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吴国，有一个人把猿猴关在笼子里当宠物养着，一晃就是十多年过去了。某日，他突然良心发现，遂生恻隐之心，感觉猿猴在笼子里实在憋屈，不如把它放归自然，让它任凭自己的“天性”去生活。所以，就打开笼门把猿猴放走了。可事与愿违，“信宿而辄归”，过了两晚上那猿猴竟然又跑回来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心里琢磨“未远乎”，是不是因为放走的距离太近啊？于是，他便抬着笼子，把猿猴放归到很远很远的深山老林中去。可怜的猿猴，因为长期过惯了笼子里食来张口的生活，在山野自然生存的“天性”已经完全丧失，根本无法在杳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自然地去寻觅能维系生存的食物了。不久，便“鸣而死”，哀号着饿死了。
这是明代帝王之师刘伯温著《郁离子·虞孚》中的一段“猿久笼，忘其习”的故事。说的是，社会环境可以极大的影响生物的习性，从而使生物的习性“封藏”起来，乃至达到丧失的程度。“其习”者，即是先天具有或后天养成的“思想”或行为的“惯性”。此“性”一旦形成“惯”，也就“入骨”了。人兽一理，概莫能外。
众所周知，在大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被大自然赋予其“天性”的，尤其是有生命的东西，其天性表现更是明显。俗语讲：江山易改，本性（天性）难移。但由于环境的束缚，天性虽难移，因时久也会被“封藏”的，这个能够封藏生命天性的能力，非“万物之灵”的人莫属。因为人在有生命的物种之中，其“灵”能统领、御使、主宰万物，包括人类本身。人类封藏生物天性的能力，首先是强制性改变生物的生存环境，文中所说的猿猴，就是被人类“封藏”的牺牲品。天性一旦封藏，这个生命的物体，就会成了有“主子”的“奴仆”或曰“附属物”，被封藏天性的生命，就难以独立生存，会完全依赖于主子。
而“主子”，却又以慈善的施舍者面目，似完全“忘记”了是自己制造了“笼猿”的悲惨结局。就如打断了别人的腿，再“关心”地送去拐杖，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他送去的拐，人家就没法走路。对这样的主子猿猴是分不清他的善恶的，就如对“笼猿”的关、放一样。但人是有分辨能力的，必须要想明白看清楚，是谁制造了笼子并封锁了猿猴。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务要怒其不争——作为人。
在现实生活中，这段“笼猿之死”的故事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亡我之心不死”的世界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团伙，一直觊觎着殖民我巍巍中华，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各种卑劣的手法，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他们渗透、培植在我国的奴才势力——那些晕晕乎乎，首先做了“笼猿”而不觉的高贵们，甘愿受美西方“滋润”“调理”、整天折腾在权和利的“安乐窝”里，唱着听着“后庭花”享受养尊处优的“甜美”，并极力制作着“笼猿”环境去让人们“习惯”于“美帝团伙”的摆布——
想一想：习惯于官僚，还会爱民吗？习惯于形式，还会接地吗？习惯于剥削，还会劳动吗？习惯于敛钱，还会亲人吗？习惯于奢侈，还会节俭吗？习惯于打工，还会种地吗？习惯于经商，还会做工吗？习惯于说谎，还会诚实吗?习惯于造假，还会做真吗？习惯于戒他，还会友邻吗？习惯于丑陋，还会善美吗？习惯于作秀，还会淳朴吗？习惯于忍受，还会奋起吗？习惯于剽窃，还会创造吗？习惯于虚无，还会归真吗？习惯于依赖，还会主动吗？习惯于自我，还会利他吗？习惯于媚外，还会爱国吗？习惯于外语，还会国文吗？习惯于卖祖，还会持家吗？习惯于敲键，还会写字吗？习惯于手机，还会读书吗？习惯于责人，还会过己吗？习惯于麻木，还会正义吗？习惯于无耻，还会要脸吗？习惯于享乐，还能打仗吗？习惯于宠物，还会敬人吗？习惯于天宫，还会下凡吗？习惯于特权，还会公平吗？习惯于跪舔，还会挺立吗？习惯于眼前，还会念初吗？……
这种“习惯”一旦形成了，就会像铁索链（桎梏）一样把人牢牢地给束缚住，动弹不得，只有老老实实地作“笼猿”。最可怕的是，有的糊涂虫已经养成做洋奴的习惯，他会整天处于怕被主子甩掉的忧虑惶惶之中……就像笼猿一样，被放归后还要跑回来过笼中生活，真让它回归大自然的时候，却因不知如何生存而饿死了。试想，这样的洋奴为了表示甘心的“笼猿”生活，会不会不顾一切去讨巧主子帮着主子“加固”笼子呢……
但作为人，尤其是社会底层没有权势，但有思想、会劳动、耐吃苦、懂道理、辨是非、具力量、能创造的人。这是一个真正能创造人类历史文明的巨大群体。这个群体是能明辨善恶正邪的，这个群体要迸发的力量是无敌的，也决不会像洋奴一样视“笼猿”为自己的生存样板。他们的“天性”是笼子封锁不住的，他们会打碎笼子，用自己的“天性”去战胜“美帝团伙”和“洋奴”欲殖民华夏的罪恶意图。
毛主席早就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朱树松·2024年1月13日）
【文/朱树松，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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