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夏，以红5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红3军团，在彭德怀率领下两次攻打长沙。其中，7月27日第一次攻占湖南的省会长沙，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红3军团主动撤离长沙之后，与赶来支援的红1军团于8月23日在浏阳县永和镇会师，成立了当年全国红军中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第一方面军（即后来的中央红军）。长沙及其附近发生的这两件党史上的大事，足使“赤色高潮一时震动全省”。
成立红3军团和决策攻打长沙
还在1930年红3军团成立的两年前，即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国民党湖南独立第5师部分兵力举行了平江起义，成立中国红军第5军。平江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人民军队建军史上“伟大的创举”，给湖南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平江起义誓师地——平江东门外天岳书院。
由于湖南反动当局重兵压境，红5军主动撤出平江县城，转战于湘赣边界山区——从幕阜山到罗霄山。1928年12月中旬，彭德怀、滕代远率红5军第3纵队开赴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4军会合，“打通了湘东与赣西的联结”。红5军第1、2纵队改名湘鄂赣红军支队，由黄公略领导留当地“流动游击”。接着，红5军又分出两个纵队：第4纵队在地处湘东的平江、浏阳山区打游击，李灿、何长工率第5纵队向鄂东南的通山、阳新一带发展。1930年5月，黄公略调江西筹建红6军（即江西赤卫军，后改红3军并编入红1军团）。彭德怀率红5军主力从井冈山返回平江，湘鄂赣支队回归红5军建制。6月13日，红5军先后攻占大冶、鄂城以及长江南岸的黄石港。程子华发动“大冶兵暴”，这支国民党军队集体加入红军，使第5纵队扩充至70OO人，超过红5军其他四个纵队的总和。
红5军五个纵队在大冶县刘仁八镇和阳新县三江口镇整休期间，根据1930年4月3日党中央发出的“通知103号”（关于“阳新大冶红军成立第八军”的指示），6月15日在刘仁八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20余人出席，除了彭德怀、邓萍、李灿、袁国平、周桓、谢振亚等红5军主要干部之外，还有党中央从上海派来的彭雪枫、黄克诚、谭政文、卢匿才、杨光池、萧振纲，从上海归来的滕代远和何长工传达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
会议通过决议：第一，红5军只辖第1至第4纵队，第5纵队与鄂东南赤卫军扩编为红8军，湘鄂赣边独立师扩编为红16军，以上三个军共同组建红3军团（另红8军留守鄂东南的部队后扩编为红15军，划归鄂豫皖红4军团——红四方面军战斗序列）。第二，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战术，扩大湘鄂赣苏维埃区域，要求红3军团在8月1日之前扩大至5万人。第三，根据党中央下达的任务，红3军团当前的军事行动是进攻武昌或长沙，配合湘鄂西洪湖地区的红2军团（红二方面军的前身）夺取汉口和汉阳。
在红3军团成立的当晚，接着讨论了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关于湘鄂赣红军“切断武汉至长沙铁路”和进攻武汉或长沙的指示。彭德怀开始不赞成攻打武汉，理由是武昌城内有敌军五个团据守，又修了坚固工事，城外的东湖水满，地形对红军很不利。加上长江江面上有很多帝国主义军舰游弋，沿江只有一条大堤路可接近城墙，敌军易守难攻。彭德怀说明暂时不打武汉的理由，决定以部分红军进占金牛、鄂城，主力部队则挥师南下，在武汉周边伺机歼敌。
红3军团以彭德怀为军团总指挥兼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滕代远为政治委员、邓萍为参谋长（后陈毅安）、吴溉之为政治部主任（患病由袁国平接替）。加上此后在平江县成立的红16军4000多人，红3军团实有兵力1.7万人。
攻打长沙之前，红3军团的战斗系列：红5军邓萍军长（兼）、政委张纯清、参谋长陈毅安、政治部主任柯庆施；下辖三个纵队，后整编为两个师：第1师（师长李实行）、第3师（师长郭炳生，后彭鳌）。红8军军长何长工（前为李灿）、政委邓乾元、参谋长卢匿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也是三个纵队整编为两个师：第4师（师长何时达）、第6师（师长谢振亚）。红16军军长胡一鸣（后孔荷宠）、政委于兆龙、参谋长余发明、政治部主任吴天翼；湘赣边界的地方武装整编为两个师：第7师（师长邹之谟，后高咏生）、第9师（师长俞庚）。
