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因为国内总需求不足，导致供给端产能过剩的现象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经济环境体现出复杂和严峻的态势。
需求乏力所形成的产能过剩，导致许多私营企业生产经营利润下滑，甚至赔钱经营。因此不得不压降商品价格搞促销，压降生产成本搞降薪减员增效，不得不减少生产经营投资的状况。
目前供给端已不再是扩张状态，而是处在萎缩中。供给端的萎缩通过各种方式传导至需求端，导致经济下滑。
外部需求大幅度减少，国内需求持续疲软，扩大内需工作任重而道远。外需大幅度减少的原因众所周知，美国对华贸易战长期持续，经济脱钩层层加码，因而导致我国的外贸订单量急剧减少，因而对许多外贸型企业造成沉重的打击，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国内。
现在来看，积极扩大国内需求是促进经济回升态势的重要抓手，然而我国巨大的内部市场所表现出来的需求潜力并不尽如人意，与人们所期待的市场商品吸纳力相差甚远。这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
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如任泽平、马××等人把此状况的产生归罪于所谓的司马南打压民营经济。他们把市场经济周期性的经济低迷的原因归罪于司马南对民企的打压，说司马南使民企失去信心。
在我看来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信口雌黄。因为经济低迷的原因在于需求端，而如果按这些伪经济学家的说辞来看，司马南打压民营企业生产积极性，结果必然是供给端出现供给乏力现象。然而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
事实是需求端乏力导致供给端过剩了！可见这些经济学家的话太不靠谱，无怪乎马云说：“听了经济学家的企业成功的没几个，倒闭的一大批。”
下面通过对国内市场进行把脉，分析一下我国民营经济遇到困难的原因：
中国的民营经济遇到经营困境，中国就业率不如期望那么高，瓶颈究竟在哪里？
首先是主要消费人群消费信心不足，因而形成内需不振、大宗商品消费不畅、储蓄倾向升高的局面。由于断崖式的贫富差距悬殊，因此普通消费阶层手里可随意支配的余钱并不多。
消费低迷所导致的产能过剩致使民营企业的利润率下降，生产投入的信心不足。产能过剩的原因是美西方对中国的贸易战所造成的。
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是，460万富人占有67.4%的财富，剩下的13.22亿人仅占有7%的财富。
即，占人口总数0.35%的富人占有67.4%的财富，占人口99.65%的中低层民众仅占有7%的财富。
就是说，虽然中国现如今高净值富人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面前，这部分人仍然是极少数。
虽然中国富人阶层一年个人消费比中国普通老百姓多得多，但是毕竟是只占中国人口总额0.35%的极少数群体，因此尽管他们掌握着占比67.4%的财富，但他们的消费额相比13.22亿普通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总额来说，自然是相差甚远。况且中国许多富人有些时间并不在国内消费，因为有条件，他们经常跑到国外去消费。
这就是说，中国的消费主体是13.22亿中低收入的中国普通老百姓。
然而问题来了，这个中国主要消费群体却只占有7%的财富，这点财富占比能干点什么呢？明显可见，这部分群体的消费潜力非常脆弱。
反观仅仅占比0.35%的富人阶层，他们有条件挥金如土，但是因为这个消费群体规模太小，所以他们的个体消费额即使再多，对市场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不会对需求端起到明显提升的作用。
反倒是因为富人阶层所拥有的财富大规模沉积，导致大量的资产货币不能对商品流通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果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如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导致工厂开工不足）富人所积累的财富就不会投入到再生产环节，这部分全国个人财富占比67.4%的钱等于就是一潭死水。
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国内促消费、扩内需，只能在人口占比99.65%的普通消费者身上打主意了。而这部分消费群体的人数虽然多，但他们只占有7%的财富，因而消费力自然就会大打折扣。
由于这部分群体挣钱不容易，再加上在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的支出占消费大头的情况下，他们出于对生活的顾虑，腰包也一定会捂得很紧，不可能像富人一样随心所欲地豪奢挥洒钱财。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很强，他们需要存钱以备不时之需，需要储备用于后代的教育投入的钱。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贷款买楼，需要存钱还房贷。
而今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住房难、工资低等问题导致一部分青年人放弃与社会竞争，逃离高强度工作压力，追求简单，宁静，甚至低消费生活的态度。
这种情况下如何拉动消费，促进内需呢？
