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思想史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初具雏形以来，形成了以领导人思想为核心，以党史分期为经、专题为纬的十字环形研究格局。尽管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史（以下简称“一般思想史”）研究，这一布局略显单调，但考虑到中共思想史作为执政党思想史的特殊性，结合相关学科建设初期的现实环境，这种安排大体上是合适的。
参考一般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从最初聚焦于精英、智识阶层、经典文本到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重写思想史，再到肯定草根、无声群体也有思想，总的趋势不断下行。思想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共时性、历时性的学术考察形态，那些偶然闯入又迅速退出的零碎观念被视为思想，进入的全过程也以慢动作的形式获得关注，多层次的互动与思想的接受史成为研究的重点，“过程”开始超越“结果”，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如果沿着这一趋势向前追溯，从社会史角度审视思想史，又并非近年出现的新趋势，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优良传统。早在20世纪30年代，谭丕模、吕振羽等人就已对此作出尝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侯外庐，他参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以社会史为基础来讨论思想流变，尤其注意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是一部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征的思想史作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人类意识的角度出发，将思想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反映，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与其说是“社会史决定思想史”的变体，不如说是“社会决定思想”的史学变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将社会史理解为社会发展的历史不同，年鉴学派所推动的社会史研究“远非在史学内部另辟蹊径，而是从全新的角度建立对历史与人的总体化理解”。二者的区别在于怎样理解“社会”，是将它视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视角。由于存在上述区别，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年鉴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同推动了“新史学”的革命，但前者侧重于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后者则更执着于新的方法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接踵而来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等，不仅推动思想史沿着社会史的路径继续下沉，更由于文化史的加盟，在敦促思想史与社会史联姻的同时，改变了二者结合的外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艾尔曼的语境化研究和包弼德的理学研究。艾尔曼关注一种学术思潮如何从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育出来，包弼德的程朱理学研究聚焦于地方精英与社会运动。二者拓展了以文化史为内在理路、以社会史为方法论的思想史研究新路径。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还是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本质上呈现的均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外部交往。所谓外部交往是指思想史原本包含的精英主义特征与社会史的草根情结天然存在矛盾，二者的结合需要依赖研究者从外部发现并借助文化史居间调和。与思想史相比，文化史的研究范围更宽泛，更注意底层视角，因而对社会史而言更具有亲和力。文化史隐而不彰地出现在思想史与社会史中间，成为二者交往的有益桥梁，但也导致了明显的后遗症，表现之一就是学界在接纳了思想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等衍生物后，思想社会史却始终无法成形，以底层观照为特色的思想史作品常被批评为没有思想的思想史研究。
相形之下，中共思想史并不等同于中共党人的思想史，那些仅仅属于个体的、微观的、心灵层面的未经中共政治集合接纳的思想，并不能成为中共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换言之，中共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必须是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集体思想的有效呈现，它在时空范围内具有局部和近代的特点，关切的问题也与一般思想史存在较大差异。如果说一般思想史缺少明确的主语，以展示人的思想与时间、空间互动关系为目标的话，那么中共思想史则显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思想”出发构建自身历史的努力，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线索的思想体系，并以指导实践为旨归。借助这种外部交往，中共思想史研究固然可以实现对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充分吸收，但如果不能清楚解释二者的内在关联和共振逻辑，中共思想史本身的特征将会因社会史的导入而变得面相模糊。在回答“谁的思想可以写进中共思想史”“哪些社会史能够写进中共思想史”等问题之前，党史研究者不妨打破思维定式，暂时抛开社会史向下的特征，将目光转向中共思想的内部，观察中共思想本身的结构性特征。
之所以要将眼光转向中共思想的内部结构，是因为当研究者探讨中共思想史这一对象时，默认的起点已经是中共思想发展的历史，在随之开展的学术史对话中，原生思想被系统化了。这一系统化的过程既包括梳理原生思想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对原生思想进行分类甚至嫁接和加工。而现有专题或专门史的分类方式（如中共政治思想史、中共经济思想史、中共思想文化史等），不但破坏了中共思想的完整性，而且将研究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思想的外观层面，不自觉地忽视了其内部结构。实际上，中共是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武装和指导的一个现代政党，既重视理论水平的提高，又注重思想的传播。一方面，中共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以工农大众作为实践服务的对象和理论来源。另一方面，中共思想又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党内的政治家无一例外均是思想家和理论家。以毛泽东思想为例，作为一种经过高度浓缩、概括的领导人思想类型，它显然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和对党内工作的指导性、纲领性特征，但在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运动中，思想灌输被“活学活用”所取代。正如《人民日报》所说的那样，“不能要求一般群众和干部一定要像理论工作者那样，从一开始就系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成绩的优劣、好坏”在于“能不能应用，能不能用以指导行动”。通过“活学活用”这一方式，毛泽东思想在自上而下传播的过程中渗透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上述特点提示研究者在分析中共思想的结构时要打破内外之分，留意两个叠加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有理论高度、用于指导党的工作、文风相对刻板、逻辑趋于自洽的真理性表达；第二个层次则是以普通群众为受众、语言较为直白、以宣教传播为目标的通俗性解释。二者并行不悖，前者向上，后者向下，共同构成中共思想的复式结构。关于这一结构及其特点，可以借助无产阶级思想这一案例来加深理解。
