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28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一开始就写道：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这份指示严肃指出——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而群众工作的重点内容是发动群众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
主席的指示还要求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下乡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次年7月7日，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陈云同志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指出：
大城市是我们所需要的，但大城市暂时一般地不易确保，如果偏重大城市，轻视建立根据地，我们将有既无大城市又无根据地的危险。
因此，必须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
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
要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克服干部中的错误思想。
号召他们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人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
在东北根据地，党领导掀起了一场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的斗争。同时广泛开展了清剿土匪的斗争。
东北地区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东北局势大变的深刻原因所在。
随即，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同志也对东北军事工作正式地提出了“忍、等、狠”的三字方针。
所谓“忍”，是要忍受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丢失，忍受部队面临的各种困难，在忍中积蓄力量，在忍中积极准备；
所谓“等”，是等敌人战线拉长、主力分散、背上了包袱，暴露出弱点，逐步化强为弱；等我方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逐步由弱变强，耐心等待并创造时机的到来；
所谓“狠”，就是在忍和等的过程中发现并捕捉战机，一旦战机成熟，就狠狠地给敌人以致命的歼灭性打击。
林彪同志这个通俗明白的方针，堪称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关于“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之灵活运用，在东北部队中被普遍宣传解释。
此后，林彪又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慢一快”等战术方针，也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意思，而且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与此同时，蒋介石却对东北的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当时，蒋介石的“智囊团”以为解放军的大踏步后退是溃不成军。
当国民党军队在1946年5月23日攻占长春、推进到松花江畔时，老蒋十分兴奋，当天就飞往沈阳，并在25日的日记中写道：
共，应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
蒋介石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几个大城市上，在31日后的“上月反省录”又写道：
先锦州、次沈阳、驻长春之具体计划，整个实现矣。
至于北满农村，老蒋和他的幕僚们并不在意，认为农民不过是“战争的残渣”，对战争根本不会有任何参与性。
可以说，这也正是蒋记国民党为什么丢了江山、为什么被人民所抛弃之所在。
且事实上，从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来看：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月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改名）尽管已撤出长春，但主力仍保持着，并以大力在北满农村发动群众，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而国民党军队由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部队疲惫，在关内又难以抽出更多增援兵力，后勤补给也将面临困难，继续向松花江以北冒进实已力不从心，只是口嗨而已。
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军长的原东北军将领王铁汉就认为：
此时国军以有限之兵力，从事于海阔天空广泛无限之东北接收工作，因此，接收的地方愈大，兵力就愈分散。兵力分散，战斗力也随之减低(因国军并无机动兵力)。
但是这种言论，在国民党内部是没有那个不怕死的敢去同蒋介石“进谏”的。
毛主席对此看得更是清楚：
蒋占长春后兵力分散，补给线甚长，再要前进必感困难。
这确是一针见血之论，更重要的是当国民党军队进占这些大城市后，自身的种种问题加速暴露出来，严重丧失民心。
时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郑洞国在回忆录中曾有描述：
大小官员贪污、受贿、营私、敲诈；地方豪绅欺压百姓、雄霸一方；各派系之间角逐激烈，排除异己；许多高级将领和中级军官竞相用贪污和克扣军饷赚来的钱购置房产土地，经营私人企业，甚至走私军火，买卖黄金；军队纪律日益废弛，一些部队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郑洞国不由悲愤感叹：
