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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案后的贪腐案,朱熹是怎么被污名化的?

2023-05-14 10:10:58  来源: 党人碑的熟人茶馆公众号   作者:党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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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长什么样?

  估计多数人一搜“百度”,就会想也不想,指着那张富家翁似的画像,说找到了,这就是朱熹!

  恕我直言,多数非专业的历史爱好者,也包括多数自媒体从业人员,是不具备历史考据能力,也没有习惯性的给历史人物、事件的常见答案打问号,然后解决这个疑问的。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却是必须常疑常新的。不但要问一个,这是真的吗?更要去通过海量的史料考据,来揭开这个谜团背后的真相。

  也许并没有完全的真相,但每一步靠近真相的努力,都会让我们真正有所得。

  咱们说回朱熹的长相,从史料来看,朱熹脸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眼下的脸颊上,长有七颗黑痣。

  1974年4月7日,建瓯一中的一位老师,带着高一八班的同学,开展社会调查。在城内豪栋街158号,一户姓朱人家的猪圈乱砖堆里,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有幅石刻画像,还有若干题字。其中一处写道:

  “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益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余矩,惟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绍熙元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

  建瓯朱熹写真石刻

  还有一处是朱熹的16代孙朱玉,所写的说明:

  “家朝遗碑,数毁兵火后之重镌,皆失其旧。此文公六十一岁对镜写真也。威仪整肃,体备中和。仅依元本钩摹重镌,俾海内名宿景仰、尊崇、俨熨,见先贤当年之气参云。十六代孙玉百拜镌石。”

  绍熙(1190-1194)是宋光宗的年号,这幅朱熹自画像是目前所看到的最早、最完整、最逼真的朱熹画像。

  可惜的是1984年,画像所在的建瓯县(今福建省辖县级市,由南平市代管)文化馆,由于附近火灾殃及,这幅珍贵石刻也遭焚毁,今残石藏于建瓯博物馆,所幸此前已有拓片保存。

  讲完朱熹的真容和画像文物的故事,我们继续说回淳熙年间,这场朱熹赈灾浙东,在台州引发的反腐旋风,所造成的南宋官场大地震。

  及此一回薄,湖平烟浪多

  经过调查审理,朱熹已经初步掌握了唐仲友的全部罪行,并陆续将掌握的材料写成奏章,向上呈报,进行弹劾。这让后者不免有些担心,毕竟这些事情加起来,死罪都够了!

  清代《唐氏重修族谱》中的唐仲友画像

  于是,唐仲友一面转移隐藏公库的账簿档案,破坏朱熹的查究,一面向朝廷上书狡辩,并向宰相王淮求援。在得到王淮的包庇后,不仅唐仲友的气焰再度嚣张。严蕊涉案被囚,他竟公然派遣台州吏卒,闯入绍兴府司理院,大打出手。

  对于朱熹这种油盐不进的家伙,说实话,王淮和唐仲友都有些头疼。毕竟朱熹名满天下,其声望和人格已为天下公认。极端的廉洁和诚实,也造成了他近乎极端的“吹毛求疵”,以至于可能会被潜在的政治对手所利用。对此,王淮早有体验。

  当淳熙六年夏大旱,朱熹上疏,对近臣党羽势力的危害进行痛斥。孝宗虽大为光火,却让时任副相的王淮,看到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出头天,最终在以宰相为首的大臣们,暂时摒弃门户之见,共同对敌的联合攻击下,近臣的势力被不断削弱,宰相之权实至名归。

  只是如今时过境迁,朱熹就成了麻烦制造者。毕竟以其为元点,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理学势力。比如前任赵雄,就是淳熙时期最具恢复意识的主战派代表,而此人对朱熹可谓恩义有加。而时任副相的周必大,由于广结理学学者,成了理学势力的政治代表人物和首相位置的有力竞争者,并与朱熹互为表里,让王淮不得不防。

