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18日，刘少奇夫妇在中南海内被批斗。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与陈再道等同志谈话时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
8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内各人家里又同时遭到批斗。当晚，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了上述情况。
毛泽东大为光火，问是谁批斗中央领导人？并指示要追查。中央文革不得已，撤退了对中南海的围攻。
毛泽东制止了反军乱军的歪风。
8月上旬，被派到武汉了解情况的余立金回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武汉的情况。
余立金说，现在武汉的造反派都在传达中央的指示，要打“第三战役”。
毛泽东追问：是谁提出的？
余立金汇报：是北航造反派向武汉造反派传达王力、关锋的谈话，说中央首长认为文化革命已进入“第三战役”，重心转向军队，揪军内一小撮。
毛泽东问：哪个首长？毛泽东还是林彪？
余立金说：这些小将“通天”，不知他们说的中央首长是谁？
余立金还汇报：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造反派一个任务，要他们派出人马上到各地去介绍、推广武汉地区同军内走资派斗争的经验。造反派动作很快，一下子出去几万人，到江西、河南、安徽、南京，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为了了解情况，毛泽东召张春桥、王洪文汇报工作，他们谈的都是“情况大好”。
毛泽东又让杨成武、余立金，对沪、宁、杭地区“文革”情况进行了调查。让张春桥、姚文元去济南作调查。
杨成武、余立金向毛泽东汇报，上海提出要批判打倒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毛泽东问：许世友？他有什么问题？许世友同志是大军区司令员的标兵呀！
毛泽东说：现在打倒许世友，其他几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怎么办？沈阳的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福州的韩先楚是不是都要打倒啊？
毛泽东问：许世友现在在哪里？
余立金回答：金家寨。
毛泽东问：他干什么呢？
余立金回答：带个独立师，在那里种田开荒。谁到那里去，没通知他，他就开枪。
毛泽东淡淡一笑：许世友不能被打倒！要保他，你们把许世友接到上海来。
杨成武忙说：我这就去接。
毛泽东说：你不能去，叫张春桥去。张春桥反许世友，所以，让张春桥去接。
毛泽东对杨成武交代：你告诉安徽李德生，叫他准备顿饭。让张春桥吃顿饭。你再准备两架飞机，先乘直升机到金家寨接许世友，接到合肥，再用大飞机接到上海。你告诉许世友，是杨成武派直升机去接，不然他会打。
毛泽东对赶来的张春桥说：这件事马上办，今天把他接来上海。
许世友当天被接到上海，第二天去晋见毛主席。毛泽东握住许世友的手对他说：许世友同志，你受苦了。
许世友这个硬汉子忍不住哭了。待他平静后毛泽东问：去大别山干吗去了？
许世友回答：打游击。
毛泽东说，他们冲击你，要打倒你，你有什么问题呀？他们不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要把你打倒么……不要难过。
毛泽东告诉许世友：要振作精神，把部队掌握好。你是司令，要靠部队，不要单独行动。回去好好干……
毛泽东还找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和驻军负责同志调查了解情况。
毛泽东亮出红牌，在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红旗》杂志社论上批示：“大毒草”。提出要“还我长城”。对林彪送审的文件，凡有“揪军内一小撮”的文字一律删掉。
最后索性写一句：“不用。退林彪”。
以后毛泽东又传话：要追究责任，要查来龙去脉。
毛泽东还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8月7日晚，得意忘形的王力，约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大权。
19日，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
22日夜，首都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后，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把王力的“八七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
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杨成武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严肃地对杨成武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力）的错误大，王的破坏力大些，关（锋）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
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
8月16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毛泽东的主要讲话如下：
“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
“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待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
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他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说：
“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
“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
8月20日，毛泽东接见了向他写信反映“文革”情况的浙江普通演员应水珠和小丁。
应水珠回忆：1966年上半年，当毛主席离开杭州后，省委决定，将我团26位同志划归浙江省军区代管，这样，我们这些人名义上也就参军了。
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从激烈的派性斗争上升到严重的武斗，地方上造反派开始冲击军区机关，省军区的处境十分严峻。对此，我们非常担心。
1967年夏天，我团在龙泉演出。有一天，小丁和我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了浙江“文革”的一些混乱情况和我们的心情。
毛主席要我们把下面的情况如实讲给他听。
我们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街上大字报的情况和社会上派性斗争的情况）全讲了出来。
毛主席听得很仔细，当我们讲到有的大字报的标题就叫“砸烂×××的狗头”时，毛主席严肃地插话说：“人家明明是人头，为什么说狗头啊？”
我们说得很多，越说越起劲，越说越激动，后来干脆站起来把有些人在斗争别人时的动作和行为也做给他看。
毛主席看了这些动作之后，紧锁眉头，显得很不安，长时间没有说话，后来才说：“谢谢你们啰，谢谢你们把下面的真实情况讲给我听。”
我们还向毛主席汇报了我们到部队一年多的时间里干了些什么。讲了怎样下连队锻炼，给战士演出，教唱歌曲，与他们一起挖坑道，给他们洗衣服、补衣服、补袜子、理发等等。
我们也为老百姓服务，为他们排练节目、演出、理发等等。基本上成了一支乌兰牧骑式的文艺演出队。
毛主席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他说：“农村里缺医少药，农村妇女生孩子没有人接生，尤其是难产，苦得很，有生命危险，你们跑的地方这么多，能不能学点医啊？比方说，学会给人打针、接生之类的事。”
我们感到有很大的难度，但我们很受感动。毛主席时时刻刻想到的是人民。他是人民的领袖，和人民心连心。只要是毛主席说的，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去做的呢？我们表示了坚决照办的决心。
9月4日。毛泽东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汇报，然后谈了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
毛泽东肯定了发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肯定了要解放一大批干部，批评对干部不能搞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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