红3军团横扫湘北首战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按照彭德怀的部署，红3军团除了留一部分兵力在鄂南坚持斗争以外，主力南下攻打长沙。1930年7月3日，红3军团由鄂入湘，首战岳州，消灭守军王东原旅大部（余部由帝国主义兵舰掩护逃往洞庭湖君山岛）。红3军团一鼓作气占领湘北重镇岳州，切断了武汉与长沙之间的水陆交通。此役缴获长短枪500余支，机关枪18挺，野战炮4门、山炮12门。
7月4日，武汉行营急调长沙的第15师一部，咸宁的罗霖部和钱大钧部，向红3军团反扑。红3军团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退出岳州，返回当年举行平江起义的老根据地休整。平江守敌望风而逃，彭德怀率部进城。平江城内万人空巷，四乡民众奔走相告：“平江起义的老部队回来了！”红3军团前委和湘鄂赣边特委在平江县城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刚发生蒋介石与李宗仁、张发奎之间的内斗，湖南军阀何键的主力调往广西攻打桂军，省内防御兵力薄弱，长沙城只剩下7个旅约3万人防守。红军数量虽不及敌军，但在打下岳州之后斗志旺盛，可以一战。
中共湖南省委立即派人到平江，在县城设立湘鄂赣边工农兵军事暴动委员会，由赖汝樵担任总指挥，发布《为实行湖南总暴动告全湘民众书》，动员边界各县赤卫军20万人，配合红3军团作战。7月22日，平江县城天岳书院（今平江县第一中学）广场，一万多军民举行了纪念平江起义2周年和攻打长沙誓师大会。彭德怀、滕代远、赖汝樵在会上讲话，号召打到长沙去，实现湘省总暴动，在湘鄂赣边工农兵军事暴动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湘鄂赣边境各县赤卫队2O多个团以及担架队、运输队近20万人，自带干粮，拿着土制武器，纷纷向长沙郊区集结，仿佛回到了马日事变时十万农军攻打长沙的场景。
湖南军阀何键闻讯，急调第15师危宿钟部3个旅及第19师罗树甲旅，分三路向平江进攻。7月22日，敌先头部队第一梯队开到平江县双江口和瓮江镇，第二梯队开到长沙县金井镇，第三梯队开到长沙县春华山，摆成一字长蛇阵。红3军团抓住敌军在进攻部署上首尾不能兼顾的弱点，于23日拂晓前在瓮江镇截敌。红8军从正面进攻，红5军向两侧迂回夹击，激战两个小时，活捉敌团长侯鹏飞。为扩大战果，红3军团抽出部分兵力赶至金井镇，击溃敌第二梯队。7月24日，红3军团继续进攻春华山之敌，击溃敌第三梯队。此役，红8军第4师师长何时达、第6师政委郭一清壮烈牺牲。
瓮江、金井之战，湘军主力损失过半，而在湘桂边境的湘军正与广东军阀张发奎部酣战，不能抽身增援长沙，形成了红军攻打长沙的有利时机。7月25日，红3军团以红5军为前锋，在㮾梨镇架设浮桥，强渡浏阳河。由于敌人约5个团在七里巷、乌梅岭构筑防御阵地，不宜强攻。彭德怀命令后卫部队第8军绕过㮾梨镇，从杉木港迂回。敌人遭到两路夹击，放弃浏阳河防线，逃回长沙。
红3军团突破了敌人多层封锁线，包围长沙。7月27日傍晚，红8军在军团参谋长陈毅安指挥下，先头部队2个团首先从年嘉湖、韭菜园、小吴门、浏阳门等处攻入市区。接着，多路大军突入城内，捣毁了省政府、法院，占领了发电厂、江岸、码头、火车站，夺取了营盘街的军火库。湘军溃不成军，余部退往湘江西岸。晚10时左右，红3军团完全控制了长沙，彭德怀将军团指挥部设于长沙东南角城墙的制高点——天心阁。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唯一攻下的省会城市，对红军指战员来说，许多人头一次进长沙，喜悦心情自然无法用语言表达。
7月28日，红3军团前敌委员会决定滕代远、邓萍、袁国平、何长工率红8军留守长沙，彭德怀亲自带领红5军主力向长沙城南易家湾追击，红16军与平江、浏阳的农民赤卫军则在城郊协防。易家湾是长沙的南大门，敌人许多物资来不及搬运就被红军缴获了。
红军占领长沙以后，从监狱里释放了几千名政治犯。他们当中有第二天将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如向仲华、唐延杰、唐近仁、郭鹏、乐天宇、曾佑生、许建国(又名许力清)等。把他们从狱中救出来，补充到红军政治工作部门和参加筹备省、市两级苏维埃政府。红3军团的指挥部和政治部，分别设在浏阳门正街的德国侨民韩理生公馆和吉祥巷的大吉祥旅馆，对外挂牌办公。
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诞生
1930年7月29日下午4时，10万民众在教育会坪举行大会，庆祝红军攻占长沙。
7月30日，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公布了湖南省临时苏维埃政府成员名单，颁布了《暂行劳动法》《暂行土地法》《暂行婚姻法》等法令，并在纱厂及各行业成立赤色工会56个。省苏维埃政府驻地设湖南省商会（今长沙市黄兴路步行街，已拆除），因政府主席李立三在上海未到职，由王一芬（王首道）代理，杨幼麟为副主席，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何长工、李宗白、张启龙、赖汝樵、胡筠等13人为委员。共产国际发文评价：在长沙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是“整个东方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红色灯塔”，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世界革命的一大胜利。
