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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毛泽东等领袖人物拍成“励志”电影,这才是败笔所在

2021-04-12 14:51:4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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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标题所说不必拘泥于电影、电视剧,其实形式多种多样,传统的当然要数纪传体文学了。以我一己之观感,拍领袖人物的电影电视剧,不外乎三种框架,管他套路多少,都可纳入这仨,具体进一步只在这仨中分形细化而已。我把他命名为时代片、励志片、哲学片,为何这样命名我会解释的。

  时代片:这种类型的片子是在领袖人物本人尚健在,或者离世后不久但这个时代还在领袖人物的光环笼罩下,历史还在领袖人物铺设的轨道前行,政权虽已建立但许多事件和细节还在迷雾中,必须交待说清楚,片中必然大量反映,片子必须传递领袖人物生前意志。比如布哈林泄露起义信息导致起义被迫提前,比如卫兵驰救列宁时布哈林故意指错方向,比如列宁家乡来人与列宁争论工人与农民的关系,比如高尔基与列宁争论革命不必过于残酷,列宁争辨说“两人打架时左一拳右一拳,你能分辨哪一拳该哪一拳不该”。等等这些大量细节和事件在领袖生前或离世不久还在继续、还在争论,没有完全盖棺定论,那个时代还在进行中,片中必然有所反映。

  励志片:这类片子固然必须铺陈事件和细节,铺陈的目的在于向青少年们励志,所有一切铺陈都必须围绕这个。一根小扁担,洗冷水澡,英雄救美一人敌三寇,等等这些细节都是励志的好素材。人各有志,流水线工人有“志”,锄地农民有“志”,学生们有“志”,手握千万亿分配权的银行大佬们有“志”,一字值千金的文章高手有“志”;可是领袖人物百年不见千年一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励志片似乎假设存在一种大家共同之“志”。洗冷水澡、畅游长江反映了领袖的独特人格,可是对你而言可能冻死、淹死,落得个东施效颦、贻笑大方。

  励志片也叫偶像片,励志是从更多褒义方面思考,偶像则复杂多了,特别今天年代男性多暖男,领袖不可能出自这个年代。可是领袖人物千年一遇,虎落平川被犬欺,平常年代他们的存在比普通大众突出不了多少,也许连普通人都不如。这是大家都有直觉和经验。怎样既励志,将领袖塑造成全民偶像,又要不违大家的直觉经验?古代社会他是通过大量的民谣童谣、儿歌、谶言等等来达到,现代社会就要靠专门叙事者,这就是考验导演和演员的讲故事本事了。然而伟大的故事叙事者与领袖人物一样,也是可遇不可求,也是百年不见千年一遇,纵然遍地皆尧舜,没有司马迁也枉然。

  这句话不知是谁说的,我记不起谁了,我不杜撰,原话当然也不是这样,我只是大概意思如此。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时代?有领袖人物频出无伟大叙事人物?有伟大叙事者然而领袖人物藏身何处?或者干脆这是个平庸时代,既无领袖人物出现也无伟大的故事手?

  哲学片:这种类型场面宏大、主题深刻,大都反映一些社会和人性不变的东西,比如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奸与忠、生与死,这里英雄和领袖人物的出场倒像某种“客串”,使人走出剧场或合掩书卷产生无限遐想,使人产生代入感,似乎自己成为其中一员:假如没有里英雄和领袖人物的出场,我会怎样?这种类型确实是有看头的,英雄和领袖人物的出场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所有的励志和时代都是偶然的,而必然正是在这无数的偶然中体现。

  这三种只是理想分类,真正的一部片子或一部传记体文学,肯定是三者兼而有之,各有侧重。

  比如反映列宁事迹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用大量镜头叙说了比如布哈林泄露起义信息导致起义被迫提前,比如卫兵驰救列宁时布哈林故意指错方向,比如列宁家乡来人与列宁争论工人与农民的关系,比如高尔基与列宁争论革命不必过于残酷,列宁争辨说“两人打架时左一拳右一拳,你能分辨哪一拳该哪一拳不该”。通过这些大量镜头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他的时代特征同时表现在:假如今天重拍可能会有所不一样,比如关于布哈林的评价和具体细节,肯定会有所不同,许多历史已有所重述。再比如今天重拍的话“列宁与布列斯特条约”就没法回避,必定登上银幕,这个事件太大了,当时竭力回避,今天已不必;这是沙皇抹黑列宁的重要事件,今天重拍则可以更从容些,前因后果及历史意义都可兼顾全面。时代片必定是这样的,他印刻有当时时代的巨大印记,不得不这样,对错我们不管,这是时代片的特征,这要明白;