所有这些，使东北民众对我府大失所望，原来对国民党和中央军所抱的幻想随之破灭了。当时在东北国民党占领区流传着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我回顾起来，应该说，从那个时候起，国民党政权在东北就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它在东北的最后失败，不是偶然的。
时任国民党政府沈阳市市长的董文琦以后在“东北失败检讨”中也有分析：
蒋精锐部队分散戍守于光复之县市，致使兵力分散，所谓'守者千里，攻者一点’，遂予共军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之局面。
且国军将领或贪骛外事，或专尚宣传，或追求享受，或兼营商业，其尤恶劣者，则吃空额之风十分盛行，军队不能核实发饷，弊窦丛生，当时国军号称五十万，实则不足三十万。在此情况下，国军锐气一挫，即由主动变为被动，终至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在紧接而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即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双方一度陷入拉锯状态。
客观说，这个阶段的初期，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上还保有一定的主动权。
但有一点需要明晰：自1946夏季蒋介石以悍然围攻李先念领导的中原根据地为起点、开始国共之间的全面战争，他对内战关注的重点一直放在关内的中原、苏北、平绥路一带，甚至因攻占淮阴、解围大同而兴高采烈——而始终没有把很多精力放在东北战场上。
当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而后，一份经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国防部批准的军事方案出炉：
首先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主力，占领南满解放区，切断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阻隔东北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的海上通道，解除后顾之忧，等待关内抽兵增援东北，再全力转兵北上，夺取北满解放区，占领全东北。
这个军事方案确立后，当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队倚仗兵力和技术装备的优势以八个师三路向南满进攻，开始实施“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企图歼灭南满解放军主力，或迫使南满解放军主力北撤，然后集中力量进攻北满。
国民党军队在10月25日攻占安东(今丹东)，实质性基本切断南满和北满的联系。
蒋介石在26日的日记中写道：
收复安东后应即将南满各县从速进占，对通化、辑安铁路，尤应积极打通，切实掌握长、吉以南之南满各地以后，再与俄国交涉接收大连。
又在31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说：
辽吉线之清原占领后，小丰满之电力可直送沈阳，则工业经济亦易恢复矣。本月实为安定东北之最重要一时期也。
那时，南满解放区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等四个县比较完整，两个纵队的兵力集中在这一狭小山区，粮食缺乏，回旋余地狭小，我军处境十分艰难，当地一些领导干部主张将主力北撤。
12月上旬，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陈云同志主持会议，作出坚持南满根据地的决策：
东北的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
陈云详细分析事情的利弊得失，统一了思想，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1946年12月13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并东北局的电报称：
在目前情况下暂取守势，力求拖延敌对北满之进攻，并准备迎击敌之进攻部署甚妥。南满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收复失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
根据这个部署，从12月中旬起，东北解放军进行了规模浩大、闻名遐迩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就是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北密切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迫使国民党军队两面作战，以打破他们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计划。
解放军这次作战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4月，历时三个半月，收复县城十一座，使国民党军队连连受挫，被歼五万余人。
更重要的是，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停止进攻，在东北由攻势转为守势，解放军则由防御转向进攻，完全扭转了东北战局。
到这时，林彪同志此前的“忍、等、狠”方阵更加深入人心。
从1947年5月中旬起，东北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阶段，接连发动夏季、秋季、冬季三次声势浩大的攻势，重创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切断了沈阳、长春、锦州三地之间的联系，使东北战局根本改观。
是这些，为之后掀起空前大反攻、解放东北全境乃至解放全国的辽沈战役打下了可靠基础。
所谓夏季攻势，是要趁国民党军援兵未到之际，针对分散守点的敌军各个击破，改变南满与北满被分割的局面。
虽然四平未能攻下，但在五十天的攻势中我军歼敌八万三千人，收复城市四十二座，扩大解放区十八万平方公里，使东、西、南、北满联成一片”，使东北战局的面貌巨变。
