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李嘉诚、潘石屹等富豪纷纷在中国清仓，将天文数字的财富转移到世界各地主要是西方国家，就不由想起了当年与特朗普竞争总统的希拉里那句话：中国有可能会成为将来全世界最穷的国家，因为他的财富在大规模外流。
李嘉诚、潘石屹所代表的中国富豪群体，他们几乎搜光了中国的所有财富，不仅搜光了当今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还把中国老祖宗数千年来留下来的财富，以及中国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财富(环境资源和债务)，也统统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聚集在他们手中，现在又趁着中国金融全面开放之机，再纷纷把财富向国外转移。最终把中国变成一个财富公馆和不毛之地。目前香港许多青年人的绝望，就是与李嘉诚等富豪群体已把香港财富掏空有关。
虽然当今中国顶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各种具体措施在组织财富外流。但是这些具体措施像塑料围墙挡不住海啸一样，根本挡不住大规模财富的外流。一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今世界庞大的衍生品市场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市场，一天的交易额就超过全世界一年商品交易总额，并且这个市场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为了对付政府监管的，中国富豪的财富要想通过这个市场流入海外，就像沙子流出鱼网一样容易，根本不会有任何实际障碍;二是这些富豪在捞取财富的同时也在积极制定保护他们财产的法律，当今中国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已经高度完善，各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都在保护他们向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转移资产，因为这些资产他们自己的，完全归他们个人支配。
那么如何才能阻止财富的外流，避免国家最终由于失血而倒下?历史上曾经有过三种选择：一是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切财富归人民，一切财产归国家;二是德国纳粹的全民洗脑，几乎把100%的富豪全都变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自觉自愿地把钱用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并像宗教教徒那样为此感到幸福和快乐;三是像目前俄罗斯那样，让那些富豪宁愿下地狱，也不敢向国外转移资产，否则必然是人财两空，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就从人间“蒸发”了。
当今中国的根本出路是采取第一种方式，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这个方式很难很难，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决定了目前几乎没有可能;第二种方式同样没有可能性，在“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没有毒”，道德体系近乎崩溃的情况下，让富人忘掉财产概念，和国家和穷人融为一体，同样没有任何可能;那么第三种方式是不是具有可行性呢?表面看起来好像容易做到，实际上也十分困难，俄罗斯的暗杀小组踏遍全球，因为普京“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有群众的自发支持，他什么都想干，什么都能干，而中国的法治高度完善，把好人捆得死死的，什么“违法”的好事都干不了，什么坏事都抓不住，真要有个暗杀小组，结果是暗杀那些叛国富豪，还是杀那些追捕叛国富豪的人，都很难说。
或许有人对此又会跳出来指责说，法治完善不是好事吗?凭什么要否定法治完善?这个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最近也还在讲，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只是在此重复提醒一下，日本电影《追捕》告诉人们，所有好人要干好事必须违法，是100%而不是99%;相反，所有坏人要干坏事必须要有司法保护，同样是100%。美国好莱坞的英雄形象史泰龙和施瓦辛格，在影片中无一不是被迫采用违法犯罪手段，最终才能伸张正义。美国之所以吸收中国文革的因素实行共同诉讼制度等司法改革，历史背景也就在于此。其实稍动脑子想一想就会明白这个道理，法律本身就是李嘉诚、潘石屹这些人授意法学家制定的，又怎么可能用这些法律来约束和惩办他们呢?
那么中国怎么办呢?还是我们多年来那个主张，建立大众民主制度，创建大众政治文明，建立群众约束机制，实行与西方宪政完全相反的约束方式，不是约束国家领导人，而是约束各级官员，约束老百姓的顶头上司，约束公司老板，通过这种群众约束机制，形成对党内腐败势力和资本集团势力的强大震慑和制约，在此基础上建立比俄罗斯打击方式更加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打击方式，建立国际刑事侦察局和国际司法执行局等一系列国际司法机构，吸收美国的国际管理因素，不仅把那些犯罪富豪直接列为犯罪分子和打击对象，包括那些为他们转移资产提供衍生金融工具的所谓“合法奸商”一并列为犯罪分子和打击对象。只要中国形成这样一个新的国际严打体系，那么中国的富豪就会立刻停止向海外转移资产的犯罪行为，甚至会比俄罗斯富豪表现的还要更加爱国，把他们已经转移出去的财产也会重新转移回来，就像五十年代资本家主动要求公私合营那样。
总之，中国财富流失的失血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无论我们创造多少财富也没有用，就像一个人的血管一旦被切开，无论吃多少饭都没用一样。如果任凭李嘉诚、潘石屹这一条条财富血管被切开而将财富流向西方，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在一个早上醒来，发现我们几十年来血汗创造的财富，包括我们世世代代祖先留下的财富，以及原本应该子孙后代享有的财富，全都被转移到了大洋彼岸。
2021年3月28日
红歌会网 SZHG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