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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编写《安顺城记》是对贵州这块土地的回报

2021-01-09 11:47:36  来源: 乡村建设研究   作者: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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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编者按:

  1960年,钱理群先生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安顺任教,在此度过了18年。2020年12月18日,由钱理群先生领衔主编、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主持编撰的《安顺城记》首发式在贵州师范学院举行。谈及编写本书的缘起,钱理群教授指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存在三大问题即“有史事而无人物;有大人物而无小人物;有人物的外在事功而忽视了人的内心世界”;而更根本的问题则是“缺少了人文关怀,没有人、人的心灵、人的生命气息。”能增进知识,却“不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心灵的触动,生命的感悟”。在这个意识推动下,钱理群教授与戴明贤、袁本良、杜应国等贵州本地学者共同商议,仿照《史记》体例,编写安顺地方志,将目光转向土地,以民间修书的方式和自觉的方法论思考,在“小城”之中发现中国历史之剧变,从而展现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辩证。“乡村建设研究”将推送“安顺城记”专题,与读者分享本书背后的思考和故事。

  今天推送的是钱理群教授的访谈文章,在访谈中,钱理群教授回忆了《安顺城记》一书的成书动力与缘起,并着重讨论了《安顺城记》在方法、体例和思想上的自觉探索。

  “我是把《安顺城记》看成是人生学术工程的最后一个总结,这不仅是我自己学术的需求,同时还有一种感情的追求。我想通过编写《安顺城记》,来作为对贵州这块土地,以及养育我的父老乡亲的一个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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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理群先生以个人出资的方式,向贵州各市州的图书馆和学校捐赠1000套《安顺城记》

  1960年,钱理群先生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任教,并在此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18年,之后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安顺是承载了钱先生18年生命历程的第二故乡,正是源于他对第二故乡的深情和眷恋,才有了《安顺城记》的出版与面世。现场,钱先生分享了该书产生的灵感来源、编纂特点、学术价值,以及个人对贵州的深厚感情。

  从一个人的梦,变成一群人的梦

  “谈起《安顺城记》,真是百感交集,勾起了很多很多的回忆。”当天的《安顺城记》首发式上,钱理群先生发言的第一句话,就蕴藏着深深的感情。

  他回忆说,自己晚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醒后半个小时,会静静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想一个个奇奇怪怪的关于学术研究、写作和编书的计划。《安顺城记》这样的学术大工程的缘起,就是16年前,自己所做的一个梦。

  “2004年11月20日,我躺在床上想自己和整个学术届,以及历史研究,包括地方志的写作,觉得按照现在的老路走下去,实在没劲。”钱老解释,之所以觉得没劲,是深感现在的中国历史研究有三大问题:有史事而无人物;有大人物而无小人物;有人物的外在事功而忽视了人的内心世界。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今天包括历史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越来越知识化、技术化、体制化,缺少了人文关怀,没有人、人的心灵、人的生命气息。这样的学术、史学,只能增进知识,不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心灵的触动,生命的感悟。”

  钱老说,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史记》,并想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体例,来写贵州历史,写一部《安顺城记》。“说实话,想到这个鬼点子,我真是兴奋极了。”他说,自己于是便迫不及待地找安顺学者杜应国商量,“他也很兴奋,并拉了一个构想脉络”。

  然而,第一次把这一梦想公诸于世,其实是2007年。当时,钱老在一篇《土地里长出来的散文》的文章里,通过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故事,动情而又意味深长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提醒贵州学友:不必、也不可妄自菲薄,小城里自有大文章,我们所做的工作对于当今中国,乃至于对世界都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要做当代的司马迁。

  之后,他于2008年起,先后找到贵州学者戴明贤与袁本良两先生商量,大家都非常兴奋。这样,这个梦就由两人的梦变成了4个人的梦。后来又找到学者顾久先生,对方也欣然同意加入,这样就又成了5个人的梦。再后来,又得到省文史馆、安顺市社科联等单位的支持,于是一个民间修书的学术大工程就成了一群人的梦,并落地在贵州。

  从这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中寻求生命的永恒

  这样一部从萌发想法到出版历时16年的作品,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呢?钱老现场进行了总结,他说:第一,有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提出了多民族共同创造,乡绅与乡民共同创造的多元化的历史观;第二,打破以汉族为中心的惯常做法,把少数民族的历史、甚至少数民族的创世梦写进去;第三,灵活变通了《史记》体例和结构,将纪传体与边缘体、专识与通识有机结合;第四,继承《史记》传统,强调表达的文学性,强调历史细节,强调生命气息,强调文学的语言,包括方言的运用。

  “我的总结,这是一部既有继承又有创造的、真正的现代地方史。”钱老说。

  “尽管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强调传统文化、地方文化、乡土文化研究,但像我们这样扎扎实实干的并不多。我强调我们要有自信心,我期待《安顺城记》能够对当下的中国学术界,以至于在国际上产生影响。”钱老说,大概很少有这样既有自己独创的思路,在学术上有很大创新性、又承接下来,积8年之功做的这样一个大学术工程,因此不要老觉得安顺、在贵州边远地区有一种自卑感,因为至少在地方史研究上,我们是应该有信心的。

  “我这个人喜欢做梦,《安顺城记》出版,梦完成了,我又开始做新的梦。”钱老说,自己梦想在《安顺城记》的基础上,可以做更深入更全面的学术研究,因此建议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一些学术论文,重新构建安顺学,甚至构建贵州学。另外,还可以考虑用现代的最新的传播工具,把《安顺城记》转化成一种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地向年轻人传播安顺和贵州的历史文化。

  “多年前在戴明贤先生的倡导下,大家写了很多安顺文化的散文,当时称之为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现在,《安顺城记》完全可以看做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这种从土地里长出来历史最接地气,和生长在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以及我们自己的生命血肉相连,可以从这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中寻求生命的永恒。”钱老说。
  文章来源:原载于贵州都市报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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