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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树松:也说诗的灵性

2021-03-02 09:17:4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朱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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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些上等公知,大肆鼓吹那有侮中国文字、有失中国风化、堕落、颓废、丑陋的肮脏“诗”有灵性。

  是的,诗是有灵性的。

  中国历史的唐代,是诗国的时代。诗人的诗既唱出了一个盛唐,也唱毁了一个晚唐。

  一个时代的盛衰,其实就是一个民族“自信力”的盛衰。“自信力”的盛衰,从“文化自信”方面体现得最为透彻,尤其是诗更是如此。故有云: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

  本小文不说“盛诗”,只简说一下唱毁晚唐的“衰诗”。

  没落、颓废的诗人们霸占着晚唐的诗坛,抛开盛唐时代的民族精神、英雄气概、爱国情怀,以堕落、颓废的卑弱腐朽丑陋之气,熏染着灵性的诗国。他们只知道安乐的享受,风花雪月,抚琴说唱,尽自己之情,竭吾身之性,陶醉在女人的粉脂气里,唧哝着无聊的俏语,根本不顾“藩镇跋扈,宦官窃柄,内乱外患,相逼而至”《美学散步》。哪管家国存亡,人民离散,只顾一己之乐,漠视烝黎之苦。贪恋禄位,攀附权势,得过且过,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有的虽也是怀古赋兴,但看到的唯有悲观消极。对此,笔者试举一二,如:

  杜牧的《遣怀》: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饮酒作乐,轻揽细腰,浑浑噩噩,大梦一场,却落得个“青楼薄幸”的负心之名。不管作者处于何等情思去写此诗,但他混迹于酒色之中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再如杜牧的《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感以三国的“火烧赤壁”之战,借抒自己的悲观情怀。倘东风不助,他首先想到的却是被人夺走的拥怀暖胸的尤物。“春深”二字可知杜牧的重心所在。

  温庭筠的《新添声杨柳枝词其一》:

  “一尺深红蒙曲尘,天生旧物不如新。

  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

  “花间”鼻祖温君,艳体婉丽细腻。此诗描写一个被弃女子的哀怨。“终堪恨”,正在深深地怨恨着那个心中已经有了新欢的负心郎。此等诗作,一旦攀附到“上层”,哪有不衰之理。

  李商隐的《赠歌妓其一》:

  “水精如意玉连环,下蔡城危莫破颜。

  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

  曽自谓与大唐皇族同宗的李商隐,虽关心时政,多有寄古抨今的悲愤之唱,但仍未脱离晚唐诗人的没落之势。作者沉浸于粉脂之中,“断肠声里”不能自拔。只有精致的词韵之美,哪有振奋国民的精神豪气。

  还有温庭筠的《夜看牡丹》:“希逸近来成懒病,不能容意向春风。”《经五丈原》:“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意不由人。”《赠蜀将》:“今日逢君倍惆怅,灌婴韩信尽封侯。”李商隐的《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韦庄的《台城》:“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等等,等等……

  上述几位晚唐诗人,应算是晚唐唱“衰诗”的代表。他们多属“上层精英”,一手握柄,一手掌文。他们唱的却是鸳鸯蝴蝶,留恋的是官场禄位,儿女柔情,家国危亡,民族疾苦似与他们毫不相干。

  不可否认,晚唐诗人也是个个才华横溢,文思句句珠玑,读之琅琅,听之殷殷。但却抛弃天下诗人的社会道义之任,丧失了诗人的人格。“书以道事,诗以达意”(《史记》),他们唱出的是一个大厦将倾的挣扎。文运颓废,国运何兴?他们一直把晚唐唱到不可救药,这不是诗的灵性么?!诗是民族魂魄的“发声”,诗能唱出民族的昂扬或衰沉。当诗沉湎于自私享乐、以耻为胜,而无利他、更无家国之中时,所唱催的便是一个时代的消沉。

  而今,那些上等公知吹捧的具有灵性的肮脏“诗”,会不会也有晚唐诗样的灵性,也未可知。且那些上等公知和肮脏“诗”的作者,却没有晚唐诗人的风韵文采,只有令人掩鼻的粗陋恶臭之气。应该像鲁迅先生所言:“做剜烂苹果的工作”(《准风月谈》)一样彻底剜除。

  (朱树松·2021年2月25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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