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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知青,无怨无悔(之三)

2023-01-05 17:45:52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范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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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乡务农,赴边疆援垦,足足九个年头,是接受“再教育”的九年;九年中,锻炼不少,长进不少,是接受了再教育的成果。

  初三有篇课文,是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节选。毛主席为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设定了“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其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那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那时的我们,天天唱《高举革命大旗》,还有《打起背包走天下》等红歌,经常唱得热血澎湃,激情满怀,谁不愿意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初中毕业典礼上,我以“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为题,表了决心发了言,下午就回到生产队摘蚕豆。

  那年,我尚不足十五周岁,单纯得“幼稚可笑”,但和社员结合、向他们学习的心情是真切的,诚恳的。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农村读书人不多,普通人家对子女入学的要求,是能识字能记账不落工分、进城看得懂路名不转向能回家就“刹车打住”了。新营小学在东滨办春季班招生,和我一同上一年级的有78位同学,教室里容纳不了,屋檐下壁脚上还坐了七八个,但坚持读到初中毕业的,只剩下我和蒋银国(后成为大队电工)两人,农村发展需要有文化充实。另一方面, 是我们东滨大队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青年超不过二十名,且一多半已经进城转身攀高枝,不再是“泥腿子”,农村留不住读书人。因此,我们一届有四位同学回村务农,大队党支部很欢迎,希望我们都成为有文化、能劳动、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社员

  回农村是进入社会实践的第一站,遵照毛主席“在教育工农兵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教导,我这个“啥也不懂”的“毛头小伙子”,从跟着外婆在棉田里锄草、间苗、培土、整枝、打顶芯开始,到跟着老妈割稻割麦挑大粪拔秧插秧识稗草,一天天学劳动,一步步学农技,即使挨批评遭讥笑,也是“骂不还口”,硬着头破顶住,心里觉着憋屈,但还得老老实实“洗耳恭听”——不是为了“先生”而忍受,实在是读了八年书,与“合格农民”的距离远着,被诟病为”“文不像拆字,武不像卖拳”,不值得,犯不着。至少经过了两年的磨练和“淬火”,身强力壮,什么活儿拿得起放得下,甚至进入了“前八尺”,我才与社员群众的共同语言多了起来,男女老少都能交上朋友,建立感情,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口碑。在哈尼族扎苏版和帕良山寨,就是因为我干农活比别人麻溜而更容易接近他们,亲近他们,开展工作便利多了。

  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不能怕手上老茧多,不能怕农民的双脚踩过牛屎。他们吃什么,你就狼吞虎咽陪着吃,他们下了田,你就撸起袖子跟着干,生活关劳动关都得过都得闯,不过这些“关”,所谓“改造主客观世界”就是侈谈,上的山再高,下的乡再大,于个人而言,只会觉得“路越走越狭“。

  为熟悉农村,了解农村,读懂农村,我曾经把《艳阳天》作为自己的教科书,边读边寻找身边有无王国忠、肖长春、焦淑红、马之悦、马立本等的影子,尽管知道文艺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透过典型人物典型事例,对于自己认识农村生活、农民人生的多样性、生动性和奋发进取性,挺有帮助。

  江镇中学老师到东滨大队支援“三秋”,摘棉花时,我请教教《社会发展简史》的陈老师:为什么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陈老师简要精到地把“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最高形态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的基本原理,为我整整讲了一个上午。

  那时,学习毛选很普及,生产队有小组,召集人是政治指导员大队;大队是中心组,召集人是党支部书记。活动时间是每周的一、三、五,白天生产黄昏学习,雷打不动两不误。在大队党团组织和党员们的支持,鼓励下,我先后被聘为生产队和大队的学习辅导员。为帮助我们负起“辅导”责任,公社党委每月一次组织交流讨论会,布置任务,要求我们先学一步,多学一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我们从学“语录”到学“老三篇”,学《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我与社员一起,学出了觉悟,学出了干劲,学出了风格,学出了人心齐,泰山移”,东滨大队连续数年获得了江镇公社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的称号。

  六七年起行“大批判”,民兵连出专栏和黑板报,连长、指导员让我帮着组稿、抄写、更新。农业学大寨高潮迭起,大队党支部举荐为公社广播站的通讯员(当时叫“土记者”),在被誉为“川沙一支笔”、“浦东大秀才”的表兄蔡贡民点拨下,踏上写作之路,从简单的消息报道到“小评论”,我的稿件经常在公社广播里播出。

  指责那个年代没书读,没人教,那是瞎扯。“三人行,必有吾师”,“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关键要看我们想不想学,能不能见贤思齐,有没有“诲人不倦”的诚意和“学而不厌”的坚持。社会本身就是个学之不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课堂大学校,只有“有心”,在实践中请教处处能受益,只要“勤奋”,八小时之外都有时间利用。

  到西双版纳后,一次,我从老工人家里看到一本《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书页微微发黄,出版有些年了。顺手翻看着,老工人说,喜欢你就拿去看吧。于是,这本“一只羊换三把斧子”的通俗读物,就成了我入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

  在营部当报导员,我们一起工作的几名“知青”都爱学习,有攻读《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有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我读的是《中国通史》,《红旗》、《人民日报》、《云南日报》更是必修,我们边学边议,交流讨论,学得扎实,相得益彰。

  在西双版纳时,关心我们知青成长的,除了当地的组织和领导,还有上海市派赴的流动慰问团、巡回医疗队和知识援疆的函授教师团。我与他们都有过交往,且有幸聆听了许多教诲和指导,其中获益最多的,是复旦大学在勐海县境内黎明农场举办的一次理论与写作培训班。

  写作开课第一讲,是学写“消息”(现在称为信息),以毛主席《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度过长江》为范例,老师从“导语”入手讲新闻“六W”,步步登高,引人入胜,把不到500字的雄文讲得大气磅礴,高潮迭起,听得我们全神贯注,生怕漏了一字而分外投入,报以的掌声非常热烈。后来,老师们还讲了“通讯”、“散文”、“小说”、“调查报告”和“报告文学”等。那一次,我虽然一下子没有消化那么多,但对于文章体裁及其各自的基本特征和创作区别,开始摆脱朦胧感知,进入理性殿堂。

  那时,《论全面专政》正走红着,学理论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大家学习很认真,逐段通读,讨论很热烈,争论不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为我对“商品二重性”能说上点“abc”,对张文所引用列宁的“每日每时”提出了异议,觉得中国的实际是“我们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公社集体化的制度和道路,对于防止“每日每时”是有阻遏作用和有积极影响的。当时,我根本没有与“权威”斗胆的底气和胆量,只是觉得张文比较武断,不太符合辩证法基本逻辑而已。说出来后,教员中的“稳健派”对我另眼相看,也招致了持“激进态度”者的不快(当时复旦大学有份校刊叫《学习与批判》,教员中有与这本刊物很保持一致的追捧)。据说,在为学员做鉴定写评语时,老师们虽然对我褒贬不一,但落笔没“揪辫子”,没“打棍子”。结业讲评时,一句“理论学习兴趣浓厚”,还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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