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文胜《需要从党史的高度看待小岗村的历史地位》之四
四、小岗村改革：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时代标本
作者在这一部分说道：“不能混淆，改革前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和改革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区别。就有人在质问，为什么小岗村过去包产到户的，现在却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重走集体经济道路?毫无疑问，改革前的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农民没有自由择业的权利而终生守望土地，农民没有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利而由政府统收统购，集体所有权以集体为主体单位，具有地域性和排他性。改革后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产物，农民有自由择业的权利特别是有进入城市的权利，农民有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利，在新农村建设以后又获得了国家财政开始向农村投入的权利，在保持集体产权不变的前提下分离出承包经营权，进一步改革又分离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实质上就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以个人所有的、股份的、合作的等多种形式为有机构成，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因此，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决定着资源要素有机构成的多元性，决定着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是多种所有共同合作的混合经济，从而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这就既发挥了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对发展方向的掌控作用和对市场经济的稳定作用，又激发了个人、股份、合作等多种所有的共同合作和发展活力，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各个方面发展农业农村的积极性”。
作者在这一大段话里，无非是说明小岗村后来搞的集体与之前的集体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首先要问，小岗村为什么要由单干改为集体？说句不好听的话，小岗村实在是烂泥巴子扶不上墙。砍掉大寨这面红旗，将小岗村树为全国唯一的先进典型，可是小岗村却死不争气，二十多年江山依旧，旧貌依然。这实在是太丢脸呀，而且丢脸的不仅仅是小岗村（严宏昌语），于是各级政府在物力财力上全力扶持。首先是由凤阳县政府给建了一座门面牌坊，由长江村援建了一条水泥公路，一片葡萄园，还给他们每家每户赠送了一台彩色电视机。由电信局给他们每家每户免费安装了一台电话机。由省自来水公司，给他们每家每户安装了自来水。由凤阳县林业局帮助在街道两旁栽了两行绿树。不知由何单位补助每家每户五万元沿街建了一排新房子，于是小岗村面貌大变。有文人写文章进行吹捧，“走进小岗村，看到...........................”。这种弄虚作假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做法与宣传，自然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于是纷纷对这种行为进行披露。面对这些披露与批评，官媒无法反驳，于是只能采取自说自话的方式继续宣传小岗村。与此同时，一些仍坚持集体化的村，如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村，刘庄村，周家庄人民公社却是搞得红红火火，两相对照，显得小岗村是那样的贫穷落后，搞单干对搞集体，高下立判。面对这种结果，一些人脸上挂不住，于是决定小岗村也搞集体，并派省财政厅处级干部沈浩赴小岗村任党委书记。为了表明“不走回头路”，于是搞的是股份集体制，并说改革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经济有着本质区别。其实，这种区别又有多大呢，人家南街村不搞股份制，不照样搞得好好的。对于小岗村烂泥巴子扶不上墙的表现，和各级政府弄虚作假的作法，作者同样采取避开的手法。
作者说：“改革前的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农民没有自由择业的权利而终生守望土地，农民没有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利而由政府统收统购”。在这里，作者说农民没有自由择业的权力而终生守望土地，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不可以说这是农民安居乐业呢。在旧社会，大量农民之所以离开出生之地，离开家乡，实在是难以生活下去，他们大多是逃荒逃难而迁徒到外地去的，或者被迫到城市里当工人，在工头的棍棒下劳动。一些自由派分子，将农民不随便离开农村说成是农奴制，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新中国建立后，青年农民之所以向往城市，向往工厂，是因为工人的地位、劳动条件、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旧社会，工人处于最底层，而解放后，却成了国家的主人翁，因此，农民向往城市、向往工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总不能任由农村涌向城市，那样是会造成城市问题的，看看发展中国家那遍布的贫民窟和混乱的社会秩序，我们就知道了。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大量的流浪汉，大便充斥着旧金山。