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纲要

　　顾海良先生的新作“开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新境界”在《昆仑论剑》发表（https://www.kunlunce.com/llyj/fl1/2026-10-29/202879.html），是纪念《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研究文章。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大历史观、五大体系框架、问题导向、标识性概念、系统集成六个维度展开，把"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讲得很完整。

　　但直到现在"到底这个知识体系的架构如何？似乎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

　　五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标识性概念——这些词都摆出来了，但它们更像一份工作部署清单，而不是一份体系架构。部署清单回答"要做哪些事"，体系架构要回答"这些事长在一个什么样的骨架上"。

　　顾海良讲到了"术语的革命"。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里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这话说得极准——但也留了个问题：术语革命之后，术语之间是什么关系？一批新概念摆在面前，如果没有逻辑结构把它们串起来，那不是体系，是词表。

　　笔者做了三本书稿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民经济会计核算研究》、《权益货币与国民经济核算概论》。下面把这个探索整理成一个纲要，供讨论。

　　这个纲要要先回答三个问题，才能谈得上"架构"：

　　第一，它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决定了这套理论长什么样。第二，它的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这决定了它是体系还是词表。第三，它凭什么比已有的理论更可验证？这决定了它能不能站住。

　　一、研究对象的定性：过渡阶段的经济学体系

　　这一层最容易被跳过，但它是一切的前提。

　　《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已经成型、可以按其自身规律运动的形态，因此马克思可以在书里给出一套自洽的范畴体系。这是一条路。

　　但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过渡的时期。这就决定了我们研究的对象既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债务经济，也不是已经成型的社会主义权益经济，而是"从债务经济向权益经济过渡时期"的经济体系。

　　这个定性有三个含义，缺一不可。

　　其一，体系内部两种成分并存。过渡时期里，债务经济的运行规律仍然起作用——货币投放仍然主要通过信贷与债券扩张，财政仍然以税收为主、国债为辅，失衡仍然以清算方式终结。与此同时，权益经济的要素正在扩展：货币的发行向权益凭证方向转变，财政的收入端向国有资本与资源权益收益转变，居民在社会保障与公共产品中的份额向权益性积累转变。所以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称为"权益经济"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表述是过渡时期。

　　其二，组成比例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这不是过渡时期的一个附带特征，而是过渡时期之所以是过渡时期的定义性特征。判断一个经济形态属于哪种，不能靠宣布，要靠可观测的指标。我的主张是：以权益性安排在社会总融资、财政收入、居民资产与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覆盖面作为判据。覆盖面扩大、债务比重相对下降，才是过渡的证据；反之，若债务比重继续上升而权益安排停留在名义上，则过渡并未发生。

　　其三，社会主义在发展变化，理论也在发展变化。这是一个根植于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辩证法承认事物处于过程之中，承认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位置会转化。但辩证法同时反对两种错误：一种是把某个阶段的形态凝固为永恒的模型（形而上学），另一种是因为形态在变就说一切相对、无法判断（相对主义）。过渡时期的正确理论姿态是：对象在变，但变的方向可以被识别，变的幅度可以被计量，因而"是否在过渡"可以被判定。

　　这一点直接回应了一个常见的追问：既然是过渡时期，那这套理论什么时候算"完成"？我的回答是——它可能不以"完成"为目标，而以能否随阶段推进而更新自身为标准。理论体系的可演进性，本身是过渡时期理论的一个特征，而不是它的缺陷。

　　把这一层立住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二字才有实指：它的自主性不在于提出一套普适于古今中外的理论，而在于对自身所处阶段、自身所处形态的准确把握。一套能够准确描述中国所处阶段的经济学体系，其价值不在于它可以套用到别处，而在于它能解释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往哪里走、约束条件是什么。

　　二、逻辑起点：会计恒等式与它的展开

　　对象定性之后，需要一个逻辑起点。学术史上已经有很多候选——效用最大化、人本公理，等等。我选择的是会计恒等式：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理由是这个等式的右端，恰好对应着前面说的两种经济形态：

　　负债端：资金提供者成为债权人，使用者承担按期还本付息的义务，且这一义务不以项目成败为转移；

　　权益端：出资者以股权形式投入，与使用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不要求固定回报。

　　两者不是两种偏好，是两种风险承担机制。而风险能不能被承诺，取决于资金使用成果的可预期性；可预期性从哪里来？来自劳动方式。

　　于是链条接上了：

　　劳动方式 → 成果的可预期性 → 资金供应方式（债务／权益）→ 产品分配方式

　　这才是"所有制差异"落到现实中的那一层。所有制回答的是"生产资料归谁占有"，而生产关系的运行实际表现为"资金以什么方式供应、产品以什么方式分配"。同一种所有制，在不同的资金供应安排下会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运行形态。