  而更重要的是,隆兴北伐惨败后的淳熙之政,表明宋孝宗的恢复之志日益淡化,政治趋于平稳,而随着赵雄的罢相和王淮的长期独相,宋孝宗已经彻底放弃了亲自实现恢复的愿望。

  宋孝宗像,故宫南熏殿旧藏《宋代帝后像》之一

  那个曾经野心勃勃,志在恢复的孝宋宗早已心灰意冷,转向逸乐。毕竟政治上既无法革新,外交上也难再获进展,军事上更不可能有奇迹出现,那也只好维持现状了。

  对此深有体会的王淮,作为主守派,也是宋孝宗朝担任宰相时间最长者,王淮的任期长达六年九个月,可以说淳熙后期就是“王淮时代”。

  这是一位屡遭挫折的皇帝,任用的“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宰相。但也请注意,这位宰相尽管有私心,但并不妨碍他是一名极其优秀的行政官员,更曾经是一个敢想敢干、敢说敢做的能吏,甚至是一位曾经对贪官和弊政,以及官场那些令人作呕的潜规则深恶痛绝、勇于斗争的好官。

  十七年前,正是人微言轻的王淮,敢于对位高权重,时任第一副相和实际上的首相钱端礼的无耻行径,第一个站出来说不!

  几十年政坛的摸爬滚打、风风雨雨,王淮显然老了,老得成了老江湖、老油条、老滑头。

  政坛这个东西,古往今来,都有很多年轻人都想挤进去,以为走上仕途就能搭上快车。可是他们不知道这里面有多么复杂,多么的消磨人性?大多数人跳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只能沉到水底做了淤泥。年轻人有锐气和热情,真好!可能保持多久,就是个问题了。

  《王氏族谱》中的王淮像,请注意这题赞者“眷侄唐仲友”

  三年?五年?十年以后呢?能剩下来多少?

  做官难,难做官,也许当初他们也是一样的忧国忧民,一样的雄姿英发,一样的想有番大作为,就像十七年前的王淮。可是十年、二十年的宦海沉浮之后呢?

  也许只顾及自己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了,也许只会想到我应该分到平方米的房子、坐什么样的车子、有多大的面子,还能不能为了这些好处,在政治上再有些进步呢?

  这就需要人云亦云、完全按照领导意志办事,只问上级喜怒,却不问对错善恶;需要谨小慎微,处处不能随意放屁,不痛不痒、不麻不辣、诤言不说、直话不讲,报喜不报忧,只学喜鹊喳喳不做仗马之鸣;需要只对长官负责,不对人民负责,不对国家负责,浑浑噩噩、不冷不热,领导小事是大事,百姓大事是小事。

  至于年轻时的那些雄心壮志,初入宦海时的自我约束,都将被看作是政治不成熟的孟浪。不信吗?

  如今的王淮,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所以从王淮如今的角度而言,他于公于私,都不希望朱熹把这件事情搞大,弄得两败俱伤,不可收拾。

  而从王淮丰富的行政经验,都使其相信朱熹既不可理喻,又不可强求。这样的人,绝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反之,对于唐仲友和自己,朱熹会用其自己古怪的标准来来苛责。

  南宋时期的两浙西路、两浙东路和江南东路

  对于这样的怪人,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冷处理,实在不行就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对于这个处理意见,朝中也不乏王淮的支持者。也许派系不同,但朱熹在浙东,对那些有问题官员的“过火处理”,显然伤害到了大家的切身利益。

  朱熹认为当时浙东诸州的连岁灾伤,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除了唐仲友这样的贪官,那些老病庸懦不作为、瞎作为的州县官,可能比前者更可恨,也更误事。朱熹希望能尽快将他们通通罢免,以求“庶几数月之间,逐县得人,不至误事”!

