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在法国里尔，安全人员在街上执勤。新华社发 塞巴斯蒂安·库尔吉摄】
2026年10月中下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希腊、阿尔巴尼亚、德国、奥地利、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几乎同时爆发大规模抗议。尽管各国抗议的直接导火索并不相同，但从规模、烈度和波及范围看，本轮抗议明显超出近年来欧洲多数社会抗议的常规水平。
一、街头抗议蔓延多国
法国是本轮抗议的中心。10月17日和24日，法国连续爆发两轮全国性示威，参加人数达数十万。示威主体以和平表达诉求为主，但少数激进分子借机制造骚乱。据法国官方统计，10月17日骚乱中约3000家商铺遭劫掠或打砸，保险公司预计赔付金额可能超过10亿欧元。
意大利罗马、米兰、都灵、博洛尼亚等地也出现大规模示威。10月17日，罗马约有十万人参加抗议，米兰市中心商店被打砸抢掠，都灵卡斯特罗广场上一些抗议者当众焚烧总理梅洛尼的大幅照片；西班牙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均爆发抗议，巴塞罗那市中心发生数十起纵火事件，十余家商铺遭破坏或抢劫，约百人被捕；葡萄牙里斯本、波尔图等地民众抗议住房危机，数万人在城市地标附近搭帐篷长期抗议……
上述国家抗议的具体诉求并不完全相同，但民众对生活状况、公共服务、社会分配和治安状况等问题的不满正在集中爆发。法国CSA研究所2026年民调显示，72%的受访者认为犯罪已经失控。这反映出民众对公共秩序和国家治理的信心正在下滑，而社会信任的动摇比街头暴力本身更值得警惕。
二、四重压力叠加
这场动荡不能简单理解为普通民众与各国政府之间的直接对立，而应放在欧洲长期结构性矛盾中观察。
第一重压力是能源成本居高不下。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欧洲失去了廉价的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供应，不得不更多采购美国的液化天然气。管道气靠陆路输送，成本较低，而液化天然气价格更高。高能源成本削弱了制造业竞争力，自2019年以来已流失近100万个制造业岗位。
第二重压力是财政空间被债务锁死。欧盟统计局2026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末欧元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升至88.8%。高债务使政府新增支出空间被利息支出挤占，财政紧缩不得不以压缩公共服务为代价，进而触发社会反弹。
第三重压力是军费开支挤压民生支出。北约2025年海牙峰会决定，到2035年前将国防及安全相关支出提高到GDP的5%，其中3.5%用于核心防务。尽管该目标为成员国自愿承诺，并非强制指标，而且各国落实节奏存在明显差异，但据路透社估算，如果欧洲的北约成员国把核心防务开支提高到3.5%，每年军费可能达到8000亿美元。在债务高企的背景下，军费持续加码显著挤压民生投入的预算空间，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公共支出正面临更大压力。
第四重压力是增长停滞与维持福利的刚性矛盾。欧洲长期依赖的福利国家模式，以较高增长和低利率环境为支撑，当前增长乏力、利率上升、人口老龄化叠加，财政回旋余地不断压缩。政府既难以通过加税弥补财政缺口，也难以直接削减福利支出，财政整顿往往不得不以压缩公共服务为代价，而这正是本轮抗议集中爆发的直接诱因。
以上四重压力形成了恶性循环：债务高企迫使财政紧缩，财政紧缩削减民生支出引发抗议，抗议又持续削弱政府治理能力，治理能力弱化等因素叠加，又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
三、谁在组织这场抗议
本轮欧洲抗议浪潮并非单一组织统一指挥的产物，而是三类力量在不同国家、不同议题上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类是传统工会和职业团体。法国总工会CGT参与了10月17日和24日的大规模动员，诉求从教育经费扩展到购买力、公共服务和反对财政紧缩；罗马的大型示威由意大利总工会CGIL等组织发起，强调就业、社保和公共服务；葡萄牙、西班牙的主要工会已宣布将于11月11日举行全国大罢工。这类组织主导的活动以合法和平诉求表达为主，提供合法动员渠道、游行路线申报、口号框架和罢工日程，是抗议得以形成全国规模的重要基础。
第二类是学生、青年和住房权益网络。法国抗议最初由巴黎近郊高中生发起，随后迅速蔓延至全法多地的中学和大学。“不屈法国”等政治力量公开声援，但并未统一领导整个运动。这类群体行动分散、传播迅速，擅长借助社交媒体、校园封锁、帐篷营地和街头快闪式动员。
第三类是草根抗议者、采取黑衣蒙面的激进人群和右翼民族主义力量。法国“黄背心”运动重新活跃，号召以“敲锅”行动示威；巴黎、米兰、巴塞罗那等地出现黑衣的蒙面激进人群，他们不是和平游行的主体，却明显推高了打砸、纵火和抢劫的暴力烈度；右翼民族主义政党虽未直接组织本轮街头抗议，但却借混乱局面放大“秩序崩溃”叙事，善于把民众的社会不满转化为其政治资本。