目前导致少子化趋势的原因是挣钱不容易，而供养孩子又太费钱。这说明除基本消费之外，很多家庭拿不出太多的钱来进行享受型消费，所以拉消费、促内需所遇到的问题确实很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某些经济学家们不要在司马南身上打主意了。再在司马南身上打主意，只能证明你们的无能！因为即使把司马南大卸八块，也改变不了这种形势。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西门豹治邺。春秋战国时期的魏国，邺城边的漳河经常发大水。以前的县令与巫婆神汉相勾结，用给河伯娶媳妇以换取河伯不发水承诺的名义搜刮民财，并且每年都寻找到好人家的美丽女子做为河伯妇，扔到河里献祭。老百姓对此叫苦不迭、怨声载道，但是又敢怒不敢言。
魏文侯让西门豹到邺担任新令，西门豹到邺后了解到民间疾苦，决定给这些丧尽天良的巫婆神汉以教训。
当向河伯献祭的日子到了的那一天，西门豹不动声色，领着百姓一起举行献祭仪式。西门豹当着巫婆神汉的面，看了一眼被献祭的女子说道：“此女很丑，不适合做河伯妇，麻烦哪位大神到河府禀报河伯，改日寻到漂亮的新媳妇再行献祭。”结果这几个丧天良的巫婆神汉面面相觑，不由得身向后退。
西门豹冷笑一声，命令吏卒不由分说将一个巫婆抬起来抛入河中。一连投了六个巫婆神汉，剩下的巫婆神汉慌忙跪地磕头求饶。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提为河伯娶媳妇的事了。
映射当今时势，伪经济学家们就像巫婆神汉一样委过于人，意图将司马南献祭。真希望出现一个西门豹式的人物，给予这些伪经济学家以教训。
外销不畅和内需疲软导致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容易导致经济循环停滞。这哪里是因为司马南说了什么所导致？
况且司马南仅仅评论了那些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不良商家几句，能至于让广大民营企业家产生不适吗？有道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循规守法的民营企业家自然不会怕司马南说什么的。
因此说，与其怪罪司马南，不如怪罪美国对我们的打压，怪罪市场经济下的分配不合理，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老百姓没有购买力。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因此要加大促内需力度。
促内需难，就需要拿出不破不立的勇气。道理很浅显，普通人手里没有余粮，就不会有闲心用保障自己生存的口粮来换棒棒糖吃。只能是老百姓手里有钱了，老百姓在住房、医疗、教育上没有了后顾之忧了。电子产品、家居、旅游和投资等大宗消费和服务性消费，才能重有起色，如此这般，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因此说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等大宗吸金的行业才是内需不振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行业是老百姓不得不往里扔钱的无底洞。
许多人对教育和医疗产业化都有诟病。这种诟病是有原因的，因为教育和医疗产业化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犹其是心理负担。有了心理负担，当然会产生存钱以备不时之需的念头，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
可以说，如何激活占中国总人口99.65%的消费群体的消费内生动力，是成功实行扩大内需战略的关键问题之所在！
然而由于这部分中国主流消费群体所占全中国个人财富仅为7%，所以用这部分人消费来解决拉动经济的问题，似乎又成为了一个死结。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个故事。公元前233年冬天，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挥师东征波斯帝国，一路势如破竹，一举占领了大半个亚细亚，很快他的军队又占领了弗吉尼亚城。
弗吉尼亚城有一座宙斯神庙，神庙里保存着几百年前戈迪亚斯王系的一个复杂的绳结。据说谁能解开此结，他就能成为亚细亚王，但几百年来许多人试解此结均无功而返。
亚历山大指令手下几名将军去解开这个复杂的戈尔迪绳结，结果不仅没有解开，反倒绳结越来越紧。最后亚历山大大帝只好亲自出马来解绳结。
他目不转睛地审视着绳结陷入沉思良久。突然他拔出佩剑，一剑把绳结劈做两段，所有的结都迎刃而解了。因此他成了当之无愧的亚细亚之王。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不破不立。
不破不立揭示了辩证法中肯定否定观的实质是“扬弃”，是既克服又保留，既否定又肯定。破除不适应发展的旧事物，建立好的新的事物，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
所以只要找到问题的症结，就会找到对症下药的钥匙，问题就不再是难上加难的拦路虎，一招棋准，满盘皆活。
在高房价、高生活成本面前，许多人承受着重压，因此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使青年人对结婚生育持消极态度，中老年人存钱以备不时之需。
因为断崖式贫富差距加大，富人获得了更多的积累财富的先机，并且可以低价购买他们想获得的全部优质社会资源。当有钱人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房产和汽车，已经达到需求胃口的最大值，因而时下有钱人的需求就显得极其有限。
尽管富人们很有钱，消费力也强，他们只需要从自己丰盛的财富中花很少的一部分钱就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这部分人对经济前景持观望态度，不愿意进行投资。
