与其亲生儿子乔兵之间语言和思想观念的交锋:乔兵从他爹助人为乐的辛酸事和路遇车匪路霸,车陷泥泞无人助等经历中,认定“雷锋精神已不存在”,乔安山则始终坚信“雷锋精神将世代永存”……

  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结尾只能这样设定。然而,现实生活中,雷锋精神是否还能够“世代永存”,大量的事实已经作出了回答。乔安山曾经遭遇的问题已经成了民众普遍焦虑的“扶不扶”的社会现象……

  毛泽东时代大量地培养出了雷锋以及乔安山这样的雷锋式的人物,然而,市场大潮“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却是容不下乔安山,逼着乔安山或者“路见不平、视而不见”地“避世”,或者只能随波逐流彻底去做个“为自己的人”……

  所以,别再现在一看到什么“道德滑坡”甚至“道德沦丧”的不好现象,就把帽子扣到毛泽东时代头上了。

  公共交通工具上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这怎么可能发生在毛泽东时代呢?欺负那个年代的人都失忆或者不在了吗?

  电影《芳香之旅》长途汽车画面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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