　　于是"自主"这个问题有了具体的落点：中国经验不是"政策不同"，而是生产的组织形态不同，从而资金的组织形态不同，从而分配的形态不同。自主性来自这里，不是来自措辞。

　　纲要：五层结构

　　我借用了学界已有的五环节框架——规律体系、范畴体系、理论分析体系、学科与学术话语体系、方法论体系——但把它落成一张可操作的表。

　　第一层：规律体系。放"中国经验中被反复验证、但尚未被提炼为规律"的东西。我的探索给出三组：

　　第三条最反常识，也最可检验：既然税收、国债、货币发行在会计上都是债务，那么它们之间的相互替代并不减轻债务总量，只是改变债务的形式与节奏。

　　第二层：范畴体系。这是"术语的革命"落地的地方。顾海良列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标识性概念群——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等。我的书稿走的是另一条路：从会计恒等式出发，生成一组有内部逻辑关系的概念。

　　这五个概念不是并列的清单，是有承启关系的：劳动日是计量基准，劳动方式的分野是分析起点，权益经济占比是度量标尺，权益货币与权益财政是制度载体，有限性是贯穿始终的前提约束。

　　有一点必须说明白——"权益"这个词不是我造的。它在会计里就是所有者权益，在《资本论》里是剩余索取权。我做的事情是把它从"财务术语"推到"经济形态的判别维度"：一个经济体制是债务经济还是权益经济，判据不是它有没有市场、不是它有没有计划，而是它的资金供应与收益分享，主渠道是刚性兑付还是风险共担。

　　第三层：理论分析体系。这是我的书稿着力最多、也最容易被误解的一层。

　　我提出了"对偶镜像理论"：把会计核算中借贷同行的对偶关系，从会计技术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为了让这个概念可检验而不是流于感悟，我给了严格对偶的四条判据——同生、镜像守恒、互推、共变，四条全满足才算对偶。

　　并且明确划了边界：对偶关系只是辩证对立统一关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凡通不过四条判据检验的（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仍以一般意义上的对立统一规律去分析，但不冠以对偶之名。

　　这个边界很重要。一个什么都能解释的概念等于什么也解释不了。自主知识体系尤其需要概念有判别力，而不是有解释力——后者容易，前者难。

　　对偶方法最直接的一个成果，是重解萨伊定律。我的结论是：萨伊定律的错误在于用"期间维度的对偶恒等"（已实现交易中买＝卖）冒充"时点维度的势能均衡"（供给势能＝需求势能），即把核算恒等式误用为均衡命题。会计恒等式不是均衡命题，这是记账和推理的区别。

　　第四层：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这一层是当前最薄弱的一环，我如实说。

　　我的三本书稿在这层的定位是：

　　这三本书不是三个独立成果，是同一个架构的三个断面。《国民经济会计核算研究》提供核算装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分析框架，《权益货币》提供制度方案。缺了核算装置，前两者是观点；缺了分析框架，核算装置是数据工程；缺了制度方案，前两者是书斋里的东西。

　　三、方法论的跃迁：从象牙塔到核算基础

　　前面三层如果不落到方法论上，就还是一套说法。这是我认为整个纲要最要紧的一层，也是与已有经济学体系分野最深的一层。

　　3.1 传统经济学的验证结构与它的天花板

　　先说清楚我要改变的对象是什么。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基本结构是演绎式的：从若干理论假设出发推出命题，再用统计数据做检验。这套结构有它的合理性，但它的可验证性有一个天花板——

　　统计数据是二手的、汇总的、滞后的。一个理论命题被数据"支持"，说明的是：在一批已经汇总过的观测值上，模型的推断没有显著偏离。这类检验无法回答三类问题：模型在个体层面的机制是否成立；模型在事前能否预测；模型的参数在结构变化后是否仍然成立。

　　更要紧的是，统计推断本身有不可消除的不确定性：同一组数据可以被不同的模型解释，统计显著不等于机制成立。经济学中长期存在的"卢卡斯批判"就是这一结构的天花板——1976年卢卡斯指出，历史数据估出的约化关系不是结构常数，而是特定政策规则下的产物；政策规则一变，行为主体的预期与决策随之改变，这些关系就会移动。因此用历史拟合好的系数去推演一项从未实行过的政策，在方法上是不自洽的。这不是模型不够精细，而是验证结构本身的限度。