  再说励志与偶像,以列宁与小女孩的对话和嬉戏为例,他反映了英雄和领袖人物心肠柔软和天真童趣的另一人格特征,这符合人们的直觉和经验;奇怪的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巨大,这类直觉和经验却又高度相似一致,其实他反映的是人性中更深刻的一面,这也是东西方文化(比如电影)得以畅通交流的前提。又比如化了妆的列宁与普通士兵在讨论列宁究竟长什么模样,有人说列宁长着红头发、大麻子脸,也有人说大脑袋、大个子,有主见的男子汉;其实列宁传记电影中多处讲到关于列宁长相的传言,既使列宁自己在场,也从不争辨,你说红头发、大麻子脸,像个妖怪,那就像个妖怪吧。事实上那时的沙皇就在散布列宁象妖怪,已经渗入人心,那时谁也没见过列宁,争辨说他是大脑袋、大个子,有主见的男子汉毫无意义。蹩脚的导演也许会这么安排,以示列宁在人民心目中的伟岸形象和地位,可列宁却乐意接受,你说妖怪就妖怪吧。这类镜头非但无损于领袖的形象,倒是反映了伟人幽默和不拘小节的品格,而在大会上,在一个偶然安排的情节上,普通士兵看见真正的列宁:既不是红头发、大麻子脸,也不是大个子,原来就是“一个普通人”,一切都化解了,很自然。比如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自传性谈话时讲到自己与父亲的关系,比如父亲骂毛泽东懒惰,毛泽东以投水塘自杀威胁等情节,这些在敌手看来都是“极端人格”,在普通人而言难以接受,尽可能回避不谈的,而这丝毫无损于毛泽东领袖人物的形象。时代到了非常态,那必定有一群“极端人格”来矫正这个时代,“极端人格”倒是正常的了,不出现倒是反常,励志片(或偶像片)必须这样拍。今天常态社会,父亲骂几句,打几下也是正常,以“投水”相威胁,那可能确实过了,不应该,有点“极端人格”。

  再说哲学片,比如拿破仑传记中讲述拿破仑征服埃及,入侵俄罗斯等地,他的军队同时征召有大量工程师技术人员随行,他们可不是直接服务于军事,而是传播科学有关,他们一方面盗挖当地文物运回法国,具有强盗性,同时确实传播了科学,比如我们今天一大批物理标准比如米公斤制,都是那时开始。我们评价他必然不可回避他的两面性,就象秦始皇的统一度量衡。这就是哲学,永远永恒的处于争论中,别说当时,现在仍在争论,这是哲学的本性。再说列宁传记片中,大量阐述列宁的工农主张,今天苏联已没了,这些思想争论仍在继续,这就是哲学本性,永远都在争论。西方影片中类似哲学意境,往往以歌曲音乐去表现,这可能与他们的宗教传统有关,比如《国际歌》的反复出现,比如反映哥萨克人的不屈与雄浑意志――不管正面叙说还是批判谴责,今天仍在争论,这是哲学本性,反映的是人性的深刻性。

  这三者肯定兼而有之,各有侧重,任何一部反映英雄和领袖人物的影片和传记必须如此的。可究竟怎样的侧重和分布?把领袖人物电影拍的既耐看又不违人们的主观经验感受,这确实与导演和演员的思想水平和演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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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论坛上读了红色卫士的《电影电视剧中的毛泽东,不真实!——读<青年毛泽东>有感》,略有同感。红色卫士是客气的,说他“不真实”,照我说法是这类影片或传记“不好看”,“不耐看”。原因在何处呢?

  我想了想,很可能是时代性(当时及现在)、励志性(或者偶像性)及哲学性这三者的平衡及内在关联没拿捏号,导演可能过于将这类影片电视剧拍成励志片,结果堆砌了大量细节和事件,可他不明白:这类千年一遇人物,虎落平川被犬欺,在我们这个普普通通年代没有激荡性和戏剧性,在我们今天讲究“成功”的时代和社会,他是很难用作励志的;这些平平常常的事件和细节的堆砌,只有与他的时代性(当时及现在)结合起来,用哲学将他们串联在一起,那才能真正起到烘托领袖人物的作用。

  今天,励志和偶像已成为时代主旋律,导演和演员们是不可违背的,领袖人物也没法免俗。我们那个时代一般用“励志”比较恰当,比如“一根小扁担”之类我们那代人读的很多,颇有励志性,教人任何事情必从小事情上做起,伟人必从小事情做起;现在用“偶像”似乎更贴切,比如经常引用毛泽东学生时代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17岁写给父亲的诗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7年写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等等,以表现他不同于一般普通人的天成个性;可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也颇偶像,受到青年学子的追捧,如果没有哲学的追问:时代究竟选择了哪个偶像,究竟是何缘故?那么看似在烘托毛泽东,很可能意在表达精英人格吧!

  末了还是要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他们不是不想把毛泽东写好,主观上他们也想,然而伟大的叙事者与领袖人物一样,也是可遇不可求,也是百年不见千年一遇,纵然遍地皆尧舜,没有司马迁也枉然;这是个平庸时代,既然出不了领袖,岂有伟大的叙事者?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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