移民群体并不是本轮抗议的主要组织者，但被民族主义政党和部分保守派政客当成制造危机的“替罪羊”。欧洲多国民族主义政党把街头混乱、住房紧张、公共服务承压与移民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把法国骚乱描述为“欧洲移民政策失败”的表现，这本质上都是转移矛盾。
四、国家机器的强力应对
面对大规模抗议行动，欧洲各国政府主要采取强力治安处置、有限妥协和政治周旋三种方式，但力度和手段差异明显。
法国是应对最全面、也最被动的一方。总统马克龙表示将回应合理诉求，但宵禁等措施仍在延续，显示政府既想控制街头，又难以迅速化解民生不满；西班牙桑切斯政府于10月下旬宣布，因住房法案在议会受阻，将于11月29日提前举行大选。内阁同时批准治安法令，向巴塞罗那等地增派警力，以应对持续街头压力；意大利梅洛尼政府谴责暴力，内阁批准治安法令并向米兰增派军人……阿尔巴尼亚拉马政府因示威者要求下台而承受巨大压力。
总体来看，欧洲各国政府的应对陷入同一种困境：强力治安处置只能暂时压制街头游行，却碰不到经济根源；有限妥协力度不足，难以平息民众不满；政治周旋虽可拖延一时，却无法重建信任。催泪瓦斯、宵禁和拘捕成了政府手里最常见的手段。这类举措能够快速稳住街头秩序，但无法从根源上化解催生抗议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反映出各国政府缺少系统性的治本方案。
五、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当代激化
如果仅将这场动荡的原因归结为物价上涨、学费攀升或预算赤字，那就只能停留在问题的现象层面，无法揭示背后更深层的结构性根源。真正值得追问的是：欧洲在经历长期工业化、福利国家建设和制度完善之后，为何仍然反复出现大规模社会冲突？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现代生产早已不是小作坊式的个体劳动，而是全社会协作、全球分工的结果；但生产资料和超额利润仍集中在少数大资本手中——包括国家垄断资本、跨国资本、民族资本等。福利制度在特定历史阶段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缓和阶级冲突的作用，但福利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只是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劳资谈判，把矛盾暂时缓和下来。一旦增长放缓、债务上升、资本回报率受压，国家作为资本积累秩序的维护者，就会重新调整分配结构，把压力转移到劳动者身上。法国推进财政整顿，西班牙养老金体系承压，比利时计划削减医疗支出、提高增值税……都说明福利制度并不是脱离阶级关系的“中立安排”，它仍然受资本积累和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当代欧洲的财政紧缩、贫富分化、公共服务收缩和阶级对抗，正是这一基本矛盾在新条件下的再次显现。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基本矛盾主要通过以下机制持续发生作用：其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其二，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其三，上述矛盾在阶级关系上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技术进步推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机器替代劳动并形成相对过剩人口，在缺乏配套再分配、技能培训、社会保障托底机制的情况下，进而压低工人工资、加剧阶级对立。这一矛盾在当代欧洲表现得更加尖锐。
资本主义生产以利润和资本增殖为核心，企业不断追求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但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并未随生产力提高而同步改善。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等国，一方面社会生产能力持续提高，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却面对物价上涨、住房困难和福利削减，实际消费能力被持续压缩。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5%，而部分行业企业净利润率仅为3%到4%，即出现了无风险基准收益高于不少实体行业盈利水平的现象。这正是相关行业资本积累逻辑难以为继的信号。