　　3.2 核算基础上的经济学：可验证性的三个提升

　　建立在会计核算基础上的经济学，改变的不是结论，而是验证的结构。我认为是三个提升。

　　第一，从"统计支持"到"逐笔可追溯"。四式记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求一笔交易同时记录交易双方的核算，按前手交易编码穿透到原始交易。理论命题不再只能拿汇总数据去检验，而是可以下落到具体交易的层面去检验其机制。这使"可验证"从统计推断变成了过程可追溯。

　　第二，从"事后统计"到"事中实时跟踪"。业务时态字段与派生分录的自动生成规则，使宏观数据不再是年度一次性汇总的结果，而是随交易发生而实时更新的。政策的当期效果因而在发生的同时就可以被观察到，而不是等到统计发布之后。这对"转向宏观治理"是前提性的。

　　第三，从"单一价值量"到"价值量与实物量对照"。时间维度引入之后，日积同时可以有价值口径和实物口径，两者不可加总但可对照。背离本身就是信号——价值周转快而实物周转慢，与价值周转慢而实物周转快，指向完全不同的经济状态。这类判断在只有价值量统计的框架里是做不到的。

　　3.3 三个领域的融合

　　这三项提升不可能由经济学单独完成，它要求三个领域的实质融合。

　　会计学提供的是核算规则本身：复式记账、会计分期、权责发生制、合并抵销、权责发生与收付实现的区分。这些不是经济学的工具，而是经济学的地基——把统计的推算变成记账的确定，是整个跃迁的前提。

　　现代信息技术提供的是可行性与实时性：交易级数据的完整留存、前手编码体系的建立、业务时态字段的设计、派生分录的自动生成。没有这一层，前面说的三项提升都停留在纸面。

　　国民经济宏观治理提供的是问题与出口。核算体系不是为记账而记账，它要能被用于识别失衡、评估政策、预警风险。我的书稿里把这条原则概括为一句话：可观测才可治理。不能核算的对象，就不能识别、不能预警、不能考核。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不能核算的对象，经济学对它就只能是意见。

　　三个领域在这里不是并列拼接，而是由同一个要求焊在一起：让经济学的结论具备可核算、可检验、可追溯的形态。

　　3.4 宏观治理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这一条需要单独说，因为它改变的是经济学这个学科的身份。

　　在传统分工里，经济学研究规律，治理部门执行政策，两者之间隔着一道墙。政策制定在经济学之外，因此经济学的结论常常无法回答"这项政策会怎样"。

　　核算基础上的经济学把这道墙拆掉了一部分。因为账是可以逐笔记的，政策的后果也是可以事先算出来的——改变一项税率、一笔货币投放、一项投资安排，在四式记账的体系里都对应着可追踪的分录变动，其对资金流向、分配结构、债务积累的影响可以事前模拟，而不是事后解释。

　　这里有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既然卢卡斯批判指出用历史参数推演新政策在方法上不自洽，那么核算基础的办法凭什么能躲开这一击？

　　关键在于区分两种时态。《国民经济会计核算研究》把业务时态字段分为实际、预算与预测三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国民经济仿真系统。这个区分正是回应卢卡斯批判的机关所在。

　　预测时态，依据的是已经锁定的事实：已签订但尚未履行的合同、已审批但尚未放贷的额度、已中标但尚未开工的项目、已批准的采购订单。这些承诺的金额、数量、时间条件在签约时就已经确定，它们不因推演而改变。派生分录规则把合同条款（数量、价格、付款条件、交付日期）自动转译为未来各期的分录：一份未来三个月的分期供货合同，在系统中被展开为未来三个月的销售、收款、成本结转与税金分录，进入预测账套，不进入实际账。

　　在这种情形下，推演不需要关于"人如何反应"的经验规律——需要的是把已承诺的事实按其既定条件算到底。凡已锁定的部分，结果是确定的。这与气象预报类似：预报依据的是已经生成的天气系统与已经形成的气压分布，不是对气候行为的统计外推。

　　场景时态则不同：它要设定政策假设（如提高增值税税率、加大基建投资），追踪其在各产业、各地区经济指标上的传导。它必然包含行为反应，因而不能声称完全避开了参数移动的问题。这里能说的是另一件事：由于合同覆盖率是可观测的，能够被锁定的部分在总账中的占比是可以计量的；覆盖率越高，情景推演中依赖行为假设的部分越小，推演的不确定性区间也就越窄。

　　这才是核算基础对卢卡斯批判的诚实回应——它不否认参数会移动，而是把可以锁定的部分从行为推测中剥离出来，使推演的重心从"猜测反应"移向"清算承诺"，并把剩余的不确定性压缩到一个可度量的范围里。