在红军攻克长沙的当日，红3军团政治部任命左基忠担任《红军日报》主笔。他于7月27日夜组织人员接管皇仓坪原《国民日报》报馆，于29日清晨编印出版红军第一张铅印报纸《红军日报》（省苏政府的《苏维埃日报》也在此出版）。左基忠在《红军日报》创刊号发表了题为《克复长沙以后目前我们应注意的是什么？》的社论，副刊上发表了题为《开场白：红军的使命》等文章。社论指出：“《红军日报》是无产阶级的喉舌，只有他能替无产阶级说出一切要说的话。”红军这朵火花，“是一朵对资产阶级无情之火，旧世界的一切陈腐是要被他燃烧尽烬的！”红军占领长沙前后只有10日，左基忠领导报社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编印了6期《红军日报》。长沙《大公报》撰文称赞：红军在戎马倥偬之际，“犹如此注重报纸宣传，不稍疏懈，吾人对之，宁无愧色乎？”《红军日报》和《苏维埃日报》的出版，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红军进城以后，红8军军长何长工召集各国驻长沙领事馆和教堂、医院、商团、记者中的外国人开会，有300多人参加。何长工有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使用法文和英文讲话，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各项政策以及保护外国人的合法权益与贸易通信自由，并明确告诉他们不得干涉中国事务，通知湘江上的外国军舰迅速撤离长沙。有外国记者当场递条子，问能否帮助红军？何长工说，现在急需抢救双方伤兵，你们可用国际红十字会的名义援助一些医药器械和麻醉药品。外国人对此留下良好印象，西班牙驻长沙领事说：“红军不是无组织的散匪，而是有文化、有教养、有礼貌的正规军队。”后来，刘伯承告诉何长工，英国路透社报道一个班长模样的青年军人给外国人讲话，外文流利，讲得不错。大家猜这位青年军人是谁呢？毛泽东笑着补充：“在我们中间，只他和陈毅是外国游子。陈毅打长沙没去，那一定是长工。”
本来8月1日要举行庆祝南昌起义3周年和成立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集会，可是湘江上的美、英、日等国军舰突然向长沙城开炮。守城的红8军当即还击，迫使敌舰向下游逃窜。集会延至2日午后1时举行，教育会坪再次聚集了10万民众。到会团体有市辖炼铅、电灯、电汽、印刷、泥木、油漆、搬运、眼镜、钟表、南货、屠业、缝纫、制鞋、伞业、藤器、茶烟、书刊、药业、餐饮、旅馆、脚踏车等工会以及省总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残废军人协会等，计80余团体。当天大雨滂沱，群众精神极振。会后，游行队伍从教育会坪出发，经东长街、南阳街、走马楼、司门口、青石桥、落星田、中山东路等处，沿途“秩序井然、民气腾沸”。
此役，红3军团直接投入攻打长沙的部队约8OOO人、40OO支枪，以伤亡1600人的代价，攻克了一座省城，打败了敌人10多个团约3万兵力，俘敌4000人，缴枪3000支，各种炮数十门，弹药及军用物资几百担。彭德怀后来总结：“此次，三天打四仗，行程一百四五十里，经过待伏战、进攻战、阵地攻坚战，我八千人打败三万有余之优势敌军，这在军事史上是不多的。”一时，红军军威大震，其影响震惊中外。毛泽东后来也说：红3军团攻打长沙，“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红一方面军组建与再打长沙
由于打下长沙，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力得到很大提高。它沉重打击了反动气焰，加深了敌人统治营垒的内部矛盾。汪精卫等通电指责蒋介石“纵容共党”，蒋介石则“向各国说明共产党的活动，系受汪精卫之指使”；长沙绅商更是指责何键“只顾保全自己实力，引军退走”。
红军鏖战长沙之时，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一面调兵加强防卫，一面派部队增援何键。何键也集结了15个团的兵力向长沙扑来，并到益阳与部将陶广、刘膺古商讨反攻计划。他们将所属各部部署妥贴之后，于8月2日将指挥部从益阳移至长沙西郊望城坡，电令驻湘潭的刘建绪第19师由新河口渡河，于8月5日午后3时由长沙北边进攻小吴门；陶广部配合王东原部从电灯公司码头和水陆洲码头渡河，向北门和大西门进攻；罗藩瀛师彭位仁旅从长沙南郊大托铺出发，在6日拂晓前抵达火车南站，向南门方向攻击。
部署完毕，何键率指挥部人员从望城坡移至裕湘纱厂，并亲往停泊湘江的帝国主义军舰，请其掩护攻击部队渡江。8月5日下午3时，敌军15个团从北门、大西门、南郊发起猛烈进攻，南北夹击，激战通宵。尽管红军各部奋勇杀敌，终因敌众我寡，于6日早晨向经武门外的阿弥岭转移。至此，红3军团实际占领长沙10天。由于驻市中心的军团政治部尚未突围，彭德怀和陈毅安率1个师果断返回，将政治部人员接出。可是，军团参谋长兼长沙战役前敌总指挥陈毅安中弹，流血过多而牺牲。6日上午全军撤出长沙城，彭德怀令红5军3OOO余人控制长沙市浏阳门外高地，阻击由南向北推进之敌。