普通人没有能力消费，有钱人的消费又无法取代大众消费。富人想拥有的已经拥有了，购买需求低；穷人虽然购买需求高，但却没有购买力；而既有购买需求、又有一定购买力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规模。所以，社会总体购买力下降。结果是在富人手上，大量的财富和资源被闲置浪费，企业缺少投资意愿，进而加剧行业发展不利的局面。
要想破局，必须用促消费打开缺口，去除重压在人们头上的心理负担和生活负担，这是改变社会消费状况的必由之路。
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经济的问题自然是经济专业人士最有发言权。但是有时候某些专业人士并不下来做调查研究，只知道困守在书房里坐而论道，反倒会致使他提出一些南辕北辙的建议。这种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还不如基层老百姓看得清楚。
有道是“局中者迷，旁观者清”。有人说，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困境需要国家的助力。其实所谓的国家助力，并不需要国家为民营企业投入多少钱，因为许多民营企业的处境不是老板穷得没钱，而是老板手里积累了大量资金却不敢投入，他们不知道可以投资发展什么，老百姓才消费得起，才有市场。
如果顺藤摸瓜查找原因，就会发现，当今老百姓的消费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让老百姓钱挣得不容易，也增加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捂紧钱口袋以备不时之需，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打破这个趋势的方法，需要在增加老百姓收入的前提下，降低老百姓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如老百姓对家庭医疗和教育所需资金的储蓄，是一种蓄水防渴的心态在起作用。解除这种心理武装的唯一办法，就是废除教育和医疗产业化。这样便可以将普通人家准备用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的消费资金从蓄水池禁锢状态中解脱出来，转而用于日常提高生活品质消费，从而盘活内需，形成良好的内循环态势。
废除教育和医疗产业化，需要国家的的大手笔投入才能完成。投入资金从哪里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财富有一部分是以美债的形式积淀下来，然而随着美债危机的临近，这笔财富的命运岌岌可危。中国目前所拥有的12729万亿美债如果不早做避险打算，将来的命运不是随着美债的崩盘而化为乌有，就是在美国变脸时被美国以赔偿其损失的名义没收。因此与其把钱存在美国，冒着随时被美国冻结的危险成全这个白眼狼，不如把所持有的美债尽可能变现，拿回来用于去除长久困扰老百姓的教育和医疗产业化，实行全程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老百姓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会把存储的钱拿出来用于进行提高生活品质性的消费。
就拿教育产业化来说吧，私营学校以雄厚的资金能力将优秀的师资资源争夺过去，让他们只为少数富人的子弟服务，由此造成了教育不公平。许多贫寒子弟无缘良师教导，这不仅堵塞了普通人家孩子的求知和上升渠道，而且还会使他们的价值观发生变异，这对国家来说十分不利。而消弥了教育产业化的弊端，其结果不仅会实现教育公平，而且由于国家的投入，使能够培养优秀学生的老师的收入显著提升。培养的优秀学生越多，获得的报酬越多，结果课外有偿辅导产业变得没有市场，从而解除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余出来的钱，自然会投入生活消费。
这样的操作便能够提高老百姓的消费意愿，因此力争将最广大老百姓消费群体的思想顾虑降到最低，才是解决问题之道。这种现状就摆在眼前，普通人都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那些伪经济学家怎么就看不见呢？
经济学教授樊刚竟然直言不讳：“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的；不要担心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不知那些诿过于司马南的伪经济学家听到后，内心是否会别有一番滋味？
这些伪经济学家把私营经济所面临困境的原因归罪于司马南提倡共同富裕，归罪于司马南揭露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无良商家，可谓是庸医开错了药方。
最直白的道理是，饭店做出来的菜对不对口味食客说了算，做了不对食客口味的菜，即使端到食客的眼前免费品尝，也不会有人会正眼瞧一下。
如何形成正确的行动指南？毛主席的话也许会让我们心里豁然开朗。毛主席说：“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
因此我奉劝某些意图拿司马南开刀、以掩盖自己无能的伪经济学家们，别再做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无用功了，有必要到下面做一下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做功课。走一走，问一问，为什么老百姓不愿意放开手脚消费了？还要奉劝这些经济学家沉下心来，多做点为老百姓服务的学问，争取把头上的“伪”字去掉，学好本事替国家分忧、为老百姓解难，才是正道。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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