　　这也意味着宏观治理从政策的执行环节，变成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不只研究"发生了什么"，还研究"如果这样做会怎样"。而后者，正是《国民经济会计核算研究》里"国民经济仿真系统"那一章要做的事。

　　这一点的意义还在于：治理能力不再依赖政策制定者的经验直觉与信息优势，而依赖一个可复算、可共享、可争论的账本。可争论这一点尤其重要——账目摆在那里，不同的政策主张可以在同一套记账规则上比较其后果，而不必停留在立场之争。

　　3.5 三个工具

　　上面说的跃迁，靠三个具体工具支撑：

　　一是对偶分析法。四条判据使"辩证矛盾"这种看似不可量化的说法，能转换成可以算出势能差的指标。

　　二是四式记账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直接效果是：统计误差被消除，"储蓄"作为误差项被发现；"资产化≠价值创造"成为可验证的命题；合并抵销后货币与金融资产消失，真实国民财富只剩非金融资产和国外净债权。

　　三是时间维度的引入——资金日积。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处理流量和存量，时间是隐含的分母。我把它显性化：日积＝资源存量×占用天数。由此推出资源占用日积＝债务来源日积＋权益来源日积这一恒等式，以及日积产出率（增加值÷日积）这个尚缺的效率指标。开放经济下须加进口来源项。

　　这里有一个判断我想特别说明。会计恒等式在时间维度上的推广，其意义不止于多一个指标，而在于：它使"时间"从核算规则的一部分，变成核算对象的一部分。存量是"某一时点持有多少"，日积是"持有期间被占用了多少天"。这正是我三本书稿的共同接口——资金日积在企业层面是资金占用的计量，在国民经济层面是资源阻滞的度量，在制度层面则是债务与权益两种供应方式在时间上的分野。

　　四、这个纲要可能站不住的地方

　　抛砖引玉，也需要把砖头的松软处说清楚。四点自我诘问：

　　第一，公理化程度不够。有学者用奎因的整体主义，把知识体系定义为"从核心公理出发的信念网络"，并据此追问：你们这套体系的核心公理是什么？我能给出的最接近的答案是会计恒等式，但它与"劳动方式—资金供应—分配"这条主链的关系，还不是严格的公理推导，更像是共同的记账语言加上共同的现实关切。这个差距是实的。

　　第二，从"过渡"到"成型"的条件尚未明确。前面我说过渡时期的理论以能否随阶段推进而更新自身为标准，但这只是提出了方向，没有给出判据。过渡完成的标志是什么？权益覆盖面达到什么水平算过线？没有答案。

　　第三，数据基础尚不存在。《国民经济会计核算研究》整套方法论依赖前手交易编码与业务时态字段，要穿透到国民经济层面，需要全口径交易数据在主体间的贯通。这在技术上可行，在数据治理上极难。我的三本书稿目前多数是"有框架、有算例、有少量测算"，尚未形成体系化的经验检验。没有经验检验的知识体系，在国际上很难取得话语权——顾海良引的那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说的正是这个。

　　第四，可验证性的提升有被高估的可能。核算基础提高了数据质量与追溯能力，但不能自动保证理论正确。可验证是科学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核算做对了，理论仍可能错；理论做对了，核算也可能记录了错误的现实。这一层我不能含糊。

　　五、结语：一份可以被检验的纲要

　　如果这份纲要留下一句话，我希望是这一句：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架构，可以以过渡阶段的经济学体系为研究对象，以会计恒等式为逻辑起点，以劳动方式—资金供应方式—产品分配方式的链条为主干，以标识性概念的内部结构为骨架，以核算基础上的可验证性为落脚点。

　　这个提法最值得推荐的地方在于它的可反驳性。如果有人能指出"劳动方式的分野无法解释中国的分配结构"，或者"四式记账核算出来的数据并不比现行统计更接近真相"，或者"权益覆盖面无法用可核算的指标来度量"，那这个纲要的核心环节就断了。它不是一句无法证伪的正确表态，它是可以被推翻的。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需要有人来回答：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应该以"可核算"为它的基础？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的纲要从根上就走错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从核算出发构造经济学，本身就应当是一个正当的进路。这也是我愿意把它写出来的原因。

　　附：本文涉及的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原创政治经济学》（作者著作，即将出版）

　　《国民经济会计核算研究：理论、方法与治理应用》（作者著作，即将出版）

　　《权益货币与国民经济核算概论》（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26年9月，崔向英、倪琳、付保华著）

　　【文/崔向英，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