前三十年，我们实行计划经济，城市发展要有计划，因此实行有计划地从农村中招工招干，逐步扩大城市规模，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应全盘否定计划经济，更不应将市场经济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现在搞市场经济，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不受限制，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并没有获得美好的生活，他们拿着最低的工资，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而且他们还常常被欠薪。他们进入了城市，却很难融入城市，因为他们难以获得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他们自己也感觉在城市中是低人一等。在他们老了以后，不得不回到农村，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的梦想最终破灭。他们得到的，只是一辈子的心酸。因此，我们不应过分赞扬市场经济。
作者说计划经济时期“农民没有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利而由政府统收统购”，这不是事实，因为那时是有集市贸易的，在集市上，农民是可以出卖自己的农产品的。当然粮食是不能买卖的，因为是由国家统购统销。另外，烟草、有些药材也是由供销社统收统购。难道这不好吗？反正是要卖的，由粮站与供销社一次性收购了去，这不省了农民多少事？由农民挑到集市上去卖，那要费多少工啊。而且粮站与供销社还能保证农民不吃亏。像“谷贱伤农”这样的现象完全可以避免。像现在农民的产品常常卖不出去，大堆大堆的烂掉。比如有时香蕉被压价压到几毛钱一斤，农民无奈，只有将香蕉全部喂猪。至于大蒜的故事，大葱的故事作者也许听到过吧。
作者又说道：“不少人都把南街村、华西村等几个村树立为集体化道路的标本，从发展模式可以发现，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南街村、华西村的经济结构是双层结构，上层是由集体所有制构成，下层由资本构成。因为南街村、华西村吸收了那么多的外来劳动力和资金、技术等要素，既有集体的、还有个体的，还有股份的等，就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南街村的村民只有3000多个，却有2万个打工的外来劳动力以及资本，华西村也是这样。因而有很多村集体成员外的资本参与经营和分配，实质上就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区域性、成员资格排他性的集体所有制经营形式和分配形式，而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共同合作、按要素分配的混合经济形式。因此，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就要以明确什么是集体经济为前提，因为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农村土地是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等资产为基础发展的经济都是集体经济”。
作者在这里说到了南街村、华西村等集体经济村，并认为这些集体经济村在结构上已与人民公社时期大不相同。确实，无论是南街村还是华西村，在经济结构上作出了很大改变，这是因为过去是计划经济，现在是市场经济，南街村、华西村不得不作出改变以适应市场经济，但变来变去，他们始终是集体经济。这也说明，真正的集体经济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在计划经济时期，他们是先进村，在市场经济时期，他们仍然是先进村。而不像小岗村，计划经济时期，是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市场经济时期是二十年未过富裕们。作者还说：“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就要以明确什么是集体经济为前提，因为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农村土地是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等资产为基础发展的经济都是集体经济”。对作者的这一说法，老叟实在是难以苟同。土地虽然名义上是属于集体，但却是归个体耕种，收入也归个体所有，只不过是土地不许买卖罢了。像日本韩国也是限制土地买卖，是不是日本韩国也是搞集体呢？也是集体经济呢？而且是社会主义呢？土地承包延长三十年，后来又延长三十年，而且还确权。在这60年之内，土地所有权事实上属于个体，因为60年之内，耕种权属于个体。说包产到户是属于集体经济，这种说法谁会相信？耕种权归个体，收入分配权归个体，这怎么能说是集体经济呢？事实上，包产到户后，原先的所有集体资产都全部分光了，拖拉机都坼散零件分到了户，集体完全是个空架子，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村连张信笺纸都没有，这哪还是集体经济。所谓“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这很像是文字游戏。说什么统分结合，这哪里还有什么统，全是分。
作者又说道：“不能混淆，小岗村发展模式与华西村发展模式的本质区别。有些人认为小岗村因为搞‘大包干’是‘一年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而华西村因为搞集体经济走上了富裕道路。小岗村和华西村相比较，分别代表了农业和工业两种不同的类型、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华西村主要是发展工商业，没有多少农业，不靠种地赚钱，因而华西村发展模式是解决农业大国的工业化问题，是继“大包干”之后被邓小平称之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标杆。华西村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办起一家小五金厂，吴仁宝把工厂周边用围墙围起来，不许外来人进入，与小岗村在“大包干”字据上按下红手印一样，也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小岗村主要是搞农业，制度变革所承担着的历史任务主要是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搞农业就是靠种地赚钱，而要农民靠种一亩三分地去共同富裕，无疑是在痴人说梦，这就是小岗村“一年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的根本原因”。
