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中庸》提出的关于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的重要命题。意在强调多学深思来增广知识、提高素养。李敖在回忆钱穆谈治学时写道：
钱穆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我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毛泽东的读书方法却有所不同。1915年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恰处于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的时期，读了《中庸》后，很推崇其所言的治学之道。毛泽东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称这十字准则为“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1页）信中还引用朱子补《大学》诸语，即“释格物致知之义”一段。“格物致知”，是儒家经学中的一个认识论命题，历来解释颇多分歧。简单地说，就是即物穷理，通过接触事物（格物）来获得知识（致知）。也是强调广泛学习研究，求得深刻道理，辨别事物表里粗精，提高心性修养。毛泽东从“博学”出发，进一步提出了“通识”的命题。所谓“通识”，就是在“观古今之群籍”的基础上，贯通各方面的知识，诸如地理、历史、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在毛泽东看来，缺少通识，做起事情来很容易出现错误乃至失败。他在信中还举了王安石变法为例，说他“欲行其意而托于右，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尽可能挤出时间从书籍报纸中了解一点世界自然科学学术思想。他曾对旧友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允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他抽空钻研过农业、机械、化学、水文、气象、地质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都表示过兴趣。建国后毛泽东还跟保健医生徐涛散步聊天时遗憾地说：“我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喜欢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读得不多，还得补课。”到了晚年，还雄心勃勃计划带队骑马去黄河源头考察，可惜因备战未能成行。
毛泽东治学时要求“博学”、“通识”， 在为儿子指导人生方向时也是如此。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曾两次寄书给正在苏联上中学的儿子岸英和岸青，书单中没有见到一本是当时大家都信仰的马列著作，反而有好几本《峨嵋剑侠传》、《子不语》等武侠小说、志怪小说。1941年1月31日，给远在莫斯科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特别叮嘱他们少谈政治：“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他并不是要儿子不学政治，而是说如果没有通识，政治也是学不到家的。毛泽东这是清季以来经世派的作风。他非常看不起左派中那些流于空谈者，认为跟他们不学理科、缺乏通识有关，有时甚至说更喜欢跟右派打交道。而毛泽东所崇拜的鲁迅，早年学开矿，后来出国学医，再后来才从文的，因而没有成为“空头文学家”。 （本文出自百韬网，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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