我军的夏季攻势结束后，蒋介石对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大为光火，劈头盖脸一顿“娘希匹”输出后，解除了他的职务。
1947年8月2日，蒋介石又命令最得他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前往东北战区“负责指挥军政”。
老蒋那时仍坚持要“确保东北”，8月5日在给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的电文中说：
无东北，则华北无屏障。东北为我惟一之工业区，如为俄共所取，则彼以无量之工业生产，即可侵略中国之全境。如果至此，则远东无宁日，世界和平亦无保障矣。又辽东与胶东为我国海防枢机。无辽东则胶东不能独存。山东一失，则华中、华南亦无法生存矣。
8月22日，他发表了由陈诚以参谋总长兼任东北行辕主任(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工作已并人东北行辕)，这时被调到东北作战的王铁汉说：
南京中央派参谋总长到东北去，可见对扭转东北劣势颇具决心。
陈诚到东北不久，曾雄心勃勃地宣布：
要六个月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东北一切失地。
为此他积极整编补充军队，将正规军编成四个兵团，将地方部队编成暂编师补入正规军，总兵力增加到十个军、五十多万人。
但此时，我东北解放军已发展到九个纵队、三十九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五十一万人，战斗力更加增强。
9月14日，我军又发动秋季攻势。战前，毛主席在8月29日致电林彪、罗荣桓：
新的作战，似宜以有力兵团进攻山海关、沈阳线上之敌，以另一有力兵团进攻中长线上之敌，以求分散敌人，各个击破。
也就是以锦州、长春一带为主攻方向，扫清外围，而尤以锦州地区为重。
可见，深谋远虑的毛主席这时已在考虑东北决战的问题了。
大惊失色的陈诚在10月3日致电蒋介石：
沈阳防务空虚，谋求加派军队。
蒋介石便在第二天赴北平，命令李宗仁、孙连仲从华北抽调一个整编师增援沈阳。
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处境仍未见好转，解放军这次攻势到 11月结束，歼灭国民党军六万九千多人，扩大解放区三万八千余平方公里，完全掌握了东北战场上的主动权，陈诚一筹莫展。
这以后，国民党继续收缩兵力、固守要点，但是解放军又乘胜追击、发动冬季攻势………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七十三万多人，其中东北野战军四十二万多人。
1月10日，气急败坏的蒋介石飞赴沈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在会上痛骂东北将领：
妈的，你们当中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当年的'黄埔精神”都哪里去了？简直是腐败！像这样下去，要亡国了！
但老蒋也没有拿出什么实际办法来，第二天就回了南京……
1月17日，“南京中央”发表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罪”总司令。
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自沈阳视察回京后，对东北与华北军事倍增忧患。辞修因病而发生心理变态，更为可虑。乃即决派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前往替代，或可转危为安也。
解放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在东北进行主力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毛主席立刻电令：
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三天后，林彪同志在2月10日致电毛主席：
我们同意与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
3月25日至4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哈尔滨召开第二届参谋工作会议。林彪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指出：
形势和任务要求军队由分散的作战转到集中的作战，由非正规战转到正规战，由运动战转到攻坚战。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将成为今后的斗争方式。
经过认真讨论，会议确定“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东北解放军今后建军和作战的总方针。
几乎在这次会议的同时(3月10日至4月14日)，解放军又召开了后勤工作会议。
从同年3月中旬到4月底，东北人民解放军全面展开新式整军运动。这次运动同样是在诉苦教育的基础上，对干部以整思想、整作风为主，对连队战士着重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教育。
接着，从4月至8月，各部队开展了四个多月的军事大练兵——目的性很明确，就是为了适应林彪报告中所说“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那是东北解放军过去不熟悉、不习惯，但为进行这样一场主力会战所必需的。
表面上，东北的战局平静了几乎半年，但其实这些都是在为轰轰烈烈的辽沈大决战作准备。
当解放军在1947年接连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以后，忽然出现了这样半年多的“平静”，貌似很不平常，宛若暴风雨袭来前的那种暂时寂静——于是，便也没有引起蒋介石和南京“统帅部”的关注和警觉，他们反而以为战局已趋缓和，更谈不上据此部署相应的对策。
这只能说他们的眼光和反应实在太迟钝了。
此后发生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踏雪破关战东北，沸血雄兵忍当头。
蛰蓄冰枪望残敌，红旗斩风向锦州。
一俟沈阳人心定，长呼蛟龙入海游。
有朝一日龙得水，必令长江水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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