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会听到诸如此类的话：理论是“抽象的”；主义是晦涩的、复杂的、令人生厌的教条。结论是：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这表面上看似乎正确，但问题在于，要求别的人不谈理论、不谈主义的人，自己通常有一套“理论”。只要问问他们关于社会的问题，他们的理论就一套套地出炉了。例如：
“人天生是自私的。”（因此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是道德衰退把我们国家变成现在这样子。”（因此只能要求资本家流道德的血液。。。）
“只要够努力，每个人都能爬到顶层。”（爬不上只能怪你懒）
“要不是因为有富人，就不会有钱来给我们其他人提供工作。”（因此不要仇富）
“换了你，你也会贪。”（大哥别说二哥）
在大街上、巴士上、饭堂里听一听所有的议论--你可以听到很多这类的话。每个人对社会何以如此以及人类如何改善境遇都有个说法。这样的见解都是关于社会的“理论”。
当人们说他们没有一个理论，他们真正的意思只是：只有我自己的理论是对的。
对任何一个努力要改造社会的人来说，这是特别危险的。因为报纸、广播、电视，全在不断地灌输给我们诱导性的、关于社会何以陷入混乱的解释。他们希望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说法。
除非你能分辨所有各种观点错在哪里，否则你无法有效地改造社会。
但是，生活是很复杂的。这几天重读《毛选》一。我注意到与某些引经据典的大家不同，毛写文章往往从具体问题讲起。这里只怕有一点胡适的影响。在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青年时代读《新青年》杂志时，有这样一句话：“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在这里，他把胡适与陈独秀并列，作为自己当时的“楷模”。 1918年毛泽东就拜访过胡适，还曾就哲学上的一些问题请教过胡适。关于中西学术的关系问题，实验主义哲学的问题等，他都曾得到胡适的当面指点。他还听过胡适讲演墨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胡适在北大所作“实验主义”的讲演，是他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一次讲演。毛泽东也受到实验主义很大影响，他把实验主义认作对抗思想强权的新思潮。陈独秀和胡适当时还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每周评论》。这个杂志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够大的。他办《湘江评论》，无论刊名和倾向，形式和内容，都可以明显看出《每周评论》的影响。胡适也是这样看的，胡适并未轻看这个满口乡间的年轻人，他甚至把新创刊的《湘江评论》称作《每周评论》的“小兄弟”。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适甚至以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外来进口的主义”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他只是表示反对谈“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而主张去研究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等。但是人们都知道，胡适反对的是主张“根本解决”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胡适自己后来也是承认的，晚车他在台湾出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这“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胡适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作为响应，他甚至想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这个设想虽然后来并未实现，但从他所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来。这《章程》曾经印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朋友邓中夏将它刊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1919年10月23日）上。《章程》共分十二条，列出大大小小81个题目中，如教育问题中列举了17个小问题（如①教育普及问题、⑨废止考试问题、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等等），这第17小题是很有意思的，杜威这位提倡实用主义的哲学家，是胡适心目中的一尊偶像，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正是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和那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当时胡适请杜成来中国讲学，为时两年又两个月。1920年10月26日，杜威在长沙讲演，毛泽东曾应湖南《大公报》之约担任记录。只说这《章程》中，毛泽东说的是“如何实施”杜威的教育说，就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当时认同杜威和胡适意见。
除了杜成教育说外，我们还可以从《章程》中看到毛泽东赞成胡适主张的例证。例如，胡适的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大总统权限问题”，《章程》第二条所列问题之（58），就是这个问题。此外，胡适文章说的“女子解放问题”，在章程中“女子问题”中分列为17个小题目，诸如（1）女子参政问题。（2）女子教育问题、（3）女子职业问题、（5）贞操问题。（13）放足问题、（15）公共蒙养院设置问题、（17）避孕问题，等等。这就比胡适文章分得更细也想得更细了。胡适文章提到了“加入国际联盟问题”，《章程》也有（15）国际联盟问题，以及有关的（24）印度自治问题、（25）爱尔兰独立问题、（26）土耳其分裂问题、（27）埃及骚乱问题、（28）处置德皇问题、（42）山东问题、（48）铁路统一问题（撤销势力范围问题）、（52）退回庚子赔款问题，等等。这也是把胡适提出的问题更全面更具体化了。
胡适的文章发表之后，李大钊发表了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李大钊的这一篇刊在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每调评论》第35号。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是9月1日写的。从时间上来说，毛泽东在草拟这《章程》时，有可能已经看到李文，也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李文。从《章程》内容看，大体上都是胡适的意见。李文中说：“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章程》第三条说：“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章程列出的各种主义，实际上是那许多大大小小问题按科学的归类和概括，同李大钊心目中的有特定政治含义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同的。但毛泽东直言“主义”，也表明他不是在胡适文章后面亦步亦趋。（本文出自百韬网，转载请注明）
红歌会网 SZHG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