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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在家看了《零容忍》，感受很深，尤其是第五集《永远在路上》，我觉得里面暴露出来几个问题，值得单独说一下。
《永远在路上》的开篇是周江勇案件。
周江勇是“十八大”以后成长起来的，最高做到浙江省委常委兼杭州市委书记，属于副部级干部，位高权重能量巨大。
我们常说，“十八大”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以“反腐”为起点的一系列动作，彻底改变了中国的走向。
做为近十年成长起来的高级干部，周江勇确实也感受到时代的力量，在各种场合说，这是能做事的时代，我们不要辜负这样的时代。
但是在台面之下，周江勇依然胆大妄为，不收手不收敛，深深的辜负了这个能做事的时代。
我看节目的时候就有个想法：
在反腐高压的环境下，周江勇照样敢贪污腐败，要是这样的环境松懈甚至消失了，以周江勇为代表的一批干部，会整出什么幺蛾子？
现在是每隔几年就要审查一遍，如果五年后或者十年后，审查的力度减弱了、次数减少了，腐败问题会不会重新严重起来？
当年商鞅变法成功，秦国逐渐强盛起来，开函谷关雄视诸侯，但是秦惠文王继位便车裂商鞅，不过好在保留了商鞅的法令，没有影响秦国的走向。
而清朝的雍正皇帝，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包括整顿吏治、肃清腐败、火耗归公、士绅一体纳粮当差等等，但是乾隆继位以后，为了邀买人心，废除雍正的大部分严厉的法令。
用不了多少年，乾隆朝便回到康熙朝的样子。
这两个历史故事很典型，对比周江勇的案件，我们应该引以为鉴，找到一条长久的制度化道路。
这是我认为第一个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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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周江勇是一个人贪污腐败，对国家的危害仅限于经济方面。
但周江勇还利用职务之便，在任职的地方打招呼，用自己的职位做后盾，帮助弟弟周健勇开公司做生意。
这些生意赚到的钱，肯定不是周健勇能独享的，肯定是做为家族财富，兄弟俩人共同支配。
随周江勇落网的商人也说了，周健勇算什么，他只是一个渠道而已，钱是通过周健勇送给周江勇的。
这个问题比贪污腐败更严重。
因为当周江勇以权谋利、周健勇以利助权的时候，周氏兄弟就会在政商两条路上同共进退，最后的结果便是地方政商家族崛起。
如果周家不败落，能继续开花结果的话，那么再过两代人，就能在浙江诞生一个树大根深的黄四郎。
《永远在路上》的第三个案例，讲的是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
他倒是没有借兄弟谋利，但张琦借亲儿子之手，收取巨额贿赂，甚至在儿子没有正式进入社会的时候，便眼睁睁看着他收了商人10万加元。
父子联手谋利数年之后，张琦感到有人在审查自己，又给那些商人们打招呼，想让第一代政商关系，延续到第二代乃至第三代。
和周江勇一样，如果张琦没有逃脱审查，可能在数十年后，也会出现一系列经营几代人、互相联姻的政商家族。
虽然每个人出头之后，都想带起一个家族，但每个壮大的家族，其实都是国家进步的绊脚石。
这种个人和国家的利益诉求，是很难兼得的。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然要不定期的铲除一些大家族。
汉朝兴盛七十年，当初追随刘邦立国的功臣们，发展成地方性大家族，他们上可以左右朝政，下能挟持地方政府做土皇帝。
汉武帝用几十年的时间，铲掉诸侯王和功臣家族，才有了扬威四海的伟大事业。
但这份伟大的事业延续到汉元帝、汉成帝的时候，列侯和外戚家族又重新崛起执掌朝政，汉朝的权威便逐渐降低，导致政令推行不下去，赋税收不上来。
最后那些勋贵家族的代表们，推举王莽篡位，想通过改朝换代，彻底巩固来路不正的既得利益。
历史的教训太惨痛了。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地方政商家族的问题，国家一定要重视，多揪出一些周江勇、张琦之类的干部，绝对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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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第三个严重的问题是张雨杰案，这哥们是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没有职位级别，工作是在政务大厅窗口接待市民，收取买房托管资金，填写托管协议之类的。
这种基层工作人员，全国不知道有多少，张雨杰其实就是个普通人。但就是这么个普通人，却能在短短三年内，利用制度漏洞，捞到近7000万。
听起来挺扯淡的。
滁州监委的工作人员说，张雨杰没有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理想，又处在一个轻而易举可以得到钱财的岗位上，不出问题才怪。
说实话，这段我没看明白。
既然要经手巨额资金，那就要在客观制度上设置防火墙，阻断工作人员捞钱的渠道，不在这方面下功夫，单纯指望工作人员的主观理想，是不是有些避重就轻了？
当然，节目后续讲到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很多事情的关键点，不能简单的用理想信念涵盖。
人性是本恶的，人性是自私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少部分人才有，大部分人是善变的。
要是把所有事情都寄托在理想信念上，不出问题才怪。
这个监委工作人员的表述，是不对的。
不过这些都是皮毛，我们没必要说太多，我觉得张雨杰案暴露出来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张雨杰是九五后。
一直以来我们都抱有幻想，那些大小老虎都是中老年人，年轻时候吃过亏受过穷，职位提升之后便有一种补偿心理。等这批中老年人全部退休以后，接受完整教育且热血沸腾年轻人成为国家主流，一定能避免很多恶劣事情。
但九五后张雨杰案公布以后，我陷入深深的怀疑，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和中老年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些中老年人，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现在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以后也会是暮气沉沉的中老年人。
到底是什么，让曾经的年轻人变成油腻的贪官污吏？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才能永葆朝气？
年轻人和中老年人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这是个大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凡是资源集中的地方，一定会勾起人性深处的恶念，让那些有条件接触和分配资源的人，权衡成本和收益之后，忍不住伸出贪婪的手。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仅仅靠理想信仰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方法。至于是什么方法，还需要年轻人们一起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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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夏天，黄炎培和教员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力。”
因为初聚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力，没有一人不卖力，等到时局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黄炎培希望教员和同志们，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历史周期律。
教员回答黄炎培，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时隔77年，这段窑洞里的对话也没有过时，还是有很强的参考意义，但是要仔细斟酌，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找到有操作性的群众路线。
我们的国家走到今天不容易，真的很希望现在这个时代，能延续的久一点，再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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