  显然,这让原本可能支持朱熹的某些势力,也为之侧目,觉得此人越发不可控。

  对于朱熹弹劾唐仲友的奏章,王淮前后压下了三份,后者可能希望朱熹能多少给自己些面子,再通过朱熹周围的关系再做些工作,最好就此罢手。而且为了照顾朱熹的面子,实际上在调查开展期间,就已经安排自己的手下和唐仲友的朋友,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推荐唐仲友为江西提刑。

  但摁倒葫芦起来瓢的是,朱熹固然不消停,唐仲友也不是省油的灯。如今朱熹和唐仲友相互攻讦,连续交章上奏,王淮感觉实在捂不住了,就把两人的奏章一起递给宋孝宗本人。

  程颐(右)、程颢画像,故宫南熏殿酒藏《历代名臣像》之两种

  然而直至此时,王淮还是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所以当宋孝宗问起这件事时,王淮就把朱、唐二人交章上奏,说成是与政事法律全无关系的思想学术之争,将此事巧妙地导引为“程学(二程)与苏(轼)学的学派门户之争”,归之为“此秀才争闲气耳”。

  朱熹是程颐学脉不假,可唐仲友跟苏轼,真是八竿子打不着。使宋孝宗不再有兴趣过问此事,企图保护唐仲友顺利过关,也希望两人能就此打住,不要再生章节,免得撕破脸了,再无转圜,搞得两败俱伤。

  朱熹见自己的接连上奏如泥牛入海,遂明白有人作梗,于是以退为进,在继续调查和揭发唐仲友不法行为的同时,先后两次上疏宋孝宗自请解职。表示既然朝中权贵说话,比台州百姓的疾苦更让皇帝受用,那我不如就此辞职,远远地跑到武夷山中,避开那些谁都惹不起的大人物!

  此言一出,朝野震动,再加上朱、唐交奏,在朝廷和地方引起的影响,终于促使孝宗再次过问此事。他接受了朝臣关于由浙西提刑司委派强干官员,对唐仲友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的建议,并下诏令朱熹,即日前往浙东其他州县,巡视灾情。

  但朱熹却不识抬举,表示自己决不能此时离开台州,否则唐仲友必然要对举报者打击报复,还会变本加厉残虐吏民,坚持在新任知州史弥正到任交割州印后方可离去。而史弥正的父亲正是老宰相史浩,他的弟弟则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史弥远,史家和理学的关系可谓深厚。只有交由这样的人,朱熹才能放心。

  朱熹书法《易系辞》(局部)

  提完条件后,朱熹进一步揭露说:

  “朝廷中其些官员,提出委派浙西提刑司官员进行调查的真正用意,在于拖延时间,等待皇帝对唐仲友的宽恩赦免,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朱熹的顽强,最终让宋孝宗觉得其中必有蹊跷,决心进一步介入,这让宰相王淮深感不妙。他面对朝野舆论,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偏袒和保护唐仲友.只好收回对唐仲友的任命,不得已夺其新命转授朱熹。

  重新任命朱熹为江西提刑,看起来是要以此缓和双方关系,实际上却是将朱熹置于尴尬境地。原来你想严惩唐仲友,是为了自己去江西做官啊?

  分明就是请君入瓮,让朱熹识相滚蛋,别再纠缠不清。

  朱熹书法《易系辞》(局部)

  为了加大对朱熹的压力,王淮指使台谏攻击朱熹,企图用釜底抽薪之计诋毁之,并牵引理学派,甚至否定理学地位,可谓一箭双雕,大有把朱熹和他身边的那些潜在威胁者“一勺烩”之意。毕竟,由于张栻、吕祖谦的相继辞世,这时的朱熹,一方面成为理学诸派的共同领袖,一方面也因此而日益成为反理学势力攻击的焦点人物。可以说,如果攻倒了朱熹,对很多人都是一件福音。

  比如此时正担任副相的谢廓然,跟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们积怨甚深,而朱熹此次搞掉的知衢州李峄,又是谢廓然的亲戚。于公于私,谢廓然为代表的执政团队,都觉得真能搞定朱熹集团,绝对是一件快事,更是一件好事。