作者在这里说到了小岗村与华西村贫富差别的原因。小岗村之所以“二十年没过富裕坎”，是因为“主要是搞农业”。而“华西村主要是发展工商业”。作者这句话倒是说得符合实际，情况基本是这样。但关键问题是：小岗村为什么没搞工业？他们搞工业搞得起来吗？他们不是不想搞工业，不是不想富裕，但一家一户的单干模式怎么搞？恐怕他们连一台机器都买不起，但集体却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集体的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反衬出单干的劣势。另外，人的素质更重要，自私自利，闹不团结的一群人，即使有人出钱给他们，他们也办不成任何事。像小岗村这样的村，还要靠上面派干部来，你说他们能干出什么？南街村、华西村为什么搞得起工业，因为他们都有一位好的带头人，南街村有王宏斌，华西村有吴仁宝。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村要发展，要富裕，要成为先进，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带头人。有了好的带头人，才能够将大伙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甩开膀子齐心干。没有，这个村子必然会是一盘散沙。小岗村没有好的带头人，所以成为扶不起的阿斗。尽管各级政府大量的物力财力扶持，他们还是没能干出任何成就。所谓的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完全是强行给他们戴上的光环。落后就是落后，给其头上戴上再多的光环还是落后。
作者又说：“小岗村主要是搞农业，制度变革所承担着的历史任务主要是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尽管农业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都会或迟或早地必然成为弱势产业，但任何时候吃饭问题永远是比财富更重要的问题。因为不论多么工业化、城镇化，任何人的躯体都必须仰赖农业而维系生存，任何人的生存都必须基于农业之中。因此，农业作为和生命休戚与共的战略产业，与财富多少和富裕程度无关，因为无论多少钱都是不能吃的，对农业以追逐财富为导向的单纯经济价值功能，是“物本主义”登峰造极的结果。小岗村党委副书记马武俊说，“有的干部群众看别的村发展工业富了，很着急，也想放弃农业大搞工业，说搞农业，五年十年都富不起来。”曾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的沈浩定下过这样的“规矩”：村里招商引资，一要涉农，二要能带动农户。‘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摆在农业农村发展头等重要位置，小岗村没有忘记“以农为本”的改革初心，始终把土地、粮食看作安身立命的根基...............”作者还问道：“难道全国农村学华西村都可以不搞农业吗”？
这一段作者主要是继续为小岗村的落后进行辩护、粉饰而找的托词。他首先说“小岗村主要是搞农业，制度变革所承担着的历史任务主要是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小岗村承担着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历史任务？他们没有忘记以农为本的改革初心？他们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吗？他们如果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就不会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了，就不会唱着凤阳花鼓到处乞讨了，就不会将500亩土地全部撂荒，而由北大荒来流转，来耕种了。前面老叟也讲了，他们并不是不想搞工业，不想富起来，上面也没有规定农村不许搞工业，而是他们根本就搞不起工业。“任何时候吃饭问题永远是比财富更重要的问题”，这话没错，但问题是，难道吃饭问题与财富问题不能齐头并进，同时解决？人家华西村，早先就是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亩产粮食过千斤，早就解决了吃饭问题。后来见光种粮食解决不了富裕问题，于是开始搞工业，成就了亿元村的理想，被誉为天下第一村。毛主席为他们的题词是：“我们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人家华西村不就是吃粮、富裕同时解决？他们至今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粮食生产，一大批的集体先进典型也都没有放弃粮食生产，而且，还是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这哪里存在全国农村学华西村都不会搞农业的问题？
南街村、华西村等一大批农村真正的先进典型，虽然没有中央电视台的宣传，但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却是光芒四射，照亮山河，也照得小岗村显得是那么的普通、平庸，甚至是——落后。假如有关方面不树立小岗村这个典型，而是继续高举大寨这面红旗，我国将会出现更多的南街村、华西村、刘庄村、周家庄等富裕村、幸福村，三农问题就不会出现，大批的土地撂荒现象也不会出现，老人、妇女、儿童留守村，空心村也都不会出现。
作者陈文胜在文章中最后写道：“小岗村太伟大了，中国农民太伟大了，中国全社会都要致敬小岗村”！可是，全中国的人民群众都不认为小岗村伟大，小岗村会真正的伟大吗？
——完——
【文/黄泽元，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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