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纳税人，且是高税纳税人，所以这些消防员理应为纳税人献身，故而我没什么好感恩戴德的。
自古粉面娇徒利己，而茫茫蝼蚁倚众。
这种「纳税权力论」，是过去三十年南方系舆论集团非常精于投入人力笔力去向民众灌输的邪论。
作为对应的，就是他们编制的西方谣言：民选总统、民选市长动不动就得下台谢罪，因为他们要为选票负责、为纳税人负责……
然而结果看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官员会公然训斥因大停电而表达不满的民众，前美国总统面对国内新冠疫情死亡几十万的局面会悠然地表示“人各有命”，澳洲领导人更是会在山林大火烧得冲天时安然度假，因为那是他“法定的假期”……
“纳税权力论”当然不是非黑即白的，某些场景下它具有一定道理和法理准则，但至少有一点需要明晰：它不适用于军队，特别是世界军队中的“异类”——中国人民解放军。
九十多年来的「军民鱼水情」，这不是一句“纳税”、一打钞票就可以去衡量和概述的。
用纳税思维去衡定与要求军队，这实质是将军民关系定义为一种“交易关系”，这是泛市场经济思维的扩张荼毒。
在很多国家，军队的性质实为资本的雇佣军——给钱我就出动、不给钱我就睡懒觉。
甚至有时候如果钱的问题谈不妥，兴许还得哗变、干政、谋反。
但是我军根本不存在这种画面和土壤，因为我军是一支人民军队，它听党指挥，它为人民服务。
如果用纳税去换取军人的以命守国土、以命赈山火、以命救洪灾——那么试问某些“有钱人”、“高税纳税人”：花钱买牺牲，这钱你出得起吗？
你就算出得起，如果你面对的是一支满脑子装着钞票的雇佣军，它又真的愿意为你的那俩子儿而付出生命吗？十年前日本地震核灾时自卫队拒绝救灾的场景忘了吗？
当军队丧失政治伦理而紧紧拥抱资本，如此一来国土能守几寸，国民能活几时？你还“纳税人”，你纳的那点钱还顶个屁用？
我军的“为人民服务”其作为一种无形的信仰，它超越一切经济利益回报，指引着我军过去九十余年涌现烈士无数。
这难道不配群众百姓感恩戴德吗？
必须看到，“纳税权力论”过往被南方系提出，根本的诉求就是要为资本夺权而聒噪舆论声势。
财阀集团与资本家比老百姓纳税多得多，所以在“纳税权力论”的逻辑秩序里，资本家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掌握的权力就应当天然凌驾于平民之上，可以肆意地践踏、蹂躏平民。
像《扫黑风暴》里的高明远那般：
我才是绿藤老百姓的衣食父母。
同时，又因为“纳税万岁”，所以作为“政府财神爷”的资本家们，又可以傲气十足地影响政府的施政方向与决策路线……
还是高明远的那句：
我就是绿藤市的地下组织部长。
还记得列宁的那句名言吗：
当资本力量雄厚，奴役着千百万劳动者、奴役着整片整片地区的时候，它便开始直接地和肆无忌惮地对政府施加压力，把政府变为自己的仆役。
心怀感恩，你们要说“这是因为他们穷”；若不知感恩，你们又要说“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合着「穷」就是原罪，横竖都有错、横竖都要被批判和踩踏，而「富」便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严格来说，这在私有制的贫富鸿沟之下倒也是必然出现的舆论光景：穷人，总是被嫌弃和排斥的。
萨森在其著作《大驱离》中曾这样描述：
真正底层的人，甚至于都没人愿意去剥削你、压迫你，只是被动地把你驱离出主流社会。
鲍曼对此也曾过论述：
没人想要穷人，没人需要穷人，穷人被人抛弃。哪里是穷人的归宿呢？最简单的答案是：消失。
首先，把穷人从大街和其他公共场所迁走，这些场所是消费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更好的情况是，剥夺他们所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没有驱逐的理由，就把穷人监禁在偏远的监狱或集中营里，最好的地方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动的监狱里。
还要把穷人从社会群体和道德责任中驱逐出去。这可以用剥夺者和堕落者的语言改写故事来完成。
把穷人描绘成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标准。媒体乐意与警察合作，向喜欢看轰动新闻的公众呈现骇人听闻的图片，充满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乱、在破旧接到的尹安中找到庇护的不法分子。
向公众们明确：贫穷问题就是犯罪问题，然后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在美国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决书中，「底层社会」这个词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很长的相关列举：少年犯、辍学者、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未婚妈妈、皮条客、乞丐、暴力犯罪。
这些可怕的暗黑定性词语，让那些所有高高在上的“体面人”，自然而然地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
