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进入农耕区，接受农耕区的经济、文化滋养是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追求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也是很多草原民族政权发展的必然选择。
美国“新清史”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够维持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并非由于其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相反，通过八旗制度，满人在政治制度、习俗、语言等方面都保持着非汉特性，维持了自身的族群认同。这一观点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回应，“反汉化论”背后的逻辑缺陷越发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反汉化论”的基本观点
美国“新清史”学者柯娇燕从三方面批判“汉化论”。一是认为“汉化”概念存在缺陷。她认为所谓“汉化”就是变得像汉人，主要侧重于对“汉文化”的认同，而“汉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汉文化”与“异质文化”的边界，由此“汉化”概念变得毫无意义。
二是针对芮玛丽等学者认为在儒家价值观影响下，19 世纪中期满汉已合为一体、几乎不存在差别的观点，柯娇燕提出，这种“汉化”论述不仅将满人看作一种自然存在的固定物，而且夸大了汉人与儒家文化的单向构造作用，忽略了满人的自我认同。
三是批判“汉化论”的本质是“汉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优越论”，不仅漠视了非汉族群体，而且极有可能扭曲历史。她提出，清代满人的主体性是在不断发展的，满人的族群化过程直到清末民初才完成。
罗友枝明确区分了“文化借用”和“汉化”，即满人“借用”汉人政权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等，并不意味着满人失去族群特性；而“汉化”更多指的是“成为汉人”，即族群认同的变化。罗友枝进而认为，“汉化论”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家和学者面对内忧外患，在“汉族中心主义”影响下建构出来的，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研究；然而，“汉化论”无法全面解释清代历史，因此，去除“汉化论”的影响将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中心议题。
欧立德并不否认“汉化”事实的存在，认为满人的发展和清朝统治的延续，依靠的是维持“满洲特性”与兼容、采用其他族群的信仰、文化、习俗和制度等。他认为，“变成汉人”与“采用汉人制度”义项的混用，有时会在“族群认同”与“文化变迁”之间创造人为的联系，模糊满人的自我认同。他认为，“汉化论”者虽然有时会强调人群间的友好关系、文化间的交流互鉴，但主要还是宣扬“汉文化教化”的超凡作用。相似的批评还可见于米华健、濮德培的著作。
总之，上述学者以族群理论为基点，从“满洲中心”出发，探讨满人如何在维持自身认同的同时，成功维持清朝统治。这一研究取向也被冠以“中国研究的族群转向”。而且，他们强调，他们的观点可以在大量满文档案的记载中获得支持，因此应该重视清朝遗留下来的满文档案，发掘清朝历史中的“满洲特色”。
“反汉化论”的病理
针对“新清史”否定满族“汉化”的观点，除了早期在美国学界引起何炳棣、黄培等学者反驳外，近年来中国学界也进行了回应，揭露其背后的病理。
首先，“新清史”学者将“汉化”概念狭隘化。通览国内清史研究成果，以及近年来学者对“新清史”的回应，可以发现，国内学者所理解的“汉化”，更多偏向“涵化”的意向。一方面，“汉化”/“涵化”是指以汉文化为主体、满汉双向互动并最终融合的过程，绝非单向度的满族逐渐汉化并最终被同化的简单过程。另一方面，满人不仅积极主动地接受汉文化，也对汉文化进行改造。由此可见，“新清史”所理解的具有明显“汉族中心主义”与“汉文化优越论”的“汉化”，显然是望文生义、不求甚解而树立的“稻草人”。
其次，“新清史”学者对西方学界“汉化论”谱系的追溯也不够全面准确。大多数“新清史”学者将“汉化论”的渊源追溯到20世纪初大变局中的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家及费正清、芮玛丽等美国学者。他们宣称，费正清等人强调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认为清朝统治者对儒家文化推崇备至，满人没有独立的文化与历史观，最终被同化为汉人。
事实上，早期研究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文化历史的阿尔泰学派的代表学者，如亨利·裕尔、沙畹、伯希和、柯立夫、梅谷等，都有关于“汉化”的论述。如伯希和就明确称，“契丹及所有作为胜利者定居于中国土壤上的野蛮人，都在反弹中被中国文明很快征服了。在几代之后，契丹就已经被文明化和汉化了”。此外，钟焓更是将“汉化论”追溯至17世纪以来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和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民族学家。可见，身处西方的“新清史”学者，对西方学界的“汉化论”源流都不甚了解。
最后，“新清史”认为“汉化”来自清末民初“汉族中心主义”者的构建，其背后存在不良政治动机。事实上，“汉化论”客观反映了数千年来汉族与非汉族群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紧密联系，“新清史”学者却将狭义的“汉化”与中国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关联起来，企图否认并割裂汉族与非汉族群的紧密联系，进而在“民族国家”话语下解构中华民族一体化发展历史。
“汉化”的本质是民族融合
“新清史”学者的“汉化”概念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汉化”现象？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都曾建立政权。但是，北方民族一直面临一个问题：一方面，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依赖于一定的人口基础；另一方面，草原的环境资源牢牢限制着人口规模，他们需要从农耕文明获取资源。所以，北方民族在发展到一定高度后，都表现出向西、向南迁移的趋势，向西进入中亚、西亚，甚至是东欧地区的农业文明圈，向南则进入中原农耕文明圈。这些进入农耕区后的草原民族，其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社会形态等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出现“当地化”的趋势。
同时，游牧或渔猎生产方式，使得这些北方民族很难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治或宗教思想体系。以蒙古人为例，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征服欧亚大陆后，分别在东欧平原、西亚的两河流域、中亚地区建立起钦察、伊利、察合台和窝阔台四大汗国。西亚、中亚的蒙古人逐渐接受伊斯兰教。东欧地区的部分蒙古人皈依东正教，经过长期交往、交流，逐渐与当地居民融合。而留在东亚地区的蒙古人则成为藏传佛教的信徒。其他如契丹人、女真人等，也都有类似的经历。
由此可知，游牧民族进入农耕区，接受农耕区的经济、文化滋养是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追求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也是很多草原民族政权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汉化”不仅仅是汉族文化或习俗的推广，更重要的在于社会结构、国家治理和文明准则的融合、发展和进步。
总之，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新清史”学者所片面理解的“汉化”，互学互鉴、交流融合意义上的“汉化”则是客观事实，其实质是“中华民族化”，即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北方政权在影响、改变中原风貌的同时，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纷纷变法改制、移风易俗，向中原文明靠拢。而隋唐二朝与“汉化”最为深入的北魏一脉相承，其统治集团、政治格局均呈现文化、血缘、制度上的胡汉融合、南北融合特征。宋元明清时期更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至清朝形成了以中原传统制度为主体又继承满人文化及制度的国家建构模式，从而在疆域、制度、人口、经济等方面都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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