红3军团向东退去，于8月7日占领浏阳县城。9日，红3军团转移到平江县长寿街镇休整补充。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跟随红军撤退，先后迁入浏阳县大围山镇锦绶堂、平江县长寿街、修水县上杉村办公。红军占领长沙、得而复失这一事实说明：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条件下，推行以城市为中心、夺取并长期占领中心城市的李立三“左”倾冒险路线是行不通的！正如朱德在中共七大评述的：“长沙战役作为一个战役袭击是对的，作为攻取长沙、夺取武汉、影响全国暴动，则正是立三路线的代表作品。”
可是，李立三仍寄希望夺取长沙来“促进革命高潮”，派中央代表涂振农一再催促毛泽东率红1军团驰援红3军团。从闽西长汀县赶往湘东浏阳县途中，红1军团经过佯攻南昌的牛行车站示威、文家市大捷歼戴斗垣旅，于1930年8月23日终于抵达浏阳县永和镇，与红3军团会师。永和镇距浏阳县城30公里，距长沙市110公里。当晚两个军团负责人在永和镇外李家大屋开会，按党中央决定合组红一方面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司令，毛泽东、滕代远为正副总政委，朱云卿、杨岳彬分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以及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由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任总前委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委员。
红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最大的主力部队，永和镇李家大屋遂成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诞生之地，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当年，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和平江起义是红一方面军的源头，这支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从井冈山根据地走下来的部队，有着优良政治和军事素质，其指战员大量来自湘鄂赣地区尤其拥有众多湖湘子弟。
8月23日晚上，新成立的红一方面军继续开会，遵照党中央的指令，商讨了发动第二次攻打长沙的部署。红军的两个军团虽有3万多兵力，但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8月28日午后，朱德、毛泽东在浏阳镇头发布了《红一方面军攻击长沙的命令》，要求红1军团向小吴门方向、红3军团向浏阳门方向进攻长沙城。此时何键已调集大军来援，武汉行营也加派了数师兵力入湘，从平江、浏阳方向包抄长沙城外红军的后路。长沙守军增至31个团，城外的防御工事还设置了电网。德国也派了军舰在湘江上游弋，伺机配合。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尽管红军从8月29日下午打到9月12日上午，弹药给养消耗极大，仍然没有破城。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服了随军督战的党中央和长江局代表以及两个军团的干部们，主动撤出了进攻长沙的战斗，经株洲和宜春返回赣南根据地。此后，彭德怀率红3军团在江西投入了保卫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
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之役，“围攻十六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三十余里”，虽然歼敌2个团，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1000余人，但红军也受到较大损失。彭德怀后来总结这一段军事行动：发展革命的步骤和主观策略，应该是先促成全省政权及消灭敌军主力部队，再发展几省胜利。“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以上这些认识表明，更多的共产党人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第二次攻打长沙无功而返，毛泽东对此记忆犹新，后来在延安对斯诺说：“如果把第一次占领作为一种暂时的行动，并不企图守住城市，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作为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这番评价，是对长沙之役以及“立三路线”军事冒险主义的最好注脚。尽管如此，却在党史上留下了两笔遗产，即中国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和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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