无产阶级思想是与中共作为一个现代无产阶级政党相适应的思想呈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频繁提及并将其视为集体思想的结晶。所谓无产阶级思想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它被打上了工人阶级的烙印，但又不为工人阶级所特有。毛泽东就曾多次强调无产阶级中间也会出现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实现，而阶级斗争本身也包含了阶级思想的斗争。通过赋予庞杂的主义以阶级性，并将种种思想意识划分为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共对革命队伍实现了思想领导。阶级性是中共思想的特点，无产阶级思想是中共思想中具有辨识度和居于核心位置的组成部分之一。从广义上说，无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以及小资产阶级思想等相对，是一种不能言明的抽象的思想集合，但在具体条件下，它又往往依托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存在。比如，1928年11月，周恩来从反思党的政治路线上不正确的思想来源出发，总结了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检查了包括个人意气之争、小组织倾向、工学界限等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意识；1929年1月，中央在《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中清理了六大以来党内出现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为“闹个人问题，经济问题，及以私人感情关系为出发观察一切工作”等，认为这些错误的思想意识已经演变成党内纠纷；1929年12月，毛泽东指出红军第四军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认为红军党内存在着包括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等在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军危害极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纠正方法；等等。
通过随时总结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意识，并将其归纳为非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成为中共在党内进行思想改造的资源工具，但这一逻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所变化。由于整风运动很快从党内整顿“三风”发展成为党内外干部群众的一场思想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思想开始走向党外。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文艺界存在着严重的作风不正问题，“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批评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并指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就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泽东进而明确指出，在文艺方面贯彻无产阶级思想，就是和新的群众相结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以工农兵和革命的干部为对象，“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思想开始与人民群众建立起直接联系，无产阶级思想反映在文艺界，就孕育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通过上述梳理不难发现，中共语境下的无产阶级思想既是党内占有统治地位的正确思想的集合，又代表了工农群体的集体诉求与表达。它不仅是党内自上而下纠正错误思想意识的重要工具，也借助知识分子阶层向党外传播、普及。
如果说中共的政党属性决定了中共思想的上层结构，那么其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则决定了中共思想的下层结构，而这一“事实”又决定了中共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即中共思想本身就存在的“向下”结构决定了中共思想史的“社会史”结构。中共思想的这种复式结构，既是它区别于其他研究对象的特质，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屏障。在中共思想史的基础上整合社会史，不必承担失去思想史底色的风险，从而为在中共党史的视域下，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系从外部交往转入内部的结构性整合提供了可能。
具体到党史研究领域，若欲真正实现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构性整合，就需要特别注意中共思想的社会化进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小众到大众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不能被简化为思想的大众化，却必然导致思想的大众化。中共思想能否顺利为一般大众所接受，既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又关系到革命政权的建设。在这一时期，中共执行思想社会化的途径既包括平民教育、半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等，也充分运用了读书会、工人俱乐部等形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思想社会化的进程仍在持续推进，但主要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性学习运动展开。
从中共思想社会化的进程出发，“大众”或可作为一个有用的视角。诚然，“大众”的概念复杂多歧，言人人殊，且在各个阶段不断嬗变，但它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向下的立场，有助于研究者发现下述一系列新的选题。