于是，那些社会边缘群体甚至无法获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获得帮助亦或是采取反抗了。
如前文所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穷，就是原罪，你甚至连解释的机会和权力都没有。
稳居高台的既得利益者不但掌握着财富，还掌握着话语权、解释权、定义权。
他们除了要对穷人进行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要对富人进行道德化、造神化运动。
晚近三十余年，南方系舆论势力的崛起史，几乎就是一段地域歧视史：东北三省、山东省、河南省则成了当仁不让的被黑主角。
最起初的诉求，不过是为了强行合理化1998年国企改制与工人下岗。
想要打碎和驱逐一个阶级，必须首先污名化这个阶级。
于是，“人浮于事”、“大锅饭”、“亏损”、“懒汉”等一个个帽子，率先由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工人们戴起，一戴就是二十年。
被剥夺了阶级高位和话语权，还要被强制定义为“落后”，这是杀人+诛心的组合拳。
至后续进入新千年，入世之后南方系更加大张旗鼓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夺权唱赞歌，“地域歧视”也就更加成为一枚法宝，被歧视地区也就扩大到了所有经济落后区域。
只有制造精英群体与劳工群众的“差异”，才能教化和启蒙后者向前者跪下服从——而前者，往往是深度西化、依附于西方话语权的买办喉舌。
将被抛弃的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村地带）的一切表现出“落后于发达地区”的言行新闻，全数归于“穷山恶水之劣根性”等等话术：
“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穷山恶水出刁民”
“穷是因为穷人思维”
“穷是因为不勤劳”
“经济实力决定修养气质”
“你自己穷不要赖社会”
这种嘴脸手法，南方系及与之蛇鼠一窝的某些文人叫兽真的是让人历历在目。
有印象的应当记得，甚至直到2020年抗疫时，我国农村地区卓有成效的诸多封村措施、许多接地气的号召居家隔离的口号标语，都依然不被南方系放过、被揪出嘲弄“落后、老土、low”。
特别之特别，是用以与日本捐物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作为对比。
话说他日本人要真知道“风月同天”是什么意思，把核废料收一收？
舔日媚洋的姿态，背后是藏不住的仇农辱农的立场，以及「阶级PUA」阴谋。
恩格斯曾在1842年11月说过：
只有工人、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看似粗野、道德败坏，但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很有前途。
「纳税权力论」与之前所谓“八省市‘养活’全国”是同一套资本逻辑，它源于时代和环境的演进，让人无语凝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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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毛主席在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在图书馆的日子时曾直言：
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
城市与农村的距离、官僚/知识分子与农民/工人的距离，自那时刚刚建国的50年代就有了扩大的端倪，这也令主席察觉到继续革命、以及重新扶起农民阶级高位的必要性。
1957年7月，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这样言辞批评过：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
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
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近十年后，主席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放到今天的舆论场，经年累月来抹黑知青下乡似乎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小资产阶级们出于“维持”自己作为精致的知识分子所必要的优雅高位，就必须进行阶级俯瞰和阶级打压。
没有打压、乃至怒目圆睁的破口大骂，怎么能体现自己的阶层优越呢？
恰如本文开篇那张图里的言论。
也算是又一次应验了《共产党宣言》里那段被引用了无数遍的著名的话：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会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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