  于是,各方面加入战团,使得长期存在的理学与反理学势力的冲突,进一步公开和明朗化。执政团队基于长期经验,更是深谙宋孝宗的痛处,直指高调倡导道德的理学家们,其实不过是欺世盗名的“伪学”。他们攻击的核心,在于一个“伪”字,而更要紧的,还是在此基础上,加上了一个“朋党”的罪名。

  其攻击程度之猛烈,涉及范围之广泛,均为此前攻理学者所未及。

  朱熹书法《易系辞》(局部)

  这让宋孝宗,立刻觉察到问题的本质。

  作为有想法的英主,原则上宋孝宗希望下情得以上达,以便了解普天之下的世事民情。但从根本上说,其关注重点,更在于臣民是否顺服。正因为如此,他的“希望”必然有其限度,即在不影响统治的前提下,不希望面对难办、难堪的实情。而洞悉个中奥秘的执政团队,自然不愿冒逆鳞的风险,一味追踪难于应对的事实。

  但朱熹,却显然不知道这条底线,抑或说是明知故犯。倘若任其“胡作非为”,必然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由于君主政治的中心关怀在于政局稳定,决定了对于地方政绩的了解寻求,既有动力,也有限制。牺牲甚至掩盖部分信息,应该说是当时政治措置的必需,而这也是理学型和官僚型两大集团的根本分歧和矛盾体现。从这个角度而言,太过认真和刚正的朱熹,从一开始就错了,也输定了。

  不过要赞许的是,虽然王淮及其手下的做派已经很下作了,但执政团队还是有道德底线的,只攻击到技术层面,而他们的乏走狗们,则干脆直奔下三路。既然主子说你们是“伪学”,那么你的私德,必然要不堪,否则何以“伪”呢?

  我们日后在《齐东野语》和《夷坚志》中看到的荤段子,想必就是这种流毒的传播。而实际上,即便是那首后来广为流传,署名为严蕊的《卜算子》,其真正作者也并非严蕊,而是唐仲友的表弟高宣教。至于岳霖,当时更不曾担任两浙路的提点刑狱。

  朱熹书法《易系辞》(局部)

  但这无耻到人身攻击的批评,立刻遭到无数青年学生和下级官僚的激烈反对。拥护者和反对者互相争辩,也几乎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但尤袤、陈亮、陆游、辛弃疾和陆九渊、杨万里这样的大家愤怒了,就是一般的太学生都怒不可遏,贴出大字报:

  “周公大圣独遭谤,元晦真贤亦被讥。堪叹古今两陈贾,如何都把圣贤非!”

  由失望而终于绝望,朱熹一次又一次提出辞呈,最终离开浙东,重返他深爱的学问之中。对于他的离去,台州和浙东的老百姓,深感遗憾,即便是朱熹在学术上的竞争对手陆九渊,也为之扼腕。

  在给朋友的一封私信中,陆九渊写道:

  “朱元晦在浙东,大节殊伟,劾唐与正一事,尤快众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虽士大夫之间不免纷纭,今其是非已渐明白。”

  尾 声

  在福建的穷山僻壤间,退职在家的朱熹,晚年时不时会去看看女儿和女婿。不过他们,显然也没有什么能拿出手,招待老父亲的像样饮食。有时,甚至只有一锅清澈见底的葱汤,半釜难以下咽的麦饭,后者就是磨碎的麦子,连麸皮都舍不得扔,一起煮了吃。

  陆九渊画像,朱熹在学术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安贫乐道的朱熹,倒也吃得开心,还不忘写诗记之:

  “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葱汤麦饭,虽然寒酸,但却能果腹,不知此时,朱熹是否会想起那些浙东、台州的乡亲们?

  在朱熹走后,从唐仲友到严蕊,甚至到蒋辉,一干人犯,皆被无罪开释。有人请酒给唐仲友压惊,席间少不得官妓们且歌且舞,某位甚为得宠的花魁还献《大圣乐》一曲:

  “休眉锁,问‘朱’颜去了,还更来么?!”

  听到这句,唐仲友不禁击节起舞,是啊,还锁什么眉头呢?朱熹走了,还能回得来吗?想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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