大型企业内部可以高度计划、精确管理，但社会层面的资源分配却受资本利润、金融市场、财政政策和利益集团博弈共同支配。法国政府在债务压力下优先推进财政整顿，比利时政府面对预算缺口时倾向于削减公共服务，葡萄牙和西班牙住房市场被金融资本推高——这些现象都说明当资本积累、财政平衡和政治稳定发生冲突时，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往往被置于末位。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使机器、算法和自动化不断替代人工，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被排挤出的劳动者形成相对过剩人口，反过来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和议价能力。世界经济论坛调查显示，约四成雇主因AI应用缩减员工规模。青年抗议者正站在“教育投入—就业前景”的断裂带上，“下一代比上一代过得更好”的承诺已经失效。当制度性渠道无法回应诉求时，街头抗议就可能成为最后的表达渠道。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被资本独占，劳动者却承担了被替代的风险，阶级矛盾正以新的形式再度激化。
当前欧洲的抗议事态仍在发展，短期内或许会因政府让步、谈判推进或警力控制而暂时平息，但引发抗议的深层矛盾并未消失。只要资本积累逻辑仍将追求剩余价值凌驾于劳动者生活条件改善之上，把财政平衡置于公共服务之前，把技术红利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社会不满就会在下一轮物价上涨、福利削减和就业压力中再次积聚。欧洲未必会立即陷入全面危机，却很难再像先前那样依靠既有制度安排维持大体平稳发展。街头抗议不会自动转化为制度变革，但它表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还会持续消耗既有秩序的自我维系能力。
六、欧洲局势动荡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当前欧洲国家发生的局势变化，根植于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是国际格局深度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相互交织、彼此联动。在诸多变量之中，欧洲内部社会经济困境如何塑造其对华政策取向，是值得重点跟踪研判的方向。
首先，部分欧洲政客为转移国内治理压力，把财政约束趋紧、本土制造业竞争力走弱、出口承压、就业流失等长期性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中国所谓“产能过剩”“不公平贸易”，大肆渲染零和叙事，甚至提出中国国内稳定、民生改善是以欧洲民众福利受损为代价。这类论调集中体现在近年所谓“中国冲击 2.0”相关讨论中。据报道，2026年3月，比利时首相德韦弗在致信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时，甚至宣称中国“正在摧毁我们的经济”，呼吁“对华采取更强硬反制措施”。该观点在欧洲具有一定代表性，值得高度关注。
其次，欧洲社会内部对华认知呈现分化态势。越来越多欧洲工商界、普通民众看重中国市场与发展机遇，呼吁深化对华交流合作。不少青年群体持续关注中国，期待中欧关系稳步向前。欧洲不少有识之士也呼吁客观看待中欧关系，反对单一化、意识形态化解读双边经贸往来。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2026年6月19日发布报告提出，欧洲制造业全球份额下滑，仅有很小一部分源于外部竞争，根源在于本土能源成本高企、数字化转型缓慢、产业政策调整滞后等内部短板；将自身困境向外归因，本质上是回避艰难的结构性改革、迎合国内民粹情绪的政治操作，也扭曲了公众对中欧经贸互利共赢本质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部分势力为了巩固对欧洲的战略捆绑、干扰中欧关系发展，不断从中挑拨，推动欧盟走向阵营化对华对抗，试图割裂中欧长期磨合形成的产业链供应链纽带。例如，美方持续游说欧盟收紧对华关键技术出口管制、推动“去风险”向“脱钩”倾斜，并多次借跨大西洋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平台，推动欧方在半导体、新能源、关键矿产领域对齐美国对华限制清单。美方还施压欧盟在对华投资审查、绿色产业贸易壁垒上跟进美方立场，迫使欧洲在经济利益和跨大西洋同盟之间二选一。
在此情况下，我们应理性看待欧洲有关国家的抗议和骚乱事件，从战略高度处理中欧交流合作，持续搭建中欧多层次常态化沟通渠道，主动对接欧洲工商界、智库、学界等理性力量，依托事实与权威数据阐释中欧经贸互补共赢的底层逻辑，清晰区分正常市场竞争与恶意地缘博弈，引导欧洲社会认清其内部经济社会问题的本源，共同抵制外部势力挑动对立、制造分裂的图谋。要引导欧洲各界人士进一步认识到，中欧同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关键建设性力量，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有效管控分歧，拓展绿色转型、数字经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与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共同摒弃零和博弈思维。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新时代中国外交思想库”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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