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所作《蜀先主庙》。诗人称赞了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刘备的英雄业绩，并为蜀汉事业后继无人而感慨叹息。刘备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其一生雄才大略却也难免身死国灭。熟稔三国历史的毛泽东，曾从很多方面特别是领导方法、工作方面层面对刘备进行过诸多评点，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一、队伍建设上，“能团结人”，“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三国时期，曾为织席贩履之徒的刘备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颇有才干的文臣武将，其建立的蜀汉政权与曹魏、孙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究其原因，与刘备在干部队伍建设上的知人善任密不可分。毛泽东曾高度肯定过这一点。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乘机飞往上海，在经过镇江上空时，即兴手书了南宋诗人辛弃疾的诗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毛泽东在向秘书林克解释“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句时，谈到了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一事。他表示：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李林达：《情满西湖：毛泽东在浙江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在毛泽东看来，刘备“会用人，能团结人”突出表现在他很好地处理了“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关系，为干部队伍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关于这一点，薄一波曾回忆，1960年12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同他在颐年堂谈话时说：
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薄一波：《回忆片段——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三国时期，刘备集团曾一度飘摇不定，随陶谦，降袁绍，依曹操，靠刘表，依附于不同的政治集团，直至克西川，定益州，才有了较为稳定的根据地。然而，初到益州，刘备面临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他带去的“外来干部”与益州刘璋旧部这些“地方干部”之间的关系，进而团结各方力量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这些“外来干部”特别是毛泽东提到的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都是“北方人”。他们随刘备来到益州，正可谓是“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刘备占据益州后，原益州刘璋部下则成为了“地方干部”。毛泽东认为，刘备很好地处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据初步统计，《三国志·蜀志》列传者56人，其中益州人18位。可见，在蜀汉集团上层领导核心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原属刘璋旧部。这些人与刘备带去的“外来干部”一道，为蜀汉政权的巩固贡献了力量。
那么，刘备究竟是如何团结“地方干部”，“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呢？回顾历史，刘备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善待刘璋旧部。他对待“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一视同仁，不仅封赏当初跟随他的关羽、张飞、赵云、黄忠等人，对于入川后所降文武也提拔使用，甚至对于曾经劝诫刘璋引刘备入川是“引狼入室”的黄权、刘巴等“反对派”也恭敬尊重，加以重用，从而赢得了人心。《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曾对此有过描写：“玄德自领益州牧。其所降文武，尽皆重赏，定拟名爵：严颜为前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董和为掌军中郎将，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庞义为营中司马，刘巴为左将军，黄权为右将军。其余吴懿、费观、彭羕、黄观、卓膺、李严、吴兰、雷铜、李恢、张翼、秦宓、谯周、吕义、霍峻、邓芝、杨洪、周群、费诗、孟达，文武投降官员，共六十余人，并皆擢用。”
毛泽东在这段评价中使用了“外来干部”“根据地”等有时代特色的语汇，这些语汇正是源自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实际上，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正是重视处理好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问题的典范。
抗日战争期间，在各个根据地内，党的干部组成多样。毛泽东敏锐地发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必须依靠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一致。对此，他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22-823页）
建国后，毛泽东对如何处理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关系这一问题，依然十分关切。1965年8月21日，中央组织部就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的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的“应该坚决地放手地逐步提拔那些本地的优秀干部到县、地以及省的领导岗位上来加以培养和锻炼”一句话后，毛泽东写下：“北方老干部在南方的革命和建设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这点必须肯定。但在提拔新干部问题〔上〕注意不够，现在应当改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40-441页）
毛泽东从“刘备入川”这一历史事件中，联想到“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这与毛泽东长期以来对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视与关心密切相关。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的奇妙与有趣。刘备组织干部队伍南下，与本地干部精诚合作，建立了属于蜀汉政权的根据地；毛泽东组织干部队伍北上，与本地干部团结一心、取长补短，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为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干群关系方面，刘备与诸葛亮就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
干群关系，是毛泽东一生都特别关注的大问题。他曾借评价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表达自己的观点。1957 年，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谈到:
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人民就像水一样。” 毛泽东在此将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升华到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以鱼和水作比，可谓真知灼见。毛泽东借此说明：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刘备于诸葛亮而言，是领导者；诸葛亮于刘备而言，则是被领导者，即“群众”。而刘备这个领导，正是得到了诸葛亮这个“群众”的支持，才能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建立蜀汉政权。刘备与诸葛亮之间正如鱼和水一般，是依靠与被依靠，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
毛泽东之所以说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是“如鱼得水”，并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是有充分依据。《三国演义》第39回就写道：“却说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关、张二人不悦，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关、张见说，不言而退。”
毛泽东不止一次把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比喻成鱼水关系。1957年，他在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的发展形势时，再次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 547页）“心系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毛泽东把党群关系比作鱼水关系，就是要提醒党员干部要像鱼那样“知水性”“感水恩”，牢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念所盼。
关于干群或党群关系，毛泽东除了用鱼水关系作比外，还有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
比如，种子与土地的比喻。1945年抗战胜利后，针对党的干部到各地开展工作，毛泽东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162页）毛泽东把党群关系比作种子和土地的关系，形象地说明了群众是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如种子只有植根于土壤之中，才能充分地吸收养分，进而生根、发芽，最终才能开花结果。这一比喻与鱼水关系的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
又如，学生与老师的比喻。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创造性地把干群关系比喻为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他说：“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64页）“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毛泽东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24页）