首先，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以“大众”命名的文本及其生产和传播问题值得研究，可以借此深入讨论与“大众”相关的诸多经典文本的语境变化，大众叙事如何形成、如何变动、如何调试等议题具有较好的学术意义。以《大众哲学》为例，尽管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哲学大众化等议题的讨论已经相当丰富，但《大众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只是扮演了一个中介角色，但《大众哲学》开创的大众思想范式帮助他站到了思想家的高度。《大众哲学》率先在革命知识分子中间普及了以大众为读者的写作意识，而以此构建的知识框架引发各方效仿。通过将《哲学讲话》更名为《大众哲学》，艾思奇进一步明确了哲学知识传播的受众，而《大众哲学》之所以流行，除了因为“用最通俗化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外，还因为“出现在这学生运动的时候”，迎合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与其说它在大众中间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如说它推动大众思想在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了广泛传播。自该书出版以后，以通俗化写作的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成为理论工作者的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开展起来，包括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以及胡绳的《哲学漫谈》等在内的一批通俗哲学读物陆续出版。可见，这种“大众体”的流行值得深入研究。此外，《大众哲学》一开始所设想的读者为工农大众，但最终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非学院派、非哲学专业的青年学生中间迅速传播。这就提示党史研究者，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大众”，在生成的语境、传播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以及传播中发生的变形、自下而上的逆传播等一系列问题同样需要关注。
与之相似的还有以宣传教育为目标的各类政治文本研究。以往学界对中共领导人的语言风格、政治文本的外在形式等已有一定讨论，但从叙事学的角度观察，政治文本内蕴的故事性和寓言性特征仍需进一步挖掘。例如“老三篇”就是典型的寓言故事体，毛泽东为何使用这一文体、产生了何种效果等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叙事学建立在“故事”的基础上，叙事结构包括逻辑链条简单化（简单序列）、第一人称、叙事时间、情节等。研究者如能综合运用相关的叙事学理论，分析经典的中共政治文本，相信将会使旧议题焕发新活力。
其次，大众叙事的变异及其所反映的中共思想变迁史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对照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不难发现，“大众”概念逐渐被“人民大众”“劳苦大众”等取而代之，“大众”也从“他们的”“你们的”变成“我们的”。与之相适应，作为一种政治修辞，“群众化”逐渐取代“大众化”。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不再出现，显示大众叙事流行的环境已经发生本质变化。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众”在民间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开始被普通人所接受并频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发展成为一种与衣食住行和平民消费挂钩的隐喻，诸如“大众脸盆”“大众汤”“大众皮鞋”“大众胶鞋”等屡见报端。正是在新中国史的语境下，思想的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现象开始分层，研究这种“跨越1949”并在中共内部流动的大众叙事，或将更好地帮助社会史厘清自身在中共思想史脉络中的方位。
作为一项专门史类别，思想史的内容既庞杂纷繁又自成体系。中共思想史作为一种思想史类型，具有显著的后发赶超优势，但必须经过剥离和回归两个阶段，即先要与相似学科划清界限以获得独立的学术位置，又要在主体清晰后善待其他学科。近年来，有学者呼吁关注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从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上看，既强调中共对人类社会的认识研究，又关注精英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不失为在中共党史视域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文化史的双重回应以及在党史学界会通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努力。不过，由于这一研究的出发点是将处于社会学边缘的社会思想史研究“接管”过来，因此本质上是在中共社会史的基础上整合思想史的尝试。对于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目的不是快速实现中共思想史资源的分配，而是立足于思想史对其他学科的吸纳、整合而完成自身发育。中共的无产阶级政党属性及其天然包含的群众性、实践性等特质，决定了中共思想内部存在一种复式结构。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的政治家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这种“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比喻，显示中共政治家思想与大众思想之间存在一种归纳与演绎的逻辑关系，上下可沟通的复式结构既是中共思想史区别于一般思想史的特质，也从内部打破了思想史与社会史天然存在的鸿沟。
如果说一般思想史试图通过从外部吸收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而焕发新的生机，那么中共思想史就是通过向内而寻找社会史的结构性存在，有望完成构建新型中共思想史的雄心，避免陷入没有思想的中共思想史研究的窘境。一些原本在坊间流行的俗语，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高层的政治语料；严肃的政治口号何以在自上而下通俗化的过程中多次变形；一项意义重大的政策为何到了民间被编成了顺口溜，又恰恰因为这一特征而流行起来；等等。对上述类似问题的严肃的历史学讨论，可以将中共思想史的研究引向社会史深处，从而推动中共思想史走向一种综合史、整体史的研究与书写形态。
总而言之，中共思想史研究的实质不是将研究对象局限在特定时期，然后画地为牢，而是要赋予漫长的中共革命以深刻的思想性。相较于强调从方法上重视社会史，笔者更关注的是从结构上就二者的结合作出学理解释，进而改变社会史与思想史外部交往的现状，从两者的内部关联出发，实现中共思想史对社会史方法的有效吸收。在一般思想史已经证明社会史有用的前提下，中共思想史也只有更为清晰地梳理与社会史的关系，才有可能进一步发现适应中共思想史特点的选题和方向，实现既“破”又“立”的目标。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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