这些鲜活的比喻，实则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它们虽各有不同，各有侧重，但确始终有着一个共同的指向——重视群众的作用。党的事业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广大党员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应使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正如1944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所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毛泽东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43页）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24年的经验时，提出有两种团结是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
三、情绪控制方面，不应“感情用事”，“用感情代替了政策”
彝陵之战（又作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的一场重要战役。这场战役使得蜀汉元气大伤，孙刘联盟走向破裂，三足鼎立局面彻底被打破。彝陵之战的直接导火索是关羽被东吴擒杀。刘备见荆州失守，关羽被斩，怒不可遏，不听群臣劝告，置首要敌人曹魏于一边，起倾国之兵征战东吴，深入吴地五六百里。东吴起用年轻统帅陆逊率兵抵抗，两军相持于彝陵。陆逊坚壁不战，在蜀军日久疲惫的情况下，后发制人，突然发起攻击，“火烧连营七百里”，刘备仓皇败退白帝城，客死他乡。可以说，刘备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贸然发动彝陵之战。毛泽东曾从不同方面，对刘备的这一错误进行反思。
其中一方面，就是在情绪控制上，刘备不够客观冷静，而是感情用事。有回忆记载，1949 年3月，毛泽东由西柏坡至北平，途经刘备家乡涿州时曾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刘备：
志大才疏学识浅，好感情用事，在许多问题上用感情代替了政策，因为想报二弟关羽被东吴杀害之仇，置江山社稷于不顾，不听诸葛亮等谋臣的劝阻，贸然负气出兵，结果被东吴打得大败而归，自己无颜再回成都见诸葛亮和文武百官，死在了临近湖北的四川省东部奉节县城东的白帝城。（邸延生：《历史的真言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59-360页）
在分析了刘备“好感情用事”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历史上的教训应当注意呢！我们进了北平，决不做李自成，将来也决不可以学刘备。干革命决不可以感情用事，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是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每个同志都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如果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和亲戚朋友、为了自己的小家庭和老战友、老同学以及小团体的私利，我们每个人是万万不可以感情用事的。”（邸延生：《历史的真言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新华出版社 2000年7月版，第359-360页）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决不可以感情用事”，实则是告诫广大党员干部面对任何问题、任何诱惑，都应保持清醒头脑，客观冷静处理，绝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
控制情绪，理智处事，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和能力。抗日战争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从民族大义出发，理智处理问题的态度和能力。1936年12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强调：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之后，内战基本停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摈弃感情用事，理智客观、大局为重地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
除了在应对国内外大事中能够客观冷静，毛泽东在处理亲情、友情等问题时，也始终坚持原则，决不感情用事。在得知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时，毛泽东抑制住心中的无限悲痛，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在面对亲人朋友请托办事时，毛泽东坚持不搞特权，不谋私利。表兄文南松提出为文运昌安排工作，毛泽东表示：“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这是毛泽东《贺新郎·别友》一词其中一个版本中的词句。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从小家到大家，从“儿女语”到“江海客”似乎注定了毛泽东拥抱“大我”而舍弃“小我”的一生。
四、工作重点方面，要“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
彝陵之战的失败，除了刘备个人情绪控制能力较弱、感情用事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备没有正确分析主次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毛泽东曾对此作过分析。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突然遭到国民党袭击，损失惨重。除约2000人突出重围和大部壮烈牺牲外，其余被俘。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共产党内就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很多共产党员主张应立即对国民党进行反击。为此，毛泽东借用刘备兵败夷陵的故事来说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说：
三国时期，蜀汉所据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和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杨振之、田利军、欧·特里尔：《巨人之谜——神秘的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智慧》，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第236页）
毛泽东指出，诸葛亮在《隆中对》确定的“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方针，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刘备通过赤壁之战等多次战役逐渐崛起，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形成。但是，刘备却没有继续坚持这一策略，在关羽被杀后，出兵东吴，破坏了孙刘联盟，结果兵败彝陵。毛泽东之所以提及这一典故，与当时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密切相关。当时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些同志认为，皖南事变可能会“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主张应该对国民党立即进行全面反击。这种想法事实上就是没有正确辨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当时国内的基本形势是“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全国各派力量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皖南事变固然使阶级矛盾在局部领域激化解决，但整体上民族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主次关系并没有改变。因此，正确的选择是对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以达到在斗争中求团结之目的。毛泽东正是借刘备兵败的教训告诫全党要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向分裂。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抓主要矛盾是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1937年，为了确立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创作了著名的《矛盾论》。这篇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根基，运用唯物辩证法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至今仍闪耀着璀璨的真理光芒。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特别谈到了抓主要矛盾的问题。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回顾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实际上正是一段不断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历史不断证明，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
关于彝陵之战，毛泽东除了从情绪控制、工作重点两个方面分析过刘备战败原因外，他还以军事家的视野从战役指挥的角度分析过这场战斗。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204页）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再次提及这场战役：“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三国志集解》中卢弼曾引清代学者钱振鍠评彝陵之战的一段话：“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毛泽东对此批注道：“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161页)毛泽东从军事角度为彝陵之战如何取胜提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分析。他认为此战想要取胜，不是靠土石为营不怕火攻就能轻易解决的，取胜的关键在于“打运动战”，从吴军防守较弱南边的彝陵南边的澧水流域进攻，使吴军分散兵力，然后各个击破。无论是“弱者先退一步”，还是“打运动战”，这些评论与分析，足见毛泽东作为一名卓越军事家的睿智眼光。
毛泽东在谈及《三国演义》一书时，曾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毛泽东对刘备的评点正是对这句话的很好印证，其中蕴含的丰富工